赵　丹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抄家》：精神的高地与沉重的反思

赵丹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小说集《抄家》作为南翔的“文革”系列书写，呈现出他对“文革”的多重反思向度，而短篇小说《抄家》尤其以其对“文革”精神恐怖描写的深刻性成为全书的灵魂;“文员”角色的反复出现、回忆叙述的方式等创作方式也成为南翔“文革”书写的独特印记。

关键词：南翔；《抄家》；精神反思；创作方式

南翔中短篇小说集《抄家》新近出版，延续他以往的平实叙述风格，《抄家》整体上也给人一种朴实的感觉；但是就像平静的海面终究掩不住波涛的暗涌，《抄家》对“文革”的沉痛回忆，引领我们重新经历那番苦痛，同时在痛苦中郑重鼓起面对历史、面对当下的勇气。

10篇中短篇小说，篇篇都很精彩，在对“文革”的书写和对人性的剖析中，南翔寄希望于批判与觉醒，呈现出对“文革”的多重反思向度。另外，作家南翔的叙述看似平淡无常，却有着种种刻着南翔印记的独特表现手法。明乎此，也能让我们深入探索他的创作奥秘，了解他的心曲。本文将在解读小说集《抄家》的多重反思向度和作家南翔独特的创作标识中试图去接近南翔，接近他对“文革”的书写。

一、多重反思向度与精神的高地

对比阅读《抄家》和南翔的创作谈，就会发现作家是个很聪明的写作者，他善于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和谐地融入自己的小说中，或者主体，或者枝干。说作者聪明，是因为作者在选用材料的时候“化其形而取其神”，种种材料在他的匠心独运下净化、升华，从而更准确地传达出南翔的所思所想。

比如《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中慕传虎的故事就是对前言《我的亲历，然后文学——写在小说集〈抄家〉边上》中货运员Z的故事的化用。货运员Z因为和妻子两地分居而暗恋女职工；慕传虎因妻子去世孤独难耐而心挂女同事；连慕传虎的情诗都是南翔摘自所见Z的“大作”。但是这里面又有南翔巧妙的改编，Z的妻子毕竟还在世，而慕传虎的妻子已经去世；Z暗恋的女职工不知为何毅然举报，慕传虎暗恋的“洋婆子”却早就给人“不正经”的印象，并且举报慕传虎，也是为了利用慕传虎自救。两相对比之间，作品中的慕传虎显得更加无奈和无辜，因此，为了慕传虎奔走的立志、珍珍才显得更加正义，由此导致的他们生命的转向才更加让人同情。

借助作家如此种种的生花妙笔，坚强而又脆弱的特工、因为一场“莫须有”的运动检查分道扬镳的情侣、因为才气被残害的才子、历经战火却在和平年代被追得无处可逃的老兵等许许多多“文革”中人的故事才能缓缓流淌出来。在前言中，作者咬牙切齿总结出“文革”的“符号性表现”*南翔：《我的亲历，然后文学——写在小说集〈抄家〉边上》，《抄家》，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4页。达九种之多，在具体的斗争形式之上，我想更令作者痛恨的，是“文革”这场运动呈现出的中国人精神的种种荒谬之处，而借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作者也传达出他对于“文革”的多重反思向度。

在对人的肉体的侵害之外，“文革”对人更大的伤害在于精神的荼毒，其中最恶劣的就是对人的隐私权的侵犯。在中国，隐私权向来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对隐私权的轻视深深植根于中国重集体主义而不重个人主义的传统文化之中。在“文革”中，因为“阶级斗争”的宣扬，中国文化的这一“太阳黑子”释放出它最大的负能量——在随时可能到来的审查中，人人都必须接受来自组织和他人的窥视，在严刑拷打之下，任何人没有私密可言。人人自危的情况下，社会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就像一个高强度灯泡每天悬挂在人的脑袋之上，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法不发疯，每个人都在接受最严峻的精神考验。也许就是因为对这一点的深刻表现和反思，《特工》《甜蜜的盯梢》列在《抄家》一集的最开始。

在《特工》中，大舅是那样一个坚强而聪慧的男子，无论面对日本人还是国民党的逼供都坚韧不屈，但是在“文革”严苛的环境氛围和非人的虐待中却不得不缴械，将自己的隐私全盘托出。饶是坚毅如钢的大舅，在“文革”中也被逼得神志失常；不仅如此，在大舅和舅妈夫妻之间也因为大舅隐私的显露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她讲我是一个骗子！……这句话，她讲了一辈子”，*南翔：《抄家》，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9页。大舅反复重复的话标明夫妻之间的隔阂之深以及这隔阂带给个人的难以承担的沉重。这不只是大舅的沉重，也是“文革”中千千万万人的沉重。

