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娜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联合政府主张在国统区引起反响的文献考察

周东娜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国内力量,实现抗战建国,与各民主党派联合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建立各党派平等参与的联合政权。然而,这一主张公布后却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极力围堵。与此情形相反,国民党进步人士、各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则对联合政府主张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应当看到,联合政府主张之所以受到欢迎,既是因为人们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同时也离不开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和实践经验。

联合政府;国统区;政党;民众

“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并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提出并力争实现的战略性主张之一。”[1]这一主张提出后在国统区产生了强烈反响。毛泽东曾指出：“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2]蒋介石后来也承认,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后,“社会反共的心理渐趋瓦解,政府也渐陷于孤立地位”[3]。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及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受到学界的重视。①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视角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考察这一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参见：[1]宋斌文.论毛泽东民主联合政府理论三个来源[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3)：110-116;[2]胡为雄.毛泽东“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及其实现过程[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2)：66-62;[3]仝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J].毛泽东研究,2015(5)：17-22.此外,另一种视角将其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形式,考察这一主张与国民党一党训政、政治协商会议乃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参见：[1]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秦立海.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1944—1949年的中国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以往对这一问题多侧重于联系当时的民众运动来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结合1945年前后国统区出版的报刊文献资料来具体考察这一主张提出后在国统区引起的反响,以期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补益之助。

一、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1944年之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境,各方面均显著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与此同时,从1944年上半年开始,国统区内的民主宪政运动不断高涨。当时,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却在正面战场连连告败,加上历年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民不聊生,致使怨愤已久的民众空前沸腾。

随着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涨,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作出让步。国民党“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中共中央相信“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4]178。为了能够促使国民党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4]178。由此,联合政府的主张呼之欲出。一方面,中共的民主吁求与各民主党派的民主愿望相一致。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的请示电报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5]593另一方面,联合政府构想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1944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时讨论联合政府的问题,他讲到谢伟思告知美国有意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此外,苏联亦支持中共与各党派联合。这时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9月4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说明：“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召开国事会议、改组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估计除国民党外的各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都会赞成这项主张。”[5]5959月15日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在汇报完国共谈判的情况后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6]这是中共首次公开提出联合政府主张,这一全新的政治主张一经提出,就得到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9月27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再次郑重申明：“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7]但是中共的郑重主张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回应。

二、国民党各方对联合政府主张的态度

1.国民党对联合政府主张的批驳

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后不久,1944年9月29日的国民党《新检月报》上刊出指示文电,明令：“对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之文字应严扣。”[8]蒋介石甚至污蔑中共：“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9]除遭到政治回击外,在思想领域,联合政府主张亦遭到理论攻势。大致看来,国民党反动势力对联合政府的抨击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给联合政府贴上“舶来品”的标签,认为中国的国情只许循着国民党划定的“民主”路线行进。叶青指出联合政府“并不是一个新发明,全然来自欧洲”,“欧洲的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一套办法是否适宜于中国呢?这要把欧洲的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认识清楚才好。我们不能糊糊涂涂地仿效人家”。[10]通过分析西方国家建立的五种联合政府形态,叶青得出结论,外国成立联合政府的情形中国都不具备,因此“出现于那些国内的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不能输入中国,盲目抄袭”[10]。曾担任《时代青年》总编辑的孙午南同样认为联合政府不符合中国国情,他表示：“联合政府是以欧美的多党政治的国家为其产生的基础的。换句话说,只有各党政治的国家才可能产生联合政府……否则,如一党政治的国家便不能产生。”[11]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他强调：“我们的民主政治是不能循着欧美的老路发展的。我们应该根据他们的经验材料,预先确定合乎中国特殊性的良好的计划,切实的步骤。”[11]

客观来说,把联合政府看作欧美国家的产物,以其不适应中国国情为托词来反对二战后世界各国的民主发展趋势,显然站不住脚。中国固然有其特殊的国情民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相同,但从当时世界的民主进程来看,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不仅不违背、反而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如果偏要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反而是把“个别”独立于“一般”之外了。

