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佳翼

（浙江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苏联官僚主义的成因及其启示
——兼评当代托派官僚理论

吕佳翼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官僚主义有其客观根源，在工人运动中已初现端倪。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两难困境--民主与专政的两难、经济后退与政治集中的矛盾，表明了纵容官僚主义的主观失误背后有着深刻的客观根源。社会主义孤立在落后一国所决定的生产力落后成为官僚主义的深厚土壤，使上述纵容官僚主义的措施不仅得不到及时中止，反被纳入官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官僚主义之客观根源是托派官僚理论的优点，但托洛茨基由此走向历史宿命论则成了谬误。托派的根本理论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国家消除官僚主义的改革提供切实的方案，但我们能从它对官僚主义成因的揭示中获得启示。

苏联官僚主义；托派官僚理论；托洛茨基；曼德尔

官僚主义是苏联社会乃至一般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大弊病，它的严重化和扩大化即便不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是其重要原因，这一点几乎已成相关学者的共识。苏联解体以来，我国学者对苏联官僚主义的成因、根源、表现、危害及其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探讨，并据此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官僚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稍微放长远一些就会发现，在这一领域中开风气之先并做出重要探索的，乃是托洛茨基及后继的托派。众所周知，托洛茨基主义是作为斯大林主义的对立面，是在被斯大林主义严厉批判和镇压，同时也对斯大林主义展开深揭猛批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对苏联社会弊端（官僚主义无疑首当其冲）的体察之深切，恐非其他流派所能及，从而它对苏联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自然也就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实际上，官僚理论也确实构成了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无疑是这方面的名著，此外，当代“第四国际”的主要领袖和思想家埃内斯特·曼德尔①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比利时人，当代“第四国际”即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自二战以后直到去世一直担任着“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工作（书记处书记），他是托洛茨基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享誉国际学界（特别是左翼阵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等，他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不仅是对传统托洛茨基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论官僚主义》和《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两书也对此做出进一步的理论探索，还有波兰籍的亲托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在其三卷本的托洛茨基传记中则以托派视角记述了苏联官僚的形成史，等等。而我们无论是在对苏联官僚主义的研究中还是在对托派的研究中，对这一方面貌似关注不多。应当说，托派的官僚理论有一定的理论特色和深刻之处（如对官僚主义之客观根源的揭示），并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历史的证实（如托洛茨基对官僚复辟资本主义的预见），因此在我们对官僚问题的研究中是一笔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当然，托派所固有的理论缺陷也必不可免地影响到其官僚理论，这些也将在分析中一并指出。总之，本文拟结合当代托派的官僚理论对苏联官僚主义的成因及其对于当下中国遏制官僚主义的启示做出某种新的探索，同时结合现实对托派官僚理论的优长与缺失做出某种评析。

一、工人运动中的官僚主义

在我们对官僚主义的一般探讨中，通常把它归咎于主观方面的原因，即从思想觉悟、工作方法、制度设计等主观层面说明官僚主义，并侧重于从主观方面纠正之。这无疑是重要的，也是托派官僚理论的题中之意，但托派官僚理论中的另一重要维度是对官僚主义之客观根源的揭示。所谓客观，即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限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范围。

曼德尔指出，早在工人运动中，官僚主义就已初见端倪。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形成一定的机构，由一些具有专门才能的人担任某些特殊的职位和工作，从而形成所谓的官吏和干部，否则，工人运动的磅礴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这就是工人官僚的起源，当然，此时的官僚主义还是潜在的。可见，工人官僚的起源在于工人运动中的专业化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僚主义的起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人运动中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部分成果辩证法（或称局部胜利辩证法）使潜在的官僚主义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巩固下来。所谓部分成果辩证法，简单地说，就是由于获得了一部分成果，就产生了保守性，不再以原来的目标为目标，而是以保护已取得的成果为主要目标。它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就是：“建立机构，这最初只是被视为一种手段，但很快却被视为目的。特别是那些自认为与这些组织具有最为直接的关系、并把自己与这些组织等同起来的人，以及经常参与组织活动、体现机构、扮演主要官吏和未来官僚角色的人，更是把它视为目标。”［1］（p39）一句话，由于部分成果辩证法，产生了组织拜物教，把保卫组织视为头等任务。

曼德尔指出，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化倾向虽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由以下原因和措施而得到克服：官员的民主选举与随时撤换、干部轮换、内部民主、普通成员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对自身权利的坚持、工人组织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忠诚、工人运动领袖对官僚化倾向的自觉斗争，等等。