可是即使走出“文革”，很多人也难以改变挖掘别人隐私的习惯，有时出于恶意，有时甚至是出于关怀和善意——而这里面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未经成长的隐私观在“文革”中受到了致命一击。在《甜蜜的盯梢》中，亲人总是出于关心对别人事无巨细地进行监督，其中的张友生是最极端和悲惨的例子，他的妻子为了防止他自杀，对他进行全面的管制和约束，让他连一点自由的喘息都没有，简直生不如死。

因此，南翔的反思在之前，更在当下，他看到中国人的隐私观仍然薄弱，他看到“现如今影视发达、互联网普及，示众有了更宽泛的平台搭建。稍不留意，我们就发现，与过去习惯的神憎鬼厌的那一套互相勾兑，易；与人人向往的看似呼之欲出的现代文明彼此握手，难！”*南翔：《我的亲历，然后文学——写在小说集〈抄家〉边上》，《抄家》，第7页。这里表面说的是“示众”，本质说的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只要人的“八卦心态”还在，伴随着传播工具的不断普及和升级，中国人陷入更大的“隐私”危机之中，而网上频繁爆出的某某明星阅兵日晒娃被批事件、某某明星婚礼抢诺贝尔得奖者风头被批事件，其实是网民侵犯个人隐私的个案一种。表面打着公理、爱国主义的旗号，其实做的却是侵害别人隐私、干涉别人生活之事。

其次，南翔反思“文革”的另一个向度，在于对“文革”呈现出的封建余毒的深思。在他看来，“‘文革’是对封建专制社会所有丑恶承继的一次集大成”，*南翔：《我的亲历，然后文学——写在小说集〈抄家〉边上》，《抄家》，第4页。前文所说“文革”对隐私的侵犯就是其中一种。

封建社会时期，中国是没有民主、自由、法制而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国天下、家天下的观念下，集体主义的观念对个人主义的观念形成了绝对的挤压，个人从来没有“人权”可言。“五四”之后，伴随着西方启蒙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民主自由观念逐步确立起来，中国人的人权观念逐渐觉醒。可是这些观念还未经普及和成熟，就要接受最严格的考验。“文革”中，在封建观念的承袭和人性恶的联合压力下，脆弱的现代观念受到了最大的挫折，造谣生非、严刑拷打、挖掘隐私等等，每个人都在阴霾一样袭来的封建观念的侵压下苟延残喘。

从这个意义上，南翔意识到了他自己的使命，他不能接受人们对“文革”的遗忘，他郑重地指出，“很多沉重的东西还没有过去，关注‘文革’仍然很重要……如果不积极地清理，历史很可能重演。”*林夏萌、王铮锴：《南翔：我有责任和使命去还原那段历史》，《晶报》2011年5月22日，B04—B05版。他拒绝遗忘，拒绝对“文革”进行“快餐式的解读”*南翔：《抄家》，第265页。。因为他的用意在当下，他看到如果不对中国人继续进行精神启蒙，“文革”有可能重演；如果不清理封建观念、“文革”留给我们的遗产，不在人们内心真正建立起自由民主和人权等现代性观念，人和人之间还是没有相互的尊重，那么“文革”中的牺牲就都变得轻薄而没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来没有走出鲁迅的视野，没有真正实现他“立人”的愿望。

如果没有实现观念上的变革，借用秦晖的话，在这个社会我们经常看到的是“集体无意识支配下的‘民主’、非理性的‘自由’、宗法式的‘平等’、披着‘人性’外衣的中世纪人情、打着‘博爱’旗号的温情脉脉的宗法面纱、人身依附基础上的‘纪律’，乃至井田制式的‘社会主义’、人人都像乌眼鸡似的‘阶级斗争’、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秦晖、金燕：《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再次，南翔的反思还在于自己，他看到“文革”不是黑白分明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不管是因为自己受到迫害而去报复的主动加害者，还是对屠杀保持沉默的被动加害者。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只是批判别人，为自己争取正义，更应该反思自己，从而寻找改变的可能。南翔在接受访谈时说他的目的是“唤起人们这种良知意识、反省意识。每个人都要有这种文化自觉和自省。每一个人的个性自由和思考自由，才是全民族文化进步的前提”*林夏萌、王铮锴：《南翔：我有责任和使命去还原那段历史》，《晶报》2011年5月22日，B04—B05版。。小说集《抄家》中时常可见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人物形象，其中写得最深刻的是《老兵》中的“我”。老兵和“我”本是彼此信赖的好友，老兵以丰富的人生经验对“我”帮助甚多，甚至在“我”有可能因叶芝《伟大的日子》获罪时还善意提醒，但是在检查来临的时候，面临生存的危机，“我”只能将一切责任推卸到了老兵身上。在这之前，“我”辗转思考了两天两夜，可以想象，这两天两夜“我”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斗争，才忍心将自己的重担压在自己一生坎坷的朋友身上。而身体已经获救，心灵却背上了永远的十字架。而在《伯父的遗愿》中我们具体了解到这十字架的分量，那是因为无奈的加害而导致的一生的忏悔。作为受害者，作为无奈的加害者，他们注定要背负痛苦和反思前行。然而，这反思却是民族进步的希望。

