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飞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曾巩对陶渊明的接受探析

唐亚飞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曾巩对陶渊明的接受经历了仰慕、效法以及仕与隐的抉择三个过程，文章就此作一番浅显的探讨，意在阐发：被誉为醇儒的曾巩也有着人生的另一面。通过搜集文学以及历史资料来证明：陶渊明在曾巩的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陶渊明；曾巩；接受

唐亚飞.曾巩对陶渊明的接受探析[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1)：5-8.

Tang Ya-fei.Analysis of Zeng Gong’s acceptance of Tao Yuanming[J].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35(1)：5-8.

陶渊明之所以能在北宋之后享有崇高的声誉，得益于苏轼的揄扬。然而在苏轼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淘渊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曾巩即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曾巩对陶渊明不仅有着较高的评价，而且在漫漫人生路途中逐渐接受了陶渊明。曾巩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可分为：仰慕、效法以及仕与隐的抉择三个阶段。青年时期，在经历了诸多世事之后，曾巩对陶渊明产生了仰慕之情；中年时代，面对着几经沧桑的世道，曾巩开始效法陶渊明。其间的辛酸苦辣百味杂陈，也使得北宋的这位醇儒在看透整个社会以及时代的本质后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

1曾巩对陶渊明的仰慕

少年时代的曾巩便体现出了惊人的天赋。曾肇《子固先生行状》：“年十有二，日试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也。”[1]791林希《朝散郎试中书舍人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曾公墓志铭并序》：“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日草数千言。”[2]58十九岁时拜师于余靖门下，颇受余靖的影响。此时，曾巩的父亲因玉山任上坐诬失官,而拜访同样因直言进谏而被贬的余靖。二人虽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却颇不以为然。这种豁达的胸襟自然深深地铭刻于曾巩的内心。在现存曾巩最早的诗歌《冬望》中，曾巩写到：“千年大说没荒冗，义路寸土谁能培？嗟予计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颓。”[1]1可见，青年时代的曾巩便已经立下了以道治国的宏伟志向。

青年时代的曾巩虽然遭受到来自生活、科场上的巨大压力，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庆历四年(1044)，曾巩在《上欧阳舍人书》中开篇就提出：“当世之急有三：一曰急听贤之为事；一曰急裕民之为事；三曰急力行之为事。”[1]235那么，这样一位想有一番作为的儒生，又是如何一步步朝着陶渊明迈近的呢?

景祐三年(1036)，父亲坐诬失官，而此时的长兄却把持家的重任留给了曾巩，曾巩苦苦经营才算勉强糊口。庆历六年(1046)，曾巩大病了一场。养病期间又侍父入京，结果父亲于途中病逝，医药丧葬之资皆赖杜衍接济。这些坎坷和挫折，使得曾巩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世道的艰辛和人情的冷暖。科场上的失意，也使得自己倍受他人的嘲讽。皇祐五年(1053)，曾巩与长兄曾晔再次参加科举又落了榜。里人写诗讥之：“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飞燕，一双飞去一双来。”[3]146历史上是否真有人作此诗讥讽曾巩兄弟已不可确考，但是从二十四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的曾巩直到三十五岁时都屡屡失意，遭到他人的议论是肯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巩逐步将目光投向了陶渊明。

庆历七年(1047)，曾巩抱病侍父入京，途经彭泽时作《过彭泽》云：“渊明昔抱道，为贫仕兹邑。幡然复射去，肯受一官絷？予观长者忧，慷慨在遗集。岂同孤蒙人，剪剪慕原隰。遭时乃肥遁，兹理固可执。独有田庐归，嗟我未能及。”[1]42对陶渊明的仰慕可见一斑。