第二,否认联合政府的民主性质,质疑联合政府的行政能力,进而攻击联合政府是“伪民主”“低效率”的政府。有人认为联合政府“是由现有的各党各派,共同组织一个包罗一切党派的政府,因为是各党派联合组织的政府,所以称为联合政府。换言之,就是把一党政府变成多党政府,以为这就是实行民主政治了”[12]。叶青直呼：“联合政府是不合于民主政治的”,“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政党政府是一党政府”。[13]在否定联合政府民主性质的同时,另一种声音则质疑联合政府的行政能力。曾任《武汉日报》编辑的吴自强认为,“消极的由两个以上政党参加政府工作,政党既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又没有去监督去策励的办法,再由于参加政府的政党互相制衡的结果,事事办不通,一引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一种消极无能的政府就形成了”[14]。也有人担忧,即便联合政府能够保证民主,但是行政效率却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在普通原则上讲,我们是不赞成联合政府的,因为虽然他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也有许多难免的流弊。如几党联合的政府,总不会长久的合作,使政府易于摇动,各党必须互相迁就,使政府的政策不能贯彻。议会中无反对党之经常批评与牵制,易于流为政府的独裁,各党一齐参加内阁,弄坏了,大家共同负责,减少政党的责任心。”[15]当然,这种考虑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分析问题不能停留于事物的表面,而是要深入挖掘观点背后的思想动因。从维护专政的私心来看,与其说他们担忧联合政府本身,不如说他们更害怕国民党政权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身权力的失去。

第三,诋毁联合政府是“分赃政府”,攻击共产党人的民主诉求是“阴谋论”。在国共谈判中,蒋介石曾污蔑中共“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9]。叶青也指责：“由各党派会议组织的联合政府,未经过人民选举,又怎能说是民主呢?原来所谓民主是人民的共治制度,不是党派的分赃制度呵!”[10]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进步党派以及广大爱国民众之所以呼吁建立联合政府,是因为他们看清了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只有实行联合政府才能团结全国各阶层的力量抵御日寇、和平建国。但令人失望的是,国民党却把联合政府贬损为“分赃政府”。不仅如此,为了抹杀民主、联合的提议,国民党攻击中共意图建立联合政府纯粹是为一己之私,将联合政府贬斥为共产党人预先设计好的瓜分政权的阴谋。王灏群就宣扬说：“联合政府是中共当前夺取政权的政策。”[16],孙午南也指出：“别有用心的党派和人士用来作为‘夺取政权’的武器,由各党派推出代表来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以瓜分政权。”[11]叶青亦认为：“共产党曾把联合政府看作团结统一的方法……其实,联合政府在共产党不是为了团结统一,而是为了争权夺利。”[13]当然,上述种种无稽之谈在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主、创建新中国而浴血奋战、奋勇开拓的革命实践面前,无不变成了作茧自缚的妄言。

2.国民党进步人士对联合政府主张的回应

国民党坚持独裁、践踏民主的作风毕竟是与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意旨相违背的,对此,国民党元老冯玉祥、覃振等深感不满。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后,1944年9月24日,各界人士在重庆迁川大厦召开第七次“宪政座谈会”,争取民主、废除一党专政成为与会人员的一致呼声。会上,冯玉祥严词指出：“今天如再没有新的改革,亡国之痛,就在眼前。”[17]时任司法院副院长的覃振也出席了这次集会,他说：“民元约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同盟会到辛亥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在国父领导下,流血奋斗,为求得民主的实现。如今民国已三十有三年,还要大家谈提早实现民主,真令人感慨系之。”[17]在为数不多的国民党民主派中,孙科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主张相互理解。据《王世杰日记》记载,孙科曾表示赞成召开“国是会议”,“力言国共必须合作,国民党必须容纳中共”[18]。孙科指出：“对联合政府我没有说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同时我也没有说联合政府一定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对联合政府这个主张并无成见。”[19]但是,随着蒋介石独裁倾向的日渐明晰,“孙氏的论调便比上述声明要激昂了些”[20],作出了更加倾向于联合政府的表态：“四月二日,当他在基督教青年会讲述‘怎样促进民主’时……他对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的假把戏,发出如下的敬告……当前国家的需要,已等不及这样一步步来试验,而要澈底实现民主政治,不能再忸忸怩怩了。”[20]

