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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游仙窟》中的诗歌酬唱

2016-03-01金晓雪

新闻研究导刊 2016年12期
关键词:游仙男女诗歌

金晓雪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论《游仙窟》中的诗歌酬唱

金晓雪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715)

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诗歌酬唱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在文学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以初唐小说《游仙窟》为代表,以一斑而窥全貌,着重对以下方面进行探讨:诗歌酬唱在结构上的作用、诗歌酬唱的物象选择以及通过诗歌酬唱看唐朝时期的婚恋观。

诗歌酬唱;结构;物象选择;人物形象

诗歌酬唱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诗词唱和。说文解字释唱和二字,曰:“唱,导也,从口,昌声。尺亮切。”“和,相应也,从口,禾声。户戈切。”[1]“和”字初不读去声。《玉篇》卷五《口部》说:“和,又胡过切。《易》曰:‘其子和之。’”[2]则以去声注之。又,《礼记·乐记》有曰:“倡和清浊,迭相为经。”孔颖达疏:“先发声者为倡,后应声者为和。”[3]是古人多以“倡”代“唱”。唱和当然首先是一个音乐概念,然据此却可以判断,所谓唱和,就是以诗词为形式进行的引发、应和,称为诗词唱和。东晋出现了以诗歌形式唱和的作品,唐代走向繁荣,宋代达到高潮,至元、明、清时期唱和之势依旧不衰。

诗歌酬唱这一传统历史悠久,古代士大夫除普遍怀有政治抱负外,更多的还是日常交往应酬,陈忠告,叙友谊,慰离情,或仰慕,或感慨,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诗歌。这些答酬作品或是友人、亲人间的问候及赋闲时期的闲趣作品。而这篇小说中的诗歌酬唱则是男女主人公爱情的见证。

作为中国小说开山之作的《游仙窟》竟是在20世纪初从日本传回故土的。郑振铎说:“这是我们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有趣的恋爱小说。”[4]《游仙窟》其作,情节并不复杂。大意写作者奉使河源,日晚途遥,夜入一家,遇年轻貌美之两妇人。自叙者通过诗歌传情,并与其中一人相恋,吟诗作乐,相谈甚欢。经过一天两夜,终与十娘如胶似漆,而后又不得挥泪告别的故事。

该作品论述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通过诗歌传情,相遇、相知、相恋的过程。诗歌酬唱在文中起穿针引线的作用,强化作品主题,深刻表达人物情感、内心思想活动,以及对人物的性格塑造和情节的发展都有巨大的作用。它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形象塑造的媒介,以戏剧化形式贯穿全文,在舞台艺术中获得了生命,在文中起纽带作用。

一、诗歌答酬在结构上的作用

(一)起承转合

李渔认为“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减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5]李渔论述了结构的重要性以及完美结构的创作手法。诗歌酬唱在《游仙窟》中成为文本结构的关键性因素,借诗歌酬唱达到对整个文本的起承转合的结构控制。

《游仙窟》是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自叙者自述第一次到崔宅,就先咏一诗试图窥见女主人芳容,再咏一首描写“唇”“眼”“眉”进一步引诱其露面。女主人公回诗,却以“费精神”来回绝他,致使男主人公辗转反侧。最终男方才写下那封感人肺腑、风流潇洒的书启,向女方表达诚挚的心意。再以一首七言长诗送达,最后六句可称得上全篇文眼,最能触动女子之心。男女主人公还未见面,就已开始以诗为媒介进行交往。又是靠诗的作用,才得以见面。男女主人公因才华相识,相遇后因身世经历的介绍,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十娘将他安置,表示客人已经取得登堂入室的资格。而热情雄辩的五嫂更是两人情感发展的助推器。女主人公在接下来的的酒宴赋诗,也以积极活泼的态度对待,不似之前那般冷淡。

该小说中男女主人公运用诗歌酬唱的形式进行交流,文章也以此来安排结构。男女主人公在赠答的交往互动中发现双方的优点,男方才华横溢,女方温柔体贴。两人游宴玩乐,饮酒谈天,也是靠诗歌酬唱增进感情,连五嫂这个搭线人也靠诗歌来给两人传情。男女主人公相约—相恋—相离,诗歌酬唱在结构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贯穿全剧的线索

诗歌酬唱在这篇作品中还以“红娘”的身份出现,成为贯穿全剧的线索。而以诗歌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这一艺术形式,以本文为最先,对后世文学也有较大的影响。

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主要以咏物为题材,明为咏物实则借咏物以传达信息,互递情意。两人还引用《诗经》传情,将彼此的情感表露无遗。正是因为诗歌酬唱,才将男女主人公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也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引人入胜。诗歌酬唱在文本中把整个情节结构给贯穿起来,使文章变得流畅与圆润,没有任何的突兀。男主人公夜不能寐,给十娘写了长篇表白信,不料却得到“向来剧戏相弄,真成欲逼人”的回答,梦见十娘,“心中怅怏,复何可论!”,因而咏曰:

