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天婷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　400044）

微信谣言可以自我净化吗
——基于“5W”理论分析

邱天婷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400044）

漫天的谣言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微信作为谣言传播的又一渠道，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事实的判断。然而，微信谣言作为网络谣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能够自我净化？我们针对微信谣言又将如何辟谣呢？本文以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为理论基础，以微信谣言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微信谣言在不同内容、不同传播途径等方面的自我净化能力。

微信谣言；自我净化；“5w”理论

“谣言学说”代表人物罗伯特·纳普曾把谣言定义为“没有经过官方证实的非正式的假设”，而卡普费雷则补充为“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辟谣的信息”。二人共同揭示了谣言的两大要素：未经证实与官方辟谣。谣言自古有之，伴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传播方式也日益丰富，从人们的口耳相传至今，谣言能够通过互联网或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迅速传播。据腾讯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微信使用人数持续上涨并突破4亿。［1］2013年6月～2014年6月，微信的社交使用率增长了26.0%，排在所有社交平台首位。微信作为一种“年轻”的媒介，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微信谣言涵盖了两个重要因素：微信与谣言。微信谣言并不改变谣言的本质，而是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虽然微信谣言没有改变谣言的本质，但是其传播的方式、特点发生了改变。微信谣言的自净能力作为减少微信谣言带来的问题的重要途径，又该如何发挥呢？

从传播主体来看，微信谣言的传播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微信用户；其二微信公众号。迪方佐和波迪亚总结了传播谣言的三大动机：发掘事实（fact-finding）、发展人际交往（relationship-enhancement）、提升自我（self-enhancement）。微信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利用微信工具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是微信的最主要使用目的。2012年6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891人参与），50%的参与者认为当下关于食品的谣言较多，尤其是在微信朋友圈中。无论是熟悉的朋友还是陌生人出于善意的“告知”“提醒”，这是微信用户传播微信谣言的主要动机。微信用户通过将微信谣言进行点对点的链状、树状传送或是通过朋友圈进行放射状传播，都能够使得微信谣言被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而无论谣言是真或假，都能够对拓展和巩固人际关系起到重要作用。以微信公众号为谣言传播主体，微信谣言传播主要是出于自我提升的需要，即吸引更多的受众订阅微信号，从而达到营销、宣传的目的。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主要是通过为微信用户推送精准的内容而获得更多用户关注，吸引受众以扩大自身影响力。微信公众号主要依靠内容来推广，而不少微信公众号在选择推送内容时通常会受到互联网或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而大多数微信谣言就混杂在这些热点之中。此外，当微信公众号将微信谣言推送给微信用户时，微信用户极易进行“二次”传播，这就形成了“漩涡”型的复式传播，从而形成了微信谣言重复率高的特征。

微信谣言的传播主要有三个渠道：其一，用户与用户之间直接传递，包括了微信用户一对一的传播、单个传播以及用户一对多的传播，微信用户还可以在微信群中进行传播；其二，用户通过将微信谣言共享到朋友圈进行传递；其三，微信公众号对用户的传递。微信用户通过订阅微信公众号来获得信息，而微信公众号也能够精准地将内容推送给用户。

从内容来看，微信谣言的传播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几个类型：

第一，由于社会突发事件而产生的谣言。例如，2014年云南昆明暴恐事件而引发的“抓捕嫌疑人”等谣言，经由微信平台被迅速传播，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第二，生活类的谣言。据《中国新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13）》指出：2012年平均每天就有1.8条谣言被报道，其中六成是与食品、政治、灾难有关的。报告还指出，食品谣言的爆发具有显著的周期性，6～8月的收获时节是高发期，微信成为食品药品类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同时，根据《人民日报》整理的朋友圈流行谣言表不难发现，风行于微信朋友圈的谣言大多是生活类谣言，多以健康、生命为内容。

