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铭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学缘漫忆

我的老师吴林伯先生与褚斌杰先生

方 铭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已故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林伯先生和已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褚斌杰先生是20世纪经学、诸子、辞赋研究领域重要的学者，我曾有幸先后追随吴林伯先生和褚斌杰先生问学，今年正值吴林伯先生诞辰100周年和褚斌杰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以此小文表达对两先生的敬意与怀念。

一、 吴林伯先生的主要著作

吴林伯先生，1916年生，湖北宜都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因家贫，9岁才有机会接受启蒙教育。吴先生笃志好学，15岁时，即能全部背诵四书、五经、《楚辞》等经、子、辞赋著作。因为学习骈体文的缘故，对《文心雕龙》尤其喜爱，朝夕讽诵。1939年考入国立师范学院(校址在湖南蓝田)国文系学习，师从著名学者马宗霍、钟泰、骆鸿凯等。大学毕业后，赴重庆,任重庆南开中学教员兼文科主任，从熊十力先生习佛学及玄学,后经熊十力先生推荐，1945年夏，辞南开中学教职，赴乐山书院,从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习儒学及汉魏文献，并经马一浮先生亲教，选定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研究方向。1947年后，至上海，先后任上海育才中学国文教员、中华教育社国学专修科主任兼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53年，光华大学等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吴先生改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1956年，吴先生受同门山东曲阜师范学院院长高赞非的邀请，出任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并兼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1962年返回家乡，任宜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1978年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至1986年退休。嗣后，又任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数年。1998年8月在武汉大学病逝，享年82周岁。

吴先生一生著述甚丰，著作范围包括经学、诸子以及《文心雕龙》研究，而以《文心雕龙》研究为重点。已成书手稿包括《周易正义》等27种，其中《论语发微》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文心雕龙〉字义疏证》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庄子新解》、《老子新解》二书由京华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文心雕龙〉义疏》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部分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后收入吴林伯先生手书1984年影印本《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论文》。这部影印本收录吴林伯先生所撰《〈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证》、《〈文心雕龙〉义疏体例》、《〈文心雕龙·序志〉义疏》、《〈文心雕龙〉成书年代及其主导思想》、《周易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与诗品》等论文，共影印40余本，提供给1984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的与会代表。另外，吴先生还撰写和发表有数十篇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研究论文，以及有关老庄异同、郑玄训诂成就、孔子商鞅文武观异同流变等内容的论文。

《〈文心雕龙〉义疏》是吴先生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代表著作，从撰写到成书前后40余年，成书以后，又不断更易，去旧布新。吴先生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自序中说：“余齿在志学，便治《文心》，春秋非懈，但欲习其俪辞而已。迨入本师马一浮先生之门，朝夕亲承音旨，始知五十之篇，允为论文之作。于是请益问难，载历寒暑。虽闻陋见，未能知类通达，而简练揣摩，要亦粗识微言；重以古、今旧说，义多不惬，唯恐是非无正，使天下学者疑；故搦笔和墨，历四十二年而定。”又在《〈文心雕龙〉义疏》自序中说：“余撰《义疏》，屡移寒暑，熔意练词，不知所裁，常恐酱瓿之讥；然知难而进，旧典攸昭，妙识所难，其易将至，先难后获，自然之数也。且不远千里，择师而事，终入马先生之门，执贽请为弟子，亲承音旨，不同研味遗言，探赜索隐，日不暇给，知至至之，欲与几也。夫兰为国香，服媚弥芳，书亦国华，玩怿方美，简练揣摩，恒久未已，若仲尼、伯玉之化，心向往之，去故取新，知进而不知退，旁通发挥，袬多益寡。称物平施，始是而卒非，春秋非懈，俾学有辑熙于光明。”吴先生这些关于《〈文心雕龙〉义疏》写作的缘起及甘苦之言，体现出吴先生在《〈文心雕龙〉义疏》一书中倾注的心血。

《〈文心雕龙〉义疏》作为吴先生一生心血之最为重要的结晶，其独创的义疏体例，体现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吴先生在《〈文心雕龙〉义疏》绪论中说：“我注释《文心》，根据读者的要求以及个人的想法，制订《义疏》的体例，就是每篇原文，分层排列，而每段后面的《义疏》内容，不外字词的解说，大意的概括，文句的串讲，思想理论的分析、评议。”吴先生把校勘、训诂、层次分析、内容的解释与理论的阐述结合起来，既具有传统校注的特点，又囊括了吴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问题的深刻独到的见解，而这些理论阐述，又深深地根植在对《文心雕龙》文本的精确把握的基础上，眼界高迈，而又体现了朴学大师的坚实学养。

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这种联系，共有三个层次。一是结合作家、作品的实际。马一浮先生在《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中说：“集部之书，汗牛充栋，终身读之不能尽。大抵唐以前别集无多，俱宜读。唐、宋则择读大家，宜知流别，宜辨体制，宜多读诗文评。文章不关经术者，不必深留意也。”吴先生尝告诉我们说，马一浮先生主张治学应以经学为核心，出入诸子史记，人生苦短，不能花太多时间去读那些无意义的书籍。吴先生读书，尝说唐以后的书籍，他只读杜甫和鲁迅，实际先生博极群书，不仅对先秦汉魏六朝的著作无所不读，无所不通，且熟稔于心，了然于口，了然于手，而且对佛学经、律、论都有深入研究，此既由于吴先生曾经亲炙于由佛入儒的佛学大师熊十力先生，更由于经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游历欧美，出入儒释道(学)，而佛学与刘勰的亲密关系，使先生不能捐弃佛学典籍。吴先生认为，只有通读先秦汉魏六朝的所有传世著作，才能洞察《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和价值判断。所以，他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分析，得出刘勰论作家，必举其文章中最优秀者，不在一处一一叙列此一特点，即理解刘勰《文心雕龙》，应该把全书看作是一个整体，把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述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他的观点。

吴先生注意结合文学史的现实来讨论问题。吴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都与文学史有关系，有通史，也有专史，如《时序》是上古和中古的文学史，《明诗》是上古、中古的诗歌史，《诠赋》是先秦、两汉、魏、晋的赋史，《乐府》是上古、中古的乐府史。了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对于正确理解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观点、意义同样非常重要。

吴先生同时也注意结合创作经验。吴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许多理论概括，都是刘勰创作经验的总结。吴先生工诗与骈体文，这些经验，对他正确理解《文心雕龙》的文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

