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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影响因素分析

2016-03-02李辉张未广刘亿

商业经济研究 2016年3期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中亚影响因素

李辉 张未广 刘亿

内容摘要: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农业经贸合作越来越得到广泛关注。本文采用2001-2013年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数据,利用二元边际分解法,对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进行测算分析。研究表明:集约边际对农产品出口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扩展边际拉动作用有限但呈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有正向影响,可变贸易成本、农业生产率、固定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有负向影响;农业经济规模对扩展边际有正向影响,可变贸易成本、农业生产率对扩展边际有负向影响。

关键词:中亚 农产品贸易 二元边际 影响因素

中国与中亚自张骞开辟古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经贸往来,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历史悠久的经贸往来,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基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访中亚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中农业是重要合作领域,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给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带来新的机遇。自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虽不断增长,由2001年的0.53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5.79亿美元,然而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仍然较小且很不稳定,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资源各有禀赋,市场需求各有特点,在农产品贸易上的竞争性较弱,互补性较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基于此,本文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分析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结构特征、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提出优化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和贸易增长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变化分析

(一)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变化

由图1可知,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呈逐年递增趋势,由2001年的0.36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5.1%。而其占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变化较大,2001-2003年比重缓慢上升,2004-2008年比重快速上升,由0.26%增长到0.72%,提高了近3倍,但2009年之后比重又出现下滑。由此可见,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虽在不断增长,但占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仍然较小且很不稳定,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由表1可知,2001-2013年中国对中亚五国各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其中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增长最快,出口贸易额由2001年的51.02万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479.02万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7.79%。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增长次之,年均增长率为45.68%,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增长最慢,出口贸易额由1167.46万美元增长到6952.77万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8.9%。从表1来看,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最大农产品出口国,比重较为稳定,一直保持在50%左右。吉尔吉斯斯坦取代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比重呈快速上升趋势,由9.14%增至28.02%。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占比由32.64%降至15.34%。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占比由1.43%增至3.26%,增长了2倍多。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占比由6.9%降至2.18%,下降了近70%。由此可见,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

(二)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种类变化

由表2可知,2001-2013年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种类由101种增长到270种,增长了近3倍。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新增种类大于减少种类,总共累计新增种类523种,减少种类351种。从每年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种类增减数量来看,2010年以前每年新增农产品种类大于减少农产品种类,2010年以后新增农产品种类小于减少农产品种类,出口农产品种类趋于减少。由此说明,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种类由不断增加逐渐趋于减少。

(一)二元边际的测算方法

通过现有文献来看,贸易增长二元边际的定义和分解因研究角度不同而不同。Helpman,Melitz and Rubinstein(2008)从国家层面上将集约边际定义为双边贸易关系中贸易额的增加,而将扩展边际定义为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Melitz(2003)从企业层面将集约边际定义为现有出口企业的出口贸易额增加,扩展边际为新企业进入到出口市场从而扩大的出口规模。在此基础上,Helpman(2008)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异质性模型,将每个出口企业的平均贸易额定义为集约边际,而将扩展边际定为所有出口企业的数量。Hummels(2005)从产品层面上将集约边际定义为现有出口贸易产品在数量上的增加,将现有出口贸易产品在种类上的扩张定义为扩展边际。本文借鉴Hummels(2005)的研究方法,基于产品层面以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为研究对象,对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分解测算,其中集约边际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i表示中国,j表示中亚五国,w表示世界;k表示市场农产品集合,Kijt表示t年中国出口到中亚五国的产品种类。IMijt表示在t年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值。Vijkt为t年中国出口到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额。Vwjkt表示在t年世界出口到中亚五国农产品的贸易额。因而,指标IMijt可解释为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额占世界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额的比重。该指标越大,表明在t年中国出口中亚五国与世界出口中亚五国的农产品中,中国出口贸易额越多,即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大。

其中,Kwjt表示t年世界出口到中亚五国的产品种类。EMijt表示在t年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值。Vwjt则表示在t年世界出口到中亚五国所有产品种类的贸易额。指标EMijt数值越大,表明在t年中国出口到中亚五国农产品种类与世界出口到中亚五国农产品的种类重合度越高,从而说明中国对中亚五国在更多的农产品种类上实现了出口,即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越大,表明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越多样化。

