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芝

(西安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65)



【文学艺术研究】

D·H劳伦斯作品中的生态意蕴

张秀芝

(西安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西安710065)

早在20世纪初，英国作家D·H劳伦斯曾就现代文明对自然过度榨取所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生存危机等方面的问题做过论述。他从生态与哲学的角度探索社会生态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又怀着对人类生存的忧思，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渴望回归自然的原生态、期盼人与人之间建立友爱以达到全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表现出了其对物与人的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这实质上就是劳伦斯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态意蕴。

D·H劳伦斯;社会生态;现代文明;生态意蕴

“生态”(Eco-)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指家(house)或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从本质上讲，生态其实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各生物之间和其与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发生的关系。而生态意蕴就是作者通过文学作品对一切生物生活状况的内容及与其关系的探索。劳伦斯通过文学艺术追求其精神诗意的完美，并在诗意的人文精神世界中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是文学作品中所具有的生态意蕴。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日益恶化的生存与生态危机，并由此引发了对生态和谐的理解与思考，因此从生态角度来探索自然、人类与社会问题已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主要趋势。随着人类对生态问题研究的深入，许多生态思潮或绿色文化蜂拥而至。不少学者预言:21世纪乃至更长的时期,必将是绿色文化思潮时代。英国20世纪初期的著名作家D·H劳伦斯就曾被称为“早期生态批评家的‘作家’”[1]60。他曾言：“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大灾大难已经发生，我们深处废墟之中。”[2]1这里作者所说的“悲剧”是指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现代社会状况，他所说的“大灾难”是指狂虐的破坏性发展对自然所带来的摧残及对人的身心健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的悲凉话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领略到了人类在物质文明达到高度繁荣的同时,却使“这个曾经是生命乐园的地球方舟，如今已千疮百孔，面目全非”。[3]95因而，劳伦斯一生在寻求诗意的生存环境，探索社会生态下人类的生活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从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生态意蕴。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必将经过社会的巨变过程，英国的发展也不例外。工业革命以前英国曾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业的国家，然而，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期的圈地运动，使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被迫变成了当时社会的廉价劳动力，英国从此由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工厂”。“‘典型的英国人变成了城市人’，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国家，中世纪那种田园诗般的农业社会被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取得。”[4]但是，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并未把英国变成人间的乐园，反而是自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雾霾笼罩着伦敦，把它变成了雾都，这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同时，社会巨变使贫富差距更大，最终使人们在道德精神、思想文化及人们之间的行为文化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那些曾经有血有肉、有意志与情感欲望的个体受到了压制，生命的本能也变得衰竭。劳伦斯就出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而，劳伦斯在其大多作品中反思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的生存困境，思考人与一切生物的关系，探索人类的精神生活，从而表达他对生态社会发展的困惑及对现代文明发展的忧思，在悲天悯人的意识中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劳氏这种具有超越当下情怀的生态情愫深深地触及了社会生态困境的思想文化根源。因此，劳伦斯希望人类回归自然的原生态，建造新的“诗意的栖居”之地。

