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俊1，2，冯旺舟2

历史唯物主义真的与生态学绝缘吗？

——论乔纳森·休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启示

杨俊1，2，冯旺舟2

（1.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湖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乔纳森·休斯是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者的抽象伦理价值观，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差异；他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意图和人口决定论，彰显了技术和社会组织对生态问题的解决的重要性；他也批判了本顿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价值和内在的生态意蕴，初步挖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乔纳森·休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是当代英国重要的环境论理学家，也是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面对全球的生态问题和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和误解，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重释，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解决当代世界生态问题方面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坚守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

一、从非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中心主义

休斯认为，在对待生态问题上有两种价值观，一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另外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又包括动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后者把道德价值归因于至少某些非人类的实体。”［1］（p21）有部分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人类应该坚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休斯认为这种观点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误解，非人类中心主义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无法揭示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类自从诞生起就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将“天然自然”逐渐变成“人化自然”，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界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形成了命运的共同体；另一方面，人类作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创造者，居于主导地位，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要按照人类的尺度进行，自然界作为人类依托的空间是人类的生存基础，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也深刻受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因此，人类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马克思已经清楚地揭示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类生存必须要依赖于自然。另一方面，人类所依赖的自然并非是‘与人无关’的纯粹的自然，而是被打上了人的烙印的‘人化自然’。”［2］（p129）据此，休斯批判了“动物解放论”只关注动物的天然权益，而忽视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谬误。

休斯接着以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Grundmann）为例指出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特点。他指出，格伦德曼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非人类中心主义无法确认自然的正常状态和病态。“生态中心论者必须确定某些状态内在地优于其他的自然状态，他们通常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繁荣程度来作出这种区分。”［1］（p26）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动植物的价值，主张自然和生态的利益和价值高于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但是对于动植物等非感知事物，人类无法确定其道德价值标准，只能采取虚构的方式假定。其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是主人，应该统治自然，而不承担任何道德价值，人类统治自然是正义的。其四，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忽视对自然控制的结果。休斯指出，格伦德曼的观点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关格伦德曼对‘统治’的理解。第二个是格伦德曼存在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先验假设。”［1］（p43）这两个问题遮蔽了马克思对人类与自然的正确论述，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马克思早已指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来自于自然，自然为人类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人类通过自身的能力不断推动自然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该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人类与自然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坚持人类尺度和自然尺度相统一的原则，既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也要维护好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休斯指出：“‘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将非感知自然的价值建立在对人类生命价值所作贡献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同于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不单单从工具性方面看待这种贡献。”［1］（p44）如果人类认识到了自然不是人类的工具而是人类的发展的基础，认识到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消除控制自然的观念，最终会消除对自然的掠夺，实现了人类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的统一。

二、自然的限制与超越

休斯指出，人口增长过快、粮食危机等都可以纳入到生态问题中来。休斯批评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资源关系的观点，马尔萨斯认为正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导致食物供应出现短缺，人们由于生活资料的短缺必然招致灾难，而任何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包括任何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因此，必须要提早对人口与生活资料进行规划和管控，维持长久的平衡。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是对传统马尔萨斯主义的发展，“它们不再认为人口增长是导致环境问题的唯一一个或占主导地位的原因，而是认为人口增长是诸多原因之一。”［1］（p59）这种观点看似与马尔萨斯的观点相距很远，但是实际上扩展了马尔萨斯的影响，因为它们不仅都认为人口增长及其无限需求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有限供给的矛盾，而且将这个原因扩展到所有的生态危机中。新马尔萨斯主义关心的是如何限制不断增加的人口需求，不是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新马尔萨斯主义出现了两个主要变化：一是从关注人口增长引起的食物短缺发展到由人类需求导致的各种资源的短缺；二是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到适度限制的增长。

