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历史不应切割

2016-03-11于丽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6期

关键词：新青年新文化新文化运动

于丽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新青年》的历史不应切割

于丽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新青年》从1915年9月诞生到1926年7月终刊，共出版了11卷63期（号），是五四时期先进报刊舰队的旗舰，引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统率着由五四到大革命时代中国先进文化的走向。但学界流行一种观点：主张研究新文化经典的《新青年》只限于1922年《新青年》前9卷，将《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新青年》历史割裂开来。但是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正确认识经典文献和历史事实以及正确看待政党文化等方面进行辨析，可以发现这种人为的切割，不仅违背了《新青年》的历史发展，而且不利于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及对《新青年》的科学研究。

《新青年》；“切割论”；历史语境；政党文化

一

《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初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号起改名《新青年》，1926年7月终刊。在近11年的时间中，《新青年》共出版11卷63期（号）。《新青年》作为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媒体，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而且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追溯的原点，统率着五四—大革命时代中国先进文化的走向。虽然《新青年》一问世就有媒体关注、评价，但真正的研究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1年，这一时期发表相关论文5700余篇，出版著作540部[1]，可谓硕果累累。但是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新青年》研究的相关成果仍不够令人满意，处在散射状态，缺乏内在联系、整体性视野和关照，极少有学者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整体进行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海外的“新理念”、“新研究方法”被国内学者引入到《新青年》的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这些“新理念”、“新研究方法”，被视为这一领域的典范，一度打开了《新青年》研究的大门，研究成果也成为《新青年》研究的流行性话语和普遍性认识。但是这类研究也有一定的盲区和误区，给今天《新青年》研究的突破造成了困境，也给还原《新青年》的历史赋予了时代的要求。

目前《新青年》研究的流行观点之一是将《新青年》近11年的刊物创办、沿革的历史人为切割，主张只研究到第9卷（1922年）为止。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陈平原先生在《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里强调：“1923年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故谈论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我主张仅限于前9卷。”[2]陈平原先生的这一观点可谓是《新青年》研究中的一个典范，可以称之为“切割论”。“切割论”的学术影响广泛，被许多青年学人接受并加以发挥。李静女士在《〈新青年〉杂志话语研究》里称：“陈平原的这种看法已经被学界所认可，而且现在学界关于《新青年》的学术专著以及相关论文多是以这个范围为研究对象。”[3]8可见学界研究《新青年》只以前9卷为限的普遍做法已是不争的事实。陈平原先生在《新青年》研究上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梳理《新青年》研究学术史时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甚至有学者指出，现有“一些成果并没有突破陈平原在《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中所确立的研究框架，其成就至多是对陈文中提出的局部或个别问题的细化而已”[4]。然而这一典范确立之后也造成了一定的遗憾，即当前500多部涉及《新青年》研究的专著大多数是以第9卷为限，鲜有将《新青年》前后近11年创办、沿革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学术性专著。

二

实际上，前文所述的“切割论”不利于学者在《新青年》研究上取得突破，也不利于朝着正确的方向对《新青年》展开研究。这种将《新青年》整体统一的发展历程切割而论的做法遮蔽了历史的内在联系，造成了研究盲区，对学者的研究方向和路径也产生了误导和干扰。

反思“切割论”，可以发现它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是孤立地、静止地诠释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切割论”者的视域中，批判封建主义（反孔），弘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科学、自由主义、新文学运动等属于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则不在此范围。这个观点涉及：什么意义上的“新文化”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所接受和认可的“新文化”，什么意义上的思想运动可以被研究者理解为“新文化运动”。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必须要求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进行“同情之理解”。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发表《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1920年1月11、12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等文章，对此作出了权威性的解释：新文化最早出现的名词是“新思潮”，是对西洋近代文化的统称，1919年才出现“新文化”这一专有名词。所谓新文化是相对旧文化而言，它注重创新的精神，包含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等，很显然它属于精神世界。“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等运动”[5]。新文化运动应该是推动社会向前的发展，不是向后的反动。陈独秀提出了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本质区别，提出了衡量新旧文化运动的标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那里，新文化运动要求对那些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西方思想、学理，均持欢迎的态度，而并没有将某一种学说、某一种思想、学理定于一尊，是采取拿来主义。正如陈独秀所说：“我们所欢迎的新思潮，不是中国人闭门私造的新思潮，乃是全人类在欧战前后发生的精神上物质上根本改造的公同趋势。”[6]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健将恽代英持同一立场，指出对西方新文化“我奉劝学者都慎重些，常预备欢迎新学说到我心里来，亦欢迎他到我耳朵里来。能欢迎新的，还应该欢迎更新的”[7]57。