一、社会生态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

从生态的观点来看，人类关系的表现形式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看，所有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人类社会也不例外，它是人类生存世界与自然界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要求和谐发展，因为来自自然中的人本身就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离不开自然的。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又是矛盾对立的，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就要去开发自然，从自然中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而自然界又竭力地保持并恢复其原始状态。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处理得不好就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所以人类对于自然的利用必须在其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便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平衡。劳伦斯从哲学的角度认识到：“任何事物，包括人类与世上万物，既要保持体内对立关系的平衡，同时也要与对立的他物或他人保持平衡。”[5]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然而，劳伦斯所处的时代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猖獗的时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以人的欲望为前提，以人的利益为目标，以牺牲其他生命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种价值观主张以人为主宰,目的是从自然中榨取更多的利润，这无疑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所认为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最终必然物欲压倒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给大自然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人们对于金钱的狂热超过了一切，这种狂热必然带来社会生态下人对自然的杀戮，甚至是对一切生命的残害。正如劳伦斯所预言的，人与自然矛盾的升级让自然的美、生活的快乐遭到彻底的否定，那种连鸟兽生来就有的追求形体美的天性也荡然无存。森林被砍伐了，田野上的花草被铲除了，天空弥漫着黑色的烟雾，想“远离尘嚣”的人们在无奈中躲避着机械化的文明。在《机械的胜利》中，劳伦斯鞭挞了人类机械打乱了自然生物链。“一个世纪以来/机械胜利了，把我们滚来滚去/把百灵鸟的巢穴晃动，直到蛋卵全破碎/抖动沼泽，直到天鹅飞走……”[6]劳伦斯在这里用“机械”比喻工业化发展的进程，用“我们”代表人类、用“百灵鸟的蛋卵与天鹅”代表自然。工业的无节制发展给人类及自然带来了灾难，最终，大自然向人类报复，而人们极力地要逃离这种灾难。在《骑马走出的女人》中，女主人因厌恶到处的垃圾要逃离社会，“她一定要走出去”[7]，她要摆脱堆满垃圾的环境，逃离她所厌恶的世界,甚至愿意成为异族的牺牲品。同样，《虹》中的厄秀拉也想远离尘嚣，“想化作‘一个坚实的土墩’，和自然风雨相互切合”。[1]125劳伦斯认为混乱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状况是丑陋的。他对这两个女人的塑造就是想让人类意识到人类错误地对待自然所带来的后果。因而，劳伦斯说：“煤矿是自然风景的一次不幸”。[8]这里，劳论斯用“煤矿”来表示发展中机械工业对于自然的践踏。因为人类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这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矛盾统一体，这就必然导致自然与人的斗争。而劳伦斯对人的行为在对待自然问题上的反思，体现了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我们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史。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要依靠大自然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本来应该是正常的物质循环关系。人通过一定的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得必要的物质用于人类的生活与再生产，再通过人类对废料的处理把这些物质再还给自然界，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均衡循环的过程。然而，人类的私欲膨胀造成了人们对物的热切追求及对自然的过分开采，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故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及马克思主义物质循环的观点，结果必然导致对自然的破坏和自然对人的报复。劳伦斯是从生态与哲学的角度揭示人类中心主义观带来的人与自然的不平衡，并且怀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反思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他对于自然的融入、欣赏与呵护的表述，正是利奥波德从自然的和谐、稳定与审美的价值出发，呼吁人们实践对于地球方舟的热爱意识的体现。

二、对“人”的生活状况的担忧

人类社会发展中，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马克思曾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健康自由发展。人是具有双重生命力的，人的发展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发展，而且是精神生命的提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物质财富丰富了，但人们的社会劳动目的发生了改变，把追求物质看成了他们的目标，这就偏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使得人的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一起遭到摧残。

劳伦斯认为，一个人若要变得至善至美，就得在精神与肉体的对立中取得平衡，并且要与他人和谐相处，这样，人才会活得有价值。然而，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变革了经济、政治和日常社会生活状况，同时还破坏了精神与肉体的对立与平衡的关系，最终影响到人的健康生命。为了支撑生活，工人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失去了真正的生活自由，然而换来的却只是少数工业资本家的物质富裕。劳伦斯以他的笔锋揭示了当时的社会产业化只是单纯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发展。其结果是人类的精神之花没有随着物质的雨露滋润而盛开，反而却日渐凋零，人处于孤独与迷失的境地——失去了应有的本性，成了失去精神家园的难民。所以“人不是机械，他不能一直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更重要的是人不是动物，人有自身的精神追求，需要可以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时间”。[10]因此，劳伦斯认为人如果成了工作的昆虫，他们真正的生活被剥夺了，最终必然导致他们人性的缺失及其精神的颓废。

