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芬芬 刘文元

论《简·爱》中的女性解放意识

○李芬芬 刘文元

《简·爱》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女性解放意识，揭示了女性所受压迫之根源及其现实原因、女性解放的方式，等等；但另一方面却又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此意识，简爱地位的确立以罗彻斯特的被残疾为前提、简爱在精神和物质上不能独立、对人物阶级属性和亲属关系的回避，等等。之所以如此，源自作者的视野、身处环境和世界观的影响。

简爱 女性解放意识 小视野

学界从女权主义角度入手对《简·爱》的分析不少，但很少谈及作者在女性解放意识方面的局限性，若从此方面谈，或许对简爱的认识会更全面。

一、女性解放意识的体现

《简·爱》是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作者以第一人称描写了孤儿简爱自爱、自强直至长大觅得真爱的过程。从女权主义角度看，简爱那句名言——“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可作为女权主义的宣言；此外，简爱表现出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爱情上的两性平等、通过自我奋斗来争取独立自主和维护人格尊严等，均可视为女性解放的最强音。除此以外，《简·爱》的女性解放意识还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夏洛蒂首先将矛头指向女性所受压迫之根源——家庭。这是因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1］。换言之，家庭是国家、社会的细胞，自然也是政权、族权、父权的渊薮，故小说开门见山地描述了简爱的非位置性自由。作者首先揭示婚前简爱在家庭中的遭遇：简爱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舅母家并受着家长制的压制。舅母是失母后的替代者，“坏母亲”形象的设立似乎暗示作者赞同此观点：“实际上，所有对妇女的虐待都来自同一性别的压迫者。”［1］简爱在婚后过着“无母”（无公婆）的自主性生活，且与“母亲”及所代表的血缘关系割断了联系，为此说法提供了反证。

夏洛蒂将第二个矛头指向了夫权。由于在简爱时代女性的社会权利较少，家庭便成为其主要活动场所，而婚姻还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2］，妻子成为家庭的女仆，于是夏洛蒂在摒除家长的压制后还需要消解夫权的压迫。

2.《简·爱》事实性地揭露出女性受到压迫的原因。从文化传播上看，学校、教会、书籍等是为男性文化传播途径的代表。简爱为何在舅母家不受管教时会被送至教会学校接受再改造？或者说，在家庭的现实管教之余，简爱为何还要被送至教会学校？仅仅是因为简爱到了上学的年龄？那为何不送到一般学校？奥秘恐怕还在于，教会学校更多是文化的掌握者与统治者。一般学校与教会学校在“文化”上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新式”文化（包括科学、思想等）的代名词，而后者则是“传统”文化的集中地。这也就解释了在简爱读书、生活的教会为何会出现驯服的修女和学生——教会的教材即《圣经》无疑是作为男权文化的宣言者而存在的。父权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里德太太、蓓西、谭波尔小姐等即是无意识地充当了父权文化的认同者和捍卫者，正是这种与迫害者认同心理与“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女性中的所谓‘女性’”［3］。此类女性以被侵蚀过的文化代码审视、规范具有反抗意识的简爱，甚至通过幽禁的方式使之“失语”。简爱由家庭走入教会接受再改造，从而变成“淑女”（哪怕是形式上的），这事实上证明了“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3］的判断。这是因为，从人类发展的进程看，几次社会大分工中造成了男女在家庭、氏族等社会分工中的不同，从而导致地位和权力的变换。于是在氏族社会阶段，男性便逐渐篡夺了本属于女性的权力并任意书写女性历史，女性只作为“女”而非作为“人”而存在。体现在语言上，一些关键词如“人类”（humanbeing）、“人”（human）、“历史”（history）甚至“女人”（woman）、“女性”（female）等，均被打上男人（man，male）的烙印，而女性作为依附者、缺席者而存在。

3.《简·爱》揭示出女性解放的方式。就简爱而言，作者否定了个人英雄主义热情，主张自救与他救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是女性自身的素质，如独立意识、行动的能力、决断意识，等等，它们决定着女性能否在男权社会里立足进而逆袭成功，走出家庭进入现代工厂，取得经济独立。其次是他救。作者在设计新型婚姻关系上还有意让简爱在外援下走出殉道式婚姻，如借“旷野的呼唤”来让简爱拒绝修道士约翰的求婚。这一方式是在女性内心世界完成女性解放的，并未借助外在的方式来解决。这反映了作者改良式的和平式的解决方法。

二、女性解放意识的被削弱

我们认为，一方面《简·爱》体现出强烈的女性解放意识，但另一方面女性解放意识又被削弱，主要表现在：

1.简爱地位的确立是以罗彻斯特的残疾为前提的，她由于男人的被需要而主动走入男性怀抱，这样的设置本身就说明作者狭隘的女性意识，以至于被人误会为作者表达了“妇女最普遍的性欲幻想之一，希望得到征服并且被一个极端蔑视妇女的人所征服，这样便使受支配的事实变成妇女的自尊”［4］。《简·爱》看似宣扬女性独立，倒有媚俗男权之嫌。简爱虽有某种程度上的女性意识但最后不得不归于男性传统，并以男性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这样无形中就削弱了简爱的反抗意识，在回归罗彻斯特时此意识已经所存无几，其反抗很容易被看做仅仅是个性的体现而非真正自觉的女权意识的流露。

