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习文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特殊性
——以重庆花丝镶嵌传承人李昌义为例

张习文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401331）

本文专注于“口述史”这一方法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视野下的应用研究，在具体个案的实践操作中去发现与反思这一研究工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所具有的特殊性，认为只有将口述史的普遍适用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特殊性相结合，建立起口述史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规范，才能使其更好地建立在实证主义的科学之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用。

传承人；口述史；工具；特殊性

口述史方法是历史学研究中搜集史料、构建史料的一种重要方法。目前，口述史的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等各个方面，现将这一方法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将不同于以往从某一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本体出发的静态研究和研究者“自上而下”传统观看视角，而是强调“眼睛向下”的民间研究视角，它能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迁和发展纳入大的社会历史变迁背景之下进行考量性研究。同时，当下随着越来越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老传承人相继过世，非遗的保护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正所谓“艺在人身，艺随人走”。口述史作为构建或复原历史原貌的重要史料收集方法，能够尽快通过记录下传承人的个人“记忆”，将其转化为文字资料，建档立案，永久性地保存下来，无疑是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之一。所以，以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史的专题性和理论化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在大量且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范式，对我国非遗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开展意义重大。

国外口述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史》书中从制定口述史工作的计划、执行访谈、在研究和撰述中应用口述史、口述史历史录影（即影像设备的保存）、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口述历史保存等几个方面论述口述史工作实务，［1］成为口述史实务操作的经典教科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口述史研究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2］国内学者逐渐吸收国外的口述史理论和方法，将其应用于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中，口述史得到相对广泛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运用访谈的方式记录下传承人的记忆中的“技艺”，其口述史的方法则沿用了传统社会学和历史学普遍通用的口述史工作事务，始终都局限在口述史学的学科向度内，并未真正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独特性以及传承人生命的鲜活性。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决定了传承人口述史的建立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艺的“非语言化”

在以往的历史学或者社会学研究中，口述史的建立主要借助访谈对象的“口述”语言完成。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传承隐蔽性的特征，其作为知识、情感、手艺，往往存在于传承人的大脑中，在言传身教中进行传承，这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能完全基于物质或者语言呈现和表述出来，还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于人们的“手”与“心”的劳作之中，属于人类活动的范畴，难以诉诸文字进行书面表达，只能依靠传承人手把手的传授，展现出历史性和活态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民俗事项和一种民间记忆，以及原生态的工艺文化、难以通过文字语言及其他符号显性展现出来的“隐性知识”等。所以在传承人口述史建立中，尤其是“表演艺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类别中，传承人对于“技艺”的呈现往往是行为化的、非语言化，如重庆花丝镶嵌工艺传承人李昌义师傅在讲述技艺时，话开始变得很少，而是直接动手做，完全以技艺的肢体语言替代了口述语言，导致往往在结束访谈后整理口述资料时，发现传承人口述语言到此戛然而止。所以，口述史中对于技艺的描述，需要将口述者的话语与访谈者所观到的技艺流程描述相结合。传承艺人的这种活态呈现正是其他类型口述史所不具备的。在这一过程中，传承人依据个人所掌握的动态的、具有演示性的“个体经验”来重现历史，而口述史所采录的对象正是他们身体的“技艺”，这种技艺的“非语言化”只能依靠访谈者细心观察之后，凭借所看到的传承人展示的肢体语言，客观详尽地将其转换为文字语言，并在记录之后，交由传承人补录审稿，因为传承人在操作过程中常常会几个工序同时进行或者颠倒顺序。比如重庆花丝镶嵌工艺就十分复杂，甚至有些工序仅仅是根据设计的需要来进行步骤的先后顺序，比如堆丝工艺，就并非在每一次作品设计中应用都会用到，但是传承人往往会将所有的工艺都展示出来，那么在记录时如何梳理工艺的先后程序，对于访谈者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既需要实现了解该工艺的大致工序和技法，也需要在传承人技艺展示过程中，及时提问，明确他正在做的工艺属于哪一个环节，否则在技艺的“非语言化”情况下，势必将为访谈者后期的整理带来巨大的困难。因此，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对其形态、发生进行记录和研究显得意义重大。这也指导访谈者在记录时，除了文字语言记录以外，还要借助视频音响工具进行记录，使其成为“声音和影像的历史”，［1］才能算是完整的口述史。

二、记忆的“物态化”

传统的口述史研究，访谈对象的口述是纯语言的访谈内容，经由访谈者整理成文字，方能成为物态口述史。然而，和重庆花丝镶嵌工艺一样的众多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以物质为依托，通过物质的媒介或载体反映出精神、价值和意义，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最深的根源，呈现出记忆的“物态化”特点，它们成为传承人之外的“无言的访谈者”。往往需要借助传承人的口述诉说，再现作品形态背后的造物法则、风格理念、设计构思等精神特质。比如很多手工艺人都在讲述自己的从艺经历和工艺制作流程之外，还会对自己常用的工具和代表性作品作出解读。以花丝镶嵌工艺传承人李昌义为例，李昌义在讲到自己曾经的作品《金玉大水法》时说：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重庆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三峡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以重庆梁平地区为例”（项目编号：214YBYS091）阶段性成果之一

