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军荣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简论容闳思想的复杂性

赵军荣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容闳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来谋求中国社会的革新，使其思想在不同方面呈现出复杂性。对于留学教育计划的坚守和自身的爱国理想体现了他思想的深刻性，而部分建议的提出未能充分考虑当时国内社会情况以及这其中夹杂的个人片面的理解，则显示出他思想的局限性。

关键词：容闳；西学东渐；思想

容闳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和开拓者，他以他的教育救国计划和实业救国计划，推动了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发生和发展，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他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来体会他思想发生的变化。

一、思想的深刻性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被父亲送到澳门马礼逊学校学习，后来该学校因经济困难和战争即将爆发停办，容闳便返家做活补贴家用。之后重返学校，并于1847年随布朗夫妇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该校的中国留学生，次年回国。八年的留学生涯，他的所学、所见、所闻使其思想大为开阔。

首先，我们来看容闳的爱国情怀。1850年中学学业完成后，容闳选择在美国继续求学，但经济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老师们便想到为他申请有关学校为勤学贫苦的学生设立的奖学金，前提是他毕业之后必须做传教士。容闳谢绝了老师们的建议，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1]（P28）“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1]（P29）这几句话道出了容闳期望将自己所学的知识用于祖国的发展，不因经济利益的诱惑而改变自己的志向，说明他拥有正直的爱国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之后，在其他人的帮助以及自己的努力之下，容闳顺利完成自己的学业。其次，对其责任担当进行分析。容闳在外求学期间，一直心系自己的祖国。他在自传中写道：“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P55）由于家乡地域的特殊环境，他自幼目睹了入侵者在家乡的侵略罪行；生活的艰辛，使他了解民间百姓的疾苦；到美国后又亲眼看到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呈现的文明富强，容闳深感祖国的落后，于是把在美国读书学习先进科学知识当成是报国的一种力量储备。[2]（P291）由此可见，容闳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并且可以看出他对于教育、知识、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有清醒的认识。“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1]（P40）容闳认为要强国就必须引进西学，发展教育，学习知识。在当时以封建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容闳能够产生这样的想法，可见其思想的前瞻性和深刻性。

最后，了解容闳的教育追求，来看他思想的深刻性。回国之后，为了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一方面在个人生活方面附会于本土文化，如易装、学习国文等；另一方面他竭力在政治生活方面寻求依附，如结识达官或被政府录用，便先后在司法、海关、商界等处寻求机会，但都碰了壁。1860年，容闳造访太平天国，向干王洪仁玕提出七条建议，包括组织军队、建立学校、完善制度等。当时太平天国掌握大权的是洪秀全，他宣扬拜上帝教，通过革命暴力来推翻清政府实现国家富强，其思想中存在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因此他并不赞成和接受容闳的建议。此外，当时社会处在战乱动荡之中，太平天国内部也不稳定，缺乏实施这些建议的条件。这一建议虽未得到进一步落实，但它应该是容闳教育救国强国和西学东渐思想的延伸。[3]（P117）容闳始终怀揣自己的“教育救国”理想，并不断地探索，体现他矢志不渝的精神。1863年，容闳接到曾国藩幕僚张世贵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曾国藩听闻容闳的情况，知其为留学归来人士，熟悉西方情况，欲请来安庆相见。此时的容闳，考虑到曾国藩的湘军已攻陷安庆而自己之前又和太平天国有过联系，再加上张世贵并非十分熟悉之人，遂不愿前往，便以商业繁忙为理由委婉拒绝。此后几经周折，容闳决定投奔曾国藩，以免错失这次有可能帮助其实现教育计划的机会。安庆会晤之后，容闳了解到曾国藩想要建立西式的机器厂，其他方面的事宜暂时没有提及。如果贸然提议自己的教育计划，可能会伤及友人以及影响以后事业的开展，便将其暂时搁置。这让我们看到了一方面容闳是个懂策略的人，知退而求进；另一方面，他是个忠实守信的人，不会背叛朋友。他身上的这些优秀品质为以后他教育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见他的高识远见。之后，容闳便受曾国藩之托出洋购买机器。这批机器的引进推动了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双方在安庆的会见，其内容表象似是规划了在中国建立西式机器厂的步骤与方法，实质则是关于未来中国近代化宏伟蓝图的总体设计与构思，他们共同构想了中国近代化的走势与整体架构。[4]（P81）容闳还建议设立兵工学校，招收国内学生，教授他们相关的知识并进行实践，培养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工程师，从而拥有独立的机械制造工业，“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比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1]（P85）一百多年前,容闳即有如此培养科技人才、掌握先进技术的真知灼见,可知其目光之远大,思虑之深邃![5]（P50）除此之外，他还积极筹办轮船公司，翻译外国书籍等等，为国家社会的发展倾尽自己的力量。购买机器创办工厂之事结束后，容闳等待时机，于1868年向丁日昌提出自己的计划。该计划的内容为：“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二、政府宜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1]（P120-121）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丁日昌将这四条则陈转呈朝廷，但因文祥“丁忧”而被暂时搁浅。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使中国蒙受极大羞辱,也使曾国藩等人意识到学西人之技以自强的重要性。趁此“天赐”良机，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正式提出了自己怀揣多年的“留学教育计划”。[6]（P167）于是便开始落实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等人先后向朝廷上折请奏派遣留学生，终于在1872年8月首批幼童出洋留学。后来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以及美国正掀起排华恶浪等原因，留美学生被迫全部撤回，至此容闳的“教育救国”理想破灭。虽然如此，该计划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如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荃等，他们对于国家近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容闳的教育计划，我们可以看出他把培养近代化的人才作为革除弊政、振兴中国的手段，将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样的教育观、人生观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士大夫，进一步显示出他思想之深刻。

