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辉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务先大体鉴必穷源

——黄开发的周作人研究

陈文辉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以《周作人精神肖像》《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成书过程为线索，梳理黄开发30年来的周作人研究成果并加以评价。前者从周作人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哲学切入，在晚清与民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下知人论世，深入而客观地考察周作人思想和文学道路及其相互关系，精准剖析这一位散文大家何以产生的内在机制；后者全方位构建周作人研究史，提供了极有助益的研究指南与参照体系。继李景彬、舒芜、钱理群之后，黄开发将周作人的整体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在周作人的散文艺术、附逆及其史料挖掘、书信等具体的研究领域有深化和拓展之功。

关键词：黄开发；周作人研究；存在主义；散文艺术

黄开发在周作人研究中，深感这样一位现代文学史大家，其研究情况又如此错综复杂，却缺少与此相称的研究评述，因此多年以来一直持续跟进、总结和回顾周作人研究。从他最早的周作人研究综述文章《新时期周作人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的发表开始——因为有此篇在先的缘故，后续才有《周作人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98)、《九十年代的周作人研究》(1998)等文，黄开发对周作人研究的同步关注，到了《人在旅途》中的“近八十年来的周作人研究”告一段落。进入21世纪，他又有《近十几年的周作人研究》(2001)、《周作人研究的十一部著作》(2010)等多篇述评面世。

《周作人研究历史和现状》第一次全面回顾了中国大陆的周作人研究进程，著者凭一己之力，全方位构建了一部周作人的研究史，提供了极有助益的研究指南与参照体系。在我摒去当年的浮躁，细读此书之后，感到既有理论深度，又有鉴赏的愉悦。

一是见多识广，钩玄提要，既见功夫更见功力。为了总结前期的周作人研究，黄开发阅读了当时发表的600篇论文，沙里淘金，筛选出有价值或有趣的研究文章，如数家珍，供献读者。如1944年《华北新报》发表王森然的《周作人先生评传》，“此为第一篇周作人传记”。指出1950—1970年代，惟有一篇张爱玲的《〈亦报〉的好文章》例外，说周作人以笔名发表的某篇文章，“有一种入骨的悲凉”，可见共鸣，可谓知言。作者对后期的周作人研究的介绍，则以40部专著为主，辅以重要论文。如果说前期广有文献搜集之功，语之能闻其详，后期则是语之能见其大略，更见学术判断之识力。加上书中《周作人文集目录(1981-2011)》和《周作人研究资料要目与索引》两大部分的工作，著者对周作人研究文献的整理，已是前所未有。这甚便于初学，也省去周作人研究者的翻检之苦。过去学界曾评价黄开发“对周作人研究史的述评既见功力又见功夫”(《1999-2000年中国文学年鉴·现代文学研究评述》)，此书尤其如此。我想，如果在此基础上，以后著者再来编选一套周作人研究的论文选集，那将是两全其美。

二是致力于周作人研究史的梳理和描述时，突出问题意识，提炼观点，强化中心的情节线索。向来人们以读学术著作为苦，于今为烈，更何况研究综述类的学术著作。然而读黄著厚厚一册，却恨其短。他不惜将金针度与人，将其写作心得生动体现在书中。先是从周作人研究的巨大堆积物中，清理出四条“剧情主线”：周作人是不是一个思想家？如何评价其后期“抄书体”？周作人与中国文学传统是怎样的关系？评价周作人应该持怎样的价值标准？于是一部周作人研究史，在其笔下开始徐徐展开。全书一到四章以时间为序，将1919年到2010年长达90年的周作人研究，分为开始、恢复、成长和深入四个时期。从对周作人的一般性评论，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周作人附逆投敌而出现的研究转折，从1949年后长达30年的沉寂，再到1980—1990年代研究的重新兴起，走进周作人世界。大体勾勒每一阶段的总体状况，又分别按专题择要介绍具体进展。五、六章评述周作人文集的出版与史料建设。结语中再次强调：对于周作人这一位带有历史污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思想家和散文大家，研究者应排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干扰，独立思考，予以客观评价。

书中介绍研究进程，以周作人附逆等重大事件为叙述线索，贯穿前后，也利用如1932年《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出版，1934年自寿诗事件等热点来聚合相关文章，然后加以点睛之评，做到点、线、面的结合。介绍某一具体研究领域进展，也是如此。如介绍周作人散文研究时，以不同阶段对周氏散文的“平淡”与不平淡，对“抄书体”的不同评价为脉络。随着研究的进展，作者的介绍层层深入，读者也移步换景，渐入佳境，不觉终卷。