二、新生工人政权的两难困境

如果说工人运动中的官僚主义虽有其客观的根源和起源，但尚能为正确的主观措施所克服，那么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则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客观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主观努力的有效性。若要问苏联的官僚化起于何时，包括托派在内的一般观点也许会追溯至列宁逝后的斯大林时代。的确，斯大林代表了苏联官僚的利益，使苏联社会发生严重蜕变，但却不能说他是苏联官僚主义的始作俑者，也不能说斯大林体制就是苏联官僚主义的根源。因为这样说就是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斯大林体制背后还有更深的根源。

苏联官僚主义的萌芽也许可以一直追溯至内战结束之时，它表现为党与工人阶级的脱离，党对工人阶级的“包办代替”。要理解这一点，须了解当时苏联①实际上此时还只能称之为“苏俄”，因为“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实际上到1922年12月才正式成立，但为了行文的方便和用语的统一，姑且也以“苏联”称之。工人阶级的状况。多伊彻指出，当时的苏联工人阶级实际上整个处于涣散状态，甚至可以说它们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这是由于：1.大量优秀的工人阶级成员在内战中牺牲了，剩下的又有许多进入了政府机关，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工人阶级而进入官僚队伍。2.内战中苏联的工业生产遭到停滞，工人阶级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一度消失。“在1921年12月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同那些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人们争论时说道：‘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1922年3月，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又一次地争论道：‘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施略普尼柯夫在代表工人反对派发言时这样回答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说，无产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并不存在（于俄国）。请允许我向你们祝贺，你们是不存在的阶级的先锋队。’……这番嘲弄的话表达了一个痛苦的真理。”［2］（p16）3.内战后的贫穷落后使人民对革命的希望落空，并一度看不到希望何在。“1917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多数，更不用说农民，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如果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容许苏维埃自由选举，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会被赶下台的。”［3］（p552）包括列宁在内的不少布尔什维克领袖在多处承认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两个后果：1.党实际上并不代表工农群众的真实愿望，只能说它代表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或者说从长远来看工农群众应当具有的愿望，这就是“包办代替”的根源；2.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以更多的专政取代民主，甚至以党的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即由党在无产阶级、工农群众中间实行专政。这两点加起来其实已经非常讽刺地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是历史的讽刺，而非党的过失，但这确实为日后的官僚主义种下了祸因。

这一时期，连托洛茨基本人也成为官僚的辩护者——如果考虑到他一开始就对列宁集中化的党建原则表示担忧，日后又成为官僚主义最坚决的斗士，这种反差就显得特别明显。当时，托洛茨基出于急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效率，提出了劳动军事化即强制劳动制度，并与此相配合，在理论上为强制劳动和官僚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以至于后来当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时，斯大林据此反过来奚落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并非不知道民主的重要和官僚的可恶，但他实际上在维护苏维埃政权和保障无产阶级民主之间陷入了一种两难困境，并迫不得已地使后者服从于前者。当时，已开始有工人反对派抗议这种民主的缺失或党的专政，却遭到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党的领导人的压制；而后来，托派反对派实际上继承了这些反对派的抗议先声。工人反对派此时对民主的呼声无疑是有道理的，然而托洛茨基却不能附和他们，因为问题在于，托洛茨基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不能仅停留于抨击现实而不顾后果，而且要维持这个千疮百孔的政权，这就是他的困境、他的纠结，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悲剧。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对专政的强调及“包办替代”倾向，多伊彻以“胜利中的失败”来概括内战结束之初的托洛茨基，曼德尔也把“1920年—1921年”称作“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如果单纯从主观上看，列宁特别是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的措施确有过头之处，但只有置于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下才能真正理解这种过失。这里也许正用得上斯宾诺莎的那句名言：“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

对苏联官僚主义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另一政策是1921年起实行的禁止反对党和禁止党内反对派。与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相反，这是列宁政策中饱受诟病的一点。的确，这一点几乎成了斯大林后来建立独裁、镇压异己的撒手锏，因为如果有任何人反对他，他就以党内不允许存在反对派这一“纪律”来压制之。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政策提出时的客观背景，而不能简单责之为观念上的偶然失误。当时，为了促进经济恢复，布尔什维克党被迫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退却，这在经济方面效果显著，却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增加了政治上的威胁，因为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使本就伺机反攻的资产阶级势力有所抬头。“新经济政策使个体农民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这些人在其利益开始发挥作用时，就会设法创造表达政见的手段或试图利用反布尔什维克的现存组织，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3］（p566）这不能说是夸大了威胁，因为苏联私人资本的背后还有世界资本，而此时的苏维埃政权不管是从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来说还是从布尔什维克党与工农群众的疏离来说都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因此，也许问题不在于实行了禁止反对党和党内反对派这一政策，而在于是否能如列宁预期的那样在形势逐渐缓和以后及时地取消它。然而，这一政策一经实施似乎就有了它自己的逻辑，加之列宁的早逝、托洛茨基的斗争不力，以及催生官僚主义的其他客观根源，这一政策不仅得不到及时的中止，而且成了官僚主义本身的利器。