休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揭示了马尔萨斯观点的谬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主要包括：第一，马尔萨斯的理论具有保守主义的色彩，无法找到一条克服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之间矛盾的道路。第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夸大了人口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第三，马尔萨斯忽视了生活资料的短缺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技术，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来解决。马克思正确指出，人类的贫困不是必然由自然环境导致的，更多的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具体来说，是由具体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导致的。“自然限制是一个相对的量，资源的极限更取决于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以及人类社会的组织行为方式。”［3］（p111）

休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有助于认识自然的限制，人类与自然本来就是统一的关系，“人类活动必然借助于自然法则并且在自然法则之下展开。”［1］（p88）人类必须消除控制自然的错误观点，否则会遭致自然界的报复。人类的发展虽然受到自然的限制，但是更多的是受制于技术和社会组织的限制，自然、技术和社会是相互影响的，在相互影响中，人口的增长、资源的丰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等问题都可以解决。

休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超越自然的限制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和方法论指导。在揭示自然的限制之后，休斯进一步指出，形而上学生态学和还原主义虽然对于我们从某个学科的角度认识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追求还原解释，即使原则上是可能的，也不总是处理生态问题最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1］（p103）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能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分析生态问题，超越自然的限制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休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环保主义者坚持的方法不同，前者强调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这种联系是历史性和动态的，后者只关注简单的因果关系，武断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僵化模型，坚持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否定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整体性地认识普遍联系的一切事物，反对僵化孤立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种分析是克服整体的不透明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整体必须通过了解各部分之间关系的方式在思想上加以明晰地重建。”［1］（p115）因此，不管是形而上学生态学家关于事物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观点，还是还原主义者的还原解释都不是最完美的，都无法彰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统一性。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自然是统一于历史和人类实践中的，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双向的，人类与自然是互为因果的。“在改变自然的进程中，人类也改变了自己”。［1］（p133）人依赖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不断地为人类提供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所必需的资源，人类又不断通过劳动改造着自然界，维持着自然界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界正是在这种双向互动中持续发展。“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4］（p5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论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生态学的要素和内容。

三、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从技术的变革

到社会主义需要的满足

休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技术决定论，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只是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模式、科学技术、思想观念的一系列变化，是总体性的变革，但是技术的变革具有引领作用。技术也不等同于生产工具和机器，“事实上，任何技术的实际发展必然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因为两个因素相互依赖：没有发明它们的知识和使用它们的技能，工具和机器的发展和应用将是不可能的……因此，技术的发展可能被视为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发展，同时也包括劳动力的发展。”［1］（p180-181）技术的发展只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部分，技术的发展有赖于生产力的总体发展，也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创造性和技能才能发展，才能不断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在人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就会导致人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的技术应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自然资源，在利用资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污染等问题。正如格伦德曼指出的，现代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也许比技术变革前的影响范围更大，造成的损失更严重，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也会造成环境的破坏更加无法避免。但是休斯认为任何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是必然由技术导致的。“在休斯看来，不断增长的新技术只是创造了增加生态问题的可能性。虽然新技术增加了对生态的潜在破坏，但是它们也可能提供更多有效的控制技术，这些控制技术将会减少潜在的生态破坏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技术发展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并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并产生不同的生态结果。”［5］（p42）

休斯通过分析瓦尔·罗特莉（Val Routley）、史柯里莫斯基（Skolimowski）和贾维（I.C.Jarvie）等人的相关观点，指出技术的变革可以增加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对废弃物的处理，减少人类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技术的进步应该根据那些目标的实现来衡量这一建议看起来也是有前途的；不只是在提升生产成本的可能性方面，广义来说还包括在提升生态成本的可能性方面，在技术进步的评估方面都是有前途的。”［1］（p193）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多重效应并不是由技术本身导致的，而是由技术所引领的生产力及其所依赖的社会制度决定的。

