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晶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当前我国公众政治认同的弱化及其重构探究

周晶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社会公众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是政治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政治认同是政治认同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对政治认同客体行为产生的能动认同。当前我国公众政治认同弱化，从政治认同主体方面分析，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公众身份变化、利益群体分化；从政治认同客体方面来看，主要原因是权力异化、政治绩效低下、政治文化多元化。因此，着重从利益表达实现机制、依法治国和多元价值观整合三个层面，对我国公众政治认同进行重构。

关键词：公众政治认同；弱化原因；重构路径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每个人是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的人，政治认同则是个人与政治体系关系的交汇点，是认同在政治层面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们能够参加并且怀抱着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这种意愿就是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在古代就是表现为统治者如何取信于民。在当今世界，政治认同同样重要，它关乎政权的稳定，公民凝聚力的提升和国力的强大。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公众身份变化、利益群体分化导致固有矛盾激化，使政治认同问题更加凸显。当前公众政治认同弱化主要表现在对现有政治制度认同、政治绩效认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的削弱。公众政治认同弱化导致公民政治冷漠，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参与某项政治活动，公民最基本的选举权也越来越流于形式。政府无法准确判断政治制度执行情况，政策执行效果得不到有效反馈，反过来严重影响执行效率。因此，对于我国社会政治认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政治认同的内涵

（一）政治认同界定

政治认同的涵义是研究政治认同的首要问题，目前学者们对于政治认同的界定主要是从政权合法性赞同、心理归属感、政治认同主客体实践关系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政权合法性赞同是政权权力获得过程具有合法性，能够得到赞同和支持。认为政治认同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条件，并相应的对政权体系。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马克?夸克，他认为合法性包括认同、规范和法律一致性，其中认同是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2]

心理归属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政治认同，认为政治认同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共同体的情感和在心理上的归属感。首先从归属感视角来界定政治认同的是罗森鲍姆，他在《政治文化》一书中提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这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3]

政治认同主客体实践关系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观点来进行分析。认为政治认同是政治认同主体与政治认同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政治认同主体对政治认同客体能动的关系，这一关系不仅体现在政治心理认同，还强调政治行为认同。

本文倾向于政治认同主客体实践关系的界定，认为政治认同是政治认同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对政治认同客体行为产生的能动认同。政治认同主体对政治认同客体的认同来自于政治认同客体的行为，是对政治认同客体行为的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和肯定；同时，政治认同主体对政治认同客体行为的认同程度，又反过来影响政治认同主体的实践。

（二）政治认同的层次分析

从政治认同的内涵出发，政治认同的层次可以分为：政治认同主体和政治认同客体，也就是认同者身份和认同对象来分析政治认同层次。

从政治认同主体的角度来看，政治认同是普通民众对政治制度、政治绩效和意识形态的赞同和肯定,具体可以表现为对政治体系、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同。在当前中国，政治认同的主体是民众，政治认同是民众的认同。政治认同主体是人，它既可以是一个个体，如某一个政治领导人或者是普通民众，也可以是指某个阶级、阶层或者社会团体。在这里，主要分析第二种情况。政治认同的主体是比较复杂的，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和研究角度，把政治认同的主体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收入和职业综合来划分政治认同主体，可以划分为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根据年龄来划分政治认同主体，可以划分为青年、中青年、中年、老年人群。了解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诉求，有效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加强民众政治认同；认识不同年龄段公民的心理特征，有利于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心理特征强化政治认同，对政治认同主体的准确认识是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保证。

政治认同客体相对政治认同主体来说比较复杂，政治认同客体是指政治认同的对象和内容，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性质，将政治认同对象大致划分为政治制度、政治绩效和政治文化三个部分。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政治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三个层次，作为政治认同对象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指为行使而建立的具体政治制度，主要包括选举制度、权力公开与制约制度、党政关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4]政治绩效是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率、效能。政治绩效是整个政府绩效的中枢，实现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需要政治绩效作为法律和制度的保证和保障。政治文化是民众对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而作为国家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的政治意识形态，将直接影响公众政治认同。

二、当前我国公众政治认同弱化的原因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众政治认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公众政治认同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从政治认同主体和政治认同客体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政治认同主体自身在社会转型时期发生了转变

1.公众身份变化

政治认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渐进过程。人是处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众身份的变化是影响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往的民众认为政治是执政者的事情，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

新中国成立，人民翻身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成熟，人民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公众对自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被动服从性参与到主动要求参与，意识到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部分民众开始关心国家时事政治,把个人切身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已经开始懂得运用现代民主政治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公众有了解政治、关心政治和参与政治的需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是公民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现实生活中的公民政治参与受到经济发展、社会地位、政治心理、政治机制和社会机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5]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参与缺乏机会，现有政治参与渠道未能发挥作用，公民政治参与却得不到有效发挥。同时，政治参与主体参与一定的政治生活后，还会产生自己是否会影响政治决策等的感受。

当前社会主义时期，政治认同主体身份定位改变，要求主动参与到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政治认同主体政治参与意愿实现程度不高，这种矛盾会直接影响到民众政治认同的高低。

2.利益群体分化

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需求，需求驱动人对利益的追求。利益是连接人和政治体系的纽带，人的利益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政治认同的高低。公众在对所属政治系统的初步认同形成后，不同群体所产生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会对政治系统提出新的要求，能否满足、怎样满足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认同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单一的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多元的利益群体，必然导致多元的权利意识和政治诉求。不同的利益群体不仅自主意识不断强化，而且对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意识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6]同时，改革开放转型时期，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实际利益获得出现了分化，利益分化打破了原有的平均主义分配格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在逐渐扩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分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的新的政治认同主体，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利益群体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出现的心态动态变化也对政治认同产生影响。