三、生产力落后成为官僚主义的客观根源

这里所说的催生官僚主义的其他客观根源，主要指生产力的落后所导致的诸多滋生官僚的因素，而生产力的落后又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孤立在经济落后的苏联一国有关。托洛茨基—曼德尔的官僚理论对此作了较多揭示。

首先，曼德尔指出，由生产力的不够发达所导致的劳动的社会分工，是官僚主义的客观基础。劳动的社会分工与劳动的职业分工不同，劳动的社会分工所涉及的，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分。马克思所设想的，正是劳动的社会分工，而非劳动的职业分工的消亡。官僚主义的本质，是本属于工人阶级中每个成员的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被一小部分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人褫夺。这种情况，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的结果，而劳动的社会分工又与广大劳动者自由时间的缺乏，从而没有时间参与社会管理有关。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4］（p189）这将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参与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而不再需要一些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行使这种管理权。这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当然也意味着官僚主义的消亡。

其次，由生产力的不够发达所导致的物质的匮乏，也是官僚主义的客观基础。托洛茨基对此作了最清楚的说明：“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费品，因此便引起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如果商店里的货物充足，购买者就可以随时去买。如果货物很少，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而在队排得很长的时候，就必须指派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5］（p80）

再次，曼德尔指出，工人阶级文化上的不发达是官僚主义的一个相对次要的客观根源。由于生产力的不够发达、已经形成的官僚阶层对工人阶级思想和文化的钳制等原因，这一点在长期内得不到改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孤立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之内，决定了这些国家中官僚主义的客观基础。因为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条件下，一小部分人对社会管理权的僭取和重新成为统治者、国家机器的强大等陈腐现象必然又会死灰复燃。

比起在工人运动中，部分成果辩证法和组织拜物教在工人官僚国家中得到了新的发展，集中体现为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由于社会主义可以在苏联一国之内建成，因此就把保卫苏联这个“堡垒”，而非继续革命，说成是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首要任务。它使官僚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际上巩固下来。

在《基督教的起源》一书的前言中，考茨基首次提出工人国家是否会陷入官僚化的问题，就像天主教会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成为国教以后的经历一样。但考茨基又指出了两者情况的不同：“如果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时的历史条件与天主教会取得胜利时的历史条件——一个生产力停滞和衰落的时代——相类似的话，那么这个比喻就完全能够成立。但是，实际上，工人阶级在今天夺取政权的条件恰恰不是这样。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为劳动分工的消亡和大众文化水平的革命性发展准备条件。因此，官僚集团的胜利从历史的观点看是不可想象的。”［6］（p79-80）曼德尔一边赞同着考茨基的见解，一边立即提出了一连串的反问：“如果工人阶级被迫在生产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比如在俄国，那会怎么样？如果革命没有传播到其他国家，而是孤立地存在于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那会怎么样？”［6］（p80）在《论官僚主义》中，曼德尔不得不承认，在上述条件下，官僚主义会在一段时期内取得胜利；在《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曼德尔没有答案，终止于一连串的问句。身为革命家的曼德尔虽不愿给出明确的令人气馁的回答，但这些反问本身已指向了问题的实质。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更明确地指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夭折就是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没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官僚主义的发展就是无可避免的。托洛茨基说：“归根到底，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世界革命的推迟。……苏维埃民主虽然是被全能的官僚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是被法西斯主义所消灭，两者却出于同一原因，即世界无产阶级解决历史为它提出的问题太慢了。……如果欧洲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那就会不仅使法西斯主义而且使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立即动摇。”［5］（p204）

