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的礼物》中的身份危机与契约伦理

2016-03-15刘兮颖

华中学术 2016年3期

关键词：洪堡贝娄索尔

刘兮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洪堡的礼物》中的身份危机与契约伦理

刘兮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充分展示了艺术家洪堡和西特林在物欲横流的美国现代社会中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之间深挚的结拜兄弟情谊历经由伦理契约化到契约伦理化的变迁，对契约伦理法则的破坏导致二人的关系由相互的全然信任到背离及至分道扬镳。他们的契约伦理关系经历了缔结—背弃—复归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伦理契约化—契约精神的毁坏—契约伦理化这一进程的转变。

《洪堡的礼物》；身份危机；契约伦理

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1975)令美国著名犹太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于1976年问鼎普利策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该作展示了艺术家洪堡和西特林在物欲横流的美国现代社会中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之间深挚的结拜兄弟的情谊历经由伦理契约化到契约伦理化的变迁，对契约伦理法则的破坏导致二人的关系由相互的全然信任到背离及至分道扬镳。小说中，洪堡与西特林亦师亦友，他们是精神上的父子关系、结拜兄弟，洪堡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西特林则不断上升，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相互映衬，显示了艺术家在实用主义占主导倾向的美国不可避免遭受毁灭的厄运。洪堡与西特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约伦理关系，以平等、公义和诚信为核心，主体双方以情感为纽带，以对方提供的一张空白支票为信用凭证。他们的契约伦理关系经历了缔结—背弃—复归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伦理契约化—契约精神的毁坏—契约伦理化这一进程的转变。

一、身份认同与伦理契约化

诗人洪堡与剧作家西特林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身份的自我认同。作为出身社会底层的犹太移民后裔，西特林与洪堡非常渴望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他们所追寻的艺术家身份与社会身份的需求之间发生了强烈的矛盾与冲突。

西特林与洪堡都具有多重伦理身份。聂珍钊教授指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1]这些复杂的伦理身份在不同的际遇下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各种伦理结，进而导致了相似而无法摆脱的伦理困境。就职业而言，西特林与洪堡都是艺术家，前者是获普利策奖功成名就的剧作家，而后者是穷愁潦倒身败名裂的诗人；就婚姻而言，西特林和洪堡都是不幸婚姻的缔造者和受害者，西特林是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而洪堡是有暴力倾向的丈夫；就族裔身份而言，西特林与洪堡既是犹太人，也是美国人；就情谊来说，西特林与洪堡曾经是最好的朋友、结拜兄弟和莫逆之交。与此同时，洪堡还是酒鬼、药罐子、天才、狂郁症患者、阴谋家。

小说伊始，西特林与洪堡之间的身份与社会地位相去甚远。西特林最初是洪堡的仰慕者和追随者，到后来成为成功的文人作家，之后在受尽磨难身处危难之时得到洪堡的礼物——一份剧本大纲，从而摆脱困境。在这一生命进程中，西特林的伦理身份不断在发生动态的变化，处于建构的过程中，他由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转变为成功的剧作家，而后被各色人等剥削成为流离失所的失败者。

彼时，洪堡是《大角星》杂志的诗歌编辑、基金会的顾问，西特林不过是他的门徒——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洪堡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属于美国的中产阶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尽管如此，他依然有着极其深刻的身份危机感。洪堡的危机意识源自于他的犹太族裔身份，在当时美国的反犹主义倾向下这是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少数族裔身份。尽管洪堡的诗才早已获得文坛认可，可是他对自己的犹太身份被接纳的程度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在普林斯顿，你我都是阿猫阿狗，一场犹太杂耍表演。我们被当做笑料。滑稽可笑的无名鼠辈作为普林斯顿团体的一员，是不可想象的。”[2]

