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雅君　冯信久（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浙江嘉兴　314500）



基于地缘文化的嘉兴区位优势分析

顾雅君冯信久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浙江嘉兴314500）

摘要：地缘文化具备的地域性、传承性和扩散性等人文禀赋特征，不仅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且还有较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因此，嘉兴市在发挥自然禀赋进行区域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和建设以地缘文化为核心内容的非自然禀赋区位优势，不仅可以形成地区差异化明显的、新型的区位竞争优势，还可以此为内容逐步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长效的经济增长机制，满足现阶段经济增长的需求，最终形成一个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经济格局。

关键词：地缘文化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差异化长三角经济圈

一、嘉兴市利用地缘文化发展区域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嘉兴市依靠资源禀赋的优势进行区域经济建设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经济增长的要求，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展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培育新型长效的经济增长机制。地缘文化区域性特征明显，且具有传承性、扩散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以及较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等特点，极易形成带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非自然性资源禀赋。这类禀赋不仅不可复制，还可以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使本地区具有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嘉兴市而言，丰富的地域传承、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背景已经初步具备了形成本市地缘文化最基本、核心的内容。

（一）必要性

嘉兴利用自然资源禀赋发展经济的优势逐渐丧失，经济增长后继乏力。自然资源禀赋的利用现状可以从嘉兴市的区域位置、地理资源、人口资源以及利用传统人文禀赋形成的旅游资源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地理位置优势的不唯一性

“长三角经济圈”的人口压力自2011年以来日益突出，其中上海商业圈尤其明显。从增加人口的构成来看，从业人口压力最大，旅游人口次之。人口分流的方向和人次已经成为周边地区首要关注和分析的内容。嘉兴市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与上海、江苏接壤，交通便利，杭浦高速、申嘉湖（杭）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嘉绍大桥等道路交通主干线与上海、杭州、苏州、宁波、湖州等周边城市形成一小时交通圈[1]。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嘉兴成为上海经济圈人口分流的首选去向。

地理位置形成的区位优势并不能产生持久而强大的吸引力。与嘉兴类似的上海周边城市如苏州、无锡、镇江、常州等城市，均具备与嘉兴相似的位置优势、旅游资源以及人文氛围。因此，位置优势的时间性十分有限，不能形成持久的吸引力。可见，建设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经济区必须形成依托区别于其他同类地区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2．优势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可复制性

从气候资源来看，嘉兴地处中纬度地区，属东亚季风区，四季分明，雨水丰沛，非常适宜农业经济的发展。且市内地势低平，平均海拔3．7米，平原上田、地、水交错分布，形成“六田一水三分地”的立体地形结构，人工地貌明显，水乡特色浓郁。

从能源设施上看，嘉兴市拥有秦山核电站和国家“八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嘉兴发电厂。自1992年12月22日开工建设以来，一期、二期工程累计总投资134．39亿元，总装机容量为90万千瓦机组，基本上满足了本地区对电力的工业及商业用途。

从加工制造业来看，海宁皮革制造业已经成为嘉兴仅次于南湖的另一张名片。时至今日，海宁皮革总产值近70亿元人民币，外贸出口供货值13亿元人民币，成为嘉兴地区一大支柱产业。

然而上述自然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极易受制于土地以及资源供给的不足。2014年全市年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有1．77万亩，但仅新增浙商回归项目用地需求就达2万亩[2]。土地供给的不足直接成为了资源产业发展的瓶颈。而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能源类产品、农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的同质化程度很高，该类产品同时兼有市场需求弹性较大的特征，市场波动直接会作用于此类产品。

3．劳动力要素补充的非及时性

经济增长离不开对劳动力的需求。奥肯定律不仅说明了经济增长与就业率的关系，同时也告诉我们从业人口绝对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根据省统计局对近3年来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核定，年均净增人口累计为前十年（2001-2010）年均增量9万多人的六分之一。常住人口增长率已明显减缓，其中户籍人口净迁入增加1万人，占常住人口增量的七成；自然增长0．4万人，约占三成；外来常住人口零增长。截止2014年末，嘉兴市常住人口数保持在455万左右。基于此，单纯从嘉兴市外来务工人员数量持续减少和当地常住人口数量的变化上就可以看出，满足当地经济发展所求的人力资源明显不足。