总之，苏联官僚层及适合于它的利益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本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夭折或不彻底的产物，然后，官僚层为了保住和扩大既得利益，又转而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指导”下，把革命的这种夭折或不彻底性巩固下来，从而形成了世界革命夭折与官僚层坐大两者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斯大林是这个官僚层的总代表，所谓“斯大林主义现象”，归根到底迎合的是苏联官僚层的利益，因此，只有从苏联官僚层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他们。托洛茨基曾形象地指出：“在斯大林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已经找到了他。斯大林给官僚带来了一切必要的保证：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望，一种倔强的性格，狭小的眼界，以及同政治机器——他的势力的唯一来源——的密切联系。胜利落到他头上，最初是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这是新统治集团欢迎他的友好表示，这个集团企图摆脱旧的原则，摆脱群众的监督，同时在内部事务方面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态发展中作为二等人物的斯大林，显示了自己是热月式官僚的无可怀疑的领袖，是其中的第一号人物。”［5］（p66）这段评论当然刻薄了点，也未必符合事实，但它在对斯大林之所以能在权斗中获胜的客观基础的揭示上，有其深刻之处。

四、托洛茨基的宿命论情结

但真理多向前迈出哪怕是一小步也会成为谬误。托洛茨基从对于官僚主义客观根源的揭示走向了某种历史决定论和宿命论，就是如此。曼德尔对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斗争中的被动是这样解释的：“许多肤浅的评论家批评他在1923年‘权争’中的‘犹豫’是一个‘错误’，但实际上，那只是上述托洛茨基内在气质的额外表现罢了，此种内在气质即决不背离信念而行动。在左翼反对派看来，官僚篡权本身是革命退潮的标志”，而革命家的所谓“‘权力’只是来源于群众的革命攻势”，“在群众陷于被动的时期而进行‘权争’，是冒险家和反动头目干的事”。［7］托洛茨基自己的解释几乎与此完全一致。笔者以前曾从正面意义上引用过这段话，为的是凸显革命退潮作为官僚主义之客观根源，但它的问题也是显然的。首先，这种解释把托洛茨基说成主动放弃斗争，这并不符合实际，托洛茨基显然也做出过斗争，在1925年中到1927年甚至与季诺维也夫派组成联合反对派，以反抗执政的斯大林—布哈林联盟。只是这种斗争首先错失了有利的时机，其次并没有运用十分有效的策略。其次，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所表现出的历史观也是错误的。按照这种解释逻辑，似乎“革命退潮→官僚篡权→加剧革命退潮”成了历史宿命，革命家在此之外无能为力了。实际上，按照唯物史观，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虽然总要受到一切现实条件的制约，从而为这种作用的方向、程度、效果、规模、范围等划定了限度，但历史并非按先验或命定的路线行走，而是会经常呈现出岔道也即对历史路线进行选择的可能，特别在重大的历史机遇期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伟大个人的作用将会成为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托洛茨基引用了列宁遗孀的下述这段对话。1926年的时候，有人问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如果列宁现在还活着，会怎么对付这么严重的官僚主义？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伊里奇还活着，他也许已经被关在（官僚专政的——引者注）监狱里了。”［5］（p67）这句话在揭示官僚有着强大的客观基础这方面显示了某些真理，但也要看到这实际上是包含了某种情绪的极而言之，这种情绪既是对于官僚的愤恨之情，也是对于反抗官僚的力不从心。如果像托洛茨基那样把它作为一个理性化、绝对化的论断，①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写道：“1927年克鲁普斯卡娅曾说过，如果列宁仍然在世，他恐怕也会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我想，她是对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本身，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种势力。”（苏）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三十九章。恐怕就由真理走向了谬误。实际上，笔者倒是倾向于把托洛茨基在官僚问题上的这种宿命论，理解为他对自己在与官僚斗争的失误、失败之后的某种自我辩护甚至自安自慰。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列宁能活更长的时间，从而把他抗击官僚主义的遗愿付诸实践，那么即便不能消除官僚主义，也一定能大煞其威风，斯大林的独裁体制就未必能建立，苏联解体的命运也许可以改写。

相比之下，曼德尔虽也强调官僚主义的客观根源，但他并没有自陷于宿命论，他在《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一书中回顾苏联官僚主义的发展时指出了从列宁到反对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并认为反对派对官僚主义的抗击不力成为官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说：“如果党的工人干部，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政治上正确地回击，就可能引起国际、国内社会和政治力量结构上发生防止斯大林主义的变化。在1923、1924和1925年，无论是世界革命的失败，或是苏联工人阶级不问政治的倾向、苏维埃民主的最终窒息、工业化速度的延缓，剩余农产品被富农掌握，这一切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不可逆转的。官僚集团的强化和专政也是如此。党的干部正确的回击可能为相反方向的发展开辟道路，从而使这种倾向日趋减弱。那些干部低估了热月政变和官僚化的危险，而当他们认识到这种危险时已为时过晚，而且又处于极为分散的状态，这些情况对官僚集团日趋强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8］（p116）因而，曼德尔在对官僚主义之主客观原因的理解上持一种更为正确的辩证观点。