2.女性解放离不开女性的独立，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但简爱既然在精神上做不到，在得知罗彻斯特有妻子时出走，在得知他身残、妻死后简爱又主动回到罗的身边。表面上看，双方似乎取得了平等爱情的条件，实质上在获得幸福的同时，简爱也失去了精神上的独立性。换言之，作者试图通过爱情来表现简爱的精神独立性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爱情固然最能体现男女双方在精神上的平等性，哪怕贫穷且地位如简爱者也可以发出要求平等的强烈呼唤如“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等等，但那只是在上帝面前而非在人间。何况爱情就是失去独立性的标志，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自由的占有。如果是单恋则意谓着失去一个人的精神独立性，如为相恋则意谓双方失去独立性。夏洛蒂试图通过爱情来表现简爱的独立与自尊，但从另一方面看，作者设计了简爱主动回到男性的怀抱却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此种精神独立性与平等性。

3.弥漫全书的“贫穷”“钱”等类似字眼无不表现出简爱乃至作者对现实的无奈与窘迫，简爱获得遗产而暴富看似是取得与罗彻斯特相当的财富进而取得相等的地位，以摆脱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做的努力，但它被简爱肤浅的理解所消解，简爱只是为补偿以前从罗彻斯特那得到的恩惠。从作者幼时贫穷和失恋的经历看，简爱由丑小鸭逆袭高富帅、获得遗产而一夜暴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幼年无意识的折射。而在小说的最后，简爱以照顾罗彻斯特为理由甘做家庭主妇以至于失去经济来源，事实上又是对简爱独立意识的消解。因为“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2］，不再做家庭的主仆而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简爱既没有杀死做家庭主妇的意识又无经济独立，所谓女性解放、独立意识成为苍凉的手势。

4.因果报应观念的渗透有损其现实主义批判强度。原罪-救赎型的宗教文学模式、无疑暴力抗恶式的托尔斯泰主义等，削弱并掩盖了女权意识的力度。

5.对人物阶级属性和亲属关系的回避。简爱、罗彻斯特、圣约翰均为孤儿，无明显的阶级属性，作为边缘性的存在很容易倒向任何一极，这也许是作者故意为突出爱情无涉阶级、地位只关乎感情的爱情至上论。事实上，在19世纪的英国，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从另一方面说，婚姻在客观上也起着保护妇女的作用，如它让妇女取得某些经济权利和地位等；婚姻把阶级关系和亲属关系衔接起来，个人由此通向社会走向更广阔的空间，对二者的回避意味着切断了女性解放的重要通道。个人解放以社会的解放为前提，夏洛蒂省略了阶级现实、社会运动、亲属关系等，无疑也就削弱了简爱的独立意识的丰满性。

6.作者似乎想建立一种妇女不再是对象性存在的女性谱系，并试图以一种女人腔的方式来去除男性话语，但由于过分强调女性体验，在驱逐男性性别政治的同时，自己也陷入了性别歧视。男性一律存在着残疾，或为身体上的，比如瞎眼的罗彻斯特，或为心理上的如宗教偏执狂圣约翰，或为自虐狂等。而女性多为理想式（至少是男性心中的）人物，如简爱、海伦、谭波尔等。再如设置了男性标准下的两大对立女性形象——天使和恶魔，并以象征反抗男权的“疯女人”的毁灭和简爱的获得幸福为结局，这表现出作者并不能完全突破主流意识：反抗男人的必定遭殃，温顺的才有好果子吃。二元式的人物设置方式是对女性解放主题的削弱。

三、探源

笔者认为，《简·爱》出现内容与形式上的反差其原因主要是作者视野有限和身处的环境及世界观造成的。

对夏洛蒂及其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来说，除了中产阶级的客厅的场景以外，其他所有经验的大门都是关闭的。对于战争、航海、政治和经商，她们都不可能有第一手的经验。甚至连她们的感情甚或也受到法律和习俗的严格制约。［5］（P79）生活范围的狭小限制了作者的创作题材，因而只能更多地去写与个体感受相关之事，爱情于是乎成为首选题材。故夏洛蒂以第一人称手法来展示个体内部的私人世界以此掩饰外部世界的不足。

同时，身为中产阶级的作者在有限的家庭经济条件下选择了职业创作的狭窄道路，采取向男权拖鞋的做法实为环境所致。当时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出路只有两条，结婚和觅个体面的职业。由于性别限制，女性多为教书和写作。在当时条件下，小说的低下地位正与妇女身份的低下相应，小说虽被视为通俗文学，但由于出版商的大力推广而流行，大量无经济地位的妇女加入小说创作大军以取得报酬。由于家庭和教育程度的限制，夏洛蒂只能选择小说写作为业。小说写作依赖于记者式的观察，而诗歌写作在传统上需要贵族式的教育，但夏洛蒂只受过零碎的、非正统的教育，而且正式创作前只呆在家中。在如此条件下，夏洛蒂需要获得男性和同性的认同，作者的立场不得不在男权与女权二者之间徘徊、游离。作为小知识分子的她在政治上处于正统派，尊重主权，信奉英国国教，故对革命忧心忡忡，在地主贵族与工业资本两大历史势力的冲突中形成了激进、叛逆与保守相纠结的双重价值观。而自1848年欧洲大革命后，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成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主潮，居住于英国宪章运动策源地的夏洛蒂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并作出某些反应，如伊丽莎白•里格比说：“那种曾在国外推翻当局……并在国内煽动宪章运动和叛乱的精神和思想的色彩，正是《简·爱》的精神和思想的色彩。”［6］在国内，也有人认为简爱的人生经历也是对妇女追求自由、独立和解放的精神的肯定。但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写作视野的局限等，限定了此种精神并未超出自己的阶级属性。作者为顺应女性解放的潮流而又不背叛自己的阶级属性，只能采取折中之法，即让女主人公在一定的反抗后恰到好处地结束。

注释：

［1］林语堂：《中国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西蒙波娃：《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的生平和创作》，名作欣赏，1986年，第2期。

［6］王忠祥，聂珍钊：《外国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李芬芬 湖北广水 湖北广水市实验高中 432721；刘文元 湖北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