在劳伦斯眼里，无计划的大肆发展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缩的根源。现代化导致了人类精神与肉体的分离，引起了他对现代文明发展的忧思，所以无节制的工业都市化与产业化逐渐破坏着原始资源，其中包括土地和劳动者。这就是劳伦斯在关注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同时，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生态和人类的自然精神状况的原因。劳伦斯曾提出：男人变得空前地不像男人，更像机器。[11]162工人的悲惨状况使他觉察到：“铁与煤已经深深地蚕食进人的肉体与灵魂。”[2]197“农民成了毫无生命美感的‘数字’，……他们为了生存、为了丑陋的生存变成了工作的‘奴隶’。”[1]120在这里，普普通通的人们已经失去了人的本性，成了灵魂已经泯灭的行尸走肉。《儿子与情人》中的女主人公对于现实的失望使她觉得自己“像是给人活埋了”。[12]而《太阳》中，“无论是吉利亚的丈夫还是她的小男孩，还是那个虽长年在阳光下却难以逃脱现代文明桎梏的农民，都成了阴暗怯懦的‘蠕虫’”。[13]《公主》中的公主也是一位人格被严重扭曲的例证。这些人物在其内心深处都对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他们希望过清新、自由、纯真的生活，渴望真正的爱。然而，残酷的现实社会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凸显了以他们为代表的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精神的颓废与道德的沦丧。“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时期，个人主义把人捆绑在拜金主义的旗帜下，一切以是否‘利我’为原则，以‘我’为中心，以‘私利’为半径画圆圈，使人的道德沦丧，……”[3]130不仅如此，就连《恋爱中的女人》中的杰拉德·克里奇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矿主克利福德(19世纪理性与工业文明的推崇者，更是社会权威的象征)也成了人类在追求工业文明进程中的牺牲品。杰拉尔德原本天真活泼、崇尚自然，厌恶黑色的工业浪潮，他曾进入未开化的地区去追求他的理想。但他的周围环境使他极为失望，以至于他内心十分痛苦，最终使他变得蛮横霸道，失去了人性，也造成了他与古德伦的悲剧。而克利福德曾在德国波恩与剑桥学习，曾经的他内心渴望着爱、希望过着高雅平静的生活，然而无情的战争、一味追求矿业发展使他失去了内心的灵性，终于造成了他与康妮灵与肉的分离。总之，他们在权威及物质金钱的寻求中迷失了自我，从一个个热血青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到最终失去了自然生命，也失去了精神生活。因而，人类在对物质的疯狂追求中，失去了对精神的追求，在物品符合的游戏中迷失了自己。

三、劳伦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探索及其写作局限

(一)人应该回归自然的原生态

阿诺德·伯林特在《环境与以上：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中提到只有自然才是一切事物(包括一切人造物)的原初源泉，同时也是最有潜力的材料，这就要求保持自然原生态与原天地之美。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罗尔斯顿的尊重自然生命，还是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都要求人类尽量放弃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强调大地共同体的和谐、稳定与美丽。利奥波德曾说：“我不能想象，没有对于大地的挚爱、尊重和敬慕，没有对于大地价值的高度赞扬，能够存在于一种大地的伦理关系。”[14]李承宗认为：“人类利益至上是和谐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基础。”[3]21Peter Marshall也提到：“自然的状态是纯朴的、美好的和健康的状态，与之相对的则是现存腐败的、人工的和机械的社会。只有遵循自然和回归自然(Back to nature), 人类才能得到疗救和新生。”[15]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人的需要不是单一的，它是物质与精神的全面满足过程，这个过程要在人与自然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以及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从整体生态的角度来说，人与其他事物一样，原本根植于无穷无尽的万物之中并与之融为一体，这样结合的整体就是人生理想的家园。因而，回归自然并与自然结合才能给人提供物质的可持续与精神满足的条件。现代人被“物化”的社会压迫着，在生活的缝隙中挣扎着，心灵的唯一慰藉就是在美丽的大自然中寻找一片自由的乐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劳伦斯是一个书写自然的原生态作家，他希望人类要顺应自然、回归本性、回归自然的原生态状态，这正符合上述哲学与生态学的观点，因此，他的一生都在寻找人生的乐园并主张自然应当保持其纯朴与原始状态。在他眼里，自然是不加任何修饰的自在的荒野。他的作品中大多赞美了不接受任何人类出于功利目的而安排和利用的粗野、放任的原生态形态。在诗歌《河边的玫瑰》中，他给我们展示：“在黎明中/我们发现黑色的野玫瑰/在水面上姹紫嫣红/聒噪的青蛙放声高歌，消息缠绕的土地/成了冰和玫瑰的家园。”[16]“它们(藏红花)绽放出紫色和橘红，以某种隐蔽的旋律，奏出一首欢快的交响乐。”[11][204]在这里，他以真挚的情感、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倾诉着他对乡间的眷恋及对自然的感怀，还有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与和谐宁静理想境界的想象。劳伦斯对于自然的描写就是让人感觉到自然界的生命，感觉到它与人类息息相关，从而使人类反思自己的生活态度，不要形成自然的对立面。