《〈文心雕龙〉义疏》重视从总体出发，看问题的全面，不看问题的片面。吴先生认为，刘勰有《春秋左氏传》桓公三年杜预注所谓“互举其义”的笔法，对一个作家，刘勰在这里肯定，在那里又有否定；阐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这里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又只谈论形式。这些都不是自相矛盾，而是体现了刘勰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不虚美、不隐恶的特点。同一个词语，不同的地方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内涵，如《文心雕龙·原道》中的“道”，就有自然界规律、自然而然的创作规律、圣人之道三种不同内涵，如果不能分辨此种差异，就会导致牵强附会的毛病。吴先生认为，刘勰《文心雕龙》的中心思想，是儒家思想，非此，无他。吴先生还强调要重视《文心雕龙》语言的特点，《文心雕龙》用骈体文写成，结构特殊，或辞有颠倒交互，或有声律、对偶的改易，或有互文，有的学者因为不明乎此，竟然错误地指责刘勰《文心雕龙》犯了常识性或者知识性错误，那无疑是论者自己所犯的一个大错误。而有的学者抓住刘勰是佛教徒的历史事实，不加分析，简单地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现的是佛学思想，有的学者以调和论形式，认为刘勰的思想是儒释杂糅，或者儒释道杂糅，显然都是没有历史的观念，没有整体的观念，没有辩证的观念所带来的错误。

吴先生强调抓住重点，突出《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的理论特色，并且，把考镜理论的源流，当作《〈文心雕龙〉义疏》的一个重要使命，凡是《文心雕龙》中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吴先生都一一辨析，并折其中。吴先生的这个工作，使我们对《文心雕龙》重要的命题有一个历史的深度的把握。

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辨证原文和旧说的讹误方面，这个成就，散见于整部书中，如《文心雕龙·原道》对“太极”为“太古”的训解，解决了近世学者受建立和西方有可比较的哲学体系的需要，想在中国哲学体系中寻找一种先验唯心论的理论支点，因此把“太极”作为“绝对精神”“上帝”“造物”的讹误，还“太极”作为时间至早的概念的本义，无疑是对一些一知半解的学者煞有介事的宏论的“棒喝”。又比如《辨骚》云“酌奇而不失其真”之“真”，唐写本改“真”为“贞”，以求训“正”，使“奇”“正”对举。吴先生举《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识曲听其真”的“真，犹正也”，实不烦改字。又如《通变》曰“志合文则”，元本“则”作“财”，吴先生认为“文则”本为陈言，郭璞《尔雅图赞》曰“时维文则”，其意是说修辞的规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吴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个文献校勘方面的具体问题，同时也给我们文献校勘工作提供了一个思想方法，就是我们今天传世的文献中的词句与新出文献的差异，不一定就是缘于传世文献的以讹传讹，或者也存在新出文献讹误的可能性，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不一定着急去以新出文献去判断传世文献的是非，而应承认传世文献在传播过程中保存下来，必然有其自身原因的历史事实，这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吴先生所著《〈文心雕龙〉字义疏证》约40万言，讨论了接近80个《文心雕龙》中的重要理论概念。1994年12月29日吴先生赐札谕我说：“《文心字义疏证》……亦愚用力之作，其中《指瑕》为发愤之篇，《玄宗》尤师心之什，望贤注意诵习。”吴先生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自序中说：“……撰述《义疏》，历四十二年而定。且思舍人书中术语，若文质、奇正、风骨、刚柔之属，莫不括囊大理，包蕴宏富，共晓维艰，特修纂《疏证》；综观全文，兼采群籍，颇事校研，假以考镜其因缘及流变与异同。每题一论，并联系作者、什篇、批评史等，体例、资材、诠释，咸皆求新，俾自树立，而不因循，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又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跋中说：“1978年秋，余自夷陵来汉，讲授多暇，专精述作。迨《文心义疏》甫定，行复撰写右书，越三载始成。昔戴氏制《孟子字义疏证》，民到于今称之。然余非乘其体，特名同而实异者，盖旁通发挥，博文、该情欲与《义疏》相得而益彰耳。是以属词比事，能研诸虑，观澜以索源，援古以证今，树骨于典训，选言于宏富，术极数殚，终焉守故，而理物日新，必超前辙。”《〈文心雕龙〉字义疏证》也是吴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又一体例创新之心血之作，是《〈文心雕龙〉义疏》之姊妹篇也。

吴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是对《〈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补正，吴先生在序中说：“东莞刘勰，深识文理，发言抗论，体大而虑周，探赜钩湛，每举事以类义，殆无字无来历。昔黄氏疏证之，范君嫌其略而加详，今杨公复补缺拾遗，嘉惠艺林，厥功甚伟。比年已还，余与武大二三子讲《文心》，以为参考要籍，故尝讽籀再四，或有怀陈，爰书简端，并师萧《选》李《注》补正之例，袬而成册，都千余事，大抵以补为主，而正次焉。”吴先生高度赞扬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等学者对《文心雕龙》研究的贡献，同时，对存在的不足，给予纠正。2001年杨明照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杨明照修订本《〈文心雕龙〉校注》，也吸取了吴先生的部分补正成果，如《正纬》之言“朱紫乱矣”，《通变》之言“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镕裁》之言“心非权衡，势必轻重”等，吴先生皆已补出，杨明照新补，与吴先生的补正成果大同小异。杨明照先生没有吸取吴先生补正成果的部分，两相比较，也多以吴先生的补正意胜，如《辨骚》云“渔夫寄独往之才”，杨明照先生以淮南王《庄子要略》为“独往”言，又引《南齐书》《梁书》等，吴先生则说：“‘独往’连文，始见于《庄子·在宥》……”又指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陆云《泰伯碑》皆有言“独往”，都早于杨明照先生所引诸书。

