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剑



[主持人语]

考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

张 剑

早在20世纪初期，章太炎就指出：“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但遗憾的是，“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和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曰‘外来的’”(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载《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这种依赖“外来的”确立中国学术趣味和价值标准的怪现象，一方面提醒我们加强自身理论和方法建设与实践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表明考据学依然是近现代中国学术研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最突出成果。

其实，学术成果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其有效性的范围和时间：解释力越长久、涵盖的范围越大，成果便越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结论坚实的考据学成果至少占据了二者之一，即历时久远。当然，最好的成果是二者得兼，在考据学基础之上的理论成果既能历久不泯，又能具有更广泛的涵摄性。不过，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种卓异的成果都寥若晨星。

祝尚书先生说他理解的学术研究是：“拼接历史，复原历史，解读历史，认识历史。”虽然历史学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解释或者是拼接，但这种解释或拼接绝不是任意的(那是政治家的立场而不应是学者的立场)，必须以“复原历史”为目的，也就是必须最大限度地趋向于客观的真相，才能真正地“解读历史，认识历史”，没有考据学作为基础的理论建构无疑是空中楼阁，梦中说梦。目下看似热闹无比的西方理论场，多年以后再回首，又有几个能够留下不朽的丰碑？更多的不过是新奇却不耐推敲、哗众取宠或大而无当的理论泡沫罢了。为此，我们组织了这组“考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专题。

《纸抄时代文集编纂、流传方式与文学的传播——以李白诸小集到正集衍变过程考察为中心》一文，通过对李白集的具体分析，探讨纸抄时代小集、正集及全集的关系，指出“正集用以流传，全集仅存于作者手中。自藏不等于流传，全集的编纂流行多是印刷时代之后的事。纸抄时代作家主要是以小集或正集显示自己的文学存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文学地位，当时的文学评论也主要以此为对象”。它回应和深化了宇文所安关于抄本与文学关系的洞见。

《“E-考据时代”下的“学问”与“技术”——以传统注释学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从注者个人的“才”“学”“识”三项能力入手，探讨在“E-考据时代”下，“技术”是否能够全面替代“学问”的问题。难得的是，作者所拈例证，多源于自己的体悟，其结论为传统考据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重编〈说郛〉所收宋元诗话辨伪》一文，指出重编《说郛》的卷七十九至卷八十四收有六十二种文学批评著作，大部分是宋元时期的诗话。而在这些诗话中，有二十三种宋元诗话是伪书。这无疑是对传统考据学中辨伪学的成功实践。

《〈黔诗纪略〉编纂过程考述》一文，尽力复原了《黔诗纪略》的编纂过程，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小发现：古人为他人作书序，有仅凭传闻而未见其书或仅据少量样稿作序的现象，王柏心的《黔诗纪略序》就是一例。当然，这个小发现只是提醒文献考据的复杂性，并无意也不足以颠覆以书序作为是否成书的一般性标准。

面对理论与方法暂时处于劣势的中国学术，我们要奋起直追，但更要守住自身优势。做好自己，发展自己，然后安静地待机和择机。“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切忌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信心与耐心，是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宝贵经验。

(主持人简介:张剑，河南遂平人，文学博士，《文学遗产》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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