三是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双向把握。著者多年浸润于周作人的研究，与周作人的研究者又多有交集。他与晚年舒芜过从甚密，深受其影响和激励，与钱理群有过交集，也非常赞赏止庵、刘绪源等人的研究。台北版《周作人研究九十年》书前插有十几种周作人研究专著的签赠本书影，他与同行的频繁交流，可见一端。但是他仍然秉持公心,机锋所向,不避熟人和名家，如指出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个性差异造成的隔膜、偏见时，说“钱著之长，在于其思想性，他和倪墨炎一样对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的感受和分析不够，这显露出他们和知堂的精神个性之间的‘隔’”。李泽厚的例子，说明审美心理的时代差异也会造成隔膜。至于研究者套用西方理论框架，难以完整阐释研究对象，又另当别论。

与《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成书过程几乎同步的，是黄著《海楼小集》中的《周作人精神肖像》的出世。两书中，作者目的虽说有“为人”和“为己”之别，但实为相辅相成。黄开发在对周作人的研究中，体会到把握周作人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必要和迫切，同时本人的研究也有助于对既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前景预判；反之，掌握周作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也有助于他对自己研究路径的确认和学术发展的定位。

1986年在北师大读研，黄开发选择《周作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为题，从此与周作人结下不解之缘。他当初计划做的题目很大，包括的方面很多，但原计划的“论周作人关于人的思想和他的文化选择”，“对人生和民族的双重悲观与周作人的附逆”，“周作人文艺界思想的动态考察”和“周作人的人格和风格”四章，只完成前面三章，直到在1995年春夏之际才补充后面一章。至此，他重读周作人文集，写成后来很有影响的《知堂小品散文的文体研究》一文，“想把自己的周作人研究工作做一个总结，然后努力走到更宽阔的地方去。”*黄开发：《后记》，见《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这也就是黄开发第一部学术著作《人在旅途》的产生过程，时在1996年3月。该书随后由钱理群先生作序，收入“猫头鹰学术文丛”，199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此他在学界崭露头角，为人关注。

1997年黄开发考回母校北师大读博士，2000年完成论文《文学之用：从启蒙到革命》，2004年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黄开发周作人研究的理论提升阶段。因为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一文的触发，该书试图在清末民初背景下考察文学观念中的功利主义，其中涉及周作人研究的内容，成为后来《精神肖像》一书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3年《人在旅途》一书以《民国苦魂：周作人的精神肖像》为题，在台北增订出版。此次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精神肖像》一书，属于该书的大陆简体版，可见其成书过程，伴随着黄开发30年来的学术生涯，记录下他的周作人研究的心路历程。

在我看来，黄开发的《周作人精神肖像》在学术上有两大贡献，一是继李景彬、舒芜、钱理群之后，将周作人的整体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二是对周作人散文艺术、附逆及其史料挖掘、书信等具体的研究领域，有深化和拓展之功。

首先，从全书的内容和基本框架上看，《周作人精神肖像》较好地实现他当初“试图以较客观的态度对他的思想和文学道路作一总体扫描”的基本设想。据作者引言，本书是在《人在旅途》的基础上“翻新”而成，但也不全是。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周作人的“人学”思想》从《人在旅途》的第一部分《“人学”思想与人生哲学、文化选择》中分离、提取和增订。第二章《周作人的双重悲观与其附逆》仍照其旧，将原书第七部分“遇刺事件始末”提前，紧接其后作为第三章。附逆问题是周作人生平和思想研究的第一重大关节，周作人的遇刺事件与此直接相关。当时沦陷区政治形势与人们的心理状态原本错综复杂，加上当事人制造的烟幕，此事扑朔迷离。作者根据报刊杂志文章提供的线索，辗转采访到当事人，揭示行刺来自“抗日杀奸团”李如鹏，基本上解开了历史谜团。本书这次还补入新发现的史料，原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内参《先烈事迹汇编》相关记载，使之获得进一步的确证。此外，作者对周作人生平相关史料的发掘，还包括对其弟子沈启无《自述》的发现和整理，推动沈氏所编《近代散文抄》《大学国文》的重印，发表《沈启无——人和事》等文与相关序言，对研究周作人和了解当时沦陷区文坛情况，都有切实帮助。