二、思想的局限性

容闳思想的局限性我们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思想的矛盾性。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一直以来接受的是系统而纯粹的西方教育，推崇的是西方的文化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相当疏远。回国之后，努力学习传统文化，但并未真正融入其中。容闳对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始终没办法认识到其优势何在，所以也无法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在兼通中西文化方面还有待加强，尤其难在改造固有文化和建设新文化上有所建树。[7]（P36）此外，容闳回国后也始终缺乏一种群体感，他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利用时机，依靠体制内的关系和人物，向掌握权力的人建议主张。他虽然目睹了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以及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但是他为了留学计划，先后与他们进行密切交往。如造访太平天国，向干王洪仁玕提出振兴太平天国的建议，但是没有被采纳。直到遇见曾国藩，理想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但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只是看重容闳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打算重用他。容闳的这种成长和留学经历，决定了他走的是一条与传统中国人截然不同的路，使其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想努力挤进自己本土的文化环境中，而自身的文化背景却又不被接受，这也导致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性。

其次，理想与现实的脱节。由于容闳独特的成长以及留学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完全照搬西方模式来改造中国，忽略了国内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从他关于振兴太平天国的几条建议未被采纳的原因来进行简单说明。一方面，容闳的建议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文化色彩，这对于农民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太平天国领导人来说，未免过于激烈。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落后性使他们排斥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也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同样未被采纳。这说明容闳并未深刻了解太平天国的性质，没有充分意识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另一方面，1856年爆发的天京事件，使太平天国的内部力量大为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到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使其面临着中外势力的双重压迫。战争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实力，也导致国内社会一片混乱，根本没有实施该建议的社会条件。容闳对于国情还是缺乏充分的认识，其救国的理想固然美好，但却与现实脱节。

最后，识人之道的偏见。论起识人之道，恐怕无人能及曾国藩。曾国藩和容闳的初次见面情形“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语者约数分钟。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掂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于予之二目者”。[1]（P98-99）曾国藩每次接见幕客，注视很长时间，后记其优劣，从没有差错。相比曾国藩，容闳在识人之道上主观感情色彩比较浓厚。在派遣幼童出洋留学这件事情上，除了曾国藩的努力之外，李鸿章也有很大的贡献，但对于他们的评价却不尽相同。如关于曾国藩，他说：“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1]（P98）对于李鸿章，他说：“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3]（P13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容闳对于曾国藩充满了崇拜之情，而对于李鸿章只看到了他性格中的缺陷，忽略了他在落实幼童出洋留学这件事上所做出的努力，也没有看到李鸿章在推动中国晚晴社会发展上所做出的贡献。容闳在评价相关人物上的自我偏见，显示出其思想的局限性。

容闳思想的深刻性与局限性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共同构成了其完整而复杂的思想体系，从而使我们更加客观地去看待和认识容闳。我们既要肯定他努力实践幼童留学教育计划以及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发展，又要敢于正视他思想中存在的缺陷，还原真实的容闳。

参考文献：

[1]容闳.《西学东渐记》—容纯甫先生自叙[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1.

[2]刘建强.《晚晴四大幕府丛书—曾国藩幕府》[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3]胡波，林有能.容闳与中国近代化[J].《求索》,1999，（4）.

[4]徐伟民.中国近代化的滥觞—曾国藩与容闳安庆会晤的历史意义[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1）.

[5]李华兴.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J].复旦学报，2005，（5）.

[6]杨锦銮.合作与歧异：容闳与曾国藩关系探微——以晚清幼童出洋留学为中心[J].兰州学刊，2007，（8）.

[7]曾妍.近代中国幼童留美问题研究——兼论中国近代化成败的外部动因[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