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

(西安文理学院 艺术学院，西安　710065)



银幕英雄形象的建构
——论“十七年”间谍片中的男性表演

李静

(西安文理学院 艺术学院，西安710065)

摘要：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电影中的正面人物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宣教的工具，承担着在电影中建立意识形态询唤机制的功能。其中，银幕上的男性英雄形象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识形态创作载体。在间谍片所设立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场域中，英气逼人的外形特征和道德完美的内在气质共同打造出了银幕上的男性英雄形象。同时，间谍片中的正面男性形象也为现实社会的主流价值评判提供了标准和依据。

关键词：“十七年”;间谍片;男性表演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电影终于结束了“凄风苦雨”的银幕历史，开始迈向光明昂扬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电影银幕上的正面男性，一扫解放前旧上海电影中的靡靡之气，“工农兵形象迅速占领银幕，……成为新中国电影的主要特征”。[1]他们以阳刚的气质、威武的姿态、坚毅的脸庞昂首阔步地迈进新中国，成为红色中国的形象代言。在这些高大的形象背后，寄寓着红色政权下的人们对真善美、对正义与理想的追求和向往。

作为新中国电影中颇具类型化意义的一种创作题材，间谍片在建构新中国银幕上的男性英雄形象方面功不可没。这类作品通过塑造银幕上的反特英雄形象，为现实中新中国的革命历史和军人形象塑形。他们英气逼人的外形特征和道德完美的内在气质共同构成了间谍片中男性英雄形象的独特标志。银幕上以曾泰(《英雄虎胆》)、顾群(《国庆十点钟》)、史永光(《寂静的山林》)、王练(《羊城暗哨》)等人为代表的反特英雄，为新中国间谍片中的优质男性树立了经典形象。同时，男性英雄形象的建构不仅承载着意识形态询唤的功能，而且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流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

因此，本文将从侦察科长/侦察员的外形特征、变装后的气质裂变和色诱情节的处理三个方面，以间谍片中男性英雄形象建构为依据，从中梳理出意识形态询唤机制的运作过程及其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之间的互动。

一、英气逼人的正面形象

在间谍片中，侦察科长/侦察员具备了“十七年”时期人们对理想男性的全面想象。《神秘的旅伴》(1955)、《国庆十点钟》(1956)中成熟稳重的印质明，《寂静的山林》(1957)、《羊城暗哨》(1957)中儒雅帅气的王心刚、冯喆，《英雄虎胆》(1958)、《林海雪原》(1960)中带着几分粗野气息的于洋、王润身，还包括《古刹钟声》(1958)中稳重冷静的庞学勤，他们在银幕上或一次次粉碎敌特的破坏阴谋，或深入虎穴并成功完成危险任务，在观众的心目中，他们就是保卫社会主义中国的完美英雄的化身。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新中国电影银幕上，间谍片中的男性正面人物毫无疑问成为间谍题材影片的正面意义的集中表达。作为“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中最具类型化特征的一种题材，间谍片中的人物形象也具有类型化的英雄气质。从身份上看，他们是侦察科长/侦察员，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层面被赋予了官方代表的合理性。从外形上看，他们眉清目秀、英俊挺拔，眉宇间透着正气，就算是身在敌营，仍然透着与众不同的正义凌然和出淤泥而不染的正面气质。“在这一时期间谍片充满艺术虚构的想象世界中，对扮演公安人员的明星们英俊外貌和内在风度气质的渲染是极其重要的景观。”[2]

英俊的相貌、挺拔的身姿，几乎是间谍片中扮演正面人物的演员在外形上的必要条件。就像小品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的作品《主角与配角》中所表现的那样，浓眉大眼的朱时茂无论怎样装扮，在观众看来都是正面人物；而贼眉鼠眼的陈佩斯就算穿上解放军的军装，怎么看都像是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虽然是博观众一笑的包袱，却生动再现了新中国银幕上长期存在并已然成为预设前提的一套审美规则——外在的美与丑，严格对应着道德层面的善与恶。外在形象的有利条件甚至可以掩盖表演上的些许瑕疵。“扮演史永光的王心刚同志对观众来说还是陌生的。他的外形很好，在银幕上的处女作能达到现有的水平也是可喜的。”[3]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的王心刚，因其帅气的外形，一定程度上被寄予了人们对优质男性的审美期待，使他成为间谍片中扮演正面角色数量最多的男演员之一。外形上的先天优势使观众毫不迟疑地将情感投射到这些相貌堂堂的英雄人物身上，在他们所扮演的人物进行的侦察活动过程中强化自身的情感认同，在他们完成角色英雄行为的建构过程中同时完成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归顺。