第四章《周氏兄弟早期“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观》和第五章《周作人的文学观与功利主义》，分别从《文学之用——从启蒙到革命》一书的第三章“精神立国”和第四章“思想革命的视野”中提取，撤换《人在路途》原有的《文艺思想的考察》和《民俗学方面的工作》两部分。书中在清末民初文学功用观念的转型中，考察周氏兄弟对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继承与超越。有论者曾说，“著者的论述和思考，渗透着多元体验、语境自觉、非本质论思维”，能够“严格从材料出发，还原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纠正了许多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历史叙述”。*曾锋：《文学功用观的多元形态——读黄开发著〈文学之用：从启蒙到革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1期。

第六章基于作者力作《一个晚明小品选本与一次文学思潮》。刊物编者曾有按语：“敏锐而大胆地论述了‘一个晚明小品选本’如何引发了一个现代‘言志派’的文学思潮。史料撑起结论，有文有质，不尚空言。”*见《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七、八两章保留了《人在旅途》的原有内容。第七章《周作人小品的文体》基于1997年发表的《知堂小品散文的文体研究》一文，从语体、风格特征、语言、抄书和抄书体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论。有论者认为它“是对周作人小品文文体进行多层次研究分析的代表之作”*安文军：《周作人散文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八章《周作人书信》，将周作人书信细分为“书牍文”和“尺牍”两类进行探讨，分析其文体特征与美学价值，一再提请研究者重视这一领域。黄开发投入很多精力，梳理它们的流传与存世情况，编选《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5年)，专门写过《论知堂书信》。在此之前，只有阿英和钱理群等人略有关注。这就使得黄开发对周作人散文的研究，深入而全面。

在《人在旅途》的基础上调整、充实和提高之后的《精神肖像》，其范围不仅涵盖周作人思想、创作和生平各个方面，还展示了黄开发自1999年以来在各个具体领域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在此之上的整合，从而达到了他本人也是整个学界对周作人整体研究的新境。

其次，在晚清与民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下知人论世，进一步接近周作人思想世界，完整描述周作人的精神肖像。正是在民国和晚清的双重视角下，本书描绘出一个完整的周作人形象：一面是民国的苦魂，一面是晚清的背影。

如本书第四五六七章所示，只有放在晚清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下，才能准确把握周氏兄弟的启蒙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观念，更清晰地看到他们与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从而对他们的作品有更多的阅读新发现。

同样，由于晚清时代“排满”思想留下的烙印，周作人一生对晚明小品情有独钟，也对抨击满清专制的维新派深怀好感。他在《谈文字狱》中说：“清末出了一个谭复生，稍稍想挣扎却不久即死在大逆案里，我们要找这类的人只好直找上去，去今三百余年前才能找到一位，这即是所谓李秃李卓吾。”这实际上视谭嗣同为清代思想界的第一人，也就不难理解周作人的温和中，何以总有隐约的思想锋芒和凌厉之气。然而更多是消极影响，如木山英雄所言，北平沦陷后与敌伪合作，很大原因是周作人“最终无法超脱政治的清末民族主义所培育的那个自己”*[日]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56页。。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从周作人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哲学切入，深入而客观地考察他的思想和文学道路及其相互关系，精准剖析这一位散文大家何以产生的内在机制。从此，对周作人散文艺术的研究，从直觉的印象式的批评鉴赏，上升到一种理论高度。

周作人的散文是每一位研究者首先和必须面对的，然而除一二知交如钱玄同、俞平伯者之外，历来对周作人的散文就存在着严重误读：其一是对“闲适”或“平淡”风格存在截然不同的理解；其二是对周作人以“抄书体”为代表的后期文章的轻视和否定。作为《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作者，黄开发深谙这是周作人研究的难点和薄弱环节，“能否较准确、深入地把握他的散文艺术是对研究者功力的考验”(《庾信文章老更成——舒芜的周作人研究》)。新时期的知堂散文研究中，黄开发最为推崇的学者当属舒芜与刘绪源。舒芜从《周作人概观》开始，注意到周作人作品“平淡”中的复杂性，也最早肯定他的抄书体。舒芜研究的重点是“从感情的表现上和爱好天然、崇尚简素的审美追求上着眼”，但这一角度“对周作人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风格特征很难做出更高的理论概括”*黄开发：《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6页。。刘绪源的《解读周作人》通过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将周作人与风格相近的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与关系最为密切的鲁迅、俞平伯等人，甚至与周氏本人的杂诗、书法，进行比较，对周作人散文两大特征“涩味”与“简单味”的内涵及其成因，抽丝剥茧，详加分析。刘绪源同样肯定周作人的后期散文，甚至超过周作人的前期散文。与舒芜相比，他对周作人散文艺术和文体的分析更为深入具体。