曾巩仰慕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人格。自太元二十年(395)任江州祭酒至义熙元年(405)罢彭泽县令，陶渊明大致经历了十年的仕宦生涯，这十年被陶渊明描述为“久在樊笼里”[4]40。从陶渊明入仕开始便不是一个太平的世道，司马道子的专权所引发的党争使得朝纲日益紊乱。孝武帝被弑，拉开了军阀混战的局面。相对于国家的日益沦丧，陶渊明所面临的政治环境也是极其腐败的。“举世少复真”[4]99一语，道出了整个社会的现状。督邮的傲慢促使陶渊明下定决心与这个污浊的俗世绝交。同样，曾巩因为父亲被诬陷而体会到了官场的黑暗，也体会到了人性的险恶。显然“幡然复射去，肯受一官絷？”是借陶渊明来安慰自己的父亲，但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这种高尚的人格情操的仰慕。这种仰慕之情在曾巩入仕之后也可窥见。熙宁八年(1075)，曾巩作《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推节》：“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子遗万事遂恬旷，我系一官尚局促。”[1]75其中那种向往淡泊之心，跃然纸上。

曾巩仰慕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怡然自得心态。当拥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4]40的陶渊明可以“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4]42的时候，曾巩却是“无田以食，无屋以居”。[1]796远离政治的陶渊明可以系心于农事，也可以纵情于山水，还可以觥筹于邻里。农忙的时候，陶渊明可以去开荒，可以去种豆，可以去照看桑麻。农闲时，可以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垄间”[4]42，或是“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4]43对于还有立锥之地的陶渊明而言，这已经是够幸福的了。在以农耕为主的封建时代，其正道：要么考取功名，要么置身农业。对于既无田产又无功名的曾巩而言，生活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因此他发出“独有田庐归，嗟我未能及”的感叹也是迫于现实。步入官场后的曾巩，也对归隐躬耕的生活有着向往。熙宁八年(1075)，曾巩作《游鹿门不果》：“念昔在郡曰，苦为尘网婴……庞公昔抱道，遁世此躬耕。”[1]72便是一证。此时的曾巩虽然没有了生活上的巨大压力，却承受着官场上的种种冲击，也就不难理解功名在身的他反而羡慕布衣之身了。

2曾巩对陶渊明的效法

至和元年(1054)，曾巩在《南轩记》中明确提出了“得其行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1]285的主张，可见此时的曾巩已经成为一位懂得变通的学者了，因此在曾巩入仕之前就已经开始效法陶渊明。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新旧党争又迫使曾巩采取外任避祸的策略，此后曾巩效法陶渊明的力度又加强了。

曾巩效法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心境。一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4]89道出了陶渊明的心境。弃官后的陶渊明并非绝对与世道隔绝。义熙十一年(415)，移居南村的陶渊明便与颜延之、殷晋安结邻。义熙十三年(417)的《赠羊长史》，明显体现出陶渊明不忘时事之心。永初元年(420)的《于王抚军座送客》，也足见其与世事有着一定的联系。对于官场上的部分好友，陶渊明还是乐意交往的。只不过对于可以让自己博取荣华和富贵的官场，却秉持着一颗冷淡的心。

与之相较，曾巩虽然没有脱离官场，但他对官场也比较厌倦。为太平州司法参军时，曾巩从不徇私枉法。通判越州后“虽政不专出，而州赖以治”。[1]792知齐时，“为州务去民疾苦，急奸强盗贼而宽贫弱”。[1]792知洪时，曾巩悉心台州，使得大疫得以控制。知福时，采取有效措施平定了饥民之乱。纵观曾巩的外任生涯，他都是在脚踏实地为百姓办事。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好的父母官却被小人排挤，遭到排挤的曾巩在《羁游》一诗中说：“自古幸容元容醉，凡今谁喜子云书。何由得洗尘埃尽，恣买沧洲结草庐。”[1]83这与“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6]161相似，曾巩只是借着仕宦来践行自己的道，既然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那就选择归隐。尽管此后曾巩并没有归隐，却也始终没有在官场上取得较大的建树。

曾巩效法陶渊明的饮酒。陶渊明《饮酒》诗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虽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4]86萧统言：“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4]9方东树言：“《饮酒二十首》据序亦是杂诗，书胸臆。书即事借饮酒为题耳，非咏饮酒也。阮公咏怀、杜公秦川杂诗、退之秋怀皆同此例，即所谓遣兴也。”[5]111可见，《饮酒二十首》篇篇皆是借酒抒怀而并非真正咏酒。该组诗描述了陶渊明自己的闲适，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4]89；抒发了世道沧桑之感，如：“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4]88；也展现了自己的孤独，如：“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4]88；还表达了自己的懊悔，如：“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纒已。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4]98在这种“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4]99的环境中，陶渊明做到了返璞归真，敢于把心中的所思所想真诚地表达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隐者既有着闲时的快乐，也有着孤独时的牢骚。