4．旅游资源开发的重复性

嘉兴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早期的古镇开发带来国内的古镇热，周庄、西塘一直是近几年的旅游热点；南湖的引发的“红色旅游”更是形成了国内新兴的红色产业链，带动了一系列的红色旅游景点、景区的开发。但是，过度开发的古镇却破坏了古镇本身的传承和文化氛围。于是，名称不同而内容无二的古镇被不断地开发出来，相似的景点、相似的文化导致了旅游人口的分流和旅游收入的增长缓慢。同样的，“红色旅游”也遭遇了类似的境遇。江西的南昌、上饶；湖南的韶山；甘肃的会宁纷纷推出“红色旅游”线路。雷同的内容和经营重复性也是嘉兴地区利用旅游资源持续发展受限的表现之一。

上述分析可见，嘉兴地区早期经济发展利用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是必然途径和天然支柱。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自然资源特有稀缺性的制约，粗放型经济模式的低效率和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会放缓经济发展的步伐，限制区域综合实力的提高。因此，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放弃粗放型模式转向集约型模式。而集约型模式培育的内涵不仅仅是摆脱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制约，而是要建立属于本地域特有的、不可复制的发展模式以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于是，嘉兴地区特有的区域文化完全满足了上述要求，成为了培育新经济增长模式可供选择的内容之一。

（二）可能性：嘉兴地区具备了构建地缘文化的基本条件

目前嘉兴地缘特色的经济建设是围绕“红船文化”为核心展开的，具有典型的“以点带面”的特征，即单一的地域核心优势。从宏观区域特征来看，嘉兴不仅是一个具有红色文化传统的地区，还是一个拥千年传承的文化区域，具有发展地缘文化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内容和构成来看，嘉兴地缘文化的核心是以马家浜文化为起点、船文化为特色载体、儒商文化为传承和支撑的地域性文化。

嘉兴文化底蕴深厚，名人佳士辈出。作为马家浜文化的发源地，马家浜文化遗址即位于嘉兴市南湖区境内的马家浜村。马家浜文化遗址是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它不仅被视作太湖流域文化的源头，也是嘉兴市文化基因的象征。历代名人中，唐代著名诗人顾况、刘禹锡，晚清大儒沈曾植、国学大师王国维、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的沈钧儒、文坛巨匠茅盾、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漫画家丰子皑、张乐平、著名物理学家黄昆、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等皆出身嘉兴[3]。嘉兴的水乡泽国，孕育出秀丽的自然风光，与瑰丽的人文传承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嘉兴地缘文化的源起。

“踏白船”是嘉兴地区特有的祭祀蚕神的活动，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既利用了当地水乡泽国的地质优势，又提醒了农桑时令，含义丰富。嘉兴当地有传说农历三月十六日为蚕花娘娘生日，故每年是日举行踏白船之仪。“踏白船”内容实际上是划船比赛，选手兼在船上作武术表演。清光绪《嘉兴府志》谓：“清明，王店市河及荐泾有摇快船之戏”。踏白船活动历数世纪不衰，逐渐演变为生产活动和体育活动。

二十世纪的革命风起云涌，南湖烟雨闻名于世。不仅是因为山色风光，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共一大在这里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南湖上的红船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至此，南湖的船文化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意义，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嘉兴是中国儒商文化的发祥地。野史称西施助勾践灭吴后，与范蠡隐居于嘉兴一隅。范蠡长袖善舞，是经商奇才，发明了至今仍在使用的衡器——秤，从此开启了公平交易的商业规则，被民众尊为“商圣”，是我国道德经商的鼻祖——儒商[4]。历史上的嘉兴作为中国最早、最发达的商品经济地区之一，两汉时就“饶渔盐之利”，商贾云集，市面繁荣，宋代“人丰翕集，市井骈阗”。这一切都为嘉兴地区商业经营活动形成特有的“勤俭、诚实不欺、敬业、以和为贵”儒商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基本认知出发，儒商文化最终形成了“仁者爱人、以义制利、诚实守信、以人为本、以德为重、以和为贵”的文化核心。

