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静　张懿玮

摘要：北京、上海等12座大都市的竞争力评价体系包括人口、经济、生活质量、文化和智慧化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和38个三级指标，文章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9至2012年间12个大都市的竞争力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四点结论：第一，从整体看，12个大都市发展基本呈正向上升趋势；第二，从具体得分看，中国12个大都市的发展态势可划分为三大阵营；第三，从横向比较看，中国的12个大都市在2009至2012年间的发展差距较大。“十三五”期间，其主要发展趋势是中国大都市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团队将进一步扩容、集聚程度将进一步强化、都市产业结构调整将进入反复震荡期、生活质量会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文化建设上将会有更大作为以及人文型智慧城市将引领中国智慧城市的新常态。

关键词：大都市；城市竞争力；因子分析法

中国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城市竞争力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文化、制度政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创造和维持的，一个城市为其自身发展在其从属的大区域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从而获得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①大都市作为区域性竞争单位，其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日益凸显出重要地位。根据2014年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城市。②作为本文核心概念的“大都市”，在内涵上包括国家最新城市层级划分中的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和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它们不仅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和增长极，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建设和文化繁荣发展的创新引擎和中心地。

根据“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标准，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大都市共有十二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郑州、南京、武汉、广州、汕头、重庆、成都、西安。本文以中国12个大都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括人口、经济、生活质量、文化和智慧化5个一级指标，及15个二级和38个三级指标在内的大都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9至2012年间12个大都市的竞争力开展了实证分析研究。

一、 关于国内外城市竞争力评价分析的主要情况

以单体城市，特别是区域中心城市和大都市为对象进行城市竞争力评价和分析的研究由来已久，这些研究最终的成果往往以城市排行榜体现。在新媒体、自媒体十分活跃的当下，相关的排行榜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8年，各类官方、半官方、所谓权威机构的‘城市排行榜就有20余个。”③这里所涉及的国内外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与排名系统仅限于正规机构出版，并基于较为严肃的学术方法和评价体系的研究报告。而相关缺乏客观理性分析，或纯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城市排名榜不在本统计和研究之列。

1. 国内城市竞争力评价与分析研究的现状与特点

城市本身是“一口煮开的大锅”，由于其各方面和各要素之间的复杂作用，导致城市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方法及差异化程度高的现象。近年来，关于城市竞争力的评估与排名层出不穷。

（1） 由政府部门主导的评估排名情况

由政府部门或其与相关合作单位联合发布的城市评估排名，由于数据来源的充足性和城市行政管理的权威性，无疑是目前影响最大的排名系统。在获取数据信息、把握城市发展方向、解读城市运作过程等方面，相比于其他学术机构和个人，不仅拥有很大的便捷性，其相关对策建议也容易被政府部门采纳，据此发布的相关评估与排名，自然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更大的说服力。而其他部门和个人主持的评估与排名，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依赖政府部门发布的数据信息，作为自身开展评估排名的参考。但政府部门主持研发的评估排名，也有明显的不足和缺点，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执着于各种数据的定量式分析，对社会和文化等“软实力”的关注不够，无法显现出内部要素之间的深层有机联系，这与其研究团队的主要背景是经济学、管理学密切相关。二是“先有结论、再有研究”的问题。由于研究团队和政府，特别是城市决策阶层的密切联系，相比于一般的学术团体和个人，更容易了解和掌握“领导的意图”，并贯彻于评估排名研究过程。更有甚者，还会根据领导的“主观好恶和需要”修改数据、指数或权重。这是一些由政府或其委托团队所做的研究报告与公众的“感受”存在明显冲突并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

（2） 由学术团队及专业机构主导的评估排名情况

同政府部门的评估排名相比，学术团队及专业机构既有突出的优势，也有明显的劣势。其最大优势在于，依托强大的学科优势和团队成员良好的学术训练，可及时掌握国内外最新的理论方法和国外城市最新动态与建设案例，并可策动较多的学术资源，为其评估排名提供先进的理论方法和开阔的研究视野。而缺点则在于囿于学科分类或专业领域的分割，特别是主要借鉴和使用的是西方相关的标准与指数，尽管这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但在反映城市总体发展水平上与现实差距较大，同时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多无实用价值。