曾巩的两首《菊花》诗都描述了饮酒时的逍遥自在。《菊花》其一：“直从陶令酷爱尚，始有我见心眼开……当携玉轸就花醉，一饮不辞三百杯。”[1]36可见曾巩有意效法陶渊明的闲情之饮。其实，这种闲情之饮在曾巩入仕之前便有所体现。皇祐三年(1051)的《八月二十九日小饮》：“幸无职事顾，况荷租税薄。读书有休暇，得醉且吟噱。”[1]50便是一例。入仕后，有时曾巩也闲情饮酒，这从熙宁五年(1072)《北渚亭雨中》中的“耕桑千里正无事，况有樽酒聊开颜”[1]112之句便可窥见一斑。然而在遭遇挫折时，又变成了陶渊明的牢骚之饮。如嘉祐四年(1059)的《东轩小饮呈坐中》：“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1]58此诗流露出作者满腹的牢骚。从这些饮酒的诗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位借酒抒情的性情中人真诚地表露着自己的心迹。

3曾巩面临仕与隐的矛盾作出了与陶渊明不同的抉择

《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6]93可谓一语道破了仕与隐的玄机。众所周知：陶渊明与曾巩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对于人生道路的规划，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种相似的人生规划却导致了他们不同的人生抉择。

首先，曾巩和陶渊明的不同的人生抉择取决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义熙元年(405)，陶渊明毅然辞掉了彭泽县令。从其后的文学作品中，便可窥见其中的原因。《感士不遇赋》：“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土，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4]145言明时代风气是抹杀人才的罪魁祸首。赋的末尾处言：“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4]148则阐明了自己归隐之志的坚定。督邮的蛮横，程氏妹的离世是其离任的直接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归因于时代的因素。自淝水之战以来，东晋偏安一隅的腐败土壤日益滋生，皇帝的昏庸又使司马道子的专权，将腐败的气息推到了极点。展现在陶渊明眼前的是一幕幕民生凋敝、村落空虚、官场倾轧的令人绝望的场景。而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也使陶渊明很难有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可以想见，陶渊明的决然退出是意在摆脱整个时代黑幕的笼罩。

熙宁八年(1075)，曾巩离开襄州前往洪州任上创作的部分诗篇，感时伤事，不仅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慨叹，甚至还流露出归隐的想法。《遣兴》：“江汉置身贫作客，溪山合眼梦还家。 百忧忽忽丹心破,万事悠悠两鬓华。”[1]82《楚泽》：“虫虫旱气连年有，寂寂遗人几户存？盗贼恐多从此始，经纶空健与谁论。诸公日议云台上，忍使忧民独至尊。”[1]83《西亭》：“空羞避俗无高节，转觉逢人恶独醒。岁月淹留随日老，乾坤狼狈几时宁？”[1]83《盆池》：“照影独怜身老去，日添华发已盈簪。”[1]83《羁游》：“羁游事事情怀恶，贫病年年故旧疏。自古幸容元容醉，凡今谁喜子云书？何由得洗尘埃尽，恣买沧洲结草庐。”[1]83无不透露出作者复杂的心境。清李绂《鉴塘用南丰先生〈盆池〉韵》：“平生宦海风波恶，锝谢朝冠怕更簮。”[2]329道出曾巩对当时的官场产生了不满。然而王安石的变法虽有不少的弊端，但是科举的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的实施却收到了不少的成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防的巩固以及人才的选拔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加之神宗也是一代有作为的君主，而整个宋代对于读书人也是十分优待的。因此，展现在曾巩眼前的并非令人绝望的社会场景。那种归隐的想法也只是曾巩一时的愤语罢了，他的内心一直都是真诚地希望为朝廷效劳。