最后，我想南翔最沉重的反思在于“文革”的荒谬性，那是以上下几代人的血的献祭贯穿的年代，然而“革命”过后，实现了什么？“文革”要“阶级斗争”，实现“无差别的平等”，但是真应了叶芝的《伟大的日子》，“为革命欢呼，更多大炮轰击/骑马的乞丐鞭打走路的乞丐/革命的欢呼和大炮再次到来/乞丐们换了位置，鞭打仍在继续”。商人还是靠着权力寻租风生水起，体制成为幸福的保障和腐败的最大的温床，不平等和压迫一直都在，只是受益者换了位置，那些“文革”中惨烈的牺牲成为一出出荒谬的现实主义活话剧！在《老兵》中，当初意气风发、冷峻地一眼看透妄图实现“无差别平等”的“文革”的荒谬的常思远在“文革”后却难以摆脱历史规定的路线，成为新的“骑马的乞丐”；而《伯父的遗愿》中的穆大军们，正是常思远的同一类型，成为借公权力谋利的新型商人；《特工》中的干城、《来自保密单位的女生》中的“256”也纷纷为自己和家人寻找体制的庇护。

而官僚作风从来没有因为“造反”而消失，反而伴随着公权力的巩固而变本加厉，在《1978年发现的借条》里面，阿平为了兑现一张借条却遭遇了政府部门的互相扯皮和彼此推诿。

“文革”的荒谬，难道是我们改革的方向错了？秦晖先生的观点或许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依据。根据秦晖先生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看到封建社会的问题是“个人依附于共同体，由此得出逻辑结论是：即使打倒了地主，只要没有经历过发达商品经济的洗礼，没有在发达的交换中产生‘成熟的个人’，则人身依附关系也就依然存在，甚至还可以依然占统治地位”*秦晖、金燕：《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4—35页。，而“化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只看到农民依附于地主，因而自然认为打倒了地主，也就不存在了人身依附问题”*秦晖、金燕：《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4页。。按照这个思路，中国的反封建是“农民”打倒“地主”，去除私有制，而不是马克思追求的“具有个性的独立个人”*秦晖、金燕：《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2页。的确立，因此没有经历过充分的商品经济的中国，个人也没有发展起来，从没有真正的“反封建”， 人身依附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妄图以“阶级斗争”实现全民的平等和社会的进步，为此要好几代人的共同献祭，“文革”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在对“文革”的反思中，南翔用他沉重的笔触写出一个个“浪漫”却难掩苍凉的故事，在这其中，短篇小说《抄家》就像一个精神高地，以其对“文革”的精神恐怖的书写成为南翔“文革”系列的最强音。

《抄家》写在革命大潮下，中学教师方家驹主动请学生来“抄家”的故事。考察《抄家》的材料来源，至少有二，一是小说集《抄家》前言中所说前国民党员赵先生，赵先生因为恐慌在运动刚刚开始之际就投河自杀了；一是黄其煦的“文革”回忆《四中的“先生”》*北岛、曹一凡、维一编：《暴风雨的记忆 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26—331页。中的李先生，李先生因为自惭出身资本家家庭和曾经是“大才子”，主动请学生抄家。但是对比李先生和方家驹，就会发现南翔深刻的艺术构思所在。同是请人抄家，《抄家》从被抄者角度叙事，同时补充很多细节，更加具体深刻地表现出被抄者内心的惶恐；同时，黄其煦和他的同学抄李先生有些虚掩形式，《抄家》中革命小兵们却是越抄越欢，不断追根究底；在黄其煦的回忆中，李先生还只是因为羞赧和怨恨选择了疏远四中的人事，《抄家》中方家驹却飘然远遁，更添加了人物的悲剧感。活用材料，南翔将现实中的“方家驹们”的悲剧命运写得更令人颤栗。