显然，黄开发将周作人散文研究作为他的一个主攻方向，舒芜和刘绪源的研究给予他很大的吸引力。同时，钱理群将周作人散文艺术与其个性联系在一起，认为其以“生活之艺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情趣和哲理与小品文的“体性”高度契合，这是周作人散文成功的基本原因。这一路径，对黄开发也有过启发。

舒芜过去在《周作人概观》中，曾经把握到“周作人具有人生无目的无意义这一种典型的现代意识”，黄开发则进一步确认：这是一种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哲学。并且黄开发在后来的研究中，将这一领悟贯彻到对周作人的生平思想和文章的研究中。从写作硕士论文开始，黄开发在周作人的诗歌《寻路的人》和散文《生活之艺术》中，观察到周作人“接受了蔼理斯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典型人生态度相通的‘生活的艺术’观念”。他后来的重点均在探讨这一问题，提出：他最终选择的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人生，“人在旅途，这个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体验及其选择对理解周作人以后的思想和小品文写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黄开发：《周作人精神肖像》，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这一视角有着切实的学理依据，令人信服。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先生考察鲁迅与存在主义的联系时曾指出，“生的哲学并非是在被体系化、被定义后才获得其地位的。它在被哲学家命名并作为思想构筑起来之前，就原初地存在于各人的内心深处”，因此将其命名为“无意识的存在主义”。*[日]山田敬三：《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而黄开发的这一视角及其对周作人作品的有效阐释，也从哲学层面印证了周氏兄弟之间的深层渊源。

对周作人世界的存在主义视角研究，最大的优点是能将周作人矛盾复杂的一生与其“平淡闲适”的散文风格作出一以贯之的阐释。周作人的这种人生哲学，明显可以分解为三个环节：与现实距离的调整，对既定价值的重估，相应采取的人生姿态。然后读者如同对照密码本译读信号代码，能从周作人看似变幻莫测的心境，很容易地找到其中的变化规律。同时还可以将其作为一枚三棱镜，从周作人散文的白色(平淡)中分解出彩色(腴润)来。

从周作人早年所受的传统虚无主义影响，包括释道思想与金圣叹的“蜉蝣世界之一消遣法”，到通常认为的周作人思想变迁的临界点，如“五四”退潮后在1921年的思想变动，1924年前后重心转向小品散文的创作，1928年之后闭户读书等等，这些变动体现了周作人与现实距离的调整；“劳作认真，游戏亦认真，都是同样的严肃。屈大夫愤世嫉俗，怀沙沉于汨罗江，东方生玩世不恭，待诏金马门，作法不同，其严肃则一也。”(《文学杂谈》)这便是他随后对既定价值的重估；“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著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秉烛后谈序》)这是他相应所采取的人生姿态。

或为叛徒流氓，追求伦理自然合一，或为隐士绅士，以为道义事功一体。周作人一方面拉远自己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以此对现实加以否定和抗争，坚持自我的价值。因此周作人文集如《泽泻集》，序言再三解释别无深意，也不一定用《楚辞》意思，只是喜欢这种小草，就是不告诉你《本草纲目》“泽泻生汝南”那周氏祖籍所在的地方。《雨天的书》，“雨天”本已经形成个人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相对隔绝，所涉者又是属于间接生活的“书”，如《风雨谈》，“风雨”本已经在“风花雪月”的热闹之外，况且又只是“谈”而已。知堂散文“苦涩味”“平淡味”，同样发挥对欣赏过程的迟滞、阻隔作用。这就是废名所论周作人散文，出现“渐进自然”又妙在“隔”字(《知堂先生》《关于派别》)特点的内因。周作人通过拉远与现实的距离，随之情感淡化，趋于不滞于情、不役于物的境地。然而只是隔远，变淡，却不消失，心和情在冥冥杳杳间，遥遥相对。由此到达周作人追求的“余情”境界：“措辞质朴，善能达意，随便说来仿佛满不在乎，却很深切地显出爱惜惆怅之情。”(《模糊》)黄开发在《周作人散文代表作三篇》(收入《边走边看》)所举《故乡的野菜》的例子，就属于这样的情形。

