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美京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报界枭雄张季鸾

陆美京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130000）

张季鸾是《大公报》的灵魂人物，而《大公报》又是民国时期的舆论重镇。在那个充满政治力量变革、新生事物与思想不断更新、军阀割据、异国敌寇入侵的大时代里，他始终保持自己鲜明的个性与立场、独立的精神与信念，带着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迹。《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一身粗质布衣，却一生以笔言论救国，赢得了国共两党人的敬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他用笔杆胜过枪杆，深深影响着国人前进的方向。

《大公报》；张季鸾；报业经历；“小骂大帮忙”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其父一直对其灌输封建地主思想。据张季鸾回忆：“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以至于后来，他的“报一切恩”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言行与笔锋。由于家乡的环境，从少年时代起，张季鸾就萌发了爱国之情和忧民之心，他十几岁开始写文章，受陈兆璜赏识，招入道属。1902年，张季鸾到刘光蕡“烟霞草堂”进行学习。刘光蕡是一位关学大师，注重史地与国学。后来张季鸾留心经世学问，立言在天下，历办各报评，获得成功。1905年，他官费留学日本东京经纬学堂后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与经济理论从此打开了他的眼界。当时，孙中山革命派的《民报》与梁启超改良派的《新民从报》展开论战持续两年之久。在这个关头，陕西留日学生出版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杂志《夏声》，这本杂志属于革命派，坚持武装起义，深深吸引了张季鸾投稿并加以言论。由于张季鸾才华出众，很快被推选为《夏声》的编辑，这是他新闻工作的起点。从此，他走上了言论报国、新闻救国的道路。但是，此时的他一直是超党派人士，始终没有加入任何革命团体同盟会。

1910年，张季鸾赴上海帮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这是一份革命色彩浓厚的报刊。随后1912年，张季鸾又从南京报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事件，并且拍专电给上海，这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条新闻专电。在于右任的推荐下，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待孙中山辞职，张季鸾短暂的政界生涯结束，与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立图书公司。1913年，张季鸾和曹成甫在北京创办《民立报》，同时他兼任上海《民立报》驻北京通信记者，开始与袁世凯斗争。张季鸾在上海《民立报》发表袁世凯非法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掀起大波，成为二次革命导火线。袁世凯因此怒封北京《民立报》，张季鸾被迫入狱三个月之久。1915年，张季鸾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抨击袁世凯，后来任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总编辑。1918年，因为《中华新报》及北京其他一些报纸联合揭露段祺瑞内阁非法签订“满蒙五路中日借款合同”，张季鸾再次被捕入狱，出狱后在1919年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后经营不善停刊。

然而，真正塑造张季鸾的是《大公报》，张季鸾可以说是《大公报》的灵魂。新记公司《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正式复刊，由吴鼎昌出资，张季鸾任总编辑，胡政之为经理，三足鼎立，共同经营，并且制订了规章制度。第一，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绝不募款。第二，三个人在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第三，吴鼎昌任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及副总经理，胡任经理及副总编辑。第四，三个人共组社评委员会，少数服从多数，意见各不相同，则服从张季鸾总编辑。第五，张季鸾、胡政之劳力入股。根据当时的社会形态，政治势力群雄争霸，《大公报》只有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才能站稳脚跟。因此，张季鸾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字方针，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不党”指的是纯以公民的立场发表意见，不代表、不庇护任何党派；“不卖”指不接受带有一切政治性质的金钱补助，也就是不接受政治方面的人入股入资；“不私”指的是报纸不能私用，必须面向全国开放，成为群众之喉舌，这也是《大公报》中“大公”的很好体现；最后“不盲”指的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的理念，《大公报》也确实打破了传统通讯社待家守夜的陋习，建立了全国性的站点记者，包括特派员、通讯员的新闻采写。

但也有种说法表示，张季鸾的“四不方针”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让所有人误认为《大公报》是一家超党派的“客观公正”报纸。发表这种观点的人也许揪住了张季鸾与蒋介石私交甚好。事实上，《大公报》社评采取不署名制，张季鸾对自己的文章不珍惜、不留底稿也不收集，能确认出自他手里的社评为数不多。张季鸾起初就是立言“反苏，反共，也骂蒋”的原则，发表众多社评。关于触及国民党的现行政策，张季鸾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对国民党进行批评，具有“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的意思。这其中也是因为张季鸾与蒋介石私交甚好，文人气质彼此欣赏。蒋介石的现行政策符合张季鸾的政治理想，两人不谋而合。《大公报》夸耀的“文人论政”是在国民党许可的限度，归根结底是为蒋介石的统治帮忙的。张季鸾最终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与“诤友”。蒋介石懂得让《大公报》保持“独立”的外表，又使自己收到“小骂大帮忙”的实利。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要于右任打电话给张季鸾，支持不抵抗政策，张季鸾决定宣传“缓抗”，为此《大公报》馆被投了炸弹。1934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首席主客是张季鸾，张季鸾俨然成了蒋介石的顾问。“士为知己者用”的封建思想在张季鸾脑海中根深蒂固，其人生信条之一也是“报一切恩”。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张季鸾更加拥护蒋介石，到了个人迷信的程度。他曾说：“国家局面无论多么困难，我一见到蒋先生就觉得有办法。”

周恩来评价张季鸾：“他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称他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代报人并不过分，他应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 编辑委员会.新闻界人物（一）［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05-137.

［2］ 王芝琛.百年沧桑［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98-126.

［3］ 文昊.民国的报业巨头［M］.北京：中国文史版社，2013：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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