《抄家》写出的是“文革”中的某一类人，他们在灾难来临之前就已经被“文革”的精神恐怖折磨得生不如死，最后在真正的磨难来临之前就选择了投降或者死亡。西方有形容保护私权的句子为磨坊主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但是方家驹却没有一丝的勇气维护自己的隐私，他甚至引狼入室，请人抄家，这在本质上是心灵不敢设防！方家驹似乎代表的是“文革”中敏感而懦弱的一小部分人，但是细想之，作者借助方家驹表现出的是一代人的精神恐怖和心灵的战栗，借用熊培云先生的一句话，“暴力是最古老的征战工具，而恐惧使我们失去自由” ，*熊培云：《自由在高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50页。身体残害之外，“文革”是一代人失去自由的年代。

即便谦卑如此，方家驹的心灵还是在“千军万马”的践踏下崩溃，这不是一个人的崩溃，而是“文革”中所有人心灵的战栗和崩溃。

因此，我认为短篇小说《抄家》之于南翔的“文革”书写，可以和《狂人日记》《阿Q正传》之于鲁迅相类比——因为某部作品的总括性和深刻性，它可以覆盖作者其他作品的全部内涵；或者说因为有了这部作品和这个人物，作者的书写获得了灵魂。

二、独特形式：南翔的创作密码

短短小说一集，南翔小说看似平实，里面却有常人不易觉察的匠心所在，比如频繁使用的文员的人物角色，比如总是采用的追忆式的讲述方式……形式的特殊选择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吗？我认为不是，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作者的形式选择都是为了传达“文革”主题的某种意蕴，对于作者的写作有着形式之外的独特意义。

在南翔的“文革”叙述中，文员是经常出现的角色，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因为有些文笔而得到“以工代干”的机会，平时的主要工作是出大批判专栏。在大多数青年被迫下乡的年代，写大批判专栏的文员是比较优越的职业，《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中的立志和《老兵》中的“我”都是这样的角色。

那么，南翔树立这样的角色只是因为曾从事秘书等文员工作而对材料感到熟悉吗？细读文本，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南翔借助“文员”这样的特殊角色，是为了写出他们的一种特殊心理，在平时，他们不无忠诚地大胆批判，下笔千言，但是当批判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些笔墨的凶狠、荒唐和不公平。《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中，立志是一个写大批判专栏的好手，但是当批判的尖刀到了自己关心的慕传虎头上时，他却立马想到了慕传虎的不得已之处；《老兵》中，当“我”被迫拿用惯了的大批判语言批判自己时，才切肤认识到这些语言的苛刻和锋利，以前从未意识到这些语言会割到自己身上的“我”因之深感物是人非，叹息着发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翔：《抄家》，第251页。的感慨。

那么“文员”们在平时搞批判时就没有一丝不安和怀疑吗？显然不是的。《老兵》中的“我”就自豪自己有着“大批判语言”和兼有着文学味并叛逆味的诗性语言“两套笔墨”*南翔：《抄家》，第230页。，只能说，他们对“文革”并没有那么虔诚，但是在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之前对于“文革”并没有理性的反思。他们只想证明和利用自己的才华，就像王富仁先生在评价这些“文革”前后的地方文人时所言，“他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报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在批林批孔的时候，就报道批林批孔的内容；‘四人帮’被打倒了，他们也和别人一样高兴，仍然很热心地写批判‘四人帮’的稿子。在别人看来，他们报道的内容是前后矛盾的，但在他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写稿子就是要发表的，发稿子发得多就是一个好的通讯员，就说明自己是有才华的，至于稿子的内容，那得看报纸、刊物的需要”，“至于自己内心那点矛盾的心情，他们是不会过于在意的，革命阵营内部经常进行的那种思想检查也不过是走形式的事情。进行得多了，也就成了习惯性的行为”。*王富仁：《王富仁序跋集(下)》，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让“文员”自身遭遇灾难，可以说是南翔给他们提供的反思“文革”以及自身的一个缺口。从不自知的“加害者”变成“被害者”，从而开始对自己的反思和对社会的思考。借用“文员”这个角色，南翔活画出的是很多普通人的心理，从不自觉的“加害者”到“被害者”，许多人在这样的心理中对这场疯狂的运动有了更清醒而痛苦的认识。

