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慧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浅析《弯曲的脊梁》中传播学理论的运用

张慧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美国传播学者兰德尔·彼特沃克所著的《弯曲的脊梁》（Bending Spines）描述了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解析了这两个集权主义国家体制下的宣传架构和劝服技巧。本文旨在分析书中所运用的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依次从内容梳理、理论运用（从传播的仪式观、沉默的螺旋—谨慎的螺旋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以及规训与惩罚等方面来具体论述）和思考与追问来进行论述。

《弯曲的脊梁》；传播的仪式观；沉默的螺旋

美国传播学者兰德尔·彼特沃克所著的《弯曲的脊梁》（Bending Spines）描述了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作者通过对比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宗教等方面，着力从宣传与劝服的角度，进一步分析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在德国失败的原因。

一、理论运用浅析

（一）传播的仪式观

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提出了两种传播观，分别是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他指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

这样看来，不管是纳粹德国，还是民主德国，都在对国民的宣传和劝服过程中，运用了传播的“仪式观”作为理论基础。

（二）沉默的螺旋—谨慎的螺旋

德国大众传媒学家和政治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出了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诺伊曼提出这个理论的背景就源于她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所以这个理论就是完全为纳粹德国这样的极权主义社会所量身定做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个集团，社会上只有一种声音，不存在其他的对抗性意见。而这个结果的实现就借助了诺伊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为了消除少数人的声音做出了种种努力，包括无所不在的1984式的监视，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360°无死角的宣传与劝服。表面上看，少数人的观念在公共话语体系中慢慢消亡了，但实际上，“沉默的螺旋”只是一种表象。

因此，美国学者第默尔·库兰对诺伊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进行了修正，他提出更合适的表达，应该是“谨慎的螺旋”，即人们通常会隐藏他们的真实观点，进行自我审查，只是公开提出与其私人信念相冲突的观点，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甚至还会带来很多好处。

不管是“沉默的螺旋”，还是“谨慎的螺旋”，这些理论提供的解释都体现出处于高压环境之下人们内心的挣扎。实际上，历史证明，高强度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的，人们日积月累的怨气和无处释放的压力总会经历一个量变导致质变的必然过程。不断被迫弯曲下去的脊梁要么被折断（谨慎的螺旋理论表明至少有那么一批人的脊梁并没有被折断），要么就会在濒临崩溃之际开始反弹，当大多数人都开始反弹时，这时的极权主义政权就岌岌可危了。纳粹德国最终因军事力量的崩溃，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民主德国则因萧条的经济和苏联军事力量的撤出，而最终瓦解。虽然在这两个国家的失败中，民众的反抗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力量不重要，只是这两个国家还没有等到民众力量的崛起而已。

（三）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同样可以运用到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的极权统治中，概括地说，首先独裁党会对媒体的议程进行建构，然后媒体重点报道的议题又会形成公众议程，而这些报道又会在受众当中引起信息铺垫效果，从而影响他们对于现实的评估，但是更多时候这种议程设置所起到的功能却是微乎其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纳粹的战败，纳粹党控制下的媒体被授意不得报道真实的战败消息。因此，就需要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设置其他的议程，让他们去关注、去讨论，但是这样一来导致的后果就是人们的好奇心和猜疑心越来越重，媒体和独裁党的公信力也随之越来越低（很难相信，极权主义社会的政府也是需要有公信力、需要得到人们的认可的，但这是事实），不稳定的因素在慢慢发酵。最后纳粹挡不住俄罗斯人的广播电波，人们通过俄罗斯广播中的遇难者名单得知了真相，独裁者感到很尴尬，人们则只能咒骂媒体无良无德。在这场闹剧中，受伤最深的却成了夹缝中的媒体。

二、思考与追问

（一）大众角色

在宣传的过程中，纳粹德国把大众看作是头脑简单的木偶人，因而他们强调重复的力量，口号要简单响亮，多次重复就会有效果，这对比到传播学的理论中，就像是研究传播效果时的“皮下注射论”和“魔弹论”。但是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大众是有能力行动的，在他们看来，宣传的效果就像传播的效果一样，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需要从逻辑的层面上加强对公众思想的控制，不断地写报告、发文件，企图用这些文字来统治有一定理解能力的大众。

（二）夹缝中的新闻工作者

在极权主义社会下的媒体是可悲的，却也是值得同情的。经他们的笔写出的文字，虽然原则上讲也应该由他们承担最终的责任，但是他们又有什么错呢？错的不是媒体，而是他们所在的时代，所处的国家。难道他们不值得同情吗？不是所有的社会条件都能够产生出一个救世主般的正义英雄，也不是所有的历史背景下都能谱写人们所期待的——船头的瞭望者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传奇。但不努力就没有资格哭泣，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不应只是挂在嘴边的空话，而是应该深埋于心的处事原则，也许我们能做的很少，但希望说不定就萌芽于我们做了的那一点，脊梁可以暂时弯曲，但媒体人的独立人格和气节却不可以低下去。

（三）楚门的世界

纳粹德国控制下的媒体整天播放着虚假的新闻片，在那些画面当中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直到法西斯的力量最终崩溃，很多人才像《楚门的世界》那部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走出了那个封闭的“假世界”，感受到了真实世界的阳光温度。民主德国的行径更是可耻，不仅把竖起的柏林墙美化成反法西斯主义的保护墙，而且他们还对墙内的人们进行思想的恐吓，妖魔化墙外的世界，给他们套上思想的枷锁，让他们的灵魂成为肉体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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