正因为如此，洪堡需要西特林与自己结盟。首先，他要让西特林有着相同的身份危机感。洪堡说：“我想让你和我一样感到羞辱……你为什么不感到愤慨呢？你不是个真正的美国人。你对此反而感恩戴德。你是个外国人。你像那些刚刚到美国来的犹太移民，老是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你也是经济萧条的产儿。你大约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个职业，还配备上办公室、办公桌和私人专用橱柜。你是受宠若惊了。你不过是这些基督徒大宅子里的犹太小耗子，而却又妄自尊大，目中无人。”[3]显然，洪堡采用了行之有效的策略——激将法，他想要激起西特林对于不公正待遇的愤懑之情；接着，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西特林的卑微身份——低三下四的犹太移民；最后迫使他正视自己的可悲处境——“基督徒大宅子里的犹太小耗子”。其次，他主动提出与西特林结盟——以结拜兄弟的方式来巩固同盟意识，从而达到身份同一性和利益共同体的目的。最后，在伦理关系契约化的前提下，洪堡让西特林去游说上级帮助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现代文学教授的职位。

需要指出的是，洪堡与西特林从文化心理深处认同自己的犹太族裔身份，这是属于他们的深厚的犹太家园情结。作为数千年来流散民族的后裔，犹太人的家园意识和身份认同感都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自我，尤其是试图同化于异国主流社会时渴望获得身份认同。西特林与洪堡有着相同的族裔身份以及共同的文学爱好，作为知己好友，西特林深刻地理解洪堡的身份危机感。他意识到：“被放逐的灵魂渴望着故国旧土。每个活着的人因失去故国旧土而哀伤。”[4]正是因为他们都属于既没有家园，又没有故国，毫无根基处于大流散状态的犹太人，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所以他们的孤独感和疏离感要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来得更为强烈和深刻，也更渴望被美国社会所接纳，进而被同化。

对于洪堡来说，他面临着深重的身份危机，仅仅作为知名诗人获得文坛的认可是远远不够的，他渴望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这不仅意味着能够掌控学术界的话语权，还可以获得大笔薪俸，更重要的是洪堡能得到一直以来盼望的平静安宁的生活。为了获得名校教授身份以及稳定的社会地位，洪堡选择了门徒西特林作为他的同盟者，以互赠空白支票的方式，结拜成了异姓兄弟，尽管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兄弟情谊，他们将这种伦理关系契约化了。

伦理契约化是犹太教鲜明的特性。犹太契约伦理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成为“现代政治伦理和经济伦理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基础”[5]。犹太民族以恪守契约伦理闻名于世。以平等、公义和诚信为核心的契约伦理精神无疑铸进了具有犹太族裔身份的艺术家洪堡与西特林的血脉中，指引着他们的为人处世，影响着他们的行事作风。

西特林与洪堡最初缔结契约伦理关系时，以互签一张空白支票给对方，全权委托对方可以提取存款为条件，随后洪堡表示：“我们这就成结拜兄弟了。我们已经盟誓了，这就是盟约(covenant)。”[6]显而易见，西特林与洪堡不仅是彼此的挚友，在这里还有了更为深刻的伦理关系——变成了结拜兄弟。“结拜兄弟”意味着他们不是具有血亲关系的兄弟，然而在情感上胜似兄弟。在英文中，covenant可释义为契约、盟约。实际上这不仅在形式上将二人的结拜兄弟伦理关系契约化了，尤为重要的在于该契约是以双方署名的空白支票的形式呈现的。空白支票意味着契约主体给予了双方全部的信任，“信任不仅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学会怎样依赖外在供养者所具有的同一性和连续性’，而且也意味着‘人可以相信自己’。对他人对信任与内在地构成可信任交互培育，这又奠定了自我认同的稳定基础”[7]，这其中体现了公正、平等和诚信的原则。结拜兄弟的情感当然无法也无需用金钱来衡量，因为这是无价的，所以洪堡才指出，“问题不在钱上，这是全部问题的所在。如果你经济困难，填上你所需要的数目，兑成现金。对我也一样。我们要起誓，作为朋友和兄弟，决不能滥用一气。把它保存着，应付最紧急的需要”[8]。这意味着西特林与洪堡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而愿意以全部的身家财产作为抵押，将这份患难结拜兄弟的情谊契约化。由此，他们不仅成了彼此的利益共同体，更是从情感上认同这份契约伦理关系。