（3） 由媒体主导的评估排名情况

当今世界，媒介为王。由于掌握了强大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工具，各种新闻媒体也是较早参与城市评估排名的群体之一。其主要特点在于：与学术机构相比，以新闻职业的敏感性和便捷性，容易捕捉到中国城市发展的焦点难点问题，并以最低的成本把这些问题转化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舆情热点。与政府部门相比，新闻媒体的相关城市评估排名，敢于直面现实中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而不像政府部门或其合作伙伴对有些问题有意回避甚至掩饰。但媒体评估与排名也有明显缺点，主要是由于理论研究和现实介入的“不深入”和“不彻底”，也容易流为“不严谨”“不严肃”的“炒作”。媒体评估排名的主要问题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直至沦为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排名游戏”。

（4） 由企业主导的评估排名情况

近年来，以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等为代表，一些大企业的研究院依据自身积累和掌握的数据资源也开始发布相关指数研究与排名报告。其优点是掌握了第一手的数据资源，但存在的问题有三：一是数据的性质和来源单一，缺乏总体上的比较和参照；二是由于其目的主要是为企业研发产品和开拓市场服务，所以显得比较狭窄和浅显；三是仅对其数据资源进行初步整理和简单排名，缺乏系统的评价体系和数理模型。上述问题束缚了其研究报告的深化和提升，尤其是对于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而言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但作为中国城市评估排名的一个新生力量，既可以弥补政府、科研机构、媒体方面的不足，也可以为全面认识和评价中国城市发展提供一个视角独特、数据另类的参照系。

总体而言，我国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与排名系统，目前仍以城市经济管理为主流，同时，在“宜居指数”“生活质量”“幸福感”等成为考量标准的背景下，一些指标体系和排名系统开始启用“文化”“社会治理”“城市生活质量”等“软性”指标。如何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质量等不同要素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将“硬指标”与“软指标”进行恰到好处的逻辑切分，并选择最具代表性、真实性和关键性的指数级数据，最终以简单、直接、易于理解的排名方法进行科学展示，是中国城市指标体系研究与排名系统在当下面临的核心问题。

2. 国外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与分析研究的现状与特点

2007年以来，据保守统计，世界及各国有关城市或大都市竞争力评价排名的研究共有近百项，其研究和评价活动的主体包括了政府、研究和学术机构、媒体以及企业等。在指标选择上，由于评估研究的标准和数据在多个地区很难取得一致，所以其总体特点是定量指标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但定性指标仍偏多。这种情况，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关于国外城市和大都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总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即综合性评价体系和单项专题类评价体系，前者如日本森纪念财团基金会的城市战略研究所，2014年其对全球40个主要城市进行了研究和评价，采用了六大领域的70项指标，分别是经济、研究和发展、文化交流、宜居性、环境和可达性。M Kameda， “Tokyo Stays Fourth in Global City Ranking，” Japan Times， 20141010.后者如《福布斯》杂志2009年在200个大都市中进行了“世界最适宜商业和创业活动的城市”研究和评比，该研究采用了11个指标，主要集中在就业增长潜力、商业活动成本、生活成本、犯罪率和收入增长等方面。L Winslow. Tulsa， OKC Get Ggood Rankings for Business： Forbes Rates 200 Large Metro Areas for Business and Careers， Tulsa World （OK）， 20090331.2013年，BAKBASEL研究咨询机构联合欧洲委员会开展了“世界最开放城市”的研究和评比，评价体系的设计包括国际化程度（大型外企个数、外国领事馆、外国人口数量和游客数量等）、可达性、交通连接性和教育设施等。N Canada. OPEN Cities Monitor： London Is the Most Open City for Foreigners Worldwide. OPEN Cities-Rankings， Y.； BASEL， Switzerland， 20130627.2014年，美国Allstate保险公司在汽车事故频率的基础上评选出“全美十大道路最安全城市”。P.R Newswire， The 10th Annual Allstate Americas Best Drivers Report， 20140826.

在国外相关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世界城镇化展望（2014修订版）》指标体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全球城市排名指标体系、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的智囊机构联合西门子公司开展的“绿色城市指数”的评估研究等。其中，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世界城镇化展望（2014修订版）》指标体系主要用于预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人口，但由于用于标识城镇地区的标准不尽相同，使得国家之间，甚至某个国家内部的数据源也不完全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预测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这一评价体系的难点在于如何对世界各地的城镇化地区进行界定，但由于世界各国在城镇化的概念、标准、统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并不容易解决。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全球城市排名评价体系以经济发展3T模型（技术、人才、包容度）为基准，主要增加了环境质量指标，因为好的城市环境可以满足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同时也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的智囊机构联合西门子公司开展的“绿色城市指数”的评估研究，根据城市的规模和重要性，选择了120多个城市进行评估和排名，评估的指标体系共有八个类别的30多个指标，分别是环境治理、二氧化碳、能源使用、建筑物、交通、垃圾和土地使用、水源、空气质量。《欧洲绿色城市指数报告》，《西门子官网》（英文版），2014年12月26日。