从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既是带有主观色彩和相对性的概念，也是具有一定时代特征的开放的审美规则。[4]437美丽与丑陋所代表的审美内涵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因其所负载的不同的文化价值内涵而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初，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确立了新中国的核心审美价值观，而“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一种讲艺术与社会的功利关系的理论，是一种艺术的社会功利论”。[4]452因此，确立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价值观是社会审美观念的直接诉求。作为观众审美认同的对象，银幕上英雄人物的形象建构无疑承载着辅助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观众完成询唤的意义。于是，在这一时期的中国银幕上，出现了以张志坚、董存瑞、李向阳等为代表的大批战斗英雄群像，他们把自身的阳刚、威武之气投射到新中国的保卫者——“兵”的身上，使新中国的“钢铁战士”具备了不同凡响的英雄气质，也构筑了观众在银幕空间中对历史的想象。

与直接投身沙场不同的是，侦察员队列中的正面人物处于战争的后景，他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钢铁般的身躯和勇猛冲锋的战斗力，只能通过智慧与意志的展示，完成英雄人物的形象建构。在戏剧性冲突较为激烈的间谍片中，侦察科长/侦察员不仅在形象上追求英气逼人的审美特质，在戏剧性动作上也要体现人物内在的机智和才干。与拼杀战场的力量斗争相比，史永光、王练等人展示的是通过形象层面渗透出的内在软实力。

英俊帅气的侦察员形象与其说是暗合了经典好莱坞时期类型电影中对明星的塑造理念，不如说是与其时红色政权初创阶段的意识形态追求相呼应。在新中国电影的艺术创作体系中，具有坚毅硬朗的工农兵气质的外形是主流审美观念中正面人物的形象表征。而在间谍片中，由于侦察员的特殊身份和职业特征，在形象体系之外更强调内在的智慧。因此，印质明、王心刚、庞学勤、冯喆等带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外形更能体现作为侦察员的机智与聪慧。

在表层的戏剧化叙事之下，意识形态询唤的完成还需要在审美和道德的双重层面建立观众与人物之间的情感认同。因此，正面人物的行动必然具备绝对正面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新中国建立之初，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指导下，“集体主义”的被推崇和“个人主义”的被批判，共同构建了壁垒分明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作为时代美德的集中体现，对“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原则的绝对遵循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奉献精神，也是在正面人物的形象体系中建立情感认同的关键因素。审美观念和道德理想在正面人物的形象建构中完成了意识形态共谋。《羊城暗哨》中的王练，在冒充特务报务员209打入敌方阵营之后，面对八姑的色诱巧妙转换话题，将自己对“党国事业”的忠诚作为回避引诱的借口，却因此引起了八姑的怀疑，认为他“不像是我们的人”。与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背离的对个人的关注和对集体事业的漠视，是意识形态对立下的负面价值观的体现。而在彼时的社会时代氛围下，以王练为代表的正面人物无论遭遇何种现实和道德困境，都必须保持正直善良、洁身自好的优良品质，在道德层面保持与其形象层面始终如一的正面价值呈现，树立一个社会主义优质男性的完美形象。

正面人物的道德完美和崇高精神是确立正面价值观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直接体现。然而在人物性格的内在丰富性上，却造成了较大的缺失。主要侦察人员的形象，无论在外形还是内在方面，都无可避免地出现脸谱化的倾向。印质明曾撰文表示：“到底怎样在影片《铁道卫士》中体现高科长这个人物呢？开始我走了一段弯路，我总在考虑如何区别我以前所演的侦察员，从外部造型上，年龄无太大差别，依然是干部服、吊兜袄、西装裤、皮鞋、干部帽，气质上年轻、干练、一脸正气，阶级斗争弦绷得很紧，警惕性很高……统统是些概念!我的心马上翻腾起来了，这可怎么办？苦闷、徘徊，甚至走投无路……”[5]对于演员来说，被称为“侦察员专业户”既是一种赞赏，又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然而，正是这种具备俊美外形和完美人格的人物形象，才符合当时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对人的道德理想的要求。他们英气逼人的外形成就了银幕上的英雄形象，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理想男性树立了一个标准。