“梦中疑是宝,觉后忽非真。诚知肠欲断,穷鬼故调人。”[6]

十娘见诗,并不肯读,即欲烧却。僕即咏曰:

“未必由诗得,将诗故表怜。闻渠掷入火,定是欲相燃。”

诗歌在这篇作品里就是充当“红娘”的角色,男女主人公通过它促进感情,许下对彼此的约定。《游仙窟》是以诗歌酬唱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诗歌来传达感情,以诗歌来促进感情。诗歌是贯穿全文的关键,也是表达人物性格和心理的重要武器。

(三)悲喜转换的“纽带”

诗歌酬唱在小说中独具特色,它是寄托着情感与希望的凝聚体。男女以此定情,读者为两位年轻人的美好相遇感到欣慰,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郎有情妾有意是对美好爱情最好的诠释。但郎情妾意的两人却因为女主人的羞涩和婢女琴心的出现而未能确定心意,小说情节又向失望的方向发展。

颇有姿色的婢女琴心,到男主人公的身旁,十娘吃醋却不承认:“少府关儿何事?”五嫂为了激她,咏诗道:

“……戏蜂时隐见,飞蝶远追寻;承闻欲采摘,若个动君心?”

男主被误会“一箭射两垛”,两人的矛盾成为小说故事发展的高潮。男女主人公心意相通却因误会未解使本来趋于平淡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为二人的命运开始担忧,也为后续的发展留下悬念。男主人公又是靠咏诗以自清:“忽然心里爱,不觉眼中怜;未关双眼曲,直是存心偏。”十娘回曰:“眼心非一处,心眼旧分离,直令渠眼见,谁遣报心知。”

最后男主人公不得不离开此地,十娘曰:“人生聚散,知复如何!”

因而也用诗歌来表达她的依依惜别之情:“元来不相识,判自断知闻,天公强多事,今遣若为分!”僕乃咏曰:“积愁肠已断,悬望眼应穿;今宵莫闭户,梦里向渠边。”天晓已夜,两人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胜。

两人通过诗歌酬唱来表达丰富的情感,让读者经历了欣慰—失望—平缓—担忧—好奇等情绪的变化,让小说的故事情节从喜到悲,再从悲到喜,再由喜到悲,“三喜三悲”的故事情节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增强了戏剧感染力。

二、诗歌酬唱的物象选择

男女主人公以诗歌酬唱为手段,进行了心灵的探索和升华。从自述主人公给十娘写第一首诗算起,二人的心理变化都是靠诗歌酬唱来推进的。古代禁止男女身体接触和语言交流,因此以诗传情就是最佳的情感表达方式。二人以诗歌酬唱的方式进行情感交流,侧面表现了两人的平等关系,也反映出两人行动和情感的自由。

诗歌酬唱所包含的物象众多:筝、尺八(笛)、眼、枣、梨、鞘、围棋、熨斗以及音乐歌舞后的笔砚、鸭头铛子,游花园时的花、李子等等,这些物象选择含蓄而大胆,渲染了男女调情的热烈场面,造成了很强的煽情效果。在十娘卧室的情节描写,作者也并没有一笔代之。而同样通过诗歌来委婉描绘,由手至腰……《游仙窟》是最早直接描写男女情爱的中国文学作品,但与色情小说相比,它的描写已算含蓄至极。例如,女主人公咏曰:

“映水俱知笑,成蹊竟不言。即今无自在,高下任渠攀。”

大量物象被一语双关地与情趣、欲望结合在一起,使文章媚而不俗。《游仙窟》选择这些物象作为诗歌酬唱的对象,其美学价值在于:它没有将男女情爱赤裸裸地展现,而是以一种含蓄优雅的艺术美的境界将其升华。象征和隐喻两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达到了浓艳却不媚俗、戏谑却不肆虐的语言效果,使人类本能的行为反衬出一种艺术形式的朦胧美。物象的引用给读者留下思考空间,留下无尽的想象与猜测。

三、通过诗歌酬唱看唐朝婚恋观

(一)郎才女貌

《游仙窟》中的男主人公游历四方、博学多才,在男女主人公问与答的前后诗歌酬唱中,他半是恭维,半是调侃,每次都优雅而又机智地回答了十娘的询问,显示了机智与才华。他还文武双全,凭借智慧和魄力,最终赢得众人认可以及女主人公的芳心。而女主人公艳压群芳,“人间少匹”,他对于女主人公沉迷不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女主人公美貌天仙、善解风情。

“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7]反映了唐代新兴士人的婚恋观——郎才女貌,是新兴爱情婚姻观念的萌芽。元明清时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是受到了这种爱情婚姻观念的影响,打破门第观念,追求爱情自由,开后世才子佳人小说之滥觞。