吴先生在《论语发微·自序》中说：“昔仲尼通治六经，自以熟知其故，并应机授教，语高而旨深；凡教育、政事、伦理、文学诸科，靡不毕具，包蕴可谓宏富矣。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因名之曰《论语》。学者当先求之，庶几能明六经之旨归。”吴先生自云二十余岁开始往来于川、湘、京、沪、齐、鲁间，即首钻《论语》，《论语发微》即为吴先生一生钻研《论语》的总结，该书对《论语》中前人时贤所未发掘之义理训诂给予训释，切实做到了不剿说、不雷同，唯是是非非而已。吴先生以《论语·学而》之言“无友不如己者”，皇侃《论语义疏》《颜氏家训·慕贤》、朱熹《论语集注》，皆以友不如己者，则无益而有损，非为孔子本意，而发明道同为友之旨，《荀子·大略》所谓“友也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道同，故可以取长补短，《论语·学而》所谓“过则毋惮改”。因此，“无友不如己者”，当指善于发现朋友的优点，每一个朋友皆有优点。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而《老子新解》、《庄子新解》继承钟泰先生《庄子发微》之学术传统，强调儒道一致之思想，并细绎庄子与老子由同而异之区分。以上诸书，皆发前人所未发，足以成一家之言，为研究《论语》、《老子》、《庄子》之必读参考书。

二、 吴林伯先生的治学特点

吴先生恪守马一浮先生治学路径，强调从经学入手，而守专门之学。吴先生曾经撰有《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毕养赛主编《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吴先生回忆马一浮先生的教诲，提及马一浮先生谈论专门之学的重要，说：“学问之道，贵以专耳。为专然后能集中精力，钻研一点，深造自得；泛览无归，老而少功。乃如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之徒，皆专攻辞赋；孔安国、服虔、包咸、郑玄、马融之属，皆专攻经术。以其专心致志，切磋琢磨，众隐尽变，故斐然成章，蜚声翰林，藻耀而高翔，故文、笔之鸣凤也。”吴先生受马一浮先生启发，而选定《文心雕龙》为自己终身专攻，《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中又说：“西京经生，特重于专，其治《毛诗》，则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专之至也。陋儒记诵漫漶，博而不专，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所不能也。”自吴先生选定《文心雕龙》作为研究对象，从此，紧紧围绕着《文心雕龙》这个题目，遍考先秦汉魏六朝载籍，无所不读，并深入研究，因而能深入理解《文心雕龙》这部有关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理论的伟大著作的精粹，而取得重大成绩。

吴先生崇尚《汉书·儒林传》所谓“朴学”传统，而谓“朴学”，即“实事求是”之学。吴先生特别强调《汉书·景十三王传》中河间献王刘德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吴先生尝撰有《简论两汉之学风》一文，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还未曾刊布，曾以文稿示我，命我诵习，我曾手抄一遍。吴先生以为，“朴”之言实，“实则不浮，云胡为实？曰上山采铜，下井取矿，作文必读文，著书必读书，自感性到理性，由个体至总体，过此以往，语不虚设，春发其华，秋登其实，充盈而有光辉。且书不范围于文字，自然、社会，亦皆书也。读之未遍，妄下岐黄，纰缪差失，见笑大方之家”。吴先生又说，“不读书而能研究著述者，盖有之矣，余未之闻也”。《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回忆马一浮先生教学生读书法，“则开具群籍，兼经、史、子、集，并以六合之内，亦是一部大书，不可不读。不独破万卷，下笔难以入神”。

吴先生信守《易·乾·文言》之言曰：“君子进德修业。”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之有《君子小人之辨》(《马一浮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马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人成为君子，而马一浮先生言君子小人之区别，一言而蔽之，曰：“君子、小人之用心其不同如此，充类而言之，只是仁与不仁，公与私之辨而已。”“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古今言君子、小人之区别，未有如马一浮先生之深切著明，而又能得孔子之精核者也。《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记载，1957年春，马一浮先生至曲阜阙里朝孔，吴先生与同门高赞非请见，马一浮先生问：“相别三年，汝治何学？”吴先生回答说：“研精《论语》。”马一浮先生说：“汝得读书之次矣。昔孔子通治六经，自以熟知其故，并授教二三子，语高而旨深，学者当先求之，庶几能明六经之指归。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为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为读书痛下针砭。”吴先生问：“何以谓之读也？”马一浮先生概乎其词，说：“读书之道无他，求其反身修德，惩风窒欲，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履而行之，荀卿所谓‘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者也。”先生因此明白“读书必改变气质，非徒记其文句以为谈资耳”。

吴先生在生活上极其节俭，但对学问却永远不满足。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成书后，除部分公开刊布外，另有油印本行世，作为武汉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颇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1984年《光明日报》曾有专版介绍吴先生的研究成果，《文学遗产》杂志在1989年第4期也有报道，称该书“颇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詹锳先生著《文心雕龙义证》一书，当时未见吴林伯先生《〈文心雕龙〉义疏》出版，但也多次引用吴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油印稿，这充分体现了詹锳先生的学术境界和学术眼光，也可以证明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受同道的关注程度。吴先生在《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中说他完成《〈文心雕龙〉义疏》以后，“为时流谬许，余以天道恶盈，不自满假，尽力而为，功庸弗怠”，“昔仲尼勉焉孳孳，锲而不舍，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事，卒而非之，学然后知不足；先生(指马一浮先生)守范善道，至老不倦，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余师范贤圣，亦将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匡误正俗，恒久以求真是”。因为吴先生读书著述，有高尚之目的，所以，《〈文心雕龙〉义疏》自序说:“不惧我书与粪土同损，烟烬俱灭；亦不惧君山复出，以为绝伦必传，好学修古，实事求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吴先生治学，强调学术创新的价值，并把创新和恪守师法结合起来。先生多次提到熊十力先生和欧阳竟无大师的师生之争，熊十力先生是欧阳竟无大师的入室弟子，但是著《新唯识论》，与老师的意见相左，但这并不影响熊十力先生对欧阳大师的尊师感情。与此类似的，先生还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例，刘向是今文学者，而刘歆则服膺古文学。吴先生认为，这种区别，不是背叛，而是追求真理，推动学术进步。吴先生在《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中论述创新的重要时指出：“夫鼎以去故，革以取新，革而应人，大亨以正，四时成而文明说，革之为义大矣哉。”

吴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一生追求，唯有读书二字。我1984年入武汉大学，为吴先生研究生，追随先生学习先秦两汉文学，当时齿不及二十，正是踌躇而多志之年龄，多旁骛，先生神智澄照，洞察入微，以我受“文化大革命”残酷迫害之一代人，经术浅薄，尝以三十余岁而辞南开中学教职，负书担囊，徒步行至乐山乌尤寺复性书院晋谒马一浮先生之事教我。吴先生并经常教导门人弟子说：“为山不亏一篑，穷理止诸自足”，宜“以高度韧性自励”，“非议再多，坚定不移；处境再窘，坚定不移；工作再忙，坚定不移；困难再大，坚定不移；成绩再好，坚定不移”。吴先生这样教导我们众弟子，而他更是身体力行。