由于利益分化的加剧，转型时期各利益主体对利益的需求，与当前政治认同客体满足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政治认同主体利益诉求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时，也就是利益需求和实现程度之间存在差距，必然会导致政治认同主体不同程度的失落感，削弱政治认同。

（二）政治认同客体在新时期还存在诸多问题

1.权力异化

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体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但在代议民主政治中，权力本身就具有异化的内在可能性，因其内部存在着的四对矛盾：支配与服从的矛盾、所有与使用的矛盾、职位与职责的矛盾、公益与私利的矛盾，[7]它们是权力异化的内在根据。改革开放后，公共权力异化导致公众对政党和政府认同资源流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部分公职人员的权力寻租，通过腐败行为获得非法利益；其次是政府执政部门利益化倾向，通过灰色收入获得额外利益；还有司法审判不公的行为。腐败是公共权力滥用的结果，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曾作过深刻剖析：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公众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提升，对政治权力异化的情形越来越重视，政治权力异化会使公众政治认同产生变化。在我国，部分的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这些腐败行为破坏了政府公正行驶权力的原则，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削弱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2.政治绩效达不到预期效果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对一个国家政治认同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这是他们对政府政绩评价的根本尺度。政党和政府要想取得公众认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不断发展经济，并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不断满足文化需要。

影响政治绩效的直接因素是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政策执行力。在当前形势下，共产党执政能力得到了稳步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政府政策执行力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也直接与民众政治认同程度高低相关联。例如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仍存在许多问题，这就导致政策实施后达不到预期效果，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使政府的信誉和社会公信力受到不良影响，弱化了公众的政治认同。

3.政治文化多元化

政治文化是主观价值范畴，是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认知、感情、态度、价值观等政治心理层次诸要素，政治理想、信念、理论、评价标准等政治思想意识是其表现形式，与物质的政治系统是互动平衡的关系。政治文化直接影响公众政治认同，特别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公众政治认同有重要影响。可以说，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对执政的政治权力具有道义约束力，能够增强民众对政府和权力机构的认同；其次，意识形态对政治认同具有感召力，可以凝聚民众的力量。

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深度和广度的加大，还有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国内外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冲击着人们现有的思想和观念。特别是西方观念的渗透，公众对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和剖析，在比较中进行选择性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认同程度。

同时，还应该看到，在当今网络信息化社会，获得信息途径快速多样化，民众的观念开发，对于自由民主平等观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看问题方式发生了改变，对于本国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期望更高。政治制度和政府与民众的期望值的差距也是影响公众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

三、构建政治认同路径

我国公众政治认同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加强公众政治认同，就要求针对政治认同弱化的原因，重构政治认同路径。首先，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夯实政治认同的物质基础，要保证公众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因此首要任务是构建利益表达和实现机制。其次，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证政治权力的规范行驶，加强政党执政能力建设和政府政策执行力。最后，从意识形态层面上，以主流意识形态来进行整合，强化民众政治认同程度。

（一）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利益表达和实现机制

落实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政治制度，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决策目标，一切为了群众的全面发展。在进行决策过程中，要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培育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和保障人民参政的权利。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努力寻求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结合点和平衡点，充分考虑到社会大众的受益程度，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定不移地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夯实政治认同的物质基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科学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从整体来看，民众的利益实现是以社会生产力为保障，也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国家经济发展越快，人民得到的物质利益越多，政治认同程度就越高。从个人层面看，要求把蛋糕分平。因此力求做到既要注重发展速度，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又要保障利益均衡，缓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在发展过程中注重调动不同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来提高效率，同时要更加注重公平，缩小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差距。

建立科学的利益表达机制，尤其是当前社会底层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可以使不同的利益主体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我国目前传统的利益表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随着目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还有很多利益主体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拓展利益受损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并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等手段对社会利益进行再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下岗职工和农民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益，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政党执政能力建设和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8]正如柏拉图（Plato）所说，政治权力应该服从于法律，“当一国之法律没有任何自己的权威而需要服从于其他某种权威时,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崩溃就为时不远了。但是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而政府是法律的仆人，那么形势就充满了希望，人们也可以充分享有上帝赐予该国的福祉。”依法治国的核心是有效规范和制约权力，有效地规范和制约权力，把国家权力和权力的行使，把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权力得到有效监督，才能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实现，这是增强民众政治认同的制度保障。

在依法治国基础上，着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维护政治认同所需要的稳定局面。民众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利益交错复杂，难免会有矛盾。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就要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社会矛盾，整合各种社会关系。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政治稳定的局面，是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前提。政策执行作为将政策规定的内容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根本途径。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正是通过公共政策及其有效执行而实现。政府的职能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惟有尽心尽责，切实有效地履行职责，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赢得民心，受到支持与拥护。就此意义而言，政治认同主要是由政府执行力水平的高低决定。

（三）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主流意识形态在保持社会成员一致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提供了政治秩序合法性解释，而且提供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解释。在当前各种思潮涌现的状况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显得尤为重要。任何政权及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及其施政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都必须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论证，才能为民众理解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使民众在相互比较中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从而进一步加强民众的政治认同。

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提供符合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念。主流意识形态要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适应民众多样性和差异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整合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下，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引领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弘扬同步推进，相辅相成。要加强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驾驭和整合，一方面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和阐释，使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真正理解、认同和掌握。另一方面要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针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动态、新特点和新趋势，及时进行分析，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88.

[2] [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 [美]罗森鲍姆.政治文化[M].陈鸿瑜,译.台北: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84.

[4]许耀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政治制度[J].科学社会主义, 2013，（1）.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5-178.

[6]刘勇.论转型时期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J]前沿，2010，（7）.

[7]吴建华.公共权力异化成因解析[J].理论导刊，2005，（1）.

[8]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M].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