很显然，在五四知识分子那里，所谓新文化就是新思潮，来自西方的现代思想与主义，其核心是新。众所周知，西方的新思潮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这些思潮被知识分子引入到中国，在《新青年》加以介绍、推广，呈现出的是繁花似锦、绚丽多彩的景象，而并非一花独放。《新青年》揭起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革命大幕，高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引领新文化运动的先进分子是将西方的现代进步思潮作为动态的新思想、新学理，全方位多元多层次的引进。《新青年》不专主某一种学说，它对西方思潮的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多样性和阶段性。创刊之初，它高举的新文化旗帜是法兰西文明，张扬自由主义。1918年杂志成为北京大学同人刊物后，宣扬的主流文化是实验主义，作为自由主义也由法式自由主义转向了美式自由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彻底失望，社会主义思潮汹涌于神州大地，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意识。《新青年》杂志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在不断求新求变的意识驱动下，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传播。首先推行新村空想社会主义，继而传播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均来自西方，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后期的主流文化。李大钊在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明确指出：“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8]53在这里李大钊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加以赞扬的。戴季陶指出：“由五四运动举起来的烽火，照得遍地都红。许多年来被囚在金和铁炼成的囚笼里面的中国工人，也由这五四运动的呼声惊醒了起来，发出一个极大的光辉。这一个光辉，反映到文化运动上面去，才使那原形质的文化运动现出明确的意义”，五四的“文化运动一定要加上一个劳动运动的色彩，才能完成文化运动的意义”[9]。他提出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概念，要求从事文化运动的人“切切实实的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尽力”[9]。很显然《新青年》由抽象的新思潮到具体的法兰西文明，进而推崇实验主义，再进而赞扬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记载了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文化心旅。

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亲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新文化运动孕育出来的学人所撰写的回顾和评论新文化运动的论著正是本着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将马克思主义传播作为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如伍启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0年）一书中，将提倡西洋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思想表现工具‘德谟克拉西’化——文学革命；第二阶段，思想方法科学化（一）——实验主义；第三阶段，思想方法科学化（二）——辩证法的唯物论。”[10]172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4年）中将《新青年》分成三个时期：“陈先生自民国四年创办的《新青年》，影响甚大，由《新青年》可以看他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新青年》可分三个时期，一、是民四至民六，是他独力编著时期。二、是民六至民九初，与北京大学同事胡适、高一涵、李大钊、钱玄同共同办的，……三、是民十初起，变成共产主义宣传刊物，与胡适等工业资本社会思想分道而驰，与李大钊、李达、张崧年……来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提倡共产主义……，由《新青年》可看到当时（民四——民十一）思想的变迁，可说《新青年》是近五十年中国思想第二阶段变迁史，而陈先生却是《新青年》的主人翁。”[11]71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里以五四运动为界，对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做出区别：“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2]698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中通过《新青年》等媒体，在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播，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了新的文化革命，给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使新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越，指引着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的中国，被欺凌的中国走向独立、解放的中国。因此将《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新文化运动中切割出去，脱离历史语境，有悖历史真实，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贤的认知也相差甚远。

三

对《新青年》的正确理解，还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经典文献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事实两大问题。

