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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会历史研究法浅析严歌苓作品

2016-03-15冉金灵

关键词:历史背景严歌苓

冉金灵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用社会历史研究法浅析严歌苓作品

冉金灵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严歌苓是近来颇受关注的华裔女作家,童年父母离异,文革的洗礼及之后的军旅生涯,异域求学等丰富的个体经历使她对人性和生命有独特的认识和思考,这也对她的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严歌苓的众多作品都从历史背景、人物关系、情感体验等方面隐约的折射出作者自己生活轨迹的影子,呈现出独特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关键词:严歌苓;社会历史研究法;历史背景;个人经历

在叙事中,严歌苓倾向于以女性视点为基点,她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艺术的方式融入作品中,其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相互交织,给人阅读的美感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使严歌苓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父亲丰富的藏书开阔了她的视野,“文革”遭遇使她提早认识到人性的多变和反复无常,之后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又为严歌苓的创作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前半生军旅生涯、后半生旅居海外,这样一种身份和视野的转换,使她讲述历史、讲述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时天然地选择了既非革命、也非启蒙的民间叙事立场。在对发生在特定时段的历史事件的讲述中严歌苓以特殊的民间美学理想植入其中,以民间生活中积蓄的爱与美的力量拆解了主流的“革命”与“启蒙”叙事。她的这一系列作品都涉及特定历史时段的特定历史事件,在构成事件的主要人物身上都映射出作者成长经历的影子。因此,作品显得有迹可循而更显真实性与吸引性。

一、时代环境对作品的影响

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严歌苓著作颇丰,作品主要讲述女性故事、军旅故事、知青故事、异域故事、男女情感故事等等。纵观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严歌苓的作品叙事多样且叙事时间跨度大,几乎都是对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的表述。《金陵十三钗》以一个历史的断裂点讲述南京大屠杀的民族受辱史;《第九个寡妇》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讲述到建国后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以及“文革”后的历史,《一个女人的史诗》所依托的时代背景则有解放战争、反右、“文革”和“文革”结束;《小姨多鹤》从抗战胜利讲到改革开放。这几部小说中,除了《金陵十三钗》选择的是一个历史的断裂点之外,其它三部长篇小说都跨越了民主革命历史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

对这些时期的事件叙述中,严歌苓采用的是对历史的搏斗来理解和表达历史,但又有自己介入历史的特殊方式。这类作品往往着眼于历史中的人,着重开掘人的主体性格、命运和精神。这类作品由于自动规避知识分子视角下重构历史的话语霸权,对历史的拆解性不如前者来得痛快淋漓,对抗性较弱,但却有一种从历史尘埃中绽放出来的人的高贵与尊严。她没有对革命历史的信仰和修复历史的强烈愿望,所以她的作品也不同于反思小说那种充满责任感的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沉重反思,她的创作开始就比较注重个人对历史的感受,尤其喜欢以一个女性在那个年代的细腻感受来表现历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严歌苓的作品始终没有离开对女性生命的体验和书写。女性经验是她敞亮世界暗夜的窗口,是探索历史和当下严酷生存环境的敏感触角。

在特殊的时代里,严歌苓比同时代的人幸运,她没有上山下乡,而是参加了中国人名解放军。1971年,12岁的严歌苓考入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一名专业舞蹈演员,在祖国大江南北奔波巡演。后来严歌苓跟随成都军区“铁姑娘牧马班”一起体验生活。”野地生活造就了严歌苓作品的苍凉与大气,女兵生涯积累了她的人生阅历,使她作品中的人物情境都有了血肉生动的可能性。《老人鱼》、《灰舞鞋》、《爱犬颗韧》中的老兵爷爷、女兵穗子、男女兵士的形象最让人历久弥新。这些人物之所以刻画的如此生动活现,也是与严歌苓独特的人生体验即女兵生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正如《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的女儿欧阳雪,也是一位年轻的女兵,她身上也作家严歌苓参军年代的影子,青春朝气又天不怕地不怕。对这些军队人物的刻画,可以说是作家对自己女兵生涯的回忆与重组。这些回忆与重组构成严歌苓作品中的独特题材。

二、家庭关系在作品中的映射

严歌苓作品的灵感还来源于自己不幸的家庭环境。她在《写稿老手记》中这样调侃自己不幸的童年生活和身体状况:“据说三个因素导致小说家的成功。当然,天分除外。一是父母离异(或早丧),二是家道中落,三是先天体弱。”在严歌苓身上,天赋异禀除外,而恰好这三条都具备,正如她所自叙:“正要不屑,突然意识到自己倒恰巧具备这三个因素。成功还没有影子,三种不幸却始终鞍前马后跟着我,与我熟得不能再熟。”,“从听懂人话,就开始听父母把‘离婚’当歌儿唱……像别的父母习惯于哭闹的孩子一样,我习惯了哭闹的父母。”除了家庭生活的不和谐,小时候的严歌苓还体柔多病:“那时我害着贫血,慢性口腔溃疡,按外婆的话,是个‘吃不香,睡不沉的孩子’”,敏感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严歌苓敏锐的观察力和异常丰富的情感,多病的体格则让她与文学拉近了距离,家庭文化的耳濡目染和父亲丰富的藏书开阔了她童年时代的视野,为她的创作积累了养分。