1984年前后，吴先生年届古稀，孑然一人，生活俭朴，每日在公共食堂用餐。吴先生高度赞成20世纪30年代所提倡之新生活运动，并表示他一生以新生活运动的生活标准约束自己，不喝茶，不饮酒，不吸烟，多年每日以米饭为食，辅以青菜，少食荤腥。吴先生也非常关怀弟子的生活起居，曾翻山越岭，从他居住的武汉大学南三区散步到枫园我居住的宿舍视察。建议我多吃牛肉与羊肉，少吃猪肉，曾以“猪肉虚物，多食伤身”告诫于我。又因我是北方人，担心我吃不惯米饭，还曾请人在汉口帮我买挂面。当时是计划供应时代，要买米面这样的东西，都是需要动用特别关系的。

吴先生多年坚持每日散步，散步之时，必昂首挺胸，目不斜视。散步结束后则闭门读书，手不释卷。1979年前，《〈文心雕龙〉义疏》一百余万言已经写定，并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审定通过，即将出版，但是吴先生仍然不断修改，以毛笔小楷抄写之《〈文心雕龙〉义疏》一百余万言，竟然有七稿之巨，即可见出先生执着态度之一般。

吴先生明白读书非为读书而已，而欲以养成君子，而吴先生执君子之业也，守君子之道，以人为善，不与人为恶。善修容仪，不内顾，不亲指，不厉言厉色，泰然庄严。博览古今，淡泊名利，不与世俗往来，在校园之中，遇见校系各级官员，必待对方致意，才以颔首回应。见诸弟子，庄严持重，偶有莞尔一笑。众弟子称呼吴先生必曰“先生”，不称“老师”。吴先生与弟子告别，弟子鞠躬，吴先生也必定以鞠躬还礼，俯仰优雅从容。

吴先生一生手不释卷，而读书只读早年所购线装书，吴先生说，好的线装书一是书的字大，便于阅读；另外，便于批注。吴先生每读书，必于书中留白处留下批注，多次诵读，每有新见，则加新批注，有修改，则换一种墨水。翻开吴先生的藏书，五颜六色的批注扑面而来，而宣纸的不渗透的优点就显示出来了。到了晚年，吴先生才开始整理批注，誊抄在稿纸之上。20世纪中期以后，批判传统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使吴先生的读书习惯受到极大威胁。“文化大革命”前后，吴先生住在家乡宜昌，坚持撰述，其处境艰难，自是不难想象。据说有领导拿着吴先生的手稿讥笑，更有人以吴先生曾就学于复兴书院，遂以吴先生为“复兴社特务”，而加以迫害。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吴先生正道直行，心之向道，从不与俗人周旋，作为吴先生的弟子，我曾亲耳听见有人嘲笑吴先生与马一浮先生一样，是“冬烘先生”，也有人认为吴先生的学术方法过时了，但吴先生坚定不移。幸有黄侃先生之侄国学名家黄焯先生关怀，才得以在“文革”后评为副教授。吴先生身处如此环境，却泰然如常，如若不是吴先生道胜，则何以堪。

吴先生以经、子及《文心雕龙》教授数十载，门生私淑广布，深受弟子爱戴。后期在武汉大学，及门弟子虽不多，然如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湖南社会科学院陈书良教授、湖北大学陈桐生教授等，皆学有大成，影响广远。我自1987年赴京谋食，生生不易，学业荒疏，先生修书，命我就近问学于王利器先生。1989年冬，我因公事赴武汉，当日即叩先生，时先生因鼻疾新好，仍孤身一人，日日诵读。临别，先生步行数里，送我出武汉大学校门，谆谆叮嘱，深以我的学业为念，曰“困难再大，坚定不移”，挥手作别，灯影之下，茕茕孑立，使我顿生依依不舍之情。多年之后，每念及先生，便出现先生挥手当日之情景。1993年，先生在信中提及来年将至北京开会，曰：“重见亦不远矣！”1994年北京香山召开《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先生莅京，由于我行踪未定，竟错失一谒之机会，及至先生离京数日，我始得知先生已经返回武汉。荏苒至1998年，忽接先生仙逝之报，从此天人永隔，竟无由再聆教诲。近年，我每赴武汉，必至先生故居楼下。先生故居虽已无人居住，先生之书稿遗物，仍然保存其中，伫立先生窗前，虽不再看见先生窗前的灯光，但仍能驰想先生之音容。

吴先生对现实社会之权势人情，异常隔膜，但时事改易，人心叵测，吴先生一生坎坷，却仍始终不改志士气质，高尚其志。吴先生生前家中厅堂之上，高悬马一浮先生画像，每至忌日，必作礼拜，数十年不辍，而对门人弟子，时时牵挂。吴先生一生的行止，以及对先生和弟子的情怀，秉持了中国传统士人的气概。吴先生去世之后，近些年，人们逐渐注意到了吴先生的治学方法的价值和学术成就的影响，吴先生在九泉之下，或许可以欣慰了。

三、 褚斌杰先生的主要著作

褚斌杰先生，1933年生，北京人，曾先后就读于齐鲁大学、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撤销，并入北京大学，褚先生于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嗣后留校任教，担任著名文史专家游国恩先生助教。1958年至1978年，曾任中华书局哲学及文学编辑室编辑，1978年重新调回北京大学，生前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白居易学会顾问等。2006年11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3周岁。

褚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是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褚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首先是先秦两汉文学史的研究。1955年，褚先生开始给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学作品，1978年重新回北京大学执教后，也一直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褚先生所著《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最早出版于1983年，此后，又加以修订、补充，多次再版，因为其内容全面丰富，而又能提纲挈领，被认为是最适宜教学用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教材，所以能成为一本流传颇广、很有价值的文学史教材。这本书有清晰的文学史发展线索，深入、细致、透彻的理论阐述，兼收并蓄的融合能力和不落窠臼的创新论点，并在生动活泼、典雅流畅的叙述语言外，还加进了大量的注释。全书结构严谨，重点突出，资料翔实，浸透着褚先生多年的研究心得，其中有不少创新见解，如在对先秦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的研究中，褚先生揭示了士的阶层的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散文发达的联系。在对《诗经》风格学的研究中，把自然古朴的特点与《诗经》产生在周民族生活区域的地缘关系结合起来，认为这是北方民族缘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因素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审美偏好，而这一点，在过去仅仅是在研究六朝乐府这个产生在两个对立区域的民歌时才为大家所注意。褚先生还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学所具有的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的阐述，指出中国古代神话和楚辞皆具有悲剧主题，汉赋作家的忧患感是在炎汉极盛时写出“劝百讽一”之作的根源。