三、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及爱国民众对联合政府主张的支持

1.民主党派给予中共的理解与配合

联合政府主张从提出到被社会各界接受,除中共的推动外,中国民主同盟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合政府主张公布前,毛泽东就表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5]593。此后,各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共通力合作,揭开了国统区波澜壮阔的联合政府运动。民主党派声援联合政府的运动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各党派领袖一致倡导建立多方合作的民主统一政府。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中国青年党发起者之一左舜生在接受《时事新报》采访时强调：“各党各派团结努力已是全民一致的要求,民主宪政的推进也以此为据。我以为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应将实现。政治问题只能以政治方式来解决,绝不能用流血方法来解决。”[21]李璜指出：“世界潮流趋向民主已为事实,中国在民主政治上更需向前跨一大步。”[21]中国国家社会党发起者之一张君劢也赞同“将来的政治,必须以各党各派共谋的民主政治”[21]。联合政府主张提出以后,各界人士在重庆召开第七次“宪政座谈会”。会上,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章伯钧倡言：“应该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不要等到亡国之后!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17]此次座谈会使国统区的联合政府运动日益高涨。为回应日益强烈的民主呼声,蒋介石于1945年元旦发表广播讲话。他一方面声称要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在抗日战争中完成建国的大业;另一面却又强化专制,要求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实行“总动员”,变相镇压日益高涨的联合政府的呼声。为了对抗民主逆流、倾听民众声音,1945年元旦,《新华日报》策划“对于1945年的感想”专题[22],多位民主人士将联合政府作为他们的新年期许。比如,章伯钧申明希望中国成为“真正民主而又统一的国家”,“召集紧急时局会议,树立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国策之各党各派的民主统一政府”。[23]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希望改变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机构,使“举国一致的政府能早日实现”[24]。张申府也提出“一个呼吁”,呼吁“立即由各党派及其他社会有力人士,开诚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政府”[25]。

第二,中国民主同盟从方针政策上保障联合政府运动的开展。中国民主同盟自成立之初就发布“十大政治纲领”,除强调“践行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外,还要求“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26]8从“纲领”的这一政治诉求可以看出,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各党派渴望平等的参政机会,而联合政府的构想恰好满足了党派团体参加政府的愿望。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民主同盟在配合联合政府运动,尤其是从方针政策上领导各党派的民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26]311945年1月15日,针对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发表的抵制联合政府的演讲,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职业、身体等自由,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十项主张”[26]36-37。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民主同盟又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表示“由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包括产生在宪法政府成立以前的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26]62。

第三,各党派民主人士身体力行,宣传联合政府主张。尽管国民党明令禁止宣传联合政府主张,各党派民主人士却抱守民主信念,奔走呼号,极力扩大这一主张的影响。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冲锋在前,率先摇旗呐喊。1944年9月24日,在重庆迁川大厦召开的第七次“宪政座谈会”上,张澜呼吁“各党各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实为今日解决国是,挽救危亡所必需”[17]。10月25日,在宋庆龄、于右任等人发起的邹韬奋追悼大会上,张澜再次疾呼：“目前时局,极端危险,余个人认为各党各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必需,故中国民主同盟亦主张联合政权。”[27]在民族危亡益深的情况下,中国民主同盟的邓初民指出,要将反法西斯战争与民主建国“毕其功于一役”,建立新型的民主：“新型的民主,决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民主,而是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的联合政权。”[28]罗隆基则从实现国内团结的角度指明：“中国目前,甚至中国最近二三十年内,是各党派协同一个共同纲领,以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的时期”,实现团结要建立在各党派平等的基础上,“党派的谅解与团结,必须在平等地位的会议协商中获得,不能用法令与受命的方式”,同时“党派合作,必采取联合政府方式”。[29]

2.进步学者及民主人士倡言组建联合政府

1945年后,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依然停滞不前,及至当年2月初,蒋介石甚至公然拒绝联合政府提议,一时间民主前途岌岌可危。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文化界、妇女界的有识之士以救国责任相呼号、以公开宣言为武器,汇聚成抵制国民党反动表态的强大力量。2月22日,重庆文化界300余人联名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派所推选的公正人士组织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的战时政治纲领”,并提出“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皆应废除”。[30]3月12日,昆明文化界联合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呼吁“政府应立即邀约全国各在野党如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共同举行国是会议,决定战时的政治纲领”[31]。4月29日,成都文化界联合发表《对时局献言》,提出“目击忧患,为国家民族,实在不忍缄默”,要求“从速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民族组成的紧急会议,共同商成施政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政府”。[32]