对于中国的相关研究而言，就是要尽可能吸收各指标体系的优点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综合创新，避免机械模仿和片面接受某一家某一派。但在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为先导，以20世纪初期西方“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为中坚，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文化”为代表的理论与文化思潮为殿军，一种“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的发展理念评价标准及文化心态已形成并日益根深蒂固刘士林：《诗性文化与中国文化自觉——刘士林教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演讲》，《解放日报》，2015年1月24日。，要产生这种启蒙意识并付诸行动并不容易。这是一些明显具有“忽悠”性质的评估排名在国内大有市场的根源。

二、 研究方法

1. 评价体系的建立

中国大都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38个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分别为都市人口指数、都市经济指数、都市生活质量指数、都市文化指数和都市智慧化指数。

城市人口规模是城市化的基本指标，“都市化”进程表现为人口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大规模高密度集聚。本指数主要以高集聚度大都市人口的素质与质量为重要考察方面并根据城市人口本身综合素质、城市人口在各行业的就业情况和城市人口的发展潜力三个层次，将都市人口指数分为三个二级指标。

城市是天生的经济体，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或城市群首位城市的大都市在可持续发展、内涵式增长的诉求下，没有必要在产业结构上“面面俱到”或在产业规模上“力拔头筹”，更重要的是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上做“领头羊”和先行者。因此，我们在都市经济指数下设置“经济增长指数”、“第三产业发展指数”和“可持续增长指数”3个二级指标。

大都市尽管集聚了占绝对优势的人口与资源，同时其城市发达程度也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条件，但由于人口的过度集中与公共资源短缺，我国大都市也患上了比一般城市更严重的“大城市病”。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城市生活成本过高，以高房价为主要标志，大都市居民的物质生活负担普遍重于中小城市；二是生活便捷程度较低，人均绿地、道路等公共设施拥有量不高，导致各种城市活动的成本普遍高于中小城市，直接降低了城市综合效率；三是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同时也导致了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下降，无法满足都市居民的需求，并严重影响到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三大问题，我们设计了都市生活成本指数、都市生活便捷指数、都市教育卫生服务指数3个二级指标，并根据我国大都市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其下各设三级指标若干。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近年来，文化城市建设正在成为不同城市新的发展战略。大都市以其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优质的文化人才，在人文城市建设中同样具有核心战略地位。但从当下的情况看，单以“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等浮泛叙事，无法在具体工作中认识和衡量文化要素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除了有现代意义上抗拒异化、提供自由和审美享受功能外，在深层次上也出现了“资本化”和“资源化”的新趋势，不仅直接参与到各城市招商引资、创新经济形态等同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领域中，还以“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等形式构成了新的城市生产要素和生产力。由于都市文化本身的作用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量化或“测不准”，我们紧紧围绕“文化在都市发展模式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重点，设计了3个二级指数：一是都市文化资本指数，主要考察都市文化资源在何种程度上被转化为文化产业的商品竞争力。二是都市文化魅力指数，主要考察作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都市文化”是如何被“资本化”的，即都市文化资本在旅游、传媒等方面如何被转化为城市文化软实力。三是都市文化创新指数，主要考察城市文化政策、机制、人才、资本、氛围等，如何转化为可以量化计算的文化产业机构、专利发明和文化品牌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既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也是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行中综合应用的重大举措。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研究设计的“以智慧科技为重要基础，以智慧管理为主体形态，以智慧文化为理想目标”刘士林：《智慧城市将扮演引领发展的新角色》，《光明日报》，2015年4月25日。的人文型智慧城市总体框架，首次提出“都市智慧化”一级指数，同时结合数据的可采集性和普遍性，将智慧城市建设分为基础设施、科技与产业支撑、惠民程度三个层次，并在此基础上设立3个二级指数，其中，“都市网络设施指数”主要考察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用来衡量智慧城市的“硬件”基础。“都市智慧产业指数”，主要考察大都市已有科研实力转换为实际生产力的能力。“都市智慧民生指数”主要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市民生活的服务能力及应对“城市病”挑战的能力。