二、身份错位与契约精神的毁坏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西特林与洪堡共同将结拜兄弟的伦理关系契约化了，那么到了第二阶段他们各自伦理身份的错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地位的沉浮则将以平等、公义和诚信为核心的契约精神彻底毁坏。

这一阶段的洪堡已经被普林斯顿大学解聘，他成了一个落魄的诗人，暴躁的失败者，遭受到婚姻与事业双重挫败的打击。洪堡的落败不仅表现在穷苦潦倒的生活上，他还有着寒碜的外表——面色苍白、老态龙钟、一身晦气。洪堡的身体是隐喻性的存在，昭示着他每况愈下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随着洪堡身份的变迁，西特林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逆转，他由一文不名的文人转变为杰出的剧作家。身份认同令个体产生同一感、归属感和安全感。西特林高度认同自己的伦理身份，这一身份不仅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令他名利双收——普利策奖得主、荣誉军团骑士。西特林的身份认同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身处上层社会且有与之相称的丰裕的物质财富；其次，他所处的社交圈子都是达官显贵——美国参议员、市长、来自华盛顿的官员、第一流的记者，等等；最后，西特林拥有健美的体形，他对此颇为自信。在现代个人身份问题中，良好的外在形象极其重要。对于富有青春活力身体的维护不仅是个人和社会的主要财富，更有助于塑造自我形象。因为这昭示着西特林良好的社会性的自我——传达出富有性活力的自我。现代社会中，自我是再现的自我，其价值和意义通过其外在形象得到塑造并由此获得认同。

与西特林自我感觉良好的身份认同相比，作为诗人的洪堡在实用主义伦理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遭遇难以逾越的身份危机。洪堡的晋升教授之路终告失败后，他的精神财富与文学成就除了审美价值之外，别无他用。身为诗人，洪堡所寻求的是美与真理，然而，正如西特林指出的那样：“如果你抛弃了功利主义和人生的正当追求，那你将会像这个可怜虫一样被关进贝莱坞。”[9]小说中，作者贝娄对于洪堡的诗人身份在美国主流社会所具有的价值和地位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诗人就像醉汉和不合时宜的人，或者精神变态者，可怜虫；不论穷富，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一首诗能把你用飞机不出两小时从芝加哥送到纽约吗？它能计算出一项空间射程吗？它没有那样的能力。哪里有能力，哪里就会吸引人。”[10]作为颂扬真、善、美的主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诗人居然已成为不合时宜的人、精神变态者和可怜虫。作品在这里显示了深刻的反讽性，而接下来则以一连串的疑问句和设问句强化了这种反讽意味。“俄尔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11]贝娄在这里引经据典，借用了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典故，俄尔甫斯以自己的绝妙诗才和精湛的七弦琴技艺感动了冥王，救回爱妻。作为欧洲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创造了辉煌而灿烂的文明，孕育了后来的西方文化。然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诗歌艺术在功利主义至上的现代美国社会早已毫无用武之地，诗人的价值和地位也随之被边缘化和弱化，作者将今昔对比，借古讽今。

西特林的成功与洪堡的失败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他们彼此身份的错位和巨大反差令二人之间的契约伦理关系岌岌可危。毋庸讳言，这毕竟只是一份口头的契约，并未以书面的形式确立下来，因此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需要指出的是，在契约伦理中，诚信是其最基本的品质。在他们将伦理关系契约化后不久，西特林就发现洪堡给他签名的那张空白支票不翼而飞，原因不明。这为他们日后契约关系的终结埋下隐患。双方各自在握的支票意味着契约关系的确立，可是洪堡提供的空白支票的缺失意味着他作为契约主体的一方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契约关系成了西特林单方面的承诺。此举破坏了契约精神的平等性，这是其一。叙述者没有为空白支票的消失做出任何解释，这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召唤他们去填补阅读空白。消失的缘由有可能是多方面的，支票被洪堡本人或者他人窃走，当然也许这不是洪堡的所作所为，但却毫无疑义地成为洪堡丧失诚信且无须背负责任的确凿证据，这是其二。

