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忆萍 文彦 张元立

中国照相馆 留住百年变迁史

文/王忆萍 文彦 张元立

说起中国照相馆的来历，在民国的史料中还真是少见，从1937年开始到如今，近80年的风雨历程，在中国照相馆的镜头中，留下了多少达官贵人的身影、多少沧海桑田的变迁，却唯独少了点对自己生平来历的诉说。

“决战”上海滩

1937年的中国到处笼罩在日本侵略的阴云密布下，只有上海依然歌舞生平，各方势力云集于此，造就了近代上海的畸形繁华。在这里，一夜成名的神话时不时迸发出来，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到上海滩淘金、寻梦。

这一天，江苏武进码头，一艘从上海过来的船靠岸了。码头边上的茶楼里，坐着本地一个颇具名气的摄影师——吴建屏。他呷一口茶，心里想：“还是该去上海呀！虽说武进也算是个港口城市，但与上海比起来，还是太小了。更何况我摆弄的还是相机这种新潮玩艺。我该跟家人商量下，去上海淘金。”吴建屏看着码头上人来人往，暗下决心。

与家人商量后，吴建屏带了简单的行李，跟亲朋好友借了些钱就奔赴上海滩。但是理想在左，现实在右。灯红酒绿的上海滩，让“乡下人”吴建屏霎时失了方寸。“这个诺达的地方呀，我一不认识人，二又不熟悉地方。该从何开始施展我的抱负呢？”吴建屏站在上海滩静安寺的门口，有点懊悔自己闯荡上海滩的莽撞。

这时，迎面走来几个人，看衣着是有点身份的人，神情却有点沮丧。吴建屏定下心来细听。“要是照个像，留个念想多好，这兵荒马乱的，谁知道什么时候就走失了呀。”一个略带哭腔的声音，触动了吴建屏的心。他的心豁然开朗了：“光影，是自己谋生的技能，而对服务对象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希望呢？乱世中的国家，或者更需要点什么来记录，来见证吧。”想到这里，吴建屏将行囊放在静安寺前的大街上，打定主意从这里开始他的梦想，而且名字就叫“中国照相馆”。

1937年秋天的一个早上，吴建屏的“中国照相馆”开张了。除去照相器材和租用场地的钱，吴建屏囊中已经没有多余的钱搞酬宾或者宣传的工作了，他的生意做得很低调。在静安寺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上，对熙熙攘攘的过客来说，“中国照相馆”只是大街上又多了块牌子而已，引不起过多关注。

过了几年打“打苍蝇”的日子，时间来到1939年。吴建屏再也按捺不住了，“这样不行，要想个法子做点宣传。”正在吴建屏发愁该怎样宣传的时候，照相馆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走进一男一女，男的挺拔、面相英俊，一身洋式西装，气派；女的娇小，面容姣好，一身旗袍，华贵。吴建屏心想来了大人物了，连忙起身迎接，使出看家本领为二人服务。过了一段时间，这两人找吴建屏拿照片。尽管是黑白照，但不论是选景的角度，还是曝光度，都让照片上的身影，不似本人胜似本人。女的看到相片眉开眼笑，男的更是盛赞：“这技术不亏‘中国’二字。”两人与吴建屏攀谈开来。原来这二人是上海沪光电影院热映的影片《木兰从军》的主演陈云裳和梅熹。吴建屏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两位，不知是否喜欢在下的技术？”吴建屏恭敬地向面前的两位电影名人询问。两人微颔首。看到两人的反应，吴建屏壮起胆子说：“我本江苏人，到上海来，一是想碰碰运气，二也是想发扬中国人的摄影技术。我给馆子起名‘中国’，是取其家国天下之意，一来为老百姓在乱世中留个影和念想，同时光影也是时代、社会的记录。但我初来乍到，没后台也没名气，偏安在静安寺中，虚度光阴。这实不是我所愿。”说到这里，他偷瞄了二人一眼，见二人听得入神，就建议说：“看二位贵人能否帮帮在下，借二位名号为我的小店做个宣传？”吴建屏说得真切，或者也道出了闯荡上海滩人的共鸣与辛酸，赢得了陈云裳和梅熹二人的赏识，他们决定帮他这个忙。