褚先生担任主编的《先秦文学史》，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10册中国文学史系列著作的第一本，近40万字的篇幅，被认为是今天最具权威性、内容最全面完整的先秦文学史著作。该书结合考古资料，对先秦时代存有的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清理，并对大家关注较少的著作如《穆天子传》、《逸周书》、《公羊传》、《穀梁传》、《汲冢琐语》、《竹书纪年》、《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黄老帛书等著作都有涉及，体现出了很强的学术性特点。又如对宋玉赋的论述，也吸收了最新来自于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还原了宋玉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充分体现了文学史把握学术前沿性的历史使命。

褚先生对于先秦两汉文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多收入2004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新论》，如《秦代散文家李斯传论》、《论赋的起源》、《汉代诗歌的发展与流变》、《司马迁的史学与文学》、《司马迁的漫游与史记的写作》等文章，在《论赋体的起源》中，褚先生认为赋体虽然与诗骚有关，但是它的直接源头却应该是来自民间的“隐语”，这个观点，对于我们了解赋这种文体与《诗经》、《楚辞》的差异，并探寻其真正源头具有指导意义。《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的主旨及艺术探微》对《高唐赋》、《神女赋》的写作背景、主题，以及宋玉赋及其艺术特点和历史地位，都有非常充分而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褚先生在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方面，以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神话》一书为代表性著作。该书指出了中国古代神话发生，发展的轨迹，并把古代神话分为自然神、英雄神、异人异物三类故事，其中异人异物一类故事，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如笔记小说、章回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褚先生的分类，为这种神话原型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在《古典新论》中，收有褚先生所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美和崇高美》一文(原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提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许多作品，具有悲剧美和崇高美，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神话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有参考价值。

褚先生的《诗经》、《楚辞》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发表有《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收入《楚辞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3年)、《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读书》1956年10月)、《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读书》1956年11月)等论文。在《古典新论》中收有《〈诗经〉与中国文化》、《〈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论〈诗经〉赋比兴的“赋”》、《〈诗经〉叠韵体探赜》、《朱子〈诗〉学特征论略》、《崇高、悲壮、奇丽——论屈原〈离骚〉》、《〈离骚〉“正则”、“灵均”解》、《屈原〈天问〉新探》、《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新考》、《论楚辞的文体特征》、《百年屈学》等，这些文章站在学术发展史的高度，对于《诗经》、《楚辞》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诗经学史、楚辞学史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如在《〈诗经〉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褚先生指出，《诗经》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意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载体，是一部古文化的百科全书，诸如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社会生产、风土礼俗以及天文历法等，几乎无所不包，是研究中国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的渊薮。《〈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一文，通过对《诗经》的研究，认为《诗经》体现了周代天命观的确立、发展、变化过程，并且这个确立、发展、变化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周代天命观与政治的关系特别密切，二是周代天命观的发展变化，始终存在对立面。《论〈诗经〉赋比兴的“赋”》一文认为，《诗经》的赋也是一种丰富的表现手法，重视比兴，轻视赋的表现手法的认识是不对的。《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一文认为，《楚辞·九歌》与夏后启《九歌》是有联系的，而《国殇》和“乱词”是后人所加。《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新考》认为东皇太一神是楚国的保护神，随着楚国的灭亡，就消失了。这些结论，都是非常有创见的观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诗经全注》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楚辞要论》，是褚先生众多《诗经》、《楚辞》研究著作中的代表作品。《诗经全注》是在继承中国古代《诗经》研究史上重要研究著作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进行了精到的诠释，兼采众长，而又能拨乱反正，不断提出高明的见解。《楚辞要论》则既包括了对《楚辞》重要问题的论述，又有对屈原作品的新训解，是褚先生多年研究《楚辞》的结晶。该书立论公允而深刻，注释简洁而精到，既继承了游国恩治学博大精深、谨严求实的特点，又有感受敏锐、善于宏观把握的特点，体现了汉学与宋学并重的研究境界。其中对《史记·屈原列传》的疏证一文，对屈原的身世、经历、作品、情感的辨析、理解，细致入微，对屈原的主要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的注释与评述，每一疑难字词，一一解释，并广泛征引前人时贤注解，力求客观辩证，同时，又能站在文学研究的立场，解读其美学意义。讲疏与理论生发的结合，对于研究古代文学文本，的确是一个把文本解读与深层辨析结合在一起的好方法。褚先生还整理了戴震的《屈原赋注》(中华书局，1999年)，主编有“20世纪中国学术文库”《屈原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