洪堡与西特林契约关系的彻底终结是以洪堡在西特林挚爱的女友黛米死亡之时兑现了那张象征着契约伦理精神的支票为标志的。那张支票总共兑现了六千七百六十三元五角八分，他甚至连零头都没有留下。此举令西特林感到兄弟情谊被背叛，在他最绝望痛苦之时，洪堡剥夺了他所有的财富。毫无疑问，此举破坏了契约精神的公义性，这是其三。由此，洪堡与西特林破坏了契约精神的核心品质：平等、公义和诚信。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昭示着他们契约关系的彻底终结。

洪堡以支票的兑付践行了契约订立之初时两人的共同承诺。这是以西特林情感与金钱的双重被剥夺的痛苦为代价的。西特林最初并不理解也完全不接受洪堡的这种做法，他认为洪堡“反诬我背叛了他，还说我——他的把兄弟背弃了神圣的盟约，并说我同凯丝琳狼狈为奸，要叫警察抓他，说我欺骗了他”[12]。事实上洪堡渴望的是情感的复归和安慰。表面上看，伦理关系契约化是以金钱为保障的，然而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洪堡去兑现支票并不是为了索取金钱，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结拜兄弟西特林“没有到贝莱坞来看我。我在受苦，你却躲得老远老远，这不是一个好朋友应当做的。我决定惩罚你，伤害你，罚你的款。你接受了处罚，因而也接受了罪愆”[13]。这是对于西特林背叛他们结拜兄弟情谊的惩戒。

洪堡之死令二人的契约关系趋向终结，而其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西特林领悟到“死亡是伟大的‘皈依’，它将人从尘世与有限中解脱出来。由于死亡，尘世幻灭，永恒浮现”(拜克161)[14]，他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艺术家身份以及与洪堡之间的契约伦理关系。虽然他们的契约关系结束了，可是伦理情感依然存在。

三、伦理选择与契约伦理化

西特林与洪堡的契约关系因后者兑现空白支票而告终结，又因他们各自的悔恨而选择谅解对方的所作所为，洪堡赠送给西特林最后的礼物——一份剧本大纲作为报偿，他们的伦理关系最终得以恢复，将曾一度中断的契约关系上升到伦理层面，实现了契约关系伦理化。

洪堡和西特林都曾因对金钱的追逐迷失了自我，将主流社会对于成功人士的评判标准——钱权加持——内化为自我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洪堡坚信世界上是有财富的，尽管不是属于他的，而他对这些财富拥有绝对的要求权，同样他也坚信自己一定能弄到手。”他认为自己有了一百万块钱，“就可以自由自在了，我就可以不操别的心而致力于诗了”。“假如我不在乎钱，那我还算什么美国人呢？……金钱就是自由。原因就在这里。”[15]在现代美国社会，金钱的确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然而诗人却无法永远栖居在桥上。诗人的创作以审美为最终目的，具有非功利性和非利害性。然而，在金钱政治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实用主义伦理占据绝对上风。诗歌创作与金钱资本原本不相融合。洪堡以诗人之名光耀于文坛，最终却以精神病人谢幕于人生舞台。他比西特林更早意识到金钱社会对于艺术家的戕害，也早已看出西特林终将被金钱和荣耀击中。临终前的洪堡头脑无比清醒，他选择原谅了结拜兄弟西特林的背信弃义之举，为他留下了一份剧本大纲，正是这份礼物挽救了西特林的财务危机，使得他免于彻底的失败。小说标题“洪堡的礼物”具有深刻的象征性：其一，这是洪堡选择谅解西特林的最后见证；其二，象征着他们亲如兄弟般伦理关系的恢复；其三，这也是艺术家以疯癫为代价留给世人最后的生命之书，具有非凡的启示性。