(二)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分解

根据上述二元边际的分解测算方法,本文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中2001-2013年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数据,采用HS1996分类标准的HS01-24章所有6位数编码产品,对二元边际进行分解测算,揭示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

由图2可知,从整体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呈上升态势,由2001年的0.0923增至2013年的0.1046,增幅为13.33%,说明出口农产品多样性不断提高。而扩展边际均值为0.0891,说明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种类和世界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种类重合度较低,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种类较少。集约边际波动较大,2001-2010年呈上升趋势,由0.0414增至0.0922,2010年以后小幅下降。从总体增幅来看,集约边际增幅为73.19%,是扩展边际增幅的5倍多。因此可知,集约边际对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增长的贡献更大,且从注重出口量的增加开始逐渐转向更加全面注重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发展。

由表3可知,从各国来看,2001-2013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呈上升趋势,集约边际增幅分别为61.45%、13.47%、180.16%,扩展边际增幅分别为16.87%、10.26%、36.69%,集约边际增幅明显大于扩展边际增幅。因此说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源于集约边际的贡献。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呈上升趋势,由2001年的0.0051增长到2013年的0.0256,增幅为401.96%,而扩展边际呈下降趋势,由0.3074下降到0.2563,增幅为-16.63%,因此说明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源于集约边际贡献。中国对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呈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0.0326下降到2013年的0.0182,增幅为-44.17%,而扩展边际呈上升趋势,由0.0682增长到0.0815,增幅为19.50%,因此可知,中国对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源于扩展边际贡献。综上所述,集约边际对中国出口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农产品贸易增长的贡献较大,而扩展边际对中国出口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增长的贡献较大。

(一)计量模型构建

通过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分析,明晰了二元边际结构特征和变化趋势,进一步探索影响因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来源,更加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Dennis and Shepherd(2007)研究了贸易成本对出口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表明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具有负向影响。Amurgo Pacheco and Pierola(2008)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可变贸易成本和经济规模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可变贸易成本和经济规模对扩展边际有显著影响。Bernad et al.(2009)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影响。钱学峰、熊平(2010)研究了经济规模、多边阻力、固定成本、生产率水平、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些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实际,借鉴钱学峰、熊平(2010)对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构建计量模型对贸易成本、经济规模、农业生产率、经济一体化等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LnIM=α0+α1Lnagdp+α2Lnapro+α3Lnvct+α4Lnfct+α5wto+α6cb+ν

LnEM=β0+β1Lnagdp+β2Lnapro+β3Lnvct+β4Lnfct+β5wto+β6cb+μ

模型中,IM表示集约边际,EM表示扩展边际,agdp表示经济规模,apro表示农业生产率,vct表示可变贸易成本,fct表示固定贸易成本。wto表示是否是WTO成员国,cb表示是否拥有共同边界。