二、英雄气质的裂变与统一

曾有学者指出，“十七年”时期的间谍片“间接给了一些非正统的事物合理存在的可能性，……很多观众正是为了看这种‘红心白皮’式的边缘性形象，才看这种‘打入片’的”。[6]间谍片受到观众的青睐是多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猎奇心理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银幕上深入虎穴的我方间谍，其首要任务是在敌方阵营中用冒名顶替等方法获取合法身份，并借助合法身份打探情报和执行特殊任务。因此，银幕空间中的易容和装扮就具备了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银幕之外，观众安全地观看银幕空间中的易容和变装的行为本身，也因影片极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具有了合法欣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正面人物由于身份的转换而带来的形象差异，在视觉体系层面带来了陌生化的观赏乐趣。从间谍的双重身份来说，人物既要有外形和道德层面的正面气质，又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融入敌营必须具备的“匪气”。实际上，这种陌生化的感受是来源于对演员外部造型的改变，而并非演员本身内在气质的转换。对于观众来说，“英雄”意义的建构，是建立在意识形态表达基础上对人物进行的辨识。为了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从演员的选择上已经决定了他必然具备与众不同的气质。影片《英雄虎胆》中的曾泰第一次亮相，留着络腮胡子，满面怒容，远望着被敌人扫荡过的村子。导演严寄洲谈到选择于洋饰演曾泰的原因时曾开玩笑说：“因为我看中你的眼睛里有两道贼光。”[7]这样的形容让人觉得于洋似乎更符合当时审美观念下对反面角色的形象定位。王润身在崔永元制作的专题片《电影传奇之林海雪原》中谈到，学过京戏的他运用自身良好的肢体语言，为《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的形象加入了“武侠的味道”，从而达到“土匪看着你像土匪，观众看着你像英雄”的效果。正是这样的演员特质使得于洋和王润身在外形和气质上更接近当时意识形态观念下对匪军副司令和土匪的形象定位，在叙事层面上使冒名顶替成为合乎逻辑的情节设置。英雄人物的气质由此发生裂变，正面气质中负载着负面形象的因素，反而使正面形象的塑造更添魅力，使曾泰、杨子荣等变装人物深得观众的喜爱。

但是，在“匪气”的外表下，正义凌然的道德理想则是正面人物内在的核心气质。他们通过深入虎穴，进入到“戏中戏”的表演场域中，新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在各个方面进行转换，包括形象、动作、语言方式、行为方式等。但是在观众全知视角下的人物的内在道德层面必须保持正面的价值导向。在冲突激烈的戏剧化情境中，曾泰、杨子荣等人的行动既要保证人物在敌营中通过考验获得信任，又要在银幕前保持人物作为正面价值载体的存在。人物形象因其内在气质的统一而超越了外在形象本身，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被置换的反向并存的审美体验。

正面人物在敌方阵营中的“表演”，在预设意识形态的保护伞下，既是机警睿智的表现，又具备道德层面的正义立场。然而，他们与土匪和匪军的区别在于，“表演”的尺度是有明确的道德底线。从行为原则的角度来说，史永光、王练、曾泰等人可以喝酒、跳舞，甚至调戏女性，但是不能与对方发生任何正面意义上的个人情感联系。如果从“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而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行为原则的确立是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道德规范的既定原则相对应的。电影中的正面男性形象承载的不仅是革命历史英雄的银幕塑形，同样也是对银幕下的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积极引导。因此，就算身在敌方阵营，潜伏的正面人物的行为逻辑也必须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规范。

然而，在接受层面，观众遵从彼时权威评价体系所倡导的自20世纪30年代延续而来的所谓现实主义批评方式，将正面人物的形象塑造与现实社会的实际需要相对应从而做出艺术评价：“杨子荣是该影片塑造得成功的一个英雄形象。从他连鬓胡子的相貌，不离手的短烟袋和抽烟时的迟缓动作，都使我们联想到他的出身和过去的经历：一个在旧社会时长年在外扛活的、勤苦的雇农。而在战斗任务面前的英武神态，矫健的步履，敏捷的举动，又看出来是一个在革命部队中经过长期锻炼的老侦察兵。”[8]其中所渗透出的苦难革命史言说方式及其对正面人物行为价值观的评价方式，从接受层面上强化了正面人物所代表的革命历史叙述的价值引导，同时抑制了人物身上裂变出的反面气质。对阶级出身的强调，一定程度上也契合了国家在特定时期对价值观念的引导。在当时战后政权重建、整合社会经济、集合全民之力发展工业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奢华生活方式和公众娱乐消费观念的抑制也是时代主流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三、色诱与反色诱

在“十七年”时期的间谍片中，打入敌后的侦察员与女特务之间的情感关系是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典桥段，也是展示我方侦察员钢铁意志和坚定革命立场的最佳方式。在预设的正面人物形象体系中，外形俊美的侦察员对女特务具有强烈的性吸引力，女特务常常对他们垂涎三尺；而面对女特务的性诱惑，侦察员却以禁欲者的姿态出现，用自身的阶级觉悟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进行抵制。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相关阐释：“‘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的搔首弄姿、投怀送抱，只有生理上的厌恶，他需要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所强行压制的，是这种对女特务的厌恶。要问‘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是否也有欲望，也可以说有，那就是立即消灭她的欲望，他同样必须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强行压制着这种欲望。”[9]换句话说，如果女特务的性诱惑产生了作用，即让侦察员出现了情感上或生理上的冲动，那就意味着变节和堕落以及间谍活动的失败。因此，对侦察员来说，这种诱惑的产生完全不是生理上的，甚至不能称之为性诱惑。由此看来，色诱与反色诱的角力，显然已经超越了男女性别对峙，包装为敌我双方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殊死较量。