褚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奠基人，其代表性著作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以及1990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及增订本是中国当代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形态学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成果。该书对中国古代存在过的各种文体，如二言诗、四言诗、楚辞、赋、乐府体诗、古体诗、骈体文、律诗、三言诗、六言诗、杂言诗、杂句诗、杂体诗、杂名体诗、唱和诗、联句诗、集句诗、词、曲、论说文、杂记文、序跋文、赠序文、书牍文、箴铭文、哀祭文、传状文、碑志文、公牍文、笔记文、语录文、八股文、连珠文等数十种重要文体进行了系统研究，原始表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敷理举统，在充分继承前贤有关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以现代学术的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形态进行了科学的分类，详细探讨了各种文体产生、发展、衰落的轨迹及其不同特点，如对赋文学、骈体文的起源及流别、特点和地位，以及近体诗的形成，中国散文的类别和流变等，都以大量的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看法。《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所涉及的许多文体，自产生至今，甚至从没有人进行过研究，更别说系统的研究了，褚先生的研究，不但选择文体有广度，而且考辨源流有深度，为当代文体学研究，甚至几千年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褚先生在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视对文体的把握，实际上，他的许多论文，多立足于探讨文体本身的产生、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文体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些文章，同样构成了褚先生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1年，褚先生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中国古代文体学》，该书的内容以《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为基础。据我所知，褚先生还撰有《中国古代文体辞典》，一直未能出版。褚先生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的续编，主要针对中国古代诗歌、小说等文体，并在教育部省属人文社科基地首都师范大学的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立项，可惜，褚先生忽然罹病，这些工作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无疑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巨大损失。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褚斌杰先生著成《白居易评传》，当时他尚不满20周岁。该书后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多次印行，在今天仍是白居易研究的重要参考书。1953年至1956年，褚斌杰先生先后在《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有关白居易《长恨歌》、李后主、李清照、《三国演义》、鲁迅、美学等研究的长篇论文，体现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学术前瞻性，这些论文发表以后，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褚斌杰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的领域比较广阔，就学科而言，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如1958年后，褚斌杰先生转入中华书局工作，曾经先后担任哲学、文学编辑室编辑，他先后整理出版了多种古代历史、哲学、文学著作，如参与标点二十四史，为各种古籍注本作责任编辑，也撰写部分哲学学术论文，如1962年8月3日《文汇报》所载《“毋友不如己者”辩》，是研究《论语》的论文，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尚书引义》的前言，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周易外传》前言，则属于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这两篇序文对《尚书》、《周易》的内容及王夫之《尚书引义》、《周易外传》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有全面的论述。另外，收入200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新论》的《略论儒、儒学和儒教》一文，对儒、儒家、儒教的字义、形成、特质等问题有精辟论述，2000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褚先生主编的《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一书序言《儒家经典的特质与构成》，对儒家经典的形成，五经与十三经的发展演变轨迹，有详尽的考察。

褚斌杰先生还有史学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常常具有把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如1954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所载《鲁迅所受中国历史影响和他对中国历史的态度》，很早注意到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问题。后来，褚斌杰先生所撰写的论文《司马迁的史学与文学》、《司马迁的漫游与史记的写作》、《诗经与周代文化》、《诗经中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等论文，也是着眼于文学与历史、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多维视角。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白居易评传》一书以及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之《白居易》一书，更是把文学评价研究与历史考释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成功范例。1956年4月22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所载《鲁迅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1956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所载《学习鲁迅先生的创作经验》，1956年7月《文艺报》所载《重视我国古代美学著作的研究》，对于全面深刻地认识鲁迅这个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无疑有重要意义，而这一切，都是褚斌杰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特殊的时代提出的，就尤其显示出了它的学术价值。

四、 褚斌杰先生对我的关怀和教诲

褚先生出身中医世家，在读高中时，就有诗名。大学毕业不久，即在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声望。1958年后，二十余年间，褚先生饱尝艰辛，但他仍能一如既往，待人热情、诚恳，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平易近人，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关心同学，奖掖后进，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褚先生还长期担任中央电大中国古代文学(先秦秦汉文学)课程主讲教师，中国古代文体概述课程主讲教师。褚先生是著名学者、文学史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褚先生从教五十多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如果包括褚先生在电视大学的学生在内，有百万学生受过褚先生的教诲，其中有中外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工作人员、硕士研究生、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近百人，我们这些学生，深受先生恩泽。褚先生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及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赢得了学术界和学生的衷心爱戴。

2005年5月，北京大学校医院例行体检，发现先生肺部有阴影，因为先生曾经患过肺结核，所以，随后在几个医院检查的结论，都认为是肺结核钙化，后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肿瘤医院切片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先生很快就住进了肿瘤医院，开始了以介入法为主的中西医结合疗法化疗。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肿瘤医院位于西四环定慧寺桥附近，离褚先生的家和我的住处都比较远，褚先生住院后，白天有家属陪同，我白天往往事情比较多，大部分时候，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医院探望先生。褚先生住院期间，每周五晚上回家休息，周日晚再到医院化疗，有的时候会在家里多住些日子。在住院的时候，先生的弟子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教授送给褚先生一个MP3，褚先生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安静地听着音乐或者相声、快板。褚先生曾在济南居住过，对山东快书情有独钟。在咸宁干校的时候，褚先生跟启功先生住一个房间，启功先生的任务是抄写大字报，而先生则常常创作并表演山东快书。有的时候我进了病房，先生还沉浸在音乐或者快板之中，没有发现有人来了。

褚先生住院的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任何疾病的体征。褚先生情绪乐观，常常让我陪他到楼下小坐，在清凉的夜色之中，褚先生对战胜疾病充满信心，而化疗评估的结果，也证明先生的病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坚信先生是没有生病的。2006年春节的时候，褚先生回家过年，春节我回甘肃探望父母，返京后去看望褚先生，褚先生面色红润，精神饱满，谈话中，爽朗的笑声仍然洋溢在他的书房里。大约2月份的时候，全国总工会《职大学报》主编周秉高教授和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几位院长来访，我陪他们再次到褚先生家，跟褚先生一起吃饭，褚先生的身体仍然很好，因为化疗而发白脱落的头发，又重新长了出来，体重也增加了七八斤。

春天来临了，北京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但是，气温的变化，却让褚先生感染了肺炎，褚先生又住进了肿瘤医院，每天注射抗菌素。不久，褚先生在医院又摔断了髋关节，不得不到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人民医院做了骨折手术。这个挫折，对褚先生的身体来说，是很难承受的。我陪武汉大学教授程水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方勇等去人民医院看望褚先生的时候，褚先生躺在床上，不能转动身体，看上去颇有点憔悴和苍老的感觉。褚先生看见几位远道而来的弟子，非常高兴，在病床上说了许多，特别赞扬方勇、程水金等弟子最近几年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并寄望大家继续努力。过去褚先生极少提到他的坎坷经历，一向是乐观开朗的，这次先生躺在病床上，向我们几人聊起了自己的经历，感叹自己一生，真正可以安心做学问的时间太少了，自己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唯一欣慰的是看到众弟子都有出息，就感觉有成就感，说着说着，褚先生竟然流下了眼泪。褚先生解释说，他的眼泪不是伤心的眼泪，而是看见弟子高兴的眼泪。

2006年4月底，我去肿瘤医院探望褚先生，正碰上先生夫人准备接先生回家过“五一”，褚先生的腿疾还没有好，但是精神状态尚好。大约一个月以后，我陪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去先生家，发现先生身体状况和情绪都非常不好。再后来，大约到了8月份，褚先生发现有结核病，先后住在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以及北京胸科医院。先生因为胸前有一个肿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疼痛难忍，需要不断吃镇定止痛药物。大约9月份，先生病情稍稳定，又回家了。

