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曾有过辉煌的“十七年”，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然而，该类电影现状与曾经的“辉煌”形成了强烈反差，如今的少数民族电影市场十分低迷，票房状况堪忧，它已经风光不再。纵观“十七年”时期几部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不难看出，获得成功的少数民族电影都注重情节性叙事，而其他偏重异质性文化与少数民族风光的弱故事类影片，均没有留下喜人的成绩。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要走向大众，加强情节性叙事，讲好故事是其创作关键。

[关键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情节性叙事；好故事

谈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大家仍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津津乐道。例如，壮族题材电影《刘三姐》、白族题材电影《五朵金花》、彝族题材电影《阿诗玛》、维吾尔族题材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等。这些经典的传奇故事到现在还被人们津津乐道，这些影片的主题曲依旧活跃在电视屏幕上，昭示着这些影片曾风靡一时的影响力。这些影片的成功，并非单纯的因为国家政策引导和当时观众的文化食粮贫瘠，其核心原因是影片中讲述的美好故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把心思用在讲故事上，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成功的关键。

一、注重情节

在文学作品中，小说的受众群体数量要远胜于诗歌和散文，因为小说中有鲜明的故事情节，好故事自古是老少咸宜的文化产品。电影也是同理，观众看电影最关注的始终是故事情节。电影按照其中故事情节的分量分为两种，反情节叙事影片和情节叙事影片。如同文学作品中的散文和诗歌，反情节叙事影片没有明确的故事脉络，它们不是为了表达一个故事，而更多的是为了营造一种意境，表达一种情怀。这类影片不重视故事情节，即使有模糊的故事线，也不会精心雕琢，让其符合观众的观影心态。

而情节叙事影片如同小说一样，影片更重视对故事情节的刻画和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此类影片往往故事线鲜明，情节设定遵循起承转合的规律，主人公的命运跌宕起伏，具备完整的故事结构，可观性更强。

这两种影片的叙事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了观众的观影感受，从而影响了影片的受众群体。反情节叙事类的影片，对观众的要求较高，需要观众有较高的电影审美水准和丰富的电影赏析经验。这是因为反情节叙事类影片需要观众看懂并不明显的故事情节，影片中的因果逻辑十分隐晦，取而代之的是充满隐喻和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观众只有透彻了解主创人员隐藏在画面背后的情感或意识，才能看懂这类电影，反之，如果不能与创作者的精神产生触动和共鸣，这样的电影会看起来索然无趣，甚至如同天书。这就需要观影者具有特定的生活经验或知识储备，并且有耐心去尝试理解，很显然，多数普通水平的受众是不可能有兴趣的。

相反，情节叙事影片则注重观众的观影节奏，影片中直白的故事线让观众很快理解并带入剧情，安排紧凑的矛盾和跌宕起伏的波折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主人公的命运转折会让观众自然而然地产生情感共鸣。明白讲述的故事，贴近真实生活的主角设定，往往能让观众沉浸在角色之中，潜意识地将自己带入影片，获取成功的成就感或价值观的认同。这一类影片简单明白又牵动人心，不需要深刻的思考，也不需要理解太多晦涩的文化符号，因此，被广大观影者所接受。

“十七年”时期，人们非常喜爱神话和传奇故事，那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基本属于情节叙事类型，许多作品已经成为经典，影片中塑造的经典人物也被历史所镌刻，例如前文提到的几部作品。但好景不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情节叙事类型的作品远低于反情节叙事类型，因此，那个时代的许多影片都叫好不叫座，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例如《黑骏马》《天上草原》《青春祭》等。

与之相反，情节叙事类型的作品成绩要好得多，还有部分影片成为新的时代经典。例如，冯小宁的作品《红河谷》的票房收入高居1997年全国第八，同样是冯小宁的作品《嘎达梅林》，也取得了票房全国第十的佳绩。还有陆川导演的作品《可可西里》，至今仍然被电影界誉为经典。从“十七年”时期和近年的优秀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讲故事”对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至为重要。

二、深究票房黑洞之因

与普通题材电影相比，少数民族电影有其特殊的优势。因为少数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极具神秘感，少数民族有其区别于汉族独特的自然风景和民俗文化，其文化和习俗的异质性为少数民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本应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优势，却让有些影片的创作走入了误区。有的影片本末倒置，将展示少数民族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视为重点，而忽略了作为电影本应该注重情节叙事的核心。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流于表面，成了自然风景欣赏或民俗纪录片。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历史文化反思”潮流，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在误区里甚至越走越远。彼时，中国电影界出现了“探索片”的浪潮，主张中国电影应该摒弃传统的叙事法则，而应开拓“现代化”意识探索。同时期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进行了“随波逐流”的探索，抛却了情节叙事，代之以民俗展示。上文中列举的几部反情节叙事电影代表作品就在其中。

例如，田壮壮的作品《盗马贼》，影片几乎完全放弃了影片的故事性，而是大篇幅地展现少数民族的宗教仪式。烦琐夸张的宗教仪式场景令观众头尾难顾，注意力无法集中到主线中去，无法理解影片到底要表达什么内涵，最后当然以观众的热情被消磨殆尽惨淡收场。面对着影片零拷贝的悲剧，导演已是悔之晚矣。

与《盗马贼》同病相怜的还有影片《鼓楼情话》，该影片同样将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淡化，又过量地展示美轮美奂的民俗景观，即使画面打磨得再精美，也无法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大银幕上，《鼓楼情话》同样以零拷贝惨淡收场。