第三，呼吁性谣言。在朋友圈中较多的还有利用微信用户同情心理而出现的一系列如“XX老人走失”“XX孩子离家未归”“小狗走失，求好心人帮忙”等谣言，这部分谣言通过利用人们的同情心以及帮助朋友的心理而在朋友圈内频繁出现，在这部分信息中，虽然有部分信息属实，但通常情况下，人们对这类信息的转发都是出于朋友转发可能能够帮上忙的目的进行传播的，对于事件是否属实，基本不进行查证。第四，社会型谣言，在这类谣言中，涉及人民生活、利益的谣言更加容易被传播。例如，2013年11月初在微信平台甚至整个网络平台上疯传的《2014年节假日放假安排》，后经相关政府部门辟谣，证实无此事。微信谣言虽然属于网络谣言的一部分，却在涉及敏感区域的谣言的微信平台上传播得较少。从传播渠道来看，微信谣言的传播模式与网络谣言的传播模式大致相同，包括了链状传播、树状传播放射状传播以及“漩涡”型复式传播。

第四，第三方软件的共享。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能够将内容共享至微信朋友圈，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微信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内容。

从受传者来看，受众主要是两个部分：其一，强弱关系的朋友；其二，类似于大众传播的受众。微信传播的基础是手机通讯录和QQ好友圈的社交关系平台，往往是现实社会关系在虚拟世界的延伸，由于有线下关系的基础，线上的沟通会变得更加直接。同时微信关系必须是双向的，需要通过用户双方确认才能建立好友关系，其建立关系的门槛更高，用户关系的紧密程度更强。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认为，在传统社会，人们依赖熟悉的人进行社会认知，这是一种“强关系”现象。那些看似边缘、陌生的关系也能提供某种社会认知，被称为“弱关系”。微信强关系的社交特性使得用户间相互信赖，从而使得微信谣言的可信度增强，同时也增加了微信谣言传播的可能性。

从产生的影响来看，微信信息交往的平台不再仅仅是虚拟世界的交流，更是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在虚拟社会的拓展。在微信中信息传播不局限于信息传播，还加入了人际交往方面的影响和需求。微信作为基于现实关系的网络社交工具，用户间的信息传播主要以多种形式的即时互动沟通为主，互动更加频繁，联系更加紧密，谣言信息的质量更高。谣言经微信平台发出后，固有的关系优势为谣言提供了明确的信源，暗示了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无形中增加了谣言的危害性。信源可查可信，再借助微信朋友圈的传播与转发，往往会在一定范围内对参与者产生较大的心理震动，甚至产生群体集合行为，从而形成蝴蝶效应，产生巨大的危害。

由于微信的私密性极大，属于较为封闭的空间，因此自净能力较弱。那么如何提升微信谣言的自净能力呢？《中国青年报》曾分析过我国网民的普遍状态：网民经常listen half（听一半），understand quarter（理解四分之一），think zero（零思考），却做出了react double（双倍反应）。从长远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对微信用户谣言鉴别素质的提升，学会自我把关，学会鉴别和分析谣言，鼓励借助相关辟谣组织的建立，扩大其影响力，一方面可以让用户知道哪里可以求证，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辟谣的影响力。利用权威的公众号进行辟谣。切忌一刀切辟谣。

［1］ 腾讯财报：2014年Q3微信月活跃账户数4.68亿同比增长39% ［DB/OL］. http：//www.chianwxb.com/industrynews/n367.html，2014-11-15.

［2］ Robert.H.Kappa . A Psychology of Rumor［J］ .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94（1）：22-37.

［3］ 卡普费雷（法）.谣言［M］.郑若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8.

［4］ 卢迪迪，黄冲. 68.9%受访者反映食品谣言社会影响较大［N］.中国青年报，2012-06-19（07）.

［5］ 唐绪军.中古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8.

［6］ Mark Granovetter .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6）：44-51.

［7］ 徐百柯.网上行事切忌“智力递减”而“暴戾递增”［N］.中国青年报，2012-06-05（01）.

［8］ 吴炳威.微博视域下公民话语权的变迁［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1：18-19.

［9］ 刁生富.试论网络空间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1（3）：22-28.

作者简介：邱天婷（1992—），女，重庆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媒介融合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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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6）12-036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