然而在另一方面，一切都可以翻转、颠覆和消解。其发生之时，有时费尽思量，有时只在一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样的存在主义，难道不是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的吗？

因此，就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动机而言，黄开发认为：“写作小品文正是周作人找到的一个对世界的发言方式，一种存在方式，小品文的文体特点与其人生哲学的契合导致了一代散文大家的产生。从一开始，小品文对周作人就有进与退、济世与为我、拨草寻蛇与消遣世虑的双重意义。”*黄开发：《周作人精神肖像》，第29页。这不仅说明了他所归纳的，知堂小品“情志体”、“抄书体”和“笔记体”三种典型形态的特点，还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三种形态(文体)之间的嬗变何以发生。在这一人生哲学的驱动下，周作人与现实拉开距离，“抒情表意的线索更加内在化”，从而投射到他的散文创作之上，不仅翻译“也能表示译者的个性”(《艺术与生活》自序)，而且连“抄书也成了他‘自我表现’的极好途径”(刘绪源《解读周作人》)。

黄开发还进一步将周作人“平淡又不平淡”、常在于“平淡与不能平淡之间”的散文风格，置于存在主义的视阈下进行考察，剖析了周作人这一人生观制约散文创作的具体机制。周氏散文，向来论者喜欢用“平淡”来概括。黄开发指出，周作人接受了蔼理斯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如颜之推、陶渊明、苏轼、李渔等)典型的人生态度相通的“生活之艺术”，有一种随缘自足的洒脱，从而显出文章的“平淡”与“闲适”来。这容易理解。但是黄开发还进一步探测到：周作人“二元对立中求得统一的人生哲学”，投射到散文创作上，使其风格表现为既“平淡”同时又是“不平淡”的，或者说，既“正经”，同时也是“闲适”的，从而在两者之间“保持艺术的张力”，“其他种种变化都围绕着这个中心派生出来，其根本的审美法则就是节制”。*黄开发：《周作人精神肖像》，第128页。透析这一内在机制，对阅读和理解周作人散文将大有帮助，甚至令人豁然开朗。

周作人散文创作时，以“中庸”为原则，“节制”知情意，驾驭相反的力量，却使之表现出“闲适”或“平淡”的清冷风格，这不仅与中国传统书法讲究中锋用笔的原则相契合——后者正是讲究运笔的力势制衡，相反相成，而侧锋取媚被视为外道。姜夔《续书谱》引北宋书法家米芾“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之语，力求“一字之间，长短相补，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于成体之后”*上海书画出版社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85-386页。的艺术效果，故刘熙载《艺概》说：“逆入，涩行，紧收是行笔要法。”*[清]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2页。——而且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也很容易找到这种文章表达方式的渊源。周作人回忆小时候读贾谊《鵩鸟赋》“鵩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后来才明白“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风雨谈后序》。。他熟悉的张岱、王思任，身受亡国之痛“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越中游览记录》。。这种“翻转式”的情绪控制与行文风格，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概括《世说新语》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3页。的“高冷”，《晋书》则称此为“矫情镇物”*[唐]房玄龄等：《晋书》，上海：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5页。。

《世说新语·雅量》云：“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刘义庆、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09页。《晋书·谢安传》不仅补充了他“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的细节，赞叹“矫情镇物如此”。意谓掩饰真情和违反常情，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表现了名士的雅量与气度。

黄开发对周作人散文小品“在平淡与不能平淡之间”的阐释，启发我们阅读知堂散文时需要注意：其一，文本表层与深层结构之间的意义和情感背离，即反话正说的讽刺与正话反说的幽默，言在此而意在彼。周作人1933年致俞平伯信所说：“世事愈恶，愈写不进文中去(或反而走向闲适一路)，于今颇觉旧诗人作中少见乱离之迹亦是难怪也。”这与《世说新语·识鉴》所载情况相似：“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看似旷达、闲适之极，然其结尾说“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刘义庆、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217页。可见此种名士的闲适，实含有应对危机的先见之明，以及与此相关的从容，自有一种超凡的人格魅力。黄开发《周作人散文代表作三篇》所举的周作人《死法》一文，便是此例。其二，不仅需要注意周作人散文同一文本的上下文的关系，更要注意言外之意，甚至是不同文本之间所构成的互文关系。试以刘绪源所注意到的《野草的俗名》一文为例，它作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个月，确实平淡闲适，泠然善也。若以周作人散文创作内在机制来“显影”，就能找到一幅完整意义的“拼图”，展示周作人“平淡闲适”中实际所隐含的“忧愤深广”。