另外，作为现代人，他把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归为自然界，认为只有返璞归真、融入大自然并在自然中完善自我。他说：与“动物、盛开鲜花的树、土地、天空、太阳、星星和月亮之间纯粹的关系”是“拯救自己的灵魂”[17]的一条出路。劳伦斯的这种生态观点正符合罗尔斯顿的尊重自然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他在短篇《太阳》中给我们展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她瞧着已经被太阳晒成金红色的乳房与大腿，感到她“成了另一个人”，同时也觉得“体内有一股活力”。[18]126-127而当“她看到地中海的太阳赤身露体，纤尘不染地从地平面跃起，喷薄而出，她才被深深震撼……于是她脱掉了衣服，赤裸裸躺在阳光下，向太阳敞开身体和心肺”。[19]从而,她觉得阳光浸透了她，并与她的情感思想融为一体。他的这种人类回归自然的描述与自然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正是劳伦斯对于社会人在走向自然人的认识。在《恋爱中的女人》中，作者描述了伯金在大地母亲的怀抱，尽情地享受自然带给他的愉悦。“这种与大自然在灵与肉双重意义上的交流，就是劳伦斯对待原始生态、对待生命的态度。”[18]136这就是人们终于挣脱了文明的枷锁，处在与自然相融的关系中，使自己的肉体与心灵得到平衡。在《白孔雀》中，劳伦斯笔下的内瑟梅尔谷地的美丽大自然净化着人们的心灵，使他们在自然中感到了心灵的慰藉。在《虹》中，他展示给我们原生态下人与自然和谐探索的例证，因为他明白“我们同自然一起生活，使用着自然的物质和力量”。[3]69因此，在劳伦斯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乡间的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他要展现这种原生态状态下，人们的精神得到洗礼与升华的人生境界，希望人回归到人性最本质的状态。他所塑造的伯金、梅乐斯都曾居住在自然中，过着远离尘世的生活；就连那被文明异化的杰拉德，作者也安排他死在了冰冻的大自然的怀抱中，这也是劳伦斯所希望的生活方式——返璞归真，融入原始自然。这充分体现了史怀泽“顺从自然或敬畏自然”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的观点。

因此，劳伦斯的作品总是以山川、旷野、森林为自然场景，他强调了这些场景中自然的魅力及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因为只有在天地与大自然中，人的灵魂才能净化。他倡导男女回归原始自然，共建精神家园的人性和谐的生活。于是，劳伦斯给我们塑造了一对对回归到自然界中的自然人，他们勇敢地冲破了伦理道德的束缚，在和谐的大自然中让人性挥洒。他们那原始野性的生命活力在自然的环境中自由地挥洒燃烧，绽放出美丽的人性之光。因此，他告诫人们，要过活着的生活，要与自然交流，[20]而只有在美丽的大自然中，人们沉睡的心灵才能被自然的壮美所激活，人才能领略人生与自然的神圣性。劳伦斯的这种回归原始的态度是对西方文明弊病的反省及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思考，是对拯救人类孤独灵魂的探索。

(二)远离尘嚣，与异化的文明抗争

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看，如果人的私有观念没有消除，必然会造成人与人利益分割的不平等，也就会导致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向自然无穷索取，这必然带来人与自然的矛盾。现在人类要摆脱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就必须对人类发展尤其是现代人们的生活追求方式进行全面彻底的检讨与反思。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也是人在对自然的基础上结成的”。[21]这就是人从自然界中走出的事实,决定了人无法摆脱其自然属性的一面。马克思认为人具有自然属性,即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同时,他也指出人具有社会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马克思的观点是人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如果割断人与社会的联系,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劳伦斯也明白人是需要与他人联系的，他曾言：“把拿破仑孤困起来，他就一文不值了。把康德孤困起来，他那些伟大的思想就只能在他自己的心中滴滴答答溜走——他如果不把他的思想写下来，这些思想只能像一只无生命的表。”[11]35