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指出，由技术变革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影响了社会形态的转变（社会结构的转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生产力永远是第一位的。休斯指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中，矛盾永远存在。马克思也早已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6］（p32-33）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双重影响：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用休斯的话来说就是促动效应和破坏效应。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说，不管是生产力发展的促动效应还是破坏效应都不会引起生态危机。“资本主义使用生产力的问题不是其所使用的比例小的问题，而是以错误的方式使用生产力的问题，或者以错误的目的使用生产力的问题。”［7］（p17）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资本逻辑为中心，关注的是资本的增殖和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关注的是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最广大人民和全人类的利益。马克思主张生产力的使用要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要求，强调的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建设性的方面。马克思既没有忽视生产力的破坏效应，也没有忽视生产技术、生产力的促动效应特别是生态效应。马克思虽然强调生产的增量，但更强调生产的质量特别是技术的生态效应对生产力的作用。“这里所呈现的论述有益于一个生态马克思主义，因为她既允许把生态问题的避免或者改善包括在生产力发展的标准之中，同时也表明将生产力的发展导向一个有利于生态的方向可能不能任意实现，而必须依赖于合适的社会结构选择，而且实际上一个社会可得到的技术上可能的解决方法的范围因此可能被社会结构的选择所限制。”［1］（p226）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的促进效应和破坏效应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对生态破坏性的效应不能归咎于马克思，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马克思虽然强调要不断发展生产力，积累充足的物质财富，但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物质崇拜和导致生态问题，而是建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财富的富足与人们需要的满足。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坚持按劳分配，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实行按需分配。“需要的满意度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未满足需要的存在似乎要求有可能加剧环境破坏的物质生产的增长。但另一方面，正如先前已经指出的那样，一个健康环境的保护或恢复也将被看作是人类需要的满足。”［1］（p231）

马克思鲜明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所谓真实需要是指人们为了身体和心理的发展所必须要求的事物和服务，这种需要是自由和真实的，能促进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虚假需要是指被人的欲望和外力所驱使的需要，这种需要受到资本的牵引，资本运用广告、电视等媒体的手段塑造了人的需要，将人们的需要控制在资本的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中，“操纵并从中受益的资本家通常这样做，不是企图使别人的利益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诱导了这样一种错误看法，即他们的利益和社会中其他人的利益都是一样。”［1］（p248）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生产技术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制造了多方面的人类需要（需求），这种需要不是消费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而是分裂和异化的，不是基本的和真实的，而是超额和幻想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8］（p132）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广告等诱发的人类需要最终遮蔽了人的真实需要，限制了人的丰富多彩的需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造了过多虚假的需要才导致当代世界眼中的生态危机。

休斯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揭示了动物需要、工人需要和人类需要的差别，彰显了人类需要的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要是从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以及异化劳动的视角出发揭示了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马克思指出：“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工人不仅必须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必须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手段而斗争。”［4］（p9）因此，工人最基本的需要是要维持工作和生存的条件，摆脱贫困。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只把工人当作动物看待，当作只有肉体需要的牲畜，如果只从动物本能来看，动物只需要满足其肉体的生存和发展，动物和自身的生命活动是一致的，没有形成主体和客体的二分，因此就不具备更丰富和更高的需要，但人已经形成了主客体二分，有自我超越的意识，不仅仅需要物质的满足，也需要精神的满足。如果只满足包括工人在内的人类的基本生存的需要，那么就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对马克思来说，人类需要不仅仅是为人类继续生存所需要的条件，而且是作为人类的生存所必需的条件，是公认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条件。”［1］（p257）人类需要的增长绝不会阻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反而会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第一，需要的增长是人类尤其是工人真正需要的相对增长。第二，需要的增长是一种持续的发展。第三，需要的增长并不必然以资源的消耗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的恶化为条件。第四，需要的增长必然伴随着物质生产的增长，但物质生产的增长并不必然产生有害的生态后果。”［9］（p4）人类需要的增长与满足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依赖自然条件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的，绝对不是无限制的生产和无限制的需要，只能是历史性的相对的需要和满足。