在陈、梅二人的穿针引线下，吴建屏和上海沪光电影院搭上线。他与电影院方面达成协议，联手加工、印制了五万张陈云裳不同姿态的照片，买一张影票送一张明星照片，在当时的“十里洋场”轰动一时，“中国照相馆”凭借这一广告行为，在上海滩打响名号。

周总理一照留经典

1956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凌晨四五点钟，王府井大街上的“中国照相馆”门前排起了长队。穿中山装的青年、扎着麻花辫子的学生、穿蓝底碎花的妇女，还有系着红围巾穿着绿军装的女兵……大家自觉排着队，眼巴巴看着照相馆的工作人员给自己发号码牌。听说，号码牌只发到下午3点钟，来晚了可就排不上号，拍不上照片了。

这“中国照相馆”不是在上海静安寺吗？怎么就到了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了呢？故事还要从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说起。

从1939年一“战”成名，跟不少的老字号一样，中国照相馆走的也是贵族路线，服务的多是达官显贵。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到照相馆留影需要点闲钱，这不是为温饱奔波的百姓能负担得起的。但新中国的成立正是达官显贵的末日，自然也打击了中国照相馆的顾客群。但是，在中国照相馆里工作的摄影师，大多是劳苦大众出身，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技术为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官兵服务。

于是，“中国照相馆”顺应时代变迁，将服务对象转向普通百姓，并首创礼服出租和鲜花专供等服务项目，招揽了大批顾客，生意十分兴隆。

1956年，新中国公私合营的脚步开始。周总理向全国的劳动者发出了“繁荣北京服务业”的号召，16位“中国照相馆”的职工一合计，带着老婆、孩子以及照相馆里的全部家当，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但如何安置“中国照相馆”这一大家子人呢？这可难坏了负责首都规划的相关部门。照相馆的场地迟迟决定不了，这事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他找来相关部门领导，看过资料后建议：“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

1956年9月25日，中国照相馆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正式营业。这个久负盛名的照相馆，从开业那天起就是客似云来，“服务首都人民”的新历程，在忙碌、热闹、充实、自豪中展开。

话说回来，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的门前，排队的人不见少反见多，店里的老师傅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

对于许多老北京来说，姚经才的名字就如同中国照相馆的招牌一样熟悉和亲切。这天，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细心为预约的顾客拍照。突然，眼尖的他看见门口顾客等位子坐的长椅上，多了个人，来人与周恩来总理有几分相像。他赶紧完成手里的活儿，与同事张孔嘉耳语几句，就三步并做两步赶到周总理面前。“同志，您这边请。”姚经才果然小心，他猜出了总理的身份，自然也知道为他的人身安全着想的重要性，想把总理让到内屋。

周总理笑着对他说：“我坐错地方了吗？不是等着照相的顾客都应该坐到这边吗？”姚经才自然懂得总理话里的意思，同时也敬佩新中国的领导人亲民、平易近人的作风。“那，请您先照？”“按照秩序嘛，谁先来谁先照，我手里还有号码牌呢。”

总理亲切而委婉的拒绝彻底感动了姚经才。他不再多说，恭敬地回身完成自己手里的活。终于轮到总理了，姚经才和张孔嘉从来没有给这么大的领导拍过照片，显得很紧张，几次擦拭脸上的汗水，就怕一点闪失砸了自己的招牌。周总理显然看出了他们的不自在，打趣说：“你们是第一次给我拍照，我也是第一次让你们拍照，都是第一次，一回生二回熟，熟悉了就好了。”你们是专家，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照好的。

周总理的话缓解了二人的紧张情绪，姚经才把自己对总理的敬佩与感动融入自己的技术中，找好角度，按下快门。“同志，拍完了，您可以起身了。”姚经才此时还是没用职务直呼周总理。周总理心里自然明白，更感谢姚经才的细心与专业。他起身走到姚经才面前，伸出手与他握。姚经才多年后回想起当时的那一幕，只是遗憾自己在总理面前太呆傻，竟忘记了该是他走到总理面前，只呆呆地伸出手去握总理的手。但这就是“机缘巧合”，谁能想得到呢？