西特林在洪堡去世以后，不断地进行伦理忏悔和自我反省。正如犹太哲学家、神学家拜克曾指出的，忏悔事实上是持续不断的伦理升华，“我们的生命拥有这样两个世界：一个是现世的世界，另一个则是永恒的赎罪悔过的世界。生命同时具有尘世和超越尘世的存在。它是一个有限的、确认的事实，又具有走向无限的使命”[16]。现世生活中的西特林因忏悔而赎罪，表面上看，他与洪堡的契约关系因后者单方面兑换空白支票而告破裂，事实上正是西特林因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上升而背信弃义抛弃了自己的落难兄弟，所以他后来因良心的自我谴责而不断悔罪。另一方面，西特林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充满不确定性，所以才会因此产生伦理困惑。“在过去，这些自我都披着各自的外衣，披着与各自的身份相称的外衣，不是高贵的外衣便是卑贱的外衣；每个自我都有各自的风度，各自的相貌，各自合身的衬衫。而现在呢？连衬衫也没有了，变成了赤裸裸的自我。只是赤裸裸的自我伴随着赤裸裸的自我，难以忍受地燃烧并制造恐慌。”[17]西特林意识到过去个体的自我具有同一性，外在与内在是合一的。然而现在人们的自我是分裂的，不相融合的，这种分裂给人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和荒诞感。

在悔罪和反思的过程中，西特林良善的本真天性得以复苏。如果说因兄弟契约支票的兑现和女友黛西之死，西特林选择终结与洪堡的契约关系的话，那么在经过持续不断的忏悔之后，他同洪堡一样都做出了相同的伦理选择：谅解对方曾犯下的一切过错。西特林还重新安葬了洪堡和他的母亲。葬礼的仪式将西特林重新与洪堡联系在了一起。死亡结束的只是个体的生命，而并非伦理情感。聂珍钊教授指出，“伦理选择指的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18]。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中都存在一种创造性的伦理力量，它可以使人超越存在的局限性，具有更高的精神上的追求。西特林在这最终的仪式上实现了与洪堡最后的和解，他也获得了自我救赎。尽管洪堡与西特林的兄弟契约关系早已结束，然而，他们彼此的深情厚谊永远存在。兄弟契约是暂时存在的，而伦理关系并没有消失，相反在葬仪上得到了升华。

身处犹太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交融碰撞中的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其全部的小说创作都贯穿着犹太民族特有的受难意识与犹太伦理价值取向。他的经典之作《洪堡的礼物》通过艺术家洪堡和西特林在现代美国社会遭遇的身份危机、伦理困境，展示了犹太教延续至今的契约伦理意识。洪堡与西特林之间身份与地位的浮沉映照出伦理关系的演变过程——由伦理关系契约化经由契约精神的毁坏最终过渡到契约关系的伦理升华，显示出作家深刻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于人类未来不可磨灭的积极信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3&ZD12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学伦理学与文本研究”【13AWW001】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美国犹太文学的记忆书写研究”【16BWW06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3～264页。

[2] [美]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索尔·贝娄全集》第六卷，蒲隆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8页。

[3] [美]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索尔·贝娄全集》第六卷，蒲隆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8页。

[4] [美]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索尔·贝娄全集》第六卷，蒲隆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8页。

[5] 谢桂山：《圣经犹太伦理与先秦儒家伦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

[6] [美]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索尔·贝娄全集》第六卷，蒲隆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7] [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1页。

[8] [美]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索尔·贝娄全集》第六卷，蒲隆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9] [美]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索尔·贝娄全集》第六卷，蒲隆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

[10] [美]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索尔·贝娄全集》第六卷，蒲隆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