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与济宁的兴衰

2016-03-03雷宏谦

邢台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明清济宁大运河

雷宏谦

（1.邢台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2.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京杭大运河与济宁的兴衰

雷宏谦

（1.邢台学院，河北邢台054001；2.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摘要：大运河未贯通之前，山东省内的交通网络并不发达。特别是山东西部大多数地区均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下，鲜有商品流通和交换，具有很强的“民本商末”传统，发展较为落后。但山东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运河在此绵延近千里。会通河的浚通，给山东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一些新兴的运河城市逐渐发展起来，号称“运河之都”的济宁在大运河贯通之后，由于处于水路要冲之地，商贾云集，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和商业，均出现了繁盛的局面，但是，随着清末运河的废止，作为“运河之都”的济宁也逐渐衰落。

关键词：明清；大运河；济宁；兴衰

一、京杭大运河的贯通

元世祖定都北京以后，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1］，而济宁“洸、泗二水萦抱……为南北转输要地，闭则为锁轮，开则为通关。”［2］在运河航道上的位置极为重要。于是，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政府下令开通了一条长达150里，自济宁济州向北至东平安山的“济州河”，此河沟通了泗水与济水。元政府“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3］，因济水入海口於塞，此运道仅通行了三年，便告结束。为了南粮北运，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元政府开凿了长达250里，自东平安山至临清的河道，元世祖赐名“会通河”，济州河与会通河相连到了一起（至明代，二河统称为“会通河”）。会通河“北至临清，与卫河会，南出茶城口，与黄河会”。它的开凿，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但因会通河岸狭水浅，每年漕运粮米数额不大，元代海运仍占主导地位。

元末明初的战乱纷争，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决口，水漫安山镇，会通河淤塞。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济宁同知潘叔正言：“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唯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4］于是“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于兹矣。”［5］会通河浚通之后，京杭大运河遂全线贯通。

“京杭大运河，北至北京，南达杭州，流经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四省二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就像今天的高速公路，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6］每年几百万漕粮要经过此运河，自元朝到清末，七八百年的时间里，大运河的畅通保证了古代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及南北文化的交流。

二、京杭大运河与济宁的兴盛

济宁，位于山东西南部，会通河贯通之前，济宁是一个战略要地和传统的政治中心城市。但直到至正十五年（公元1278年）仍为散州，城市规模不大，又因济宁自古处于交通要道上，往来客商较多，贡奎在《济州诗》中称济宁“市杂荆吴客”。但济宁的真正繁盛则是在会通河浚通以后。

运河贯通，明清政府为保证漕运的畅通，在济宁设置漕运机构，为济宁成为当时的大都会提供了条件。明初，在济宁设水次仓，中转漕粮，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济宁设钞关，征收商税。明清两代设司运管理机构等。为保证运河的水源充足，修筑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设立水柜。另外，政府允许漕船夹带一定数量的私货，漕运兵丁置买私货，沿途倒卖。济宁处水脊之处，闸坝众多，运军回空可以揽载货物，在码头、闸坝处可以停泊驻足，进行商品交易活动。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促使了山东的临清、济宁、张秋、聊城、德州等城市的崛起，其中，临清、济宁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二者成为当时山东的两大经济中心。临清“实南北之要冲，京师之门户，舟车所至，外连三边，士大夫有事于朝，内出而外入者，道所必由。”［7］济宁“南通江淮，北连运河，济控邳许之津要，扼宋卫之咽喉”［8］，“倖勋戚之家贸易于两淮于三吴者，联樯大舶，必驻济宁。”［9］

济宁城南运河东岸和南岸，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形成了一条商业带。“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运河上舟船樯桅如林，蓬帆遮云。城内“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10］，明代朱德润在《飞洪桥诗》中云：“日中商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南方的竹器、丝绸、瓷器、茶叶等在此中转。北方的棉花、皮毛等再次汇集南下，鲁西南的小米、高粱等土特产，加上官船夹带的土宜，都在这里集散。济宁成为当时重大的货物集散码头之一，“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鯗，香山之番舶。”［11］

繁盛的商业活动带来了极为丰富的税收。“康熙年间，济宁州每年征收商税共1300余两，其中，课程银1218两有奇，牙杂税65两有零，牛驴税26两多，”［12］此外，济宁还成为一个开放的运河城市，济宁的棉花等当地所产物品也通过运河转销四方。明朝廷出现财政困难，令全国大省多出商税度过难关，济宁就是朝廷明令三十三府州县中的一个地区。可见当时济宁的商业极盛。出现了许多行商坐贾，商户林立，市场影响力极大。济宁从单纯的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军事重地。

应运而兴的济宁，曾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之称，如今又赋予了“江北小苏州”的美誉。南北物资的交流，济宁商品经济繁荣兴盛，农业结构调整，农作物、经济作物种类增多，人口密集，济宁城的街巷增多，城市规模扩大。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从商人员，并有外来人口的涌入。

三、济宁商业兴盛的表现

运河在济宁贯通之前，济宁人以“文不经商，武不理财”为准则，当时的商人地位极低。运河通畅后，从商利润极大，出现了服务于商业的本土商人。就连不懂得经商的农夫也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农夫们经常经商不在家。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多于务农之人，出现了“民竞刁锥，趋末者众”的局面。

运河要冲济宁，“车者、舟者、负者、担者日不下千万计”，长时期的货物中转，漕船停泊，使济宁卷入经商的浪潮中去，济宁本土商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营模式，在济宁的商业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实力强大，“西客（山西商人）利债滚剥遍天下，济宁独不能容。”济宁的大官僚孙玉庭与大绅商冷氏合伙买下了由乾隆年间苏州客籍商人戴玉堂创办的“姑苏戴玉堂”酱园，并把它发展壮大，并兼营粮油，开设钱庄等，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商贸企业。清朝末年，玉堂酱园的资本已从嘉庆年间4000两银子增加到10万两，百年间净增长了25倍，雇有工人四、五百名，产品远销省内外，成为清代济宁土著商帮的龙头老大。