何谓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文本。世界上没有一种万古不易的经典，因为各个知识领域中经过历史的积淀，产生了自身学科的典范性、权威性文本，甲学科的经典与乙学科的经典不具有可比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例外，它的经典是多元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某一种、或某几种，新文化运动的经典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丰富性。“切割论”者的失误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从新文化运动的经典中排斥出去，在他们看来，只有宣扬资本主义的文化、新文学，批判封建主义的典范性、权威性文本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经典，而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性、权威性的文本从根本上排除在外。事实上，在《新青年》这一媒体平台上诞生了三种马克思主义经典：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如《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等；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辩证法与逻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等；三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李达的《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切割论”以后见之明对《新青年》中的经典文本进行了选择性建构，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在逻辑上也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切割论”将《新青年》的办刊历史拦腰斩断的做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违背了尊重历史的治史基本原则。众所周知，《新青年》的历史近11年，第9卷前的《新青年》历史有7年，后面还有季刊与不定期2卷4年的历史。这近11年的历史构成《新青年》不可切割的完整的生命链。《新青年》杂志除第一期刊名为《青年杂志》外，其他各卷都以“新青年”为名，其灵魂与旗手始终是陈独秀。诚然在这近11年中，《新青年》的内容与宗旨有变化，但这不能成为将《新青年》9卷以后切割出去的理由，因为前9卷的《新青年》在内容与宗旨上也并非一成不变。前3卷主要是由安徽籍编者、作者为主的刊物，主旨是开启民智，致力于鼓吹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到第4卷随着编辑部迁到北京，就演变成以北京大学教授为主的同人刊物，《新青年》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自由主义、实验主义的色彩也愈来愈浓。从第6卷第3号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新青年》掀起的新村运动席卷了全国各大城市，影响广泛深远。到1920年9月，《新青年》开始真正有意义上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1923年到1926年《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刊物，由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向宣传列宁主义为主位移，由传播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位移。

《新青年》从创办到终刊，一直引领着新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五四到大革命时代宣扬先进文化的传媒旗舰。它之所以成为五四到大革命时代的“一代名刊”，自有其特殊的思想发展轨迹，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新青年》是五四到大革命时代政治思想史的缩影，每一次变化都有社会客观的需要，呈现出时代的阶段性，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有其内在的历史与逻辑关联，它之所以后来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媒体，也是前阶段弘扬思想革命、宣扬民主与科学、力倡空想社会主义（新村、工读互助）的逻辑必然，前阶段的民主启蒙启发了人们的科学理性和民主主义的觉悟，为后阶段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清除了思想障碍，提供了传播的思想和文化条件；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桥梁和契机。民主思想的启蒙、空想社会主义的洗礼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因此作为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是不能切割的。不同于文献分析，有学者利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分析《新青年》的关键词，认为《新青年》本身经历了“从无共识观念，到思想讨论，最后到意识形态确立的过程”[13]，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新青年》不可切割的思想发展过程。

《新青年》的内容与宗旨在五四到大革命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顺应社会发展客观需要不断地发生变化，但其基本主线则始终如一。这条主线就是爱国主义，它是推动《新青年》与时俱进的根本动力，围绕着主线展开的是人的思想解放运动。《新青年》产生于内忧外患，救亡压倒一切的中国社会环境中，文化革命是当时救亡运动的重要方式，《青年杂志》选择了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的解放方式。随着救亡运动的纵深发展，《新青年》选择的救亡方式由文化革命迅速跃升到社会革命，由传播民主与科学、文学革命跨越到空想社会主义，再跨越到马克思主义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青年》救亡方式的变迁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历史脉络；凸显了近代中国激进青年在西方各种思潮中不断比较推求，最终锁定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科学思想武器的历史进程；彰显了杂志的创办者、参与者理论自觉、实践自觉与寻找真理自觉的历史轨迹；展示了《新青年》不断启蒙、与时俱进的刊物品格。《新青年》之所以成为宣扬新文化的名刊，就在于它从来没有中断、停滞、倒退，始终引领着五四到大革命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传播民主与科学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飞跃，使中国之中国，一下子跃进到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四