休斯最后指出，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的需要和解放，避免生态危机，必须从劳动解放入手，虽然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人的类本质和人、人与人的异化），但是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各种制约和剥削人的制度被消灭，人的素质的提高，人们可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劳动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确立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的价值观，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摆脱资本的操控和诱惑，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性，遏制虚假需要，消除对自然的无止境的掠夺。“即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用于增加产量，而且可以增加资源的利用效率，以至于（在一定程度内）以较低的环境影响实现了生产的现有水平或增长水平。”［1］（p272-273）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需要完全可以符合生态良性发展的要求，不至于导致生态危机。

四、简短的评论

休斯对生态问题的定义，对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批判，对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揭示，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的阐释，揭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独特价值，也初步构建了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休斯构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第一，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纯属道德说教的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以控制自然为目的，而是深刻认识到人对自然的依赖和被自然塑造的现实，更加认识到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第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历史唯物主义注重从宏观的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生态问题，从宏观上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导致的人、自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造成了自然的变动不居的态势。从微观上来看，从劳动的异化、技术的发展、人的需要等方面揭示了它们给自然的深刻影响——促动效应和破坏效应。休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具有生态意蕴，或者就是生态历史唯物主义。他特别指出在《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具有丰富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深刻揭示了自然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的统一。第三，休斯通过不断的批判澄清了诸多重要问题，构建了其颇具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休斯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抽象的伦理价值观，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者只强调抽象的自然权利，关注的只是自然本身，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社会关系缺乏考察，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其理论缺乏说服力，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生态问题的基础是承认生态问题是由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导致的。他批判了绿色马尔萨斯主义者片面强调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限制和增长极限，遮蔽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的错误，指出人口增长并不能直接带来生态问题。休斯鲜明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与生态平衡相一致的，技术和社会组织也能影响生态环境。休斯也通过对形而上学生态学家的批判，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技术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主张从整体性上分析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在整体性上坚持某种因素特别是经济基础的主导作用。通过对泰德·本顿（Ted Benton）、理查德·詹姆斯·布莱克本（Richard JamesBlackburn）、莱内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等人的批判性阐述，休斯正确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的生态依赖原则，彰显了人类需要与生态依赖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解决生态问题，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独特价值。第四，休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文本出发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为批判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和诘难的学者和流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意义，推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休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构建起独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框架，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他的理论体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第一，休斯虽然试图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但他只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需要等方面进行简单归纳，并没有完整准确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容，这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等人已经较为准确完整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内涵和建构起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第二，休斯一方面承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内容，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和理论框架，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但是另一方面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绝不是指出自然限制的唯一作者，认为马修斯（W.H. Matthews）的学说更加系统化，更加能解决当代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既贬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也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这些西方理论家之间的根本区别。第三，休斯一方面指出马克思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生活资料的观点，揭示了人口增长、人类需要和自然限制之间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又指出马克思的论述将诸如增长、发展等问题复杂化，无法解决当前的理论诉求，并质疑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能力，这显然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认识。第四，休斯虽然指出生态问题的出现与技术、社会的组织形式、价值观念都有着重要的联系，但是并没有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也没有直接揭示资本逻辑以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更没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影响作出科学全面的分析，直接削弱了其理论的说服力。

总之，以休斯为代表的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凸显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彰显历史唯物主义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构建生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1］［英］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张晓琼，侯晓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穆艳杰，罗萤.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问题”——乔纳森·休斯对西方生态主义的批判 ［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1）.

［3］张静娴，赵超.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主义何以可能——读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J］.绿叶，2013，（6）.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铁省林.人是依赖自然的——乔纳森·休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捍卫和建构［J］.东岳论丛，2014，（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蔡华杰.乔纳森·休斯对马克思“发展生产力”理论的辩护［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于桂凤.马克思的人类需要概念：生态的还是反生态的——乔纳森·休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辩护［J］.理论界，2015，（5）.

责任编辑 张晓予

B089.1

A

1003-8477（2016）06-0012-05

杨俊（1977—），男，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冯旺舟（1983—），男，哲学博士，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区域产业生态发展湖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在站）。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15CKS024）；2015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7批面上资助项目“艾伦·伍德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2015M571076）；2016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九批特别资助项目“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T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