褚先生刚住进昌平温泉北京胸科医院的时候，有一天，我上午11点多到了医院，听说褚先生睡眠不好，想观察褚先生在医院的起居状况，计划在医院待一晚上，褚先生特别高兴，我陪先生到晚上7点多，褚先生就睡着了。我在医院看着褚先生睡觉，一直到晚上11点，褚先生一直睡得很安详。因为医院关门，我就到医院外边的汽车上睡了一觉，早晨6点起来，再去看褚先生，褚先生还在熟睡之中。褚先生醒来后，说因为有我在，所以他睡得很好。上午褚先生一边输液，一边和我聊天，一直到下午2点多，我才离开。

我每周都到医院去看望褚先生，褚先生每次都会和我谈很久，所谈包括学术、生活各方面，他甚至还回忆起我当年考博士研究生的情景。褚先生谈到了他的老师游国恩先生的学术传统，并告诫我有责任把游国恩先生的学术传统接续下去。褚先生还开玩笑说，我们师徒二人，在病床边上讨论学术问题，一定可以传为佳话的。

褚先生住院的时候，我有比较多的机会去看先生，褚先生出院以后，师母叮嘱我们弟子最好不要打扰褚先生，因为褚先生一看见有学生来了，就特别兴奋，说话滔滔不绝，到了晚上也不愿意睡觉，所以，我们平常都是打电话给师母询问情况。2006年10月下旬，我准备去湖北黄冈参加由湖北省屈原学会举办的楚辞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杰教授到北京开会，经师母同意，我陪郭杰教授到府上探望，褚先生躺在家里的病床上，神志清楚，跟我和郭杰谈起我们师兄弟，为了鼓励我，谬许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又跟我开玩笑说：“你是大师兄，看见师弟们一个个都飞黄腾达了，你也不要难过。看来你和我一生只能做布衣了。”然后看着我和郭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半个小时后，褚先生摆摆手，让我们快去忙工作，又让我到湖北开会的时候，向各位朋友表达问候，并让我通知几个在北京的师兄弟，有机会到家里坐坐。过去我去看先生，褚先生见我离开，总是依依不舍，不想让我走，希望我能多陪他说一会话。褚先生生病后，我始终不相信先生会一病不起，更没有想到先生会离我远去，所以，这次的反常，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等我从湖北回到北京，就接到了中央民族出版社副总编黄凤显教授的电话，说褚先生已经到了弥留之际，紧急住进煤炭医院，正在抢救，并说褚先生上午还在念叨我的名字。等我赶到医院，褚先生已经不能说话，我去了以后，褚先生握着我的手，只能艰难地眨眨眼睛，表示知道我是谁。第二天下午，褚先生就走了。

我是褚先生众多弟子之中的一个，而且是一个不成器的弟子。但是，作为褚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又一直在北京工作，追随先生近20年，受先生的关怀和教诲也就更多。

我能成为褚先生的学生，说起来既是机缘凑巧，更有赖于先生的提携。褚先生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我学术的引路人，也是我人生道路的导师。褚先生多年来对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充满了关切，这种关切，一直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于1987年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因为我的硕士导师吴林伯先生与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先生熟稔，1987年吴先生曾经推荐我报考杨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报考。到了1989年，杨先生让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部有关工作人员通知我，希望我能参加东北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东北师范大学的工作人员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是临考前几天，过了报名时间，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部特许我考试前一天报名，所以，我马上坐火车到了长春，顺利地参加了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并荣幸地进入了录取程序。当时参加考试的，还有我在武汉大学读硕士时同届的师兄、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的陈桐生先生，后来在北京大学时的同门、今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方勇先生。

在东北师范大学考试期间，通过杨先生的介绍，我有机会认识了杨先生的几位高足，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李炳海先生、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的姚小鸥先生、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的郭杰先生，杨先生并委托姚小鸥先生照顾我在东北师范大学的生活，我在东北师范大学考试的时候，住在学校提供的招待所里，招待所有四个双层的单人床，除了我住的那张床上有被褥以外，其他的床上就只有床板和床板上铺的稻草，姚小鸥先生常常到我住的房间去，坐在稻草上，跟我聊天。