然而在影片中，侦察员的俊美外形构成了女特务伺机引诱的情感动力，从另一方面承认了男性魅力的存在，并且这种男性魅力被侦察员在执行任务时加以利用，大施“美男计”为我方获取情报。当时有观众对《英雄虎胆》中阿兰对曾泰产生爱意的原因做了如下解释：“阿兰在匪徒中的生活是孤立的，精神空虚，无法寄托，虽然她是李月桂的亲信，但对她们并没有什么好感，当‘副司令’来到他们这里的时候，这个在她看来是年轻、漂亮而又有才能的人，当然会引起她的爱慕。”[10]侦察员利用男性魅力进行间谍活动，不仅没有受到道德层面的谴责，而且为正面人物的形象建构提供了积极意义，丝毫不会影响观众对于正面人物的情感认同。反之，女特务的女性魅力则承载着包括放浪、荒淫、妖媚在内的审美和道德层面的负面价值，对“美人计”的坚决抵制从反面印证了正面人物所具备的钢铁般刀枪不入的革命意志。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观众在观赏影片的过程中，分别调动正反两方面的情感和审美动力，对银幕上的“男色”和“女色”进行消费。男性与女性之间天壤之别的审美差异，其背后的内在运作机制，实际上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源。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性对于女色的攫取是胜利者的标签，而女性对于男色的占有则是武则天式的荒淫。所谓“娶妻娶德，纳妾纳色”，即良好的品德操守是娶妻的首要条件，女色其次。只有当女色不具备威胁性和破坏性的时候，才能够纳入到伦理体系中。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伦理体系下，外形俊美、道德高尚的杰出男性是女性从心理到生理都渴望依附的对象。因此，在意识形态所赋予的正义性前提下，男性侦察员利用女特务对自己的爱慕从而达到获取情报的目的，则不需要背负道德的谴责。《英雄虎胆》中曾泰对阿兰的情感利用，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阿兰最后的愤恨一击，既可以解读为政治溃败、幻想破灭之下的玉石俱焚，也可以理解为女性对于男性情感决绝的彻底绝望。反之，女性如果利用美色对男性进行诱惑，则被定义为不知廉耻的荡妇行径，从而经由道德审判而达到否定其所属意识形态阵营的目的。在红色政权的伦理体系下，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在间谍片中被巧妙置换为不同意识形态阵营中的人物塑造，其内在核心包裹的仍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男尊女卑的文化内核。

作为权威政治意识形态宣教的工具，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承担着建立意识形态询唤机制的功能。从接受层面来说，观众与人物之间建立情感认同的基础，在于人物形象塑造的真实可信。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中国电影与观众之间建立情感沟通的主要方式。因此，间谍片中男性英雄形象的建构，由于契合了“十七年”时期审美观念下人们对真实的理解，从而应对着彼时的时代风尚和主流价值观念的引导方向，同时也标示着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生活本质认识的差异及其变化过程，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之间形成一种颇为有趣的互动。

[参考文献]

[1] 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2.

[2] 陈山.红色的果实——“十七年”电影中的类型化倾向[J].电影艺术，2003,(5):24-28.

[3] 艺军.看反特影片《寂静的山林》[J].大众电影，1957,(19):25-26.

[4] 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5] 印质明.我塑造的公安人员形象[J].电影艺术，2005,(5):105-110.

[6] 胡克.一种反特片模式[J].电影艺术，1999,(4):43-47.

[7] 严寄洲.《英雄虎胆》：一次苦涩的创作[J].大众电影，2006,(9):38-41.

[8] 朱寨.赤胆忠心的英雄——看影片《林海雪原》[J].大众电影，1961,(3-4)，13-14.

[9] 王彬彬.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J].随笔，2008,(5):36-42.

[10]温培源.也谈《英雄虎胆》中阿兰的形象[J].大众电影，1958,(23):15.

[责任编辑兰一斐]

Construction of Hero Image on the Screen—On Performance of Actors in Espionage Films during theSeventy-Year Period of China

LI Jing

(SchoolofArt,Xi’anUniversity,Xi’an710065,China)

Abstract:As the sta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tool, positive characters during the Seventy Years Period of China play the role of building ideology machanism in films. With handsome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perfect morality in espionage films, positive hero images in espionage films provide standard and gist for main stream values in real society.

Key words:the Seventy Years Period of China; espionage film; performance of male characters

文章编号：1008-777X(2016)01-0001-05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J906

作者简介：李静(1981—)，女，湖北老河口人，西安文理学院艺术学院讲师，电影学博士，主要从事电影历史及理论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22

【影视艺术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