严歌苓的创作多数来源于与她人生经历有关的事和人,经过艺术的笔墨重组成她小说的背景和人物形象,使之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严歌苓的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妈妈是一名话剧团演员,在严歌苓的很多作品中,女主角通常是舞蹈家、戏剧演员、名角儿,如《白蛇》中的孙丽坤,《角儿朱依锦》中的朱依锦等。关于父母婚姻关系的移植,严歌苓曾在《母亲与小鱼》中描述了一个美貌的歌剧团主角妈妈对有着修长手指,略驼的背,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的歌剧团副团长的爸爸笨拙却是明净的爱,为了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与认同,她练习小提琴,学画画,大声的朗读普希金,这一切的努力换来的是父亲的厌烦,若是父亲在压制的厌烦中对她一笑,这笑维持了她的生活。和《母亲与小鱼》情况有着千丝万缕相似联系的作品便是《一个女人的史诗》,可以说,作者将美貌的歌剧团主角一变,变作了文工团的花旦田苏菲,将歌剧团副团长一变,变作了欧阳干事。这两部题材中有很多重叠的情境:田苏菲也会像“妈妈”去看“爸爸”那样看欧阳萸修长的手指和微驼的背,也会为了讨好欧阳萸也学着背诵普希金的诗句,也会在还给欧阳萸的书中放上“我想嫁给你”的纸条……可见童年时期的经历对严歌苓日后的创作有着非一般的影响。

三、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交融

历史真实不能与历史现象背离,必须严格的按照历史现象来解构与重构历史。而艺术真实却又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本身基于历史真实为基础但又不局限于事件本身,创作者可以依据文本目的对历史事件进行再创造,甚至是对事件本身进行想象性创造来达到文本目的。艺术真实是历史真实的复制,但是囿于艺术题材的类别与篇幅,艺术真实毕竟涵盖面有限,不能详述历史真实的所有情况。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历史事件必须进行甄别选取能够表达艺术题材与艺术精神的部分,所以,艺术真实只能用局限的材料反映无限的历史。正如严歌苓在《穗子物语》在这篇自序的最后又说道:“我只想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掺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观我毫不在乎,我忠实于印象。”

印象中的文革并不温情,它们直接给严歌苓以记忆的冲击。在文革中,严歌苓的祖父自杀,身边的亲人朋友,熟识的,陌生的,每天都有人因为文革而丧生。文革之后的余波仍对单纯的知识分子父亲带来种种困苦,这些都在严歌苓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仍是颇失败地与社会,与人相处,许多人都从文革中练出狡诈和残忍,他仍是毫无起色的天真和诚挚。他半明白半混沌地让人在他身边开发利用他的才华学识;当我看见一个文霸以合作为名,不劳而获的用爸的心血脑汁在名望上步步登高……”这些现实遭遇催生了她早熟而活跃的细胞,使她提前进入成年人的意识领域,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这些事件中,严歌苓困惑的表示:“‘文革’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很多年后,回想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个谜。即使出国我也没停止这种询问,人为什么在那十年里有如此反常的行为。”除了恐慌与不解,文革似乎还是可爱的,“文革就是把一切‘文’都‘革’掉”。“考试是被‘革’掉的众多内容之一”。在对文革的复杂感情状况下,严歌苓写下了很多与文革有关的文章,并且严歌苓直接通过一个名叫“穗子”的小女孩的眼睛为我们张看了我们所了解的和不了解的文革。在《穗子物语》的自序中,严歌苓这样说道:“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和童年的自己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作为文革的亲历者,那段历史成为她小说中的常见题材,女性特有的敏感让她对那个荒诞时代有着独特的感受。

基于对文革复杂的感情,严歌苓在众多作品中都以深情的笔墨描述了文革,并使它们事事不同又件件相连:一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事件可以和另一部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相互补充。她以不同的写作技巧反应同一件事,从相互补充中,事件显得格外的饱满丰富。在《母亲与小鱼》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两部作品中,“母亲”与“田苏菲”二人的情感经历出奇的相似:文革来了,父亲无法从事写作,薪水被冻结,我们常吃一种黑黑的菜,只因为多放些猪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烧肉”。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的飞快。妈妈还是一如既往的爱着父亲,她将煎好的小鱼托人带给在乡下劳动改造的父亲。父亲恢复写作后,身旁又多了很多年轻美丽的女子。母亲希望着再来一场文革,就没有女人要他了。无独有偶,诸如此类种种,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文革给田苏菲全家带来的困顿让他们的餐桌上也出现了“梅菜烧肉”,欧阳萸下放农村改造,田苏菲带上食物乘夜车去探望欧阳萸,后来欧阳萸恢复写作,身旁又开始蜂围蝶绕,田苏菲祈祷再来一次文革,那些女人就看不上欧阳萸等此类故事情节的交相辉映,合成了一副生动而色彩鲜丽的记忆画面。通过这些似真似幻,似幻而真的情景,体现出严歌苓作品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四、结语

通过时代环境对作品的影响、家庭关系在作品中的映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交融这三个部分的浅析可以大致明白严歌苓作品独特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之所在。来源于生活的素材使她的作品呈现出更多的真实性,对历史的艺术描绘使真实拥有了更多的诗意,这种真实性以不断吸收各方面的营养而得到了强劲的艺术生命力,这也是她众多作品被翻拍成为影视作品的最好证明。

参考文献:

[1]吴雪丽.历史重述与性别乌托邦[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52-53.

[2]严歌苓.波西米亚楼[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8,9,58-59.

[3]黄梅.严歌苓小说多元文化视域下的人性思考[D].山东:青岛大学,2012.40-41.

[4]严歌苓.穗子物语[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

[5]张华,张永辉.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J].名作欣赏,2012,(3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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