(二)两情相悦

作品写男女主人公以诗歌做媒,生动活泼地表现了二人的真情流露。写诗传情,借诗表意,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与此前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截然不同,男性扮演绝对权威和征服者的角色,女性地位低下,甘心称卑,毫无自尊心可言。

从文章的描写看,就女方来讲,是“向见诗篇,谓非凡俗,今逢玉貌,更胜文章,此是文章窟也。”就男方来讲,是“向见称扬,谓言虚假,谁知对面,恰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在整个过程中,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是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逐渐加深感情的。

即将分离之际,他们依依不舍:“被衣对坐,泣泪相看”。下官拭泪而言曰:“所恨别易会难,去留乖隔,王事有限,不敢稽停;每一寻思,痛深骨髓。”十娘乃作别诗:“别时终是别,春心不值春,羞见孤郁影,悲看一骑尘;翠柳开眉色,红桃乱脸新,此时君不在,娇莺弄杀人。”下官咏曰:“忽然闻道别,愁来不自禁,眼下千行泪,肠悬一寸心;两剑俄分匣,双凫忽异林,慇懃惜玉体,勿使外人侵。”男主人公留给十娘“扬州青铜镜”,十娘又回赠他“手中扇”,最后十娘咏曰:

“天涯地角知何处,玉体红颜难再遇。但令翅羽为人生,会些高飞共君去。”

(三)大胆浪漫

男主人公在遭到女子“何须漫相弄,几许费精神?”的冷淡反应后,他夜不成寐,他仍不放弃,写下对女主人公极端倾慕的书信。最后六句感人肺腑,打动女主人公的芳心:

“莫言长有千金面,终须变成一抄尘,生前有日但为乐,死后无春更著人。只可倡徉一生意,何须扶持百年身。”

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是循序渐进的,诗歌酬唱的互动行为促进了双方情感的升温。女主人公在接下来的的酒宴赋诗,也以积极活泼的态度对待,不似之前那般冷淡。女主人公遣婢女弹奏琵琶,尚未发声,少府咏诗一首:

“心虚不可测,眼细强关情。回身已入抱,不见有娇声。”

十娘应声而咏:

“怜肠忽已断,忆眼己先开。渠未相撩拨,娇从何处来?”

男主人公极力称赞十娘的才情,十娘又被少府的书法折服。二人相互欣赏,使人联想到清初的“才子佳人”的小说模式也应深受其影响。此处也可窥见十娘与男主人公的爱情是大胆而浪漫的。

后来三人行酒令,赋《诗经》诗句,全部形迹已表露无疑。少府兴致正高,遂舞,著词曰:

“从来巡绕四边,忽逢两个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颊中旱地生莲。”

欢乐场面的描写,结合人物的语言神态,特别是加强表达男女之情的歌词,人物巧妙地应对,增加快乐的气氛。

在张郎与十娘即将分别之时,男女主人公分别时互相赠诗留物以表忠诚。十娘以诗赠别:

“天涯地角知何处,玉体红颜难再遇。但令翅羽为人生,会些高飞共君去。”

此诗营造了哀而不伤的气氛以及大气温婉的姿态,男女双方不忍离别的真挚情感在诗中得到升华。小说结尾“余”离开“神仙窟”,在山水之间啼猿与别鹄的哀鸣中,“泪流千行,愁肠寸断。端坐横琴,涕血流襟”,长吟道:

“望神仙兮不可见。普天地兮知余心。思神仙兮不可得,觅十娘兮断知闻。”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张郎,以自身才华求取功名利禄与真挚爱情,体现了蓬勃向上的初盛唐青年知识分子的自信与积极。男女主人公的结合是以情感发展为前提的,没有传统封建思想观念的重压。相比以前的中国古代爱情小说,此篇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人们对爱情婚姻观念的包容自由态度。

《游仙窟》对青年知识分子才学的赞扬、女子容貌的细致描述以及对情欲的大胆描写,反映出唐代士人由“父母之命”到“情投意合”的爱情观念的转变。小说主人公与十娘以诗歌酬唱为手段相遇、相知相恋,反映了唐代士人对男女平等关系上的美好爱情的期望和对儒家礼法的不屑态度。

[1] 许慎(汉),撰.徐铉(宋),增释.说文解字(卷二上)[M].中华书局,1963:32.

[2] 顾野王(南朝梁),撰.陈彭年(宋),重修.玉篇(卷五)[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2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9.

[3] 郑玄(汉),注.孔颖达(唐),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M].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1536.

[4]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6.

[5] 李渔(明).闲情偶记[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14.

[6] 张文成.游仙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2:32.

[7] 蒋防.霍小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1:45.

I207.41

A

1674-8883(2016)12-02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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