二、嘉兴地区地缘文化的主要特征和现存的影响力

1．食文化

嘉兴饮食中最具特色的是嘉兴粽子。嘉兴的粽子文化也因此而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千百年来，嘉兴粽子作为“嘉湖细点”典型代表内外兼修，不仅种类繁多老少皆宜，称为“中国式快餐”；同时也是馈赠亲人的礼品，是维系亲情、友情等人间真情的纽带。虽然粽子长久以来一直以端午节的时令季节产品而出现，时间性、地域性、纪念性特征明显，但是粽子的快捷、干净、便于携带等特征也赋予了这一古老食物新的使命。在洋快餐大行其道的同时，以“五芳斋”、“真真老老”为代表的中国式快餐在江南大地快速的成长起来，开始打起“快”牌抢占商机，充分挖掘和利用人们对于传统美食的喜爱，在现代服务行业中拥有一席之地。除粽子以外，南湖船菜也名噪一时。船菜顾名思义是在船上制作、又在船上享用的佳肴。南湖船菜贵在精细，原料主要来自南湖特色时鲜，烹饪过程尤其注意原料新鲜和厨工技艺。嘉兴河流众多，水运发达，自古以来，在船上制作出来的美味佳肴数不胜数，因其别具一格，使得远近闻名[6]。然而船菜受制于“船”，不与粽子类似可以发展到任何地域。因此，对于船菜文化的开发应基于嘉兴当地以及周边地区认知的提高。

2．民居文化

从现在对于建筑文化的研究体系来看，嘉兴的民居建筑虽然没有固定的格局，因河就势，但总体上属于徽派建筑风格。就建设规模而言，是根据河流的自然流动形态来确定建筑村镇的大小，以及建筑的造型和外部空间结构，而不是不改变原有的地理形态。由于特定地理条件的限制，为了扩大建筑物的使用面积，嘉兴地方民居建筑造型多采用长方形，建筑前后延伸横向不足，并多数筑有水阁。水阁把河埠与家居相连，既扩大了居所面积又方便了家居出行，实属因地制宜的典范。

随着岁月的流逝，嘉兴的特色民居一部分经过政府的拯救得到了修复，这些传递着古人建筑理念、人文思想、宗教观念等精神的建筑尽可能的在我们这一代更多的继承下去，以便于后人去了解嘉兴、认识嘉兴。保护这些古民居建筑，实际上也就是保护了这些古老和传统的优秀文化，也就是在弘扬和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3．红色文化

嘉兴南湖的“一大”纪念船，承载了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条“南湖红船”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嘉兴红色文化的集中体现就是“红船精神”。“红船精神”是嘉兴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是嘉兴红色文化的源头和灵魂。

近几年“红色文化热”本质上是人们内心的精神需求。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是信仰的缺失却无法从物质中得以补偿。而“红色文化”的出现则满足了人们心灵的需求。从社会实践效应看，红色文化揭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对幸福的向往和为理想而献身的气概，其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在人们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理想和信仰拼搏奋斗。红色文化还是历史得见证，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见证了近代中国无数革命者的探索和牺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平等自由作出的不懈的努力[7]。此外，红色文化多样化的形式也极具经济开发价值功能。红色文化本身即具有的良好知名度和品牌效应，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现代经济结构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嘉兴地区风景优美、生态宜人，既是传播红色文化的基地，还可以把生态文化、古迹文化和红色文化结合起来，寓思想教育于文化娱乐和观光游览中，既传播了先进文化，同时又把红色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三、地缘文化对嘉兴地区形成新型区位竞争优势的可行性SWOT分析

（一）预期分析[9]

美国经济学家穆思在《理性预期与价格波动理论》一文中提出“理性预期”理论。他假定：稀缺的经济信息没有浪费、而是被充分利用了；经济体系的构成完全符合预期形成所需要的其他条件；公众预期对经济体系运行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在上述假定前提下，穆思提出其理论要点：

其一，理性预期是人们有效地利用信息的结果，是利润最大化的预期，因而它是理性的，其结果与客观的理性预测一致；

其二，理论预期是可以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因而理性预期可以构成经济行为的基础。

其三，理性预期模型中存在随机误差项，表明信息掌握地非完全性会对其预期行为发生影响；

其四，规则的经济政策不会对实际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而只有当经济体系受到预料之外的冲击时，才会使实际活动偏离其正常轨道。根据上述结论，穆思所提出的理性预期模型为：

Yt－Ytn =a(Pt－Pt* )+e

其中：Yt为t时期中实际预期总量的变动率；Ytn代表供给的稳定值；Pt是t时期的实际价格水平；Pt*是t时期的预期价格水平；a是正的系数，e为随机误差。

该模型表明在掌握了相同信息条件下，行为预期者的预期趋向于接近理论的预期。或者说，预期主体的个人主观心理预期与经济学家作出的理论预测即客观预测大体相同。

（二）SWOT分析

从预期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既定的情况下，以对嘉兴当地地缘文化有关信息掌握完全为前提，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在嘉兴地区进行以地缘文化为核心内容的非自然禀赋区位优势建设的可行性。