1935年二三月间《苦茶随笔·关于写文章》中，周作人感到“眼看文章不能改变社会”，5月31日《后记》中，具体说明了他对此感到的内心焦灼以及原因所在：“我往新南院去访平伯，讲到现在中国情形之危险，前日读《墨海金壶》本的《大金吊伐录》，一边总是敷衍或取巧，一边便申斥无诚意，要取断然的处置，八百年前事，却有昨今之感，可为寒心”，而另外一面，“地方官厅的举动却还是那么样，只管女人的事，头发，袖子，袜子，衣衩等，或男女不准同校，或男女准同游泳。”他愤慨“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我真不懂”之余，冷静剖析成因，实出自中国社会内部：“关于教育文学诸问题信任官僚而轻视学人，此事起始于中小学之举行会考，而统一思想运动之成功则左派朋友的该项理论实为建筑其基础”，因此引《梵网经》喻中国受外敌侵略，咎由自取，“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非余在虫”，如“佛子自破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坏”。最后以惭愧自己“老是那么热心，积极”，自诫“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作结。

在8月的《苦竹杂记·责任》中，周作人引顾炎武《日知录》辨别“亡国”与“亡天下”的差异，指出“保存一姓的尊荣乃是朝廷里人们的事情，若守礼法重气节，使国家勿为外族所乘，则是人人皆应有的责任”，自勉应该“自知”、“尽心”与“言行相顾”，认领他作为文人应尽的责任。

如此联系，我们阅读《野草的俗名》这样“且谈草木虫鱼”的文章时，必然注意到结尾所引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言语艺术》对全文主旨的说明：“名物训话方面也不可闲却，这样才与民俗学有关系。”此种微言大义，则见于后来《汉文学的前途》《十堂笔谈》等文中的“思想文字言语礼俗”超越时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有如是维系之力”。因此他提请学者“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周作人在1935年3月的《苦茶随笔·关于扫墓》中所引张岱《梦忆》“越俗扫墓”一节，从“萧索凄凉，亦物极必反之一”的原意(指经过明亡之际的兵燹，越地由盛而衰，繁华不再的伤感)，到《药味集·上坟船》中一变而为执著与乐观：“唯此类风俗大抵根底甚深，即使一时中绝，令人有萧索凄凉之感，不久亦能复兴，正如清末上坟与崇祯时风俗多近似处，盖非偶然也。”

上述我对黄开发的周作人研究的感悟，或许带有一种“郢书燕说”式的“误读”。然而这同样可以说明《周作人精神肖像》一书的丰富内涵与启发性。无论是在周作人那个时代甚至更早，还是在现在，存在主义所揭示的那种个体生命迫切需要在荒谬和虚无中找到生活意义，以求对现状和环境的超越，让生活得以继续的生存体验，自有它的客观普遍性，故引发无数人的共鸣。

当年《人在旅途》出版时，黄开发被称为“90年代周作人研究界升起的耀眼新星”*安文军：《周作人散文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而现在《海楼小集》(三种)的出版，非但是他30年来学术道路和周作人研究的再一次阶段性总结，也标志着他成为了周作人研究界的学术中坚。

(责任编辑：毕光明)

Huang Kaifa’s Studies on Zhou Zuoren

CHEN Wen-hui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With the writing process of The Spiritual Portrait of Zhou Zuoren and The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Studies on Zhou Zuoren as the clu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raighten out and evaluate Huang Kaifa’s 30-year studies on Zhou Zuoren. Starting with Zhou Zuorens’ life philosophy of existentialism, the first book has commented on human beings and secular events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mined thoroughly and objectively Zhou Zuoren’s thought and literary course as well as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and analyzes the inherent mechanism for the rise of such a prose master. The second book has constituted a history of studies on Zhou Zuoren in a holistic manner, thus providing some beneficia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system for studies on Zhou Zuoren. In the wake of Li Jingbin, Shu Wu, Qain Liqun, Huang Kaifa has managed to upgrade studies on Zhou Zuoren up to a new level and has meanwhile contributed to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studies on Zhou Zuoren in specific aspects such as Zhou’s prose art, his betrayal, the collection of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and his letters.

Key words:Huang Kaifa; studies on Zhou Zuoren; existentialism; prose art

收稿日期：2015-12-02

作者简介：陈文辉(1973-)，男，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周作人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5-006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