针对当时风靡一时的民族题材电影“风光化”，著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导演广兰春曾经痛心地表示，民族电影仿佛已经忘却了只有故事才最有生命力，而再美丽的风光也只是被一时关注，只有好故事和好的人物形象才能永远留在观众记忆里。

尽管这些反情节叙事类型的少数民族电影具有不可否认的文化价值，但它们并不适合现在的电影市场。这些影片更多的价值在于记录，而不是艺术鉴赏，更谈不上值得消费。因此，这种类型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大都投资回报率堪忧，没有商业资本愿意涌入，只有依靠政府政策支持才能生存。

然而，仅靠政策支持只能保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存，如果该题材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要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假如“原生态”电影一门心思只为了自我展示民族的特殊性，而不考虑广大观众的观影情绪，就会成为展现个人的小众文艺片。从该题材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和多民族文化的健康宣扬来看，这并不是一条可靠的出路。毕竟，没有观众在满足了一时猎奇之后，还愿意看一部与自己生活相去甚远的纪录片。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要改变自身小投资成本、少受众人群、低精品率的现状，就必须将市场需求纳入创作期的考虑因素。一部作品如果创作时没有考虑观众的审美倾向和精神需求，那么在上映时就必然会被观众抛弃。

电影是大众文化产品，也是消费类文化产品，票房几乎是判定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重要标签，这就注定了电影产品的运作必须充分考虑市场要素。因此，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创作期就要摆脱“民族题材”的禁锢。民族特性毕竟是小众化的文化，它只适合用来勾起观众的猎奇心态，而影片中渗透的主要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应当符合“大众化”文化的普适性，让广大影迷理解并认可，才能保证其符合市场需求。简言之，就是既要展现民族特色，又要符合大众法则。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要回归市场，首先要从好故事下手。在电影策划阶段，要选择具备戏剧冲突的故事蓝本，且故事要符合社会普遍价值观。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讲，少数民族的生存文化是稀奇而陌生的。少数民族经过千百年来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洗礼，形成了千秋各异的民族文化，这种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特色，属于稀缺资源，如果恰当地运用在影片中，很容易成为影片的亮点。同时，这种差异性也会成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弊端。其他民族对于理解非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可能会存在障碍和偏差，甚至抵触。因此，这就需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故事选择上必须立足大众的共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价值观普适性。不管故事是神话玄幻，还是现实世界，必须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主题。例如求生和惧死，正义战胜邪恶，感情的忠诚，压迫与反抗等，都是全人类能理解和切身体会的主题。

相同的价值导向和明显的戏剧冲突，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脱离小众化的必备要素，只有价值导向和道德观认同才能让大众理解参与，只有明显的戏剧冲突才能吸引观影者的眼球，激发观影者的兴趣。例如，影片《红河谷》就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成功案例。

《红河谷》中讲述了发生在黄河壶口的一段凄美悲壮的故事，按照当地的传统，要以活人进行祭祀，本应成为受害者的雪儿达娃成功逃生，遇到了进入西藏的英国人琼斯，影片中四个年轻人开始了一段跨越国籍和民族的爱情和友情。壶口特殊的祭祀方式和老阿妈讲述的“珠穆朗玛女神”的故事，都是民族特色文化的展示，令影片充满了神秘感和地域特色。整个故事具备了鲜明的戏剧冲突，雪儿达娃本应被祭河后又险中求生的矛盾；藏族人救了英国人罗曼克，罗曼克却对藏民大肆屠杀的矛盾；藏民保护家园与英军残忍屠戮的矛盾……这些矛盾吸引着观影者的目光，紧凑的转折令观众惊叹不止。整部影片中表达的思想，包含对生命的尊重，对友情和爱情的忠诚，以及保卫家园，爱好和平，都是被全人类认可的价值理念，符合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

有了符合大众审美并具有明显冲突的故事，还需要注重故事的情节结构，所谓情节，就是指为讲故事设定的环节。作为电影作品这一大众艺术形式，其讲故事的情节设置必须符合戏剧色彩，还要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如同小说作者要时刻关注读者的反应一样，电影也同样要为了时刻考虑观影者的情绪而设定情节。优秀的情节设置首先是必须符合因果逻辑的，进而再追求情节的一波三折和跌宕起伏。情节设置要符合基本的叙事结构，包含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个部分，要善于设置悬念，埋下伏笔，最容易吸引观众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大多以民族英雄史诗、民族神话、民俗仪式等作为创意的起源，对比汉族文化而言，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美感，非常适合画面语言的呈现。适当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融入故事情节之中，能够恰到好处地体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独有的风格。但是，作为电影作品，风格性绝不可重于情节性，更多的心思应该花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而不是展现民族风情。风格性应当融合进电影情节之中，将民族风格作为衬托人物和情节的背景，一箭双雕。

三、结语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激烈的市场角逐面前，已经不复曾经“十七年”的光辉。尽管每年依旧有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诞生，却多数无法被商业院线认可，只能在政策扶持下艰难求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若求长期发展，就要摆脱“民族题材”的禁锢，注重情节性叙事。影片中渗透的主要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应当符合“大众化”文化的普适性，让广大影迷理解并认可，才能保证其符合市场需求。简言之，就是既要展现民族特色，又要符合大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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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磊（1978—），男，河南南阳人，硕士，南阳理工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