姚经才给总理照的这张像，正是总理一生使用的标准像，后来还被邓颖超定为总理的遗像照，成了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而更令姚经才感动的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总理还破例将这幅照片的原片送给他们留作纪念。那个时候的“中国照相馆”，风光无限自不必说。1988年，因为王府井大街建设的需要，照相馆被搬迁至大街西边的女子百货大厦里。当时整个大厦北头的1-8层都属于中国照相馆，这下照相馆算是阔绰了！这段时间，刚好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北京的服务业市场整体非常看好，中国照相馆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口碑。也正是在那一阶段，中国照相馆引以为傲的个人肖像照、婚纱照、儿童照完全成型。

巾帼再现，老字号复苏

然而，像很多“国字号”企业一样，这家出身上海，在北京大展宏图的照相馆，终究逃不过“国企病”，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败下阵来。

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中国照相馆许多老一辈技术过硬的摄像师，或者像老师傅解黔云那样因看不惯年轻弟子不愿刻苦用功而离开，或者经不住金钱诱惑被其他影楼高薪挖角，中国照相馆人才凋零。

1992年，王府井大街改造。漫天飞舞的尘埃、敲敲打打的建筑声仿佛是一道屏障，将人流与中国照相馆割裂开，生意一落千丈。一直到1997年，这个曾经被誉为新中国最好的照相馆，竟然经历了近六年门可罗雀的惨淡时光。谁来终结中国照相馆这“打苍蝇”的清闲?这个昔日显赫一时的老字号，能否起死回生？

1997年8月，上级派来孙秀珍接管中国照相馆。这个已届退休年龄的女上司，没让众人失望。新官上任三把火。她不仅把火烧旺了、烧久了，还确确实实烧出了成绩。

“或者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必须得飞入寻常百姓家。”刚上任的孙秀珍，来回在中国照相馆里走了几圈，看着一张张记录历史痕迹和曾经荣誉的照片、奖状，她感觉，只有从“国家宠儿”的神坛走下来，回到寻常百姓中来，回归照相的本身，才是拯救中国照相馆命运的正确道路。

“孙总，您的电话。”秘书的声音打断了孙秀珍的思考。原来是航天部一位老领导想请照相馆的老师傅解黔云给拍照，问能否到院里给大家服务，因为很多老专家已经走不动了。老领导的要求让孙秀珍灵光一闪：机会来了。她当即决定成立并派出摄影小分队，走进社区，开展上门拍照的服务。这个决定与当年吴建屏的请名人拍照做广告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历史总有关联性，以前，吴建屏是让中国照相馆走上层路线，现在孙秀珍是让照相馆走下层路线。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昔日的国家宠儿，如今也能如此谦恭！此事引起了一轮媒体热议。

这一决定彻底救活了徘徊在破产边缘的中国照相馆。但是家族概念、历史积淀、责任缺位、国营体制下的权责不分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意味着，阻碍中国照相馆命运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孙秀珍决定扮演一次“煞神”，砍掉“国企”的帽子，同时再做一次“散财童子”，让中国照相馆140位员工人人持有股份，总持股70%。“国家人”变成了“自己人”，束缚在员工身上的绳索松开了。

接着，孙秀珍又“放火”了：摄影技术日新月异，谁丢失了数码市场就是丢失了饭碗。她号召员工集资，抢购欧美摄影设备，开启了中国照相馆的数码时代，用数码摄影取代了135胶片机，热裱改成了冷裱热压，暗房也改成了明室操作……茅以升、马寅初、李连杰、施瓦辛格……这些名字如雷贯耳般的人物，中国照相馆里几乎都有他们的留影。没错，重获新生的中国照相馆已经旧貌换新颜，顾客们又重新慕名而来了。

2009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中国照相馆里张灯结彩。“现在由众弟子给师傅们奉茶！”司仪拖腔带调的声音，仿佛将观众拉回上世纪40年代吴建屏掌舵的那个照相馆里。司仪话毕，穿着长袍的年轻人向主席台上的老师傅们恭敬地行礼并奉茶。老师傅们郑重地接过茶，并起身将年轻人扶起。这一扶就是一种嘱托、一种传承。

这是中国照相馆举办的一次隆重而别开生面的拜师大会，在年轻人坚韧的目光中，你能明显感到一股追赶的力量、永不言弃的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这个记录中国百年变迁的照相馆，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并书写属于自己的新传奇。

摘编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中华老字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