“在政治不良的中国现状之下,妇女界所遭到的痛苦,实已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重庆妇女界联合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政府“立即邀集各党各派及各方人士,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共商国事,成立全国人民一致的政府”[33]。此后,昆明妇女界亦奋起呼吁：“我妇女界再不能长此缄默,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坐以待毙,我们要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34]她们希望“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举行国是会议,商讨抗建国策”,“立即成立举国一致之联合政府,使抗建国策顺利推进”。[34]

3.青年学生声援联合政府的运动

抗日战争后期,驻留西南的高校学生也掀起了争取民主、声援联合政府的政治运动。“10月上旬,成都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五个大学的一些学术团体发起在华西坝体育馆举行国是座谈会,到会者二千余人。会上贴满指责国民党当局的各种标语。如：‘中央当局屡次声称提前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何以至今仍未有具体表现?’‘是否立即开放政权及组织各党各派之联合政府?’等。”[35]1944年12月25日,昆明各界在云南大学举行“护国起义”二十九周年纪念活动,大会通过了《云南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宣言》,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由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各党各派代表人物及全国众望所归的领导人才,负国家民族安危的重任”[36]的民主要求。1945年4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代表会通过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要求“立即停止一党专政,举行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37]。

四、联合政府主张在国统区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

联合政府主张在当时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说明这一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当时国内民主实践的状况,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为中华民族前途考量而酝酿出的救国方案,绝不是如国民党所诽谤的为一己私利的打算。

1.联合政府主张受到欢迎的现实原因

联合政府主张在国统区产生强烈反响,有其现实原因。一方面,从民主党派的角度来看,虽然其政治理念不尽相同,但是各党派均能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与各民主党派的民主意志相反,国民党政府却从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立场出发,致使人民的力量无法调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国家危亡的情况下,若想战胜强敌、恢复国家的生机活力,民主是必不可少的途径,因此,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践行民主精神”[26]8。这恰与中共所倡导的联合政府主张不谋而合,联合政府主张由此受到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政治腐败、矛盾尖锐,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大环境下,国民党当局却在豫湘桂战场一溃千里,持续的内忧外患致使人们的愤懑情绪空前强烈,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在国统区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的周围”[4]178,中国共产党决定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并以联合政府主张相感召,与民主党派相互配合,不断引导民众运动的发展。这样,联合政府主张受到了广大爱国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关注,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合政府运动。

2.联合政府主张影响广泛的社会历史原因

联合政府主张能够为国人所接受并受到广泛支持也有其深远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一主张的发展离不开它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离不开它的时代际遇和实践基础。

从“联合政府”一词的历史渊源来看,它在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随着欧洲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将西方先进的建国理念介绍到中国,联合政府便是其中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之前,“联合政府”一词早已见诸国内报刊并流传四十余年,因此联合政府对于中国人来说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1901年,《国民报》就曾刊登澳洲联合政府成立的消息。在之后的三十年中,诸如《世界联合政府之提议》《议创万国联合政府》《匈牙利组织联合政府》《西比利亚联合政府的混合内阁》《德国新选举后的政潮：巴本内阁辞职：联合政府不成》等介绍西方联合政府发展进程的文章先后见诸国内报端。经过四十多年的传播,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得到一批开明人士的支持,而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愿望也多次为国人所提及。1920年,《民心周报》发表社评《论自治各省宜组设联合政府》,写道：“自北方下统一令后,而孙伍二、唐随即宣言表示态度,湖南谭组安氏东电且有联省自治之主张。……吾人主张重建联合政府为联省之实现是已。”[38]如果说联省自治的联合政府与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还有差别的话,那么1933年李烈钧则明确表达了成立联合政府以吸纳各党派参政的愿望：“李烈钧氏在此次闽变声中,为谋和平解决之领袖,李氏致蒋委员长函中,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以开国民党以外各党参政之途。”[39]可见,联合政府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它影响了一批开明之士,这为中共宣传这一主张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为探索中国民主的新出路点亮了希望之灯。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在欧洲,随着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壮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战胜了法西斯势力,组建了各党派联合执政的新政府。法兰西、意大利、南斯拉夫、波兰、捷克、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许多国家纷纷走上联合政府之路。“联合政府型的新民主政治,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收获。”[40]世界政治的民主趋势也为国人所熟知,“凡是稍微留心于国际局势发展的人,在每天读报的时候,一定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联合的民主政府已经成了欧洲各被解放国家的普遍的政府形式”[41]。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党派会议,组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多党民主政权,这一主张既顺应了国内人民的意志,也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要求。