其次，曾巩和陶渊明的不同的人生抉择也取决于相似的人生规划。陶渊明和曾巩都怀揣着儒学之道，以期报效国家。然而二人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其实也是由他们相似的人生规划所决定的。陶渊明的三仕三退，足见在此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仕与隐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迫于“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4]98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余尝学仕，缠绵人事。”也是希冀不要“穷居寡人用”[4]59。然而世道的险阻却迫使陶渊明一步步走向了“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地。施朴华《岘佣说诗》：“陶公诗一往真气，自胸中流出，字字雅淡，字字沉痛。盖系心君国，不异《离骚》，特变其耳目耳。”[7]977阐明了陶渊明的率真。事实上，陶渊明的率真就是“对节操的坚守，以及保持人之自然本性和真率的生活愿望。”[8]161这种率真的生活对于陶渊明而言就是向现实说：“不”。陶渊明的出世，陶渊明的躬耕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而这种反抗本质上就是在践行自己的人生规划。

曾巩在面对考场的失意和人事的艰难时，也作出了重要的人生规划：“得其行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不过，时代却眷顾了曾巩。在那个知识分子备受推崇的年代，曾巩确实获得了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虽然期间不无吕升卿这样的奸佞之人排挤曾巩；官场上的虚伪也使得曾巩极其不适应，导致曾巩也面临着仕与隐的抉择。然而曾巩那种“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1]232高洁品质并没有被时代所抹杀掉，反而得到了欧阳修等一批有识之士的赏识。因此，曾巩可谓是得其时，所以曾巩可以在自己的为官之路上践行：“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1]258

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以说是陶、曾二人的人生信条。陶渊明所说的：“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4]161与曾巩提出的：“得其行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实际上就是在践行着孔子的主张。因此，曾巩的这种变通的人生态度其实也是对陶渊明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效法。陶渊明和曾巩都是在看清整个时代的本质之后才作出了人生的抉择，可算得上是殊途同归，最终完成了各自的人生规划。

4结语

王康琚的《反招隐诗》言：“小隐隐林薮，大隐隐朝市。”[7]76很显然，陶渊明属于小隐一类。虽然曾巩在精神上和行为上都曾效法陶渊明，然而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与曾巩的时代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曾巩只是接受了陶渊明对自己有益的一面，而摒弃了陶渊明对自己不利的一面，这种取舍使曾巩受到挫折时有了一个心灵的依靠，然而一旦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曾巩又立刻竖起了儒学的大旗，继续为国家效力，而绝涉消极的遁世思想。有别于陶渊明的小隐，才造就了曾巩不平凡的人生。面对强大的新党势力，曾巩显得无能为力。然而作为一方父母官的曾巩却敢于惩治地方上的豪强恶霸，同时采取各项措施替老百姓谋福祉。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已经部分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从充满豪情壮志的青年到懂得妥协退让的官吏；从青年时代的四处奔忙到与新法之间的种种纠葛，曾巩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这些经历使得其作品的风格逐渐发生了变化，也使其为人处世之道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曾巩在看清了这个世道之后，也渐渐理解了陶渊明并且接受了陶渊明。

[参考文献]

[1]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李震.曾巩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李震.曾巩年谱[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

[4]陶渊明.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6]孔子.论语[M].北京: 中华书局,2012.

[7]丁福保.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J].中国社会科学,2003(6)：149-161.

[9]萧统.昭明文选(中)[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10]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熊鸣琴.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3)：201-204.

[12]陈斐.试论曾巩诗歌的渊源[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9,11(3)：10-16.

[13]孙红阳,王宾旗,程亮.黄庭坚题画诗,跋的数量,内容及创作取向[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4):333-338.

收稿日期：2015-12-21

作者简介：唐亚飞(1990—)，男，湖南怀化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12(2016)01-0005-04

Analysis of Zeng Gong’s Acceptance of Tao Yuanming

TANG Ya-fei

(CollegeofLiterature，GuangxiUniversity,Nanning530004,China)

Abstracts:There are three steps for Zeng Gong to accept Tao Yuanming. They are: admiration ,simulation and the choice between being an official and no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is question, in order to express that as a pure Confucian scholar, Zeng Gong has another personality. Through collecting literature and history materials, this article proves that Tao Yuanming has a very important status in Zeng Gong’s mind.

Key Words:Tao Yuanming; Zeng Gong; accep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