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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因素探析

2016-03-01

新闻研究导刊 2016年12期
关键词:故宫技艺纪录片

燕 京

(安阳工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因素探析

燕 京

(安阳工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安阳455000)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纪录频道《特别呈现》栏目播出时并未引起轰动性效应,之后却在网络等新媒体中快速传播并成为焦点话题,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创作内容、创作手法、传播途径等方面分析其成功之处,以期为今后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思考。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因素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我国目前唯一一部讲述故宫珍贵文物修复的故事的大型系列纪录片。该片是为了配合故宫九十年院庆而拍摄,展现了不同种类的文物修复以及每个文物修复师的故事。全片共三集,分别讲述了青铜器、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故事,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的修复故事以及书画的修复、临摹和摹印。

《我在故宫修文物》于央视纪录频道《特别呈现》栏目播出时,并未受到广泛关注,但在随后的网络传播中却受到了一致好评。豆瓣纪录片评分中《我在故宫修文物》得分高达9.4分,超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9.3分和第二季的8.4分,在国内知名的视频弹幕网站“bilibili”上的点击总量超过78万人次,在视频网站爱奇艺的总播放量超过332万次,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话题热度持续不减。该纪录片以展示传统文化和修复技艺为依托,以高雅选题和平实视角为出发点,为受众带来了一次与众不同的故宫之旅。

一、创作内容:传统文化与修复技艺的传承传播

作为真实可信的代名词,一直以来纪录片都受到了观众的信任与喜爱。《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展现故宫文物修复的纪录片的形态出现,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更体现了文物修复师们的“工匠精神”。它为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传承文化价值,展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一)高超修复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纪录片以故宫珍稀文物作为切入点,讲述了故宫文物修复与修复师的故事,故宫修复师们高超的修复技艺使受众印象深刻。他们之中,有的人是在故宫工作30多年的老师父,传承了自己师父的高超修复技艺,有的是毕业于国内知名大学相关专业的80后,将自己学习的现代技术与师父们的传统技艺相结合。这两类人又结成了传统的师徒关系,如片中的师徒王津与亓昊楠、王有亮与高飞等,他们将文物修复的技艺传承和发展开来。

在第一集中,陶瓷组的王五胜在修复残损严重的三彩马时,充分遵循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恰当地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充分发挥想象力,还原了三彩马的风貌。在修复的过程中,因为马尾的造型不能确定,王五胜参考了同时期其他三彩马的造型,在不进行创造性修复的基础上做到修旧如旧。第二集织绣类修复中,修复师陈杨为了修复“出门见喜春条”使用了繁琐耗时的缂丝工艺。缂丝工艺是一项古老的织绣工艺,因为费时费工夫,现今许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和使用,职业的责任感推动着陈杨去传承和发展这门技艺。

在纪录片中,传统的修复技艺与现代科学理念和技术紧密结合起来,为文物修复技艺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基础。例如,第三集中的名画集中扫描,利用技术手段留下图片,建立现代档案管理制度,便于文物的展出和复制。谷歌眼镜、3D打印技术等也运用在了文物的修复和复制中。利用现代仪器,不仅能够帮助修复档案的整理和研究,还往往有新的发现。例如,书画的色彩修补中,通过仪器扫描,可以发现植物颜料和矿物质颜料的不同,甚至还可以发现上一个修复者冒着被皇帝砍头的危险不去认真修补颜色而选择投机取巧的补绢,真可谓一种古今对话。

(二)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思考

纪录片处处彰显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文物修复师们的精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安于清贫、乐于工作的人生态度,深深地触动了受众的心灵。除了展示文物的修复工序与技术,还展示了文物的特殊价值,使更多的人了解文物、了解历史、了解中国文化。

木器组修复师屈峰在修复文物的同时,阐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他用“格物”来表现文物修复的过程,既是以自身来观物,又是以物来观自己,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与文物交流,感悟文物、传播文化。他将做事比喻成做人,用人的品格来要求做事。他不仅有对文物修复的充沛情感,更有着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品格修养。他用技艺和情操使文物发光发热,赋予文物新的生命。

二、创作手法:高雅选题与平实叙事的完美结合

讲述故宫故事的纪录片并不罕见,内有央视拍摄制作的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故宫》、系列微纪录片《故宫100》,外有美国国家地理拍摄制作的《透视紫禁城》、日本NHK制作的《故宫至宝》。从内容上看,几部纪录片都对故宫及文物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展示,从创作手法上看,制作理念与叙事角度多为大制作、大手笔,利用数字技术、扮演搬演等手段尝试呈现出一个立体的故宫。而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虽然也是展示故宫的文物与文化,但是创作理念不同以往,叙事方式更接地气,将曲高和寡的故宫选题与朴实无华的创作手法相结合,带来了一部“接地气”的纪录片。