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来看,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为建立联合政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实现人民民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政府应当从人民中产生,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随着人民力量的壮大,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它“实际上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构成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体雏形”[42]。“三三制”规定中共“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43]。因此,按照“三三制”原则成立的边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现实参照。与此同时,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民主风气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外界人士的关注。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来到陕北,他们根据参观见闻把根据地的情况报道给国统区人民,展现了一个与国民党宣传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在此之后,共产党的领导水准为国统区民众所关注,联合政府主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爱国人士的认可。从这方面说,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为推动国统区的政治民主化运动提供了直接参照,打下了坚实基础。

应当看到,虽然联合政府主张在当时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下,构建联合政府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过程中,中共为促成“双十协定”,委曲求全,搁置了对联合政府的提议。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曲折的方式实现了联合政府主张,但随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几乎推翻了政协协议。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联合政府主张才最终在新中国得以实现。

[1] 仝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J].毛泽东研究,2015(5)：17-22.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101.

[3]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159.

[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 (1943—1944)[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 关于国共谈判林祖涵同志报告全文[N].新华日报,1944-09-17(2).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48.

[8] 指示文电[N].新检月报,1944-10-31(7).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2)[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705.

[10] 叶青.论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J].时代青年,1944(3)：8-10.

[11] 孙午南.关于“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J].国是,1944(8)：39-42.

[12] 周绶章.民主政府与联合政府[J].民主政治,1945(2/3)：170-171.

[13] 叶青.论联合政府研究[J].国是,1945(11)：16-21.

[14] 吴自强.论联合政府与民主政治[J].青年前锋,1945,1(4)：4-5.

[15] 云汉.论联合政府[J].民主评论(重庆), 1945,1(2)：13-14.

[16] 王灏群.现阶段中共的政策：评毛著“论联合政府”[J].新潮月刊,1945,3(3/4)：5-7.

[17] 实行民主挽救危局,只有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N].新华日报,1944-09-25(2).

[18] 王世杰日记(第5册)[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9.

[19] 孙院长对各报所载谈话之负责声明[N].新华日报,1945-02-18(2).

[20] 达深.国民党区各党派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与“召开国民大会”的各种态度[J].参考资料, 1945(12)：124-161.

[21] 实施宪政迈进民主各参政员之意见[N].时事新报,1944-09-5(2).

[22] 外庐.一九四五年的考验[N].新华日报, 1945-01-01(6).

[23] 章伯钧.一九四五年献词——希望与办法[N].新华日报,1945-01-01(6).

[24] 沈钧儒.新年希望[N].新华日报,1945-01-01(6).

[25] 张申府.一个呼吁[N].新华日报,1945-01-04(2).

[26]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7] 王双梅.历史的洪流——抗日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235.

[28] 邓初民.人民是最后的判决者[J].民主周刊(昆明),1944,1(4)：8-10.

[29] 罗隆基.关于团结的几个问题[J].民主周刊(昆明),1945,1(10)：1-15.

[30] 文化界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N].新华日报,1945-02-22(2).

[31] 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N].解放日报,1945-05-11(1).

[32] 成都文化界发表对时局献言[J].祖国呼声, 1945(27)：29-30.

[33] 陪都妇女界发表对时局的主张[N].新华日报,1945-02-13(2).

[34] 昆明妇女界对时局宣言[J].祖国呼声,1945(27)：31-33.

[35] 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历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532.

[36] 闻黎明,候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801-802.

[37] 刘宜庆.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244.

[38] 论自治各省宜组设联合政府[J].民心周报, 1920,1(50)：1240-1241.

[39] 中央派大员迎胡有接受改组政府及党制建议意[N].外论通信稿,1933-11-30(1).

[40] 萧敏颂.先建立联合政府呢,还是先开国民大会?[J].民宪(东南版),1945(3)：79.

[41] 达史.欧洲各国联合政府的理论和实际[J].大学,1945,4(1/2)：38.

[42] 宋斌文.论毛泽东民主联合政府理论三个来源[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3)：110-116.

[4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1941—1942)[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1.

(编辑：李蕉)

周东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