“这个‘金玉大水法’是我当时在深圳那边做的，当时和几个师傅一起做的，它主要表现的是圆明园的大水法、观水法、远瀛观三个建筑的‘金玉大水法’，当时差不多花费了1年时间才完成。用了千足黄金60多公斤、新疆和田玉100余公斤，还有钻石、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翡翠、海水珍珠等，木座是选用的缅甸百年花梨木。工艺可复杂了，包括掐丝、填丝、堆丝等，最后这件作品好像被一个外国人高价买走了，之后我也再也没见过它。”①

通过传承人的对物的讲解，能够更加直观地认识到蕴含在物背后的风格、工艺、材质、文化内涵等多层次的内容，或者关于人或物的历史记忆，这都是现有文献资料没有的，也就需要将传承人口述与物态化的物质共同记录下来。要求在口述访谈过程中，注意图片的采集，以及传承人口述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最终呈现的口述史也应该是“图文并茂”的形式，实现“以物构史”，只有这样，才能以口述史的方式勾勒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

三、口述史的“生命历程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强调传承人的个体化研究，因为他们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传承主体，有着其他人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而且也在于非遗的历史发展往往与其生命史相统一。传承人从学艺、守艺到带徒、传承……他们的生命历程紧紧和所承载的非遗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并始终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之中，所以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生命史无疑就是在勾勒一条技艺的发展史，传承人的口述史也就呈现出生命历程化的显著特点。鉴于此，我们可以借助生命历程理论去厘清和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充实口述史研究。

“生命历程理论”强调四个范式，即时空中的生活、相互联系的生活、生活的时间性、个人能动性。［3］通过构建传承人的生命史的方式，去重建与剖析工艺的发展史，以个人事件和国家事件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交叠，分析背后折射的规律性及个人性因素，洞察非遗传承无疑为非物质遗产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以花丝镶嵌工艺传承人李昌义为例，有点金属加工手艺基础的李昌义师傅进入到了工艺厂，开始了重庆花丝镶嵌工艺的学艺生涯，

“到了1971年底，1972年初，重庆市工艺美术公司组织一批新工人到美院去进修，我就很幸运被推荐去了。在美院待了大概一年时间，这一年中，我主要学习了素描、图案、国画、雕塑四门课，这一年美院的学习对我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彻底把我带入了美术行业，令我彻底爱上了画画。”①

他这一时期的生命历程体现了“生活的时间性”原理，这一观点认为某一事件什么时候发生比事件本身更具有重大意义，时间是事件发生的关键。［4］在那个处于不断变革中的社会阶段，每个社会个体都不知道国家政策会有如何变化，李昌义之所以在那种特殊时期背景下机缘巧合的进入重庆金属工艺厂，显然是抓住了社会性时间。因为根据四川美术学院校史记载，这一时期川美的工艺美术和雕塑作品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美院一年的进修和学习对于李昌义职业生涯的改变有着重大意义，使他从原本废品率很高的学徒一跃成为会画画、懂设计的厂里一线设计师。从“时空中的生活”原理来看，不同时期的人看到的社会景观是不同的，个体所拥有的机会和社会限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李昌义短暂的艺术学习经历是他的师傅，乃至他后来的徒弟都所不具备的，这使他既将自己区别于以前普通的工厂匠人地位，试图争取获得设计师或者艺术家的名号，也成为他在工艺厂倒闭后，孤身一人选择坚守这一技艺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运用生命历程理论和口述史的方法去建构与分析传承人的生命史，对于梳理工艺的发展史是十分必要且有效的，工艺史不可能也没有办法从传承人的生命史中剥离开来，他们的工艺史与生命史合一使得传承人口述史的建构必须从传承人的生命史书写开始。

四、结语

通过对重庆花丝镶嵌工艺传承人李昌义师傅建立口述史的田野实践发现，口述史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仅大大拓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而且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工具性支撑，口述史的方法与民俗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相结合，也早已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田野考察工作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此方法时，我们需要注意传承人口述史区别于其他领域口述史方法的特殊性，只有将口述史的普遍适用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特殊性相结合，对其方法论进行总结归纳，建立起口述史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规范，才能使其更好地建立在实证主义的科学之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用，进而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理论资源，促进口述史学科的构建。

注释：①来自花丝镶嵌传承人李昌义师傅的口述史，访谈人：张习文。

［1］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史［M］.王芝芝，译.当代出版社，2006：2.

［2］ 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历史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3］ 邹佳，周永康.国内有关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综述［J］.黑河学报，2013（4）：189-192.

［4］ 李强，邓建伟，晓筝.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社会学研究，200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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