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　惠

（北京新媒体集团，北京　100089）

情绪的堆积
——新媒体暴力的无情贯穿

兰惠

（北京新媒体集团，北京100089）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与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受网络关注的“媒体暴力”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并且已经随着新媒体的普及渗入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今，媒体业已经对“媒体暴力”进行了高度重视，在文中则主要对新媒体暴力进行了分析探讨。

媒体暴力；情绪；新媒体

“媒体暴力”一词，并不是一个新鲜词语。从传播的历史来分析，人类诞生时便有了暴力，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无止境制约暴力的过程。暴力与反暴力在人类历史中从未停止过战斗，人类历史也从未缺少过暴力。

“媒体暴力”公认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包括电影、电视、电子游戏、报刊等在内的媒体含有或刊登暴力内容，并对人们正常生活造成某种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另外一种则是“媒体本身的暴力”，指媒体及其从业者利用媒体本身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话语权优势对新闻当事人或被波及的人群所实施的一种暴力行为。本文讨论更多的还是后者，从媒体对受众的暴力行为影响来分析。

传统媒体暴力的案例莫过于20世纪30年代，阮玲玉在标志着她电影艺术巅峰之作的《新女性》中，扮演了女明星艾霞，因为不堪舆论的轰击，结束了自己年仅25岁的生命。

诸如此类的事情并没有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性的进化而消亡，而是借助媒介继续恶化。新媒体时代，媒体暴力的存在不能一概而论，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于媒体暴力的判断标准也不能直接引用传统媒体暴力的标准。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社会教育环境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有研究指出，暴力型犯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而且在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有被学校老师体罚的经历。老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榜样，而在此时，学生学到的只是老师在无法解决问题时用暴力行为来处罚的方式，因此对学生今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当今社会的竞争越来越大，人们需要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压力无处排遣时，人们便选择用媒体暴力来解决，如打一轮暴力游戏，将自己的压力全部发泄在游戏中，而利用微博、微信曝光发泄、甚至是攻击造谣谩骂来排遣心中的愤怒。在一堆网友点赞、评论的赞同声中产生共鸣，这种行为则属于媒体暴力。此外，许多公益广告利用媒体暴力的这一特点，出现了诸如禁用皮草的广告中用一只血淋淋的动物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引起人们的恐惧，拉响警钟，使人们不想再去购买皮草。这就是传统媒体对媒体暴力的应用，新媒体中的类似场景则更加常见。

媒体暴力可以制造舆论话题。在参与式文化背景下无论民生新闻还是突发性新闻，总能激发起微博用户的分享和传播欲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最大不同，除了科技手段的进步，还体现在信息处理方式及信息交流互动方式上，新媒体的出现令媒体暴力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形式，甚至是隐藏在科技背后，凭借其错综复杂的形态，影响着受众。

新媒体暴力的形态变化，并非偶然，这种变化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我国经历的不同转型期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民众的恐慌，民众内心逐渐缺失安全感，这时候人们便利用自媒体传播便捷渠道，时常倾向于宣泄情绪、释放压力，如“林妙可事件”。在2008年的奥运开幕式上，一名9岁女孩站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中央，这一晚让这名9岁女孩红遍中国，但之后网络爆出的“假唱”“心机重”“奢侈行头，围巾三千，风衣上万”“七万陪酒”等恶意炒作使得她的形象发生翻天大逆转。这种强加在小姑娘身上的负面信息是社会负面的折射，“假唱”即造假，“心机重”类似社会的“玩心机”，“奢侈行头”存在炫富行为，“七万陪酒”类似于黑色交易……这些恶意攻击行为在网络上喧嚣一时，新媒体暴力利用互联网的威力扩大其影响力，在大范围产生了的不良的社会影响。媒体暴力对一个孩子尚且如此，那么阮玉玲的悲剧再次上演只是时间问题。

新媒体暴力的形态变化在中国新媒体暴力的大环境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经济水平的迅猛增长，消费主义视消费为本位，追求生命本能的快乐原则，并由物质领域扩展到文化意识领域。在这种追求快乐的消费主义影响下，一些网络用户视生命为儿戏，调侃编造各种舆论，发表扭曲价值取向的言论，对社会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例如，某美女与某大款命案，事情的重点本来应该放在凶杀案上，凶手是谁？为何夺命？但大多数人对美女嫁大款的目的产生了各种猜想，有人认为美女活该，有人则冷漠看待，这种通过消费死亡达到自己倾诉快感的行为不胜枚举。冷漠冰冷的网络评论蹂躏着中国传统的道德，甚至传播着一种对法律尊严的蔑视。这种冷媒体暴力在一层层高楼堆积中产生意见气候，最终作用于某一层楼的评论，这个承受了意见气候的命运不济者将公众的情绪转化为现实暴力或者反社会行为，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2］

国内传播业的迅猛发展，快速做大的“暴力娱乐”市场已经将“媒体暴力”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一场关于“媒体暴力”的盛宴中，许多人迷失其中不能自拔。哈马贝斯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传播媒体的商业化和标准化，削弱了媒体的公共批判功能，导致了公共生活的个性精神消失。个性精神成为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体的一剂妙方。媒体与媒体从业人员个性精神的塑造时刻面临着如何在新形势下抗拒“媒体暴力”以及“暴力娱乐”新闻的市场诱惑，对他们来说，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媒体暴力该如何遁形？媒介的监管又该何去何从？公众的安危如何保障？能否引导并利用这股心气的力量？新的个性发展空间如何拓展？这必将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任重道远的艰巨课题。

在眼下这种文化背景下，关于媒体暴力对行为影响的研究资料相对短缺，而现实又比较复杂，各类媒体暴力交织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关于媒体暴力对行为影响的研究非常必要。现代新媒体已经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新媒体暴力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改善认知，净化新媒体环境势在必行！

［1］ 刘畅.新媒体环境下媒体暴力问题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5.

［2］ 诸振豪.新媒体三大“暴力现象”负价值透析［J］.今传媒，2012（01）：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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