1．S（strengths）优势分析

地缘文化内容丰富，历史传承悠久。长久以来，嘉兴的地缘文化已经形成了涉及饮食文化、民居文化、船文化为核心内容文化体系，外延的周边文化还包括了以祭祀为特征的民俗文化、以京杭大运河沿线风情为载体的木刻文化、以嘉湖细点、时令果蔬为补充的饮食延伸和以滚绣宽袍为特征的服饰文化等内容。如此丰富且完整的文化体系，为嘉兴市从上中下三个阶段发展地缘文化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W（weaknesses）劣势分析

内容丰富的嘉兴地缘文化带来的不仅是优越的基础，还带来了行神分散、内涵不统一、条块分割严重的劣势。嘉兴地处水乡泽国，陆路与水路交通并重，桥梁交通地位显著。长期以来，不发达的交通运输模式严重阻碍了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以粽子文化为主的嘉兴饮食文化集中在嘉兴南湖区域，以“踏白船”为主的船文化集中在三塔、平湖地区，以徽派建筑为主体的民居文化则是集中在嘉善、桐乡地区。上述嘉兴的文化主干内容在进行宣传、营销的过程中偏重于商品本身和文化内容，忽略了文化产生的地域特征，嘉兴的表征在上述文化体系中实际是被遗忘的。因此，在未来进行嘉兴地缘文化建设时如何进行内容和精神上的统一是最大的问题。

3．O（opportunities）机会分析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嘉兴周边城市对自贸区的热情为嘉兴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远达世界各地[10]。嘉兴毗邻杭州，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极具区位优势的城市之一。上海自贸区建成以来，多地市提出要在本市兴建自贸区，积极性较高的青岛、威海、苏州、杭州等城市有望成为我国第三批自贸区的建设区域。嘉兴很明显与这些城市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度。

4．T（threats）面临的威胁

来自于文化的侵蚀和同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当地对文化产业认知的不足和因此形成的软环境的制约。松散的文化氛围使嘉兴地区对地缘文化的统一性和同一性认知不足，吴越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更是容易使嘉兴的地缘文化收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进而失去了地域性色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是一句耳熟能详的文化传播俗语，文化本身也是希冀“和而不同”的。然而认知不足却会导致了“求同”而不“存异”。嘉兴地区一些民间文化的散失就是由于这种侵蚀造成的。

SWOT分析从四个方面剖析存在了嘉兴地缘文化的现状，也使我们从中得出了结论：尽管存在文化的侵蚀、同化的威胁和行神分散、内涵不统一、条块分割严重的劣势，但同时地缘文化内容丰富、历史传承悠久、产业链完整的优势和“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带来的发展契机，都使得嘉兴地区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建设地缘文化为核心的新型的非自然禀赋区位优势的可行性。

四、结论

物产富饶的嘉兴，可以依托完整且系统的地缘文化，建设成一个以“红船文化”红色旅游为核心、以“五芳斋”饮食文化为载体、西塘、乌镇的民俗民居文化为形象的三架马车，辅助以外延周边的文化：以祭祀为特征的民俗文化、以运河风情为载体的木刻文化、以嘉湖细点、时令果蔬为补充的饮食延伸和以滚绣宽袍为特征的服饰文化等内容，共同形成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充分融合的新型区域经济模式，实现嘉兴的区域经济腾飞。

参考文献：

[1]嘉兴市统计局. 2014嘉兴市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599-612.

[2]浙江嘉兴在线.嘉兴2年引进958个浙商项目到位资金371亿元背后的启示[OL].嘉兴：王坚,2014.http://www.cnjxol.com/topic/1stzhsdh/ content/2014-05/26/content_3096644.htm .

[3]嘉兴市政府.嘉兴南湖新区发展潜力研究报告[R] .南湖区社科项目,2014.

[4]李卫宁.弘扬“红船精神”打造红色文化[J].求是,2011:(10):26-27.

[5]网易新闻.现代社会不需要儒商文化[OL].北京：韬玉，2012. http:// news.163.com/12/0530/08/82O6QHN900012Q9L.html

[6]王宇宏.《舌尖上的中国》与中华饮食的文化内涵[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3：6（2）：241-242.

[7]张新克.嘉兴地方古民居建筑的文化内涵[J].嘉兴学院学报，2010：（2）：39-42.

[8]光明文化.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发展嘉兴文化产业[OL].嘉兴：汤翠娥，2014. http://culture.gmw.cn/newspaper/2014 -10/12/content_101379157.htm.

[9]卢卡斯，南希·斯托基.经济动态的叠代方法[M].U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215-278.

[10]人民网.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著名港口[OL].北京：2014.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4/0520/c385134-250409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