除此之外，《抄家》中几乎遍布全书的回忆叙述的方式也是不容忽视的。“我”随大舅回忆他所经历的战争和“文革”岁月(《特工》)、女儿和男友一起回忆父亲“文革”时期的暗恋(《无法告别的父亲》)、“我”回忆“文革”时期为我背黑锅的国民党老兵(《老兵》)，在对少年的回忆中探秘人性(《来自保密单位的女生》)……显然并不只是因为作者是站在“现在”写“过去”这么简单，这里面隐藏了作者更深的思想奥秘。

南翔在关于“文革”系列的访谈中说过，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历史和创作的深度，创作应该和历史拉开一段距离。他认为，“文学却常常要拉开一段距离，任何一个写当代生活的小说，可能都不如拉开一段距离之后再来写更准确，后者的审美价值更高。”*林夏萌、王铮锴：《南翔：我有责任和使命去还原那段历史》，《晶报》2011年5月22日，B04—B05版。“回头看”的视角不只出现在南翔的创作行为中，也出现在了作品的具体结构之中。因为“回头看”，因为拉开了距离，所以叙述更加冷峻和严肃，历史的纵深感也更强。

更重要的是，回忆叙述的方式将“文革”亲历者的后代人拉进叙述，这样就能将“文革”留给后人的影响写进去，在《甜蜜的盯梢》中，奶奶因“文革”产生的谨慎和软弱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妈妈，在《无法告别的父亲》中父亲对“高尚”的执念影响了女儿的择偶观；也能将后人将“文革”的反思展现出来，而这多是通过后人对历史真正面目的执着追索实现的。在《特工》中，“我”在大舅的回忆中质疑“文革”对普通人的身心伤害，《伯父的遗愿》在对周巍巍事件的还原中呈现伯父对自己软弱的忏悔和反思，《老兵》在追忆中为老兵“正名”……历史的沉重感伴随着回忆似乎从讲述者身上慢慢挪去，但是却落在了我们的身上，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种沉重感就是南翔通过回忆性的“文革”叙事所要实现的。同时南翔寄希望的还有我们对“文革”的理性思考，而非“过滤性怀旧”。

“文革”是一个国家的灾难，这个国家的上层剧烈动荡，可是承担这个历史重负的主力是在下层，在千千万万的小人物；不像名人的牺牲后来有千万人缅怀，小人物的牺牲甚至在很多人的记忆中留不下甚至是细微的痕迹。可是南翔却执拗地记下太多普通人的苦难，并在泣血中将他们书写出来；文学从来都是普通人的历史，因为小人物身上更多历史和人性的奥秘。

读《抄家》，最先给我震撼的不是首篇中坚强而脆弱的大舅，而是举起软塌塌的手哀叹自己再也不能弹钢琴的教授(《特工》)，那一刻一个小人物真实的脆弱击中了我的心；得是多么锐利的眼光，才能洞穿一个小人物最真实的心曲。在《甜蜜的盯梢》中，“文革”给一个家庭带来的精神恐怖几乎影响了小人物张友生一生的自由，一个平凡的心灵被迫忍受了一生的高压。而《伯父的遗愿》中“文革”的冤假错案和自己的“帮凶”行为带给一个老人的是一生的忏悔；伯父是手握重权的高官，但他在南翔的心中只是一个因悔恨而不堪重负的老人，想到他，南翔沉痛。*林夏萌、王铮锴：《南翔：我有责任和使命去还原那段历史》，《晶报》2011年5月22日，B04—B05版。

《抄家》一集，南翔用心之处还有很多，比如南翔总是在追求结尾的升华，在《特工》和《老兵》等文中都有精彩的体现；比如多处出现的革命歌曲的隐喻和反讽；比如作者对暴力书写的节制，他更重视书写的是精神暴力……

南翔的创作追求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畅销，而是“能够在写作的过程中忠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同时你觉得自己的审美表达比你之前的那部作品是不是更进了一步”*林夏萌、王铮锴：《南翔：我有责任和使命去还原那段历史》，《晶报》2011年5月22日，B04—B05版。，而《抄家》完全做到了。南翔在面对自己内心的同时，引领更多人在沉重中反思自己、反思历史和当下。

(责任编辑：毕光明)

Confiscation: the Spiritual Highland and Serious Reflections

ZHAO D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As a series of writing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 Xiang’s story collection Confiscation represents his multiple reflections on the event. And the short story Confiscation becomes the soul of the novel anthology，esp. because of its profound portrayal of the spiritual terro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reover, the recurrence of the role of a clerk, together with the recalling narration，has become the distinctive imprint of Nan Xiang’s dep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 words:Confiscation; spiritual reflections; mode of writing

收稿日期：2016-02-03

作者简介：赵丹(1990-)，女，山东聊城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5-002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