2. 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是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基于数据统计分析的研究往往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取数据，以期全面、精准地把握和认识所研究的对象，但数据过多过杂，也会增加统计分析的复杂性和难度，同时多个变量之间也常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及重叠性，因此心理学家Chales Spearman在1904年提出了因子分析法，将统计分析的多个指标用少数几个潜在的指标（因子）的线性组合表示。这种“降维”思想抓住了研究分析问题的主要矛盾，忽略无关紧要的部分信息，从而极大提

高研究的效率与可行性。

本研究主要是利用SPSS19.0软件，采用因子分析对大都市竞争力进行评价。首先，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的可行性检验，样本的KMO检验值只有0.454。对指标进行了调整，剔除了年均增长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文化产业30强、国家超级云计算等指标，重新计算KMO检验值，结果达到0.604，大于0.5的最基本水平，Bartlett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为3，210.882，显著性概率为0，表明统计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见表1）。

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自主建设的《中国大都市数据库》（2015版），该数据库以“都市化进程理论”和“中国式大都市发展模式”为理论指引，以2009年至2012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及12个中国大都市的城市统计年鉴（如《上海年鉴》、《天津年鉴》等）及相关城市的政府统计公报为“原始素材”，适当吸收了城市科学研究院及相关战略合作伙伴的第一手数据资源。考虑到不同来源数据之间的误差，本文数据在使用之初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三、 实证分析

1. 分析过程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采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正交旋转，根据特征值大于1和累积解释方差大于等于85%的原则，最终获得了9个公共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90.114%，说明这几个因子保留了原始数据的绝大部分信息，以此来评价城市发展，极大地减少了数据的复杂性（见表2）。

同时，利用软件获得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3）。

在进行了因子分析后，利用回归法获得各主因子的得分，并以主因子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百分比作为权重，再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各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得分及排序。公式为：

F=∑Fi×（方差贡献率/总方差贡献率）

2. 分析结果

经计算得出，中国12个大都市在2009年至2012年间的竞争力得分及排名情况。其中，北京和广州在这四年间稳居第一和第二位，其综合得分且逐年提高；沈阳和上海在第三、第四名之间角逐；西安和南京在第五、第六名之间互有胜负；天津和武汉在第七、第八名上轮流坐庄；成都在四年间一直稳居第九名；郑州、汕头在第十、第十一名上势均力敌；重庆则连续四年一直处于垫底的位置。具体如表4所示。

从中国12个大都市四年间的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分析，还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总体发展上看，中国12个大都市在2009年至2012年间的发展基本呈正向上升趋势，这在图1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除了西安和郑州两城市在四年间的得分曲线呈现下降态势，其他10个城市的得分曲线均呈现为上扬态势，尽管有些城市的得分曲线上扬的角度有限，但其上升趋势却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中国城市化的核心板块和重要引擎，大都市这种总体向上发展的趋势是值得关注和令人欣慰的。

第二，从具体得分的角度看，中国12个大都市的发展态势可划分为三大阵营。第一阵营是四年得分均在0以上的城市，由北京、广州、上海和沈阳构成；第二阵营是四年得分介于0左右的城市，由西安、南京、天津、武汉、成都构成；第三阵营是四年得分均在0以下的城市，由郑州、汕头和重庆构成。其中，0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得分在0以上，说明城市发展状况较好，而得分在0以下，则说明城市发展状况有待提升。具体而言，在中国的12个大都市中，四年得分均在0以上的北京、广州、上海和沈阳发展状况较为良好，四年得分介于0度线上下的西安、南京、天津、武汉、成都发展状况比较一般，而四年得分均在0以下的郑州、汕头和重庆，其发展状况则不容乐观。其中，重庆作为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首位城市，最值得关注和需要迅速破解发展不利的困境。

第三，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12个大都市在2009年至2012年间的发展差距较大，说明中国大都市内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平衡问题。从“一头一尾”的比较看，居于榜首的北京和列居末位的重庆，尽管它们同为直辖市，且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相近，但两者在四年间的得分跨度最大值超过了2，这既说明中国城市行政级别最高的直辖市之间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同时也意味着两者的差距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弥补的。从第三阵营与第一阵营的比较看，两者之间得分差距的最小值也都接近0.5，这表明不仅是单个的大都市，处于不同发展层级的大都市阵营之间，在综合发展水平方面也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分化和不平衡问题。特别是就大都市本身都是城市群的核心和增长极，其自身存在的发展缓慢和乏力问题，也会直接影响到其所在城市群和区域的总体发展进程。