五、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苏联官僚主义的成因是由一系列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构成的，而且这些主客观原因相互交织：在主观的失误背后能找到更深层的客观原因，客观原因通过主观原因而起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在这种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中对苏联的官僚主义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客观原因，这些客观原因可归结为革命的孤立和生产力的落后，它们成为滋生官僚的沃土，使抗阻官僚主义的主观努力显得力不从心或陷入投鼠忌器的两难困境。托洛茨基—曼德尔的官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而不同于仅从主观层面谈论官僚主义的流俗论调，从而使其官僚理论建立在客观的、唯物主义基础上，这是其官僚理论的特点和优点。但是，托洛茨基从这里走向历史宿命论则是错误的，这种论调毋宁说是他在与官僚主义斗争实践中的失误和失败的心理投射和理论反映。

曼德尔不像托洛茨基这样极端，但他与托洛茨基一样，也没能为官僚主义的解决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他完全继承了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理论，即工人阶级在工人官僚国家进行推翻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在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在两者相辅相成的世界革命进展中同时解决资本压迫和官僚压迫，建立真正的无阶级社会。这种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美则美矣，其乌托邦性质却一目了然。如果说在托洛茨基的革命年代，这还不失为一种有感染力的想象，那么到曼德尔这里，则包含着更多不切实际的空想成分。当代托派实际上把产生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变成了某种脱离实际的抽象教条或如黑格尔所谓的脱离具体内容的“主观反思”。在理论上，具体表现为忽视资本主义客体的具体情境和部分质变对工人阶级主体阶级意识的决定性重塑（这方面倒是为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地发挥了），脱离实际地高扬和诉诸阶级意识，造成了对“不断革命论”的超经验运用，从而陷入了某种革命激进主义的乌托邦。在实践中，当代托派缺乏一个着眼于近期的改革方案，不顾条件地把革命置于议程之上，不仅否认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以及在缓和矛盾、延缓革命上所确实起到的作用，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局部反抗运动也评价不高，认为在不把它们整合进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诉诸根本性社会革命的情况下，就只有十分有限的意义。①参见Ernest Mandel: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Edited by Steve Bloom，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4，P73:曼德尔的“答问”。这就使其理论带有一种貌似激进、实则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质。这种视野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正确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如何革除官僚主义的弊端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方案。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托派的官僚理论中“择其善者而从之”，特别是从其对官僚主义成因的比较深刻的揭示中得到关于消除官僚主义的某些启示。首先，要通过发展经济消除滋生官僚主义的沃土，如果物质生产不能达到一定的丰裕程度，还要靠行政手段介入物质产品的分配，官僚就不仅不能消亡还要膨胀。其次，与其说通过主观压制消除官僚主义，不如说通过创造条件使官僚趋于消亡。也就是说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使官僚的存在不再必要，使官僚不再有寻租的空间，使官僚的成色减退，从而变为履行某种社会公共职能的公务人员，这样，虽然表面上没有反官僚，实际上却使官僚存在的基础趋于消失。反过来，如果没有这种制度性的变革，仅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是很难取得实效的，说不定这种反官僚主义本身就成为一种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再次，党不能脱离它所代表的阶级，党不能脱离人民，党不能凌驾于阶级之上或对人民“包办代替”。党主要应通过正确、有效的领导使人民信任它、自愿追随它，而不能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或以党的意愿代替人民意愿，否则党本身就会蜕化为官僚。当然，党与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原则，而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中具体把握并掌握“度”的艺术。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会酿成错误，但出于防止官僚主义的考虑，多突出一点人民群众的自主性还是必要的。第四，从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观措施上说，应当实行党政分离，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如能进一步达到干部随人民意愿撤换以及干部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两条从马克思到列宁定下的金科玉律，那官僚主义也就无处存身了。总之，鉴于官僚主义的成因是主客观因素交相缠绕的结果，反对官僚主义的努力也就应当在消除其客观基础和限制它的主观措施两方面双管齐下。我们能否真正走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又不同于苏东式资本主义“邪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妥善地处理好官僚主义这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痼疾。

［1］［比］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波］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波］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苏］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

［6］［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7］Ernest Mandel.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Collected Essays ［M］.Edited by Steve Bloom，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4.

［8］［比］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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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6）06-0024-07

吕佳翼（1986—），男，哲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托洛茨基主义理论述评”（15YJC710039）；2015年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科预研基金“托洛茨基的经济思想研究——在与布哈林、斯大林相比较的视域中”（GZ15210505480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