“切割论”之所以将1923年以后的《新青年》排除出研究的视野，主要的理由就是此时的《新青年》不是同人刊物，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该观点涉及到如何看待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新青年》。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政党刊物有无社会的、文化的属性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尽管它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政党文化折射、透视的依然是社会思潮，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很显著的一个特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实际就是由不同阶段的政党文化构成，如康梁的“改良主义”、同盟会的“排满革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凝聚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精华的“毛泽东思想”等。因此将政党文化排除出思想文化田园，就根本无法还原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何况衡量政党刊物社会、文化的性质，不取决于它有无政党背景，而取决于它宣传的思想是推动还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如无政府主义者的《新世纪》是我国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刊物，在封建专制社会里，传播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进步；又如同盟会的刊物《民报》，直接鼓动了辛亥革命。季刊、不定期的《新青年》着力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政治主张，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巨大进步与伟大变革，使《新青年》达到了自己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理论高度。

以《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作为《新青年》切割的标准，也不应是“切割论”者的真实意图，因为这种做法实际令他们陷入标准混乱的尴尬境地。《新青年》成为党刊并不始于1923年，而是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就已经成为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刊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青年》第9卷第4、5、6号，顺理成章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因此以刊物是否成为中国共产党刊物作为切割的标准是无法成立的。其实“切割论”者看重的是刊物的内容，如上所述是以刊物是宣传资产阶级文化还是宣传无产阶级文化作为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则是由研究者人为建构的标准，反映的是“切割论”者的思想意识和研究倾向，而不是历史上《新青年》所固有的标准。

还应该指出的是，“切割论”这一观点并不新鲜，早在90年前《新青年》的核心人物胡适就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反对1920年的《新青年》由文化革命向社会革命转型。这一年他与陈独秀讨论《新青年》办刊方针时，就指责上海的《新青年》因开始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介绍苏俄革命与建设的“俄罗斯研究”专栏的“色彩过于鲜明”，惊呼“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引者注：指在美国发行的苏俄杂志《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14]10。不过胡适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或默认了这一事实，他说：“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14]8表面上看胡适与陈独秀是争论《新青年》办刊方针，实际上是《新青年》内部的两种救国主张：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两条复兴中华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胡适宣扬美国式的民主，主张改良救国，反映在办刊方针上就体现以哲学义理为根基。陈独秀传播唯物史观，主张革命救国，反映在办刊方针上就体现在研究社会，彻底改造社会，力倡社会革命。将后期《新青年》排除在新文化运动之外，实际上是以胡适的自由主义作为评判《新青年》的标准。很显然，“切割论”只是胡适观点的现代版，代表当代一些学人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绝非为整个学界所认可。

在《新青年》创刊百年后，不断重审、反思《新青年》的有关研究，讨论包括“切割论”在内的一些影响广泛的既成说法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外来思潮涌进，人们在反思五四时，“救亡压倒了启蒙”、“改良万岁，告别革命”、“回到五四”等论调热闹一时，用西方流行的意识形态来解说新文化运动的“切割论”也应运而生。陈平原先生曾提出“回到现场、触摸历史”的愿景，然而遗憾的是“切割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恰恰离开了现场，因此也许很难触摸到真实的历史。纵然如此，陈平原先生提出的“回到现场、触摸历史”仍应该成为所有史家铭刻心头的治史戒律，因为这正是历史研究者的使命，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1]徐信华，等.《新青年》研究著述目录索引（1915-2011）[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2.

[2]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

[3]李静.《新青年》杂志话语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4]薄景昕.《新青年》研究的新视野[J].北方论丛，2008，（6）.

[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新青年，1920，7（5）.

[6]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N].大公报（长沙），1920-01-11、12.

[7]恽代英.怀疑论[M]//恽代英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8]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M]//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J].星期评论，1920，（48）.

[10]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M].合肥：黄山书社，2008.

[11]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