(二)变量及数据选取

因变量IM和EM分别为2001-2013年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由(1)式和(2)式分解测算而得,二元边际值见表3,数据全部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自变量及数据选取如下:经济规模(agdp),是决定一国进口需求规模的重要衡量指标,本文研究对象是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因此采用中亚五国与中国农业增加值的比值。理论上进口国经济规模越大,对出口国产品潜在需求越大,预期对二元边际影响为正,数据由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整理而来;农业生产率(apro),是一国农产品生产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本文采用中亚五国与中国人均农业增加值的比值,预期对二元边际影响为负,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可变贸易成本(vct)采用中亚五国首都与中国首都的直线距离来衡量,一般而言两国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预期对二元边际影响为负,数据由Google Earth软件测算而得;固定贸易成本(fct),参考钱学锋、熊平(2010)的研究,采用中亚五国经济自由度指数分值与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分值的比值来衡量。经济自由度指数涵盖财政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货币自由等9个方面的总体得分,进口国得分越高代表进入该国市场受行政干预、非关税壁垒等的影响越小,固定成本越低,预期对二元边际影响为正,数据由2001-2013年美国The Heritage Foundation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整理而得;此外,本文采用的理论模型也是对经典引力模型的拓展,在模型中引入了虚拟变量中亚五国是否是WTO成员国(wto)、是否与中国拥有共同边界(cb)。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有共同边界,而与吉尔吉斯斯坦同属于WTO成员,由此可见拥有共同边界和优惠贸易安排对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相当大,预期wto、cb对二元边际影响为正。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软件Stata12.0对上述模型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首先对模型各变量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能通过稳定性检验。其次是估计模型的选取,通过检验表明,对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的估计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如表4所示,在集约边际影响因素模型回归(1)中,从回归结果来看,在5%置信水平,经济规模、农业生产率、可变贸易成本、固定贸易成本、wto五个变量均显著,且符号符合预期。其中经济规模符号为正,经济规模每增加1%将会推动集约边际增长0.784%。说明中亚五国经济规模相对越大,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规模越大越有助于集约边际增长。农业生产率变量系数为负,农业生产率每提高1%将会使集约边际降低0.541%,说明中亚五国相对中国农业生产率越高,生产农产品能力越高,能够满足其国内农产品消费需求的能力越高,越不利于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集约边际增长。该结论符合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进口国企业生产率水平相对出口国较高,则出口国能够出口的产品量就会减少。可变贸易成本变量的系数为负,表明中亚五国与中国的空间距离越远,即可变贸易成本越高,越不利于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集约边际增长。该研究结论符合传统的引力模型理论,空间地理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越不利于贸易规模的增长。固定贸易成本变量的系数为正,固定贸易成本提高1%将会引起集约边际下降1.15%,说明中亚五国经济自由度越高,贸易阻力会越小,有助于对其农产品出口集约边际增长。wto变量系数为正,说明加入WTO的中亚国家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在模型中,cb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可见边界接壤对集约边际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扩展边际影响因素模型回归(2)中,从回归结果来看,经济规模在10%置信水平显著,农业生产率、可变贸易成本、wto、cb四个变量在5%置信水平显著,且符号均符合预期。其中经济规模变量的系数为正,经济规模每提高1%将会使扩展边际增长0.637%,说明中亚五国相对中国经济规模越大,越有助于促进中国出口农产品多样性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率变量的系数为负,农业生产率每提高1%,扩展边际将下降1.256%。说明中亚五国相对中国农业生产率上升不利于中国出口其农产品多样性的提高,该研究结果与钱学锋、熊平(2010)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且扩展边际弹性系数是集约边际的2倍,说明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多样性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中国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可变贸易成本变量的系数为负,且弹性系数是集约边际的3倍,说明空间距离对出口农产品扩展边际影响更大。固定贸易成本变量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中亚五国经济自由度并不直接影响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增长。wto变量系数为正,说明WTO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多优惠和便利,有助于中国对加入WTO中亚国家农产品出口多样化的发展,其弹性系数较集约边际小,说明目前对扩展边际增长的影响有限,有待进一步深化合作。cb变量系数为正,且弹性系数也较大,说明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国家享有更多贸易的优惠政策和便利,能促进中国出口其农产品多样性的提高。

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从整体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占比仍然较小且不稳定,出口种类由不断增加逐渐趋于减少。从中亚五国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增长存在差异,出口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从二元边际分解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但呈增长趋势。其中中国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由集约边际拉动,扩展边际作用有限。而对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由扩展边际作用拉动。

从集约边际影响因素来看,经济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集约边际增长,而农业生产率、可变贸易成本、固定贸易成本的提高不利于集约边际增长。从扩展边际影响因素来看,经济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扩展边际增长,而农业生产率、可变贸易成本的提高不利于扩展边际增长。加入WTO有助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增长。拥有共同边界有效促进了扩展边际增长。

(二)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就优化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和贸易增长路径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优化中国农业产业升级,加大对农业资金、技术等的投入,提升中国农业生产率。鼓励出口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丰富可贸易农产品种类,提高中国对中亚五国出口农产品的多样化发展,优化出口农产品贸易结构。同时,积极开拓中亚潜在市场,促进农产品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第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中,加强中国与中亚五国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运输成本和时间,为中国农产品走向中亚提供便利。同时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领域的经贸合作,早日签订农业合作、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减少贸易摩擦与成本,充分挖掘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的潜力。

第三,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的中国新疆地区打造成中国与中亚合作的示范基地,充分发挥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核心区的作用。在新疆建立面向中亚的特色农产品出口基地,提升出口农产品加工企业竞争力,增强新疆在区域农业经贸合作中的竞争优势。加强新疆地区经济特区的建设,发挥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区位优势。

参考文献:

1.朱新鑫,李豫新.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J].国际贸易,2011(3)

2.范爱军,刘馨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世界经济研究,2012(5)

3.钱学峰,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及其因素决定[J].经济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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