四、 关于中国大都市发展趋势的预测及研判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总体战略框架下，本文对中国12个大都市在2009年至2012年间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估排名，在此基础上，可以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大都市的发展趋势并就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做出相关研判。

1. 中国大都市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人口、资源、资金向大都市的集聚与集中，是都市化进程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正如“强者更强、弱者更弱”马太效应所显示，在这个集聚和集中的过程中，大都市发展水平与程度越高，就会吸引和凝聚更多的人口和资源、资金，从而推进自身向更大的规模和更强的功能升级。就此而言，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都市基于已有的累积优势，将会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大都市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尽管与一般城市相比，中国的12个大都市都会呈上扬发展趋势，但由于其内部的差距和不平衡，彼此之间的增长速度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

2. 中国大都市的团队将进一步扩容

根据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由于我国仍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随着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中小城市转移及人口加快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可以预见，在未来五年中，将有更多具备一定规模的大中城市迈入大都市的行列，其中，如哈尔滨、杭州等常住人口已超过400万的“准大都市”，将很快成为中国大都市家族中的新成员。

3. 中国大都市的集聚程度将进一步强化

尽管目前中国的大都市已是人满为患，交通、管理、治安、公共服务等城市病频发。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人口、资源、资金向大都市的集聚仍在持续加强。另一方面，根据霍尔1971年提出的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大都市的发展分为集中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目前我国大都市仍处于集中城市化和郊区化的阶段，尽管集聚与分散同时发生在大都市区域内，但“逆城市化”现象不会大规模出现。集聚和集中仍是中国大都市的发展主流和本质。

4. 都市产业结构调整将进入反复震荡期

在工业化4.0的世界背景和国家不断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双重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和“大力发展服务经济”战略已经有所收敛。在经历了从“一二三”到“三二一”的变革之后，特别是受全球范围“再工业化”潮流的影响，中国大都市的产业结构在未来一段时期将进入以反复和多变为主要特征的“震荡期”。预计中国大都市的第二产业比例不会出现大幅下滑，甚至在局部和特定时期还会出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并轨的中西部大都市，由于承接东部城市产业转移及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的需要，其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博弈会更加明显，都市产业结构也会更加纷繁复杂。

5. 中国大都市的生活质量会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现阶段之所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逆城市化”现象，主要原因是大都市的生活质量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和城郊地区，尽管房价过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生活压力过大是中国大都市的普遍问题，但优越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规范的社会组织管理，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巨大优势，使大都市居民在城市美好生活的体验上，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同时，饱受“城市病”困扰的中国大都市，已充分意识到提升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在财政、管理、资源配置方面都给予了倾斜，因此，大都市的生活质量不断恶化的趋势将得到有效的遏制，在一些领域也将会率先有大的改善。

6. 中国大都市在文化建设上将会有更大作为

当代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交通、信息、服务业的中心，也是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中心，并在审美意识形态、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审美趣味与生活时尚等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文化领导权”。受西方消费社会与快餐文化的影响，中国都市文化的粗鄙化、庸俗化、垃圾化，不仅直接影响了城市社会自身的健康与和谐，对广大农村地区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1年10月25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深厚、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十三五”时期是其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拥有良好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领军人才的大都市，作为都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军，在未来中国文化战略中必将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

7. 人文型智慧城市将引领中国智慧城市的新常态

从全球范围看，智慧城市建设主要经历以数字科技为中心的科技型智慧城市、以市政管理为中心的管理型智慧城市和以人文关怀为中心的人文型智慧城市几个阶段。目前我国的基本情况是，科技型智慧城市是主流，管理型智慧城市受到高度重视，而人文型智慧城市的研究、规划与建设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科技型和管理型把智慧城市建设完全等同于技术、资金和管理问题，忽视了“技术”与“社会”、“信息化城市”与“城市有机整体”的协调与共生关系，不仅有悖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初衷，也与提供“价值、意义、梦想”的城市本质背道而驰，这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出现“不健康”症状的主要原因。目前，与众多的中小城市仍集中精力“搞硬件”不同，以上海、北京、南京等为代表的大都市，已开始将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逐渐转向“软件”和“服务”方面，成为引领我国智慧城市进入健康发展的“新常态”的主体与核心。

（孔铎、盛蓉、周之澄博士参与了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与整理工作，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