但现实的令人沮丧、自然的恶变与人性的迷失使劳伦斯把人的一切社会属性统统剥离以示与现代异化文明的抗争，在他看来，“人”只有远离社会的控制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然人。因此，在《白孔雀》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给我们塑造了安纳布与梅乐斯这两个自然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有教养的文明人，但他们不幸的婚姻使他们愤然遁逃到了大自然中，宁愿去过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安纳布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异化作用,重新选择了原始的返璞归真,以此来逃避和抵制文明的异化；而梅乐斯是用满口的粗话来拒绝与唯理、权势和拜金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他们都想逃离社会，远离尘嚣，安心处于静谧的田园生活来抗争他们所厌恶的社会文明，但结果却是安纳尔成为了文明与自然对抗的牺牲品，梅乐斯还得苦苦寻找以后的人生出路。这充分说明人的本质是历史发展及社会的产物，人的生活是一种社会生活，因此人必须与他人与社会取得联系。人的自然性是人的本性，是发自人内心的需要和欲望。“但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人不可能单纯是他的自然属性，还应有精神属性、社会属性。”“一个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人，是一个包含并整合了他的各个属性于其中的整体人。”[22]因而，人的自然性是不能脱离人的社会性的，人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社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是人类要找的出路。劳伦斯“没有把人理解为社会存在物，没有把自然看成是人化的自然，完全抛弃了社会发展，抽象孤立地研究自然科学”，[23]这是纯粹的自然观。最终他对于现代文明的抗争只能用抽象的、人的自然属性去抵抗资本主义。

(三)劳伦斯的写作局限

从劳氏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味地希望人类重新回到原始的自然生态中去，重过古代田园诗般的生活，这种完全脱离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也有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韵味，即向往和回归原始荒野并力求在荒野中使人得到自然中的升华。他所倡导的回归原始生态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他否定自然的社会属性及人的能动性的观点，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人化自然的观点。他作品中的自然是一种原始的、抽象的、僵死的自然，因而他的自然观只能停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及费尔巴哈的客观、僵死的原始荒野层面上。劳伦斯没有系统地考虑人类应把自己的生活所需的内在尺度与自然规律的外在尺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人类利用自然的科学性和道德性，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德关系；忽视了人类应该善待自然及自然中的一切生物，这实际上是在善待自己。他完全没有认识到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是双向互动、同步进行的，所以他所开具的解决问题的救赎之方只能是片面地利用人际间的同情、自我的自然陶醉甚至是阳物婚姻来解决。他想退去一切文明的社会束缚，远离人类社会，回到生命的本质去实现人类新生的愿望只能是他在抗争中的艺术家的狂想，这正是劳伦斯作品的局限。

四、结语

同其他转型时代的作家一样，劳伦斯的敏感让他担负着从批判的视角揭露当时的社会问题、预测未来的使命。他利用文学作品来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及自然危机的根源，并从哲学与生态的角度批判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在金钱游戏的规则中，人们迷失了自我、失去了自我价值。我们从劳伦斯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生态哲学思想体系，然而，他作品的字里行间都包含着生态情怀，包含着对于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这一深厚的生态含义。故而,他努力寻求人对待自然的正确态度，并不断探索人的精神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正确出路。

今天，在我们看来，劳伦斯为现代人寻找出路的方法虽然有点偏激，而且由于时局的限制，他对人类文明的批判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上，然而，他不愿悲剧性地对待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的态度，说明了他具有超前的生态意识。他一直在为人性的堕落、生命的退化、民族的衰败而做着艰难的救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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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小琴]

D.H. Lawrence’s Ecological Implication in His Works

ZHANG Xiu-zhi

(SchoolofForeignStudies,Xi’anUniversity,Xi’an710065,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English writer, D. H. Lawrence, made a deeper probe into the ecological de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crisis caused by modern civilization’s too much extraction from nature.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he probed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ecological society. With deep concern about the human existence, he introspected the way of human living in the hope of returning to the natural and primitive ecology to gain the whole society’s harmony and development by establishing interpersonal care and love. This shows Lawrence’s humanist concern and is actually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in his works.

D.H. Lawrence; social ecology; modern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implication

2016-02-20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D.H劳伦斯作品中的和谐理念及生命意识分析与研究(13JK0296)部分成果。

张秀芝(1963—)，女，陕西渭南人，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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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77X(2016)04-00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