济宁本土商人紧跟时代潮流，纷纷到外地寻找商机。以济宁商帮为代表的济宁本土商人出去经商，济宁商帮在外地也经营有道，纷纷设立会馆，比如，在苏州的一个小镇设立了任城会馆，叙说乡情，商议事情，协调关系。

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许多客籍商人涌入济宁。江南的苏、徽、浙等省，江北的豫、陕等省商人，开始在这里云集，并纷纷建立了会馆。

徽商在济宁很快占领了市场份额，徽商主要经营铜铁、有色金属原材料、茶叶、毛竹等，他们主要集中在运河交通便捷、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在临清最为密集，济宁位次。徽商在济宁长期经商，从明代天启年间徽商就在济宁建立了会馆，立足济宁，到清末李鸿章亲笔为徽商会馆写匾额“安徽会馆”来看，徽商在济宁仍占据一席之地。

苏州商人在济宁的经营也很成功，苏州人戴玉堂，创立了名为“姑苏戴玉堂”的酱园，所制酱菜“味压江南”，深受人们的喜爱。并成立了同仁公所。

明清之际，在济宁影响较大的外省商人莫属浙江商人。他们大都经营毛竹、绸缎、茶叶、杂货、桐油等。浙江商人于天启年间成立了浙绍公仁堂，后改称浙江会所。浙江商帮在济宁经商长达400年，而且在济宁的影响较大。

客籍商帮在济宁的活动频繁，明清时期客籍商人在济宁建立的会馆还有：福建会馆、三省会馆（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商人所建）、湖南会馆、江西会馆、金陵会馆等。从以上客籍会馆的数量和规模来看，可以看出商人数量的庞大，客籍他乡，他们通过这种建立会馆的形式联谊，增加凝聚力，壮大自己的实力。

另外，元朝蒙古大军西征时，把西北地区带回的一部分回民安置在济宁，这些回民精通皮货的制作。这样一来，就给济宁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具有包容性的济宁运河文化。商业的繁盛，人口的流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也影响着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社会风气的变迁。

四、济宁社会兴盛的表现

济宁运河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济宁文化事业的发展。尽管没有出现像聊城的海源阁那样的著名藏书楼，但济宁的孙氏家族名震四方。孙氏三代都很有作为，孙玉庭一生要职在身，他的两个儿子分别任江苏巡抚、户部尚书，他的两个孙子一个是咸丰年间丙辰科榜眼、一个是道光甲辰科状元。正是济宁商品经济繁荣，生活富裕，使人们才有能力去读书学习，才出现了这样显赫的大族。

济宁书院林立，明朝嘉靖时创办的正学书院以及创办于清代的济阳书院、讲德书院、池楼书院、旧任城书院、鱼山书院、三省书院、南洲书院、新任城书院。这些书院的创办年代正是运河畅通的黄金时代，书院的创办为科举取士准备了条件。从15世纪到20世纪，这五个世纪里，济宁在山东沿运城市各县举人数额均位居首位。有清一代，济宁就出现过三位状元，分别是霍维鼎、孙毓桂、孙如瑾。而且在山东沿运城市中，济宁出现的状元数量是最多的［13］。

商人为保平安，出现了种种崇拜信仰，尤以对金龙四大王的崇拜最为热切。金龙四大王原为南宋人谢绪，朱元璋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把他化为人格神。起初把他尊为黄河神，后运河开通后，他又被尊为漕运之神，被人们顶礼膜拜，国家主要是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平民百姓主要是乞求平安，发财致富。金龙四大王的信奉，沿运传播开来，其中，济宁就建有金龙四大王庙。

济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在保持自己文化内涵的同时，吸收容纳外来文化，展现他特有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济宁的一些风俗习气也发生了转变。济宁人的生活习气由朴素转为奢华，衣、食、住、行均发生转变。原本，济宁人“务耕种，愿朴畏法，俗知俭而不务奢”，商业繁盛之后，“繁华之习，浸淫千里。”原本“儒雅科名颇盛”的济宁［14］，尚武之风也开始盛行。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转变，富商大贾，开始争强显富，享受生活，置买私家园林，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五、运河的废止与济宁的衰落

嘉庆以后，清朝内部腐败，国家对运河的管理不善，“河工岁修，抢修及报险各工段，俱由河员开报领银办理，工程后又无人查收，即该河督等毫无沾染而工员捏报浮开。”［15］道光六年二月初一，清朝历史上的第一次海运正式启动。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庭已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争夺制海权的现实，而这正是实施漕粮海运所无法回避的问题。”［16］

公元1851年，黄河决口于丰县，水漫山东，山东不再是漕船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公元1855年，黄河大决口，山东运河被冲成两截。京杭大运河六百年的漕运史自此结束。济宁作为山东运河重要的一段，也停止使用，“前人所谓市杂荆吴客者，已觉其寥落。”［17］昔日繁华的景象已远去。

参考文献：

［1］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潘守廉.济宁直隶州续志［M］.1927年铅印本.

［3］卢朝安.济宁直隶州志［M］.1859年刻本.

［4］嵇璜等.续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5］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M］.同治十三年江西书局校刻本.

［6］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7］于睿明.临清州志［M］.1959年传抄本.

［8］卢朝安.济宁直隶州志［M］.1859年刻本.

［9］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M］.1507年刻本.

［10］卢朝安.济宁直隶州志［M］.1859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