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玺

《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成书前后

文/王永玺

2016年3月，从策划、立项到成书历经十载始得出版的上下两卷本、百余万字的《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面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回忆起2006年春，正值柳绿花红、莺飞燕舞之季。此时，我已退休多年了，然而，一直有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念。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老教师，究竟还有什么“志”？其壮心又是啥？内涵还需要说清楚，讲明白。

1981年4月底，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美好季节，我从北京市房山良乡中学调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任教，先讲授《科学社会主义》，不久即转入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教学与研究。随着全总干校改为中国工运学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演变，我对工运史的教学与研究也日益深入，逐渐从产生兴趣而走入佳境。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先后编写了《中国工人运动通史简编》、《中国工会史》、《当代工人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七十年》等，后又师从并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刘明逵研究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主任唐玉良两位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开拓者、奠基者，积极参与编写《中国近代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运动史料全书》两个巨大的史料汇编，并担任后一书的综合卷民主革命时期的主编。可是尽管刘、唐二位先生对中国工人运动史资料的收集、编篡、出版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出一本具有一定水平和权威性的《中国工人运动史》仍然是一个空白。为此，我自退休后一直在四处奔走，运筹策划编写一本《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甚至达到“倘若此书不成，就会死不瞑目”的程度。恰在这时，全总办公厅受全总书记处的委托，举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历史展》，并点名用车把我接到全总“919”办公室，与原全总办公厅主任何士坤、政策研究室副巡视员魏峰担当此事。从那时起，我即一面投入史展资料、图片的搜集，帮助撰写提纲；另一方面便开始了《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立项、筹划工作，考虑编写此书的艰难过程和可能遇到的困难。

编写队伍 四面八方

2009年，项目立项后，组建较强编写队伍即迫在眉睫。为此，由我出面，在全总研究所同意和支持下，聘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副主任、教授高爱娣和铁道部党校科研所副所长、工运教研部教授戴文宪分任上下卷主编，聘请全总研究所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十余位中青年教学研究人员、博士、博士后参加撰写，可谓阵容强大。这支队伍从来源看涉及三个单位，从结构看，老中青三结合，从专业背景看，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运史、党史、经济学、社会学、工会学等多方面，这些都有利于本书的研究和编写。

编写过程 精细艰辛

本书编写历时5年，其间从启动到初稿修改完成，共召开项目组全体人员会议5次，其中研讨、确定撰写大纲三次，初稿、成稿研讨二次。此外，部分人员小型会议和成员之间随时进行的交流、讨论、协调、互助更是不计其数。全书主编和分卷主编，认真负责，无论是对撰写提纲的精心设计还是对初稿各编、章、节的逐字逐段修改审定，都付出了巨大辛劳，有的章节甚至推翻重写。特别是下卷难度更大，如工会国际工作、港澳台工运等。我作为全书的学术主编，严格把关，在确定全书大纲中，反复向参加撰写人员、特别是青年教师讲明要点，指导其修改，并亲自对全书的谋篇布局、大纲结构反复推敲，使之趋于合理，体现学术性和新颖性，并最终确定下来。项目组各成员也积极努力，查阅大量资料，请教有关部门，力求全面准确。总之，撰写一部百万字之巨的工运史决非易事，对所有参加人员都是考验和锻炼，正是在大家的协同努力下才取得最终成果，为中国工会九十华诞献上厚礼。

篇章结构 全中有重

本书采用通史体例，时间界限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贯穿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止于2013年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十六届二次执委会议，前后共170多年。这样，不但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人运动史包容进来，而且将下限一直延伸到当下的现实。对中国工人运动史作如此长距离和大跨度的回顾和梳理，不失为一种探索与尝试。此外，从涵盖领域看，本书内容以大陆地区的工运史，也就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为主，同时以适当篇幅和笔墨兼及国民党工人运动，以及其他党派与行帮影响的工人运动，并对1949年以来港澳台地区的工人运动予以一定的反映和体现。此外，本书还对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工会的国际活动予以反映和体现。

编写要求 明确具体

本书编撰、审改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中共中央两个历史决议的精神和党的工运方针政策及全总的有关文件精神，在全面掌握和客观分析有关文献和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撰写，力求做到政治性和科学性的完美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确保研究与编写工作的质量。为达到上述要求，从大纲制定到初稿形成，我们都反复进行了推敲修改。应当说，撰写一部全面反映我国工人运动历史的著作，实非易事，时间跨度大、涉及方面多、内容纷繁复杂，材料浩如烟海，其中内容的取舍和难点、热点、敏感点更是不容易拿捏，其观点和说法也要言之有据，引用资料符合规范，做到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为此，我对全书达百万字的初稿、成稿都仔细把关，编、章、节乃至段落都仔细审看，而且不止一遍，对不符合要求的坚决提出修改，确保质量。特别是下卷，需要把握好的问题、方面更多，下卷主编戴文宪同志更是认真负责，对初稿和成稿能修改的坚决修改，修改不成的坚决重写，对难点、热点、敏感点更是看得仔细，对下卷的成书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对全书包括上卷做了统稿和完善工作，其工作量远超百万字，对全书的完成做出突出贡献。

美中不足 仍存遗憾

本书虽然比较充分地吸收和借鉴了史学界已有的相关科研成果，同时使用了一些新资料，形成了一些新思路，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这样的大部头著作毕竞不易驾驭，有些部分掌握资料还有不足，对事物的分析还不够深刻，例如对工会运动的政治性尚能把握，对其经济性就分析不够；对工运思想文化演变及某些工运人物的评价上还有不足。此外，在项目组人员选择和搭配上、在项目协调运行机制上也还有一些需要改进完善之处，这些都需要总结经验，以便今后改进，努力把工运史研究工作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