20世纪90年代初，博士生导师都是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批准，即使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全国也没有几个博士生导师。一般来说，博士生导师在大学中都有很高的地位，导师的招生自主权比较大。考试结束后，我向杨先生辞行，杨先生说他已经看过我的答卷，准备录取我了，让我回去好好准备。后来由于杨先生不幸于6月初去世，我的有关材料被转到南开大学王达津先生处，王先生要求我去天津一趟。临去南开大学前，我去看王利器先生，王利器先生认为即使读中国古代文学，也应该到国外去，建议我去日本，并让我与当时在北京的东京大学文学部部长户川芳郎先生联系。我见了户川芳郎先生以后，放弃了去南开大学的打算，可是，由于1990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出国留学的新规定，我没能到日本留学，正好，1990年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有褚先生招收1991级博士研究生的消息，我就决定参加北京大学1991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当初的想法，是如果不能被录取，到了1992年初，我研究生毕业已经满5年了，符合国家规定的申请出国留学的资格，就到国外留学去了。当时我已经计划好了去国外学习的准备，甚至把中国政法大学在新校区昌平分给我的一套三居室房子也退掉了，搬到学院路学校的筒子楼里住着，等待走人了。1991年4月参加完北京大学的考试后，侥幸被北京大学录取，我就放弃了留学的计划。再后来，就安心地做起了教师，一直到现在。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褚先生，我可能会走另外的道路，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1990年冬，由于报考了褚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我曾经在报名后，拿着王利器先生的推荐信和我的硕士论文，到了褚先生府上。当时北京大部分人家没有电话，我在去褚先生家之前，也没有跟褚先生进行电话联络，就直接到了褚先生府上。褚先生当时住在北京大学畅春园一栋旧房子的顶层，是个三居室的房子，面积七十多平方米，这在当时的北京高校，已经是比较大的房子了。褚先生的书房是这套房子中最大的一间，大概有12平方米，有个阳台。褚先生家中的过道和书房里堆满了稿件和书籍，书房还放了一个三人沙发和一个单人床，已经满满的了。我今天已经不能清楚地描述当时见褚先生的具体场景，不过，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先生坐在一把竹藤椅上，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声音洪亮，性情爽朗，常常发出畅快的笑声。特别是一见我，就拿出香烟招待我，我不好意思抽烟，褚先生告诉我说两个人在一起不抽烟，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一下就让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1991年4月，我参加完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又再次到褚先生府上，褚先生告诉我说看过我的硕士论文了，觉得我还有培养前途，如果我的外语能顺利过关，录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询问褚先生还有什么事项，褚先生说你可以回去了。当时我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在学院路，我就回学校去了。我没有留意考完试还有面试的程序，所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面试我并没有参加，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到中国政法大学我的教研室，询问我为什么没有参加面试，我说我已经见过导师了，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不是面试，我说那怎么办，她说那问问导师吧。后来我知道，褚先生告诉系里，说已经见过我了，我的面试算合格。后来先生写信给我，说我的外语还不错，专业课没有什么问题，他已经签字录取我了，录取通知很快就发。到了快开学的时候，我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到北京大学查询的结果，说调我档案的函件发到中国政法大学很久了，我的档案并没有转到北京大学，所以没有办法进行政审，不能发录取通知。我到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询问，人事处说我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没有经过人事处同意，所以不放我的档案。我报考博士研究生的介绍信是我所在的基础部所开，而基础部的领导也并不知道介绍信必须经过人事处，我找到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陈光中教授说明情况，陈光中教授亲自给人事处打招呼，我才得以顺利地拿出档案，并由褚先生与北京大学有关方面协调，使我能顺利通过政审，并在开学前拿到录取通知书，进入北京大学学习。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基本住在家中，但是我每周都会到褚先生府上一次，汇报我的学习情况，并请教问题，褚先生每次都是非常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并且一如既往地和蔼。我在北京大学三年，偶尔会在宿舍住，褚先生偶尔会到宿舍来跟我聊聊天，看看我学习、住宿的情况。我在北京大学曾经因为阑尾炎住院50天左右，因为肺炎住院30天左右，褚先生曾多次到医院看望我，询问我的病情，对我充满了慈父般的关怀。我毕业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每年都有多次机会去褚先生府上看望，每年也都到北京大学参加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答辩，这都是褚先生给我提供的学习的机会。而褚先生每次见我，都询问我的学习、工作和身体状况。

在博士研究生毕业前，谈到工作问题，褚先生告诉我准备让我留校，希望我留校以后，可以分担一部分工作。因为我是北京大学先秦两汉文学的第一个博士，而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也缺少先秦两汉文学专业的教师，我也自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尚可，所以觉得留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曾经问褚先生需要不需要给系里的有关人员做做工作，褚先生断然告诉我说不需要，而当时的系主任在碰见我的时候也曾经告诉我说我在留校名单的考虑范围中，可惜后来公布的留校名单中并没有我，这个时候已经是4月份了，我就开始找工作。当时博士研究生比较少，所以找工作的难度并不大，加之我是北京生源，送出去几份简历，很快就有回复，当时有报社、机关、出版社、企业以及几所大学可以选择，褚先生建议我选择北京语言大学。褚先生惋惜地对我说，北京语言大学现在是教育部直属学校，还是有发展潜力的，而且将来调整工作也比较容易，到了北京市属大学，调动不太容易，到了出版社、报社，就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学问了。褚先生在我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后，多次嘱托他早期的学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彭庆生先生等人关照我，并借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契机，感谢北京语言大学校领导对我的照顾，实际是希望我的工作、生活能少一点曲折。褚先生在退休前和退休后，曾几次提出希望我能调回北京大学工作，并让我把我的情况介绍和著作交给他，他亲自交给有关负责人，可惜最终都没有能够进入实际操作程序。我如此不成器，每每想来，真是愧对褚先生。

褚先生对我的学术发展也一直很关心。我因为曾经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所以花了不少时间，从事监察法律古籍的整理工作，写了不少与古代文学研究关系不大的东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一直没有专注一个研究方向。褚先生在二十几年前，就叮嘱我可以选择一个研究对象深入地挖下去，褚先生住在北京昌平温泉的胸科医院，还多次跟我说：“你的著作和名气都够了，即使不再写东西，也可以吃一辈子了，不过，你还是应该把手头的研究理一下，以后只对一个问题进行钻研，不必贪多。”褚先生的话，对我的学术研究，真正是具有针对性的教诲。

褚先生是一个达观、坚强、忠厚的长者，一生与人为善。因为蒙受右派之冤，20多年坎坷，按照因果原则，褚先生理应有一个安详的晚年，不应该这么匆忙就离开了我们，可是，命运对褚先生这样不公。褚先生到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多次在我面前叹息，他年轻的时候希望成为大师，志向绝不是做一个有名的教授，可是，在他最出成绩的时候，却让他做了右派，20多年不能翻身，到了今天，生活比较安定，也退休了，有了时间以后，却生病了。如果能再给他三五年的时间，他可以把他没有写完的著作完成，而现在有许多计划中的事情都没有能完成。褚先生说，过去有人请他到外地去开会、讲学，他都舍不得时间，假如这次能够好转，他要带着我到各个地方周游讲学。

吴林伯先生和褚斌杰先生年龄相差近20岁，他们两人生前并没有交往。吴先生年长，加之他的师承和少年的生活环境，使他的性格更像传统的士人，而褚斌杰先生自小生活在比较富足的家庭中，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又是中国20世纪政治文化的中心区域，因此，褚先生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现代学者。这从他们的文风和研究范围也可以窥知。不过，他们毕竟都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个动荡的时代，而又都是正直、善良的文化人，也正因此，他们在特定的时间段，都饱受了生活的煎熬。如果说吴先生的坎坷经历，在于他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政治生活对学术的渗透缺乏基本的了解的话，褚先生的挫折，则是由于他的率真和善良。但是，他们对学术的执着，对善良的坚守，却是一致的。吴先生和褚先生的坎坷人生轨迹，正是传统士人和现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恪守中国传统价值观所呈现出的华丽篇章。《史记·伯夷列传》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吴先生和褚先生虽然都活过了古稀之年，但是，相对于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他们的辞世实在是太过早了。

吴先生和褚先生都先后离我而去，但是他们的学术理想和人生境界，善良与宽厚、执着与洒脱、超脱和热情的人格力量，与他们精深的学术造诣，不朽的学术成就，将永远留在我和一切热爱吴先生与褚先生的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