(一)与众不同的制作理念

故宫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宫殿型建筑,藏有180多万件珍贵文物,有厚重的文化遗产和历史价值的积淀,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因此,关于故宫与文物题材的纪录片,大多数的制作理念偏向于表现故宫建筑的宏伟、文物的价值以及历史典故,运用远距离、全景式、多角度、立体化的拍摄方式,全面展示故宫及文物,凸显其威严、壮美、立体的形象。而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文物修复师作为故事的主线,通过实实在在的人来讲述故宫文物的修复工作,表现重心不是故宫雄伟的建筑,而是一群有血有肉、可敬可爱的文物修复师,借他们之手赋予故宫文物新的生命,从细微之处感受另类的故宫文化气质。

(二)朴实无华的叙事方式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运用近距离纪实跟拍、现场同期声以及实景再现的方式展现了故宫文物修复师和文物的修复工作,叙事方式娓娓道来、平铺直叙,平实、客观地记录了文物修复师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片中,陶瓷组修复师纪东歌在太和殿广场骑自行车,青铜器修复师王有亮骑着电动车到故宫外抽烟,众人在故宫院子里喂御猫、打杏子、种花草,这些小片段穿插在文物修复故事之中,给观众带来了纯净质朴的生活气息,与故宫本身的庄严肃穆、文物的厚重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反差。为了展现漆器的修复技艺,纪录片不仅拍摄了修复师闵俊嵘精心调制生漆、修复古琴和漆器的过程,还跟拍摄了割漆工深夜割生漆的全过程,使受众对文物修复工作有了更加立体直观的了解,增加了纪录片的趣味性和故事性,有利于提高纪录片的表现力。

三、传播途径: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的优势互补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首播后,并未像《故宫》《舌尖上的中国》一样收获轰动性效应,反而是在视频弹幕网站“bilibili”受到追捧。该网站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弹幕功能,该网站是时尚青年的聚集地,是涉及动画、漫画、游戏、视频等多个方面的资源分享社区。《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地在该网站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传播。随后,在爱奇艺等视频网站也呈现出了爆发式的点击量。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获得广泛的推介,在良友纪录等专业纪录片网站获得一致好评,该纪录片的传播获得了井喷式的发展。由于带来了较高的关注度,央视于3月16日在《纪录片编辑室》栏目进行了重播。这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的联动,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的优势互补,使纪录片的传播更具影响力。

(一)大众传播的广而告之

电视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有力媒介,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它可以通过自己的有利平台将信息内容传播给大众,成功地满足受众共同的兴趣。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一开始就在央视这样的平台播出,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该纪录片的知名度。尽管没有收获轰动性的效应,但它还是在对修文物感兴趣的人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形成了有力的传播,产生了极大的传播效应。

(二)小众传播的聚合效应

如果说大众传播是把同一类型的传播内容传递给大众,那么小众传播就是更加高效地把不同类型的内容细分并传播给不同的受众。这里的小众传播指的是视频网站、微博等新媒体的差异化传播,它们将不同类型的信息发送给受众,通过受众的自主选择满足他们的需求。不同的受众在接受传播的过程中,会因对同一信息的共同的兴趣形成聚合效应,使信息在这一群体中获得充分的传播,进一步了扩大了信息的影响力。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传播过程就充分体现了小众传播带来的聚合效应,该纪录片在视频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使得一大批对文物修复感兴趣的人群对其进行了关注、讨论、转发,产生了聚合效应。这些行为又进一步推动了大众对纪录片的关注,使得更多的人关注、观看并参与讨论,刺激了纪录片的大众传播,提高了纪录片的影响力。

四、结语

2016年5月19日,第22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纪录片提名公布,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获得了最佳系列纪录片提名,这标志该片得到了市场与业界的认可。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全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故宫,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可敬可爱的文物修复师们,他们用精湛的技艺重现了故宫珍宝的魅力。该片运用平实的视角展示着高雅文化,传播与传承了文物修复技艺。其传播途径结合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优势,收获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该片对今后中国文化类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也应期待今后有更多承载中国文化的纪录片走进大众的内心。

J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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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6)12-01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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