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敏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河南 郑州　451400）

《大公报》自然灾害报道之“先见”
——以《大公报》对1917年水灾的报道为例

姚敏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河南 郑州451400）

本文仅以《大公报》对1917年水灾的报道为例，纵观历史，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期对自然灾害的报道略加比较，用现代眼光、现实理论分析《大公报》对自然灾害的报道，简要谈谈笔者在报道内容、报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以及版面安排等方面的“先见”。

《大公报》；自然灾害；报道先见

一、报道内容的“事本位”之“先见”

新闻报道中的“事本位”是指以客观事实为准绳，对自然灾害本身进行仔细、翔实、生动的描写，对自然灾害的性质、伤亡人员、时间地点、灾害程度、紧急状况、救援行动等给予及时、准确的报道。《大公报》立足于报道内容的“事本位”对1917年水灾进行详细报道。“津沽水势之危险，未有如今年之甚者。环津各河，或已平岸。低洼村庄盖已宛在水中央矣”①“三条石一带全在水中，红桥一带已成泽国”。②由此可见水患形势之危急。对水患惨状之描写：“南乡数十村暨各国租界漂没无余。人民弃妻抛子，颠沛流离，其状之惨笔难殚述，实为数十年未有之浩劫。”③对受灾人数的报道：这次水灾“津埠城厢内外男女老幼全数难民”多达55399人，并且“其余被灾后寻亲觅友、租赁房间居住者，不在其内”。④《大公报》竭尽全力维护新闻的真实面貌，对1917年水灾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自然灾害的报道往往以“人本位”为准则。“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一直是我国关于自然灾害新闻报道的理论框架。诸如，领导视察灾情、走访受灾群众、解放军日夜奋战保大堤、领导和群众在灾难面前表决心等。1976年7月29日，唐山地震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只发表了两篇报道：《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引题）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主题）》和《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主题）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副题）》。如此少量篇幅可见媒体对自然灾害的重视。另外，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巨大损失则以轻描淡写的“震中地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笔带过。又如，媒体对1991年江淮洪水中死亡人数的报道，迄今是个谜。值得欣慰的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人民日报》对地震情况的报道是我国媒体对自然灾害报道的新突破。报道力争以“事本位”为报道准则，对灾情的时间地点、灾害程度、伤亡人数、赈灾情况等及时、真实、客观公正地从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而准确的报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从《大公报》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期《人民日报》对自然灾害的报道，从“事本位”到“人本位”再到“事本位”，看似是历史轮回，实则为《大公报》起到了模范作用。

二、为民请命，建言献策之“先见”

媒体作为政府和人民的桥梁，对于自然灾难事件的报道，必须做到向民众传达有关灾害的各种有用信息，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同时竭尽所能获取有关灾害的各种有用信息，协助政府采取最为有效的抗灾、赈灾措施。1917年全国有12个省受水灾的影响，面对当时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大公报》作为极负责任的媒体，努力游走于政府和受灾群众之间，从媒体的议程设置上让人民看到了水灾的严重性、受灾群众的惨状，且凭借高知名度，发表文章，替民请命，为赈灾、济灾作出了突出贡献。刊登《为灾民请命》：“惟念本埠为通商大地，人才两富，调查劝捐，轻易着手。若夫省外各县或屯镇村庄受灾或烈于天津，而灾情反无从吁诉，本报窃愿尽其力所能及，宣布各处灾情，以辅官署调查之不及，且代各处苦难同胞呼吁于诸大仁人义士之前而求其拯援。尚乞各县人士或深受奇灾或目击惨状，速将现在被灾之状况、善后之办法录赐本报，当为披露，呼求救济。不但本报之幸，被难同胞实拜其惠。敢布赤忱，伏乞公鉴。”②此文不但为灾民寻求募捐，而且也辅助官署报道民情，寻求减灾之良策。9月天津水势最为严重时，为使城厢不致成为泽国，“官绅奔驰查勘、亟修堤埝、严禁开闸”。《大公报》发布评论认为此种做法无异于“以邻为壑”，提醒说“仅遏其流不治其本，则上流之水愈阻高，万一一蚁溃堤，全邑不堪设想”，并建议，治本之法是疏浚河道，“苟能宽其去路，则上流之水能缓缓归漕”。②

纵看建国以来，我国媒介对自然灾害的报道往往游离于政府与受灾群众之外，看不到媒介对受灾地区、受灾群众报道的急迫性，更别说从受灾之地获取有用信息给政府建言献策。直到汶川地震时期，《人民日报》才从篇幅上、新闻报道价值、理念以及舆论引导上彰显力量。据有关学者统计，与汶川地震相关的报道共964篇，平均每天32.1篇，其主要议题涉及16个，包括震区震情、捐款救助、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抗震救灾的信心、卫生防疫、知识普及、心理危机干扰等等。不但为灾区人民提供帮助，满足受众需求，更能体现政府和媒介对灾区人民深层的人文关怀。

从《大公报》到汶川地震时期的《人民日报》，媒体力争全方位、多视角设置议题，为灾民请命，为政府建言献策，发挥着媒体的社会责任。《大公报》早在1917年水灾报道中就穷尽自身最大的能力为灾民奔走，为政府献策，履行着报纸媒体的神圣职责，这无疑是《大公报》在报道自然灾害时的又一先作。

三、新闻评论之“先见”

新闻评论往往针对报道中所涉及的新事物、新问题、新动向而进行评论或述评，旨在从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给广大受众以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是新闻系统工程中的灵魂和旗帜。

传播学研究证明：“有效的舆论引导应该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形式”“简单的灌输无法起到良好的效果”。只报道客观事实的新闻，向人们传达灾情，是达不到引导与协助的作用的。评论的运用从较高的层次选题立论，分析说理，从思想和行动上引导和帮助受灾群众。1917年水灾时期，面对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生疲敝、社会失序的状态，《大公报》立足于受灾群众，发表评论《天人交迫》⑤揭露天灾和人祸的关系，呼吁社会各界停止战争，共同抗灾。面对“散放米面，施给棉衣，搭盖草屋和窝铺，灾民之衣食住草草苟完”，暂保无虞，《大公报》深谋远虑，发表评论指出：“善后之道，要在振兴各种工艺，使灾民得以自食其力，有恒久之生计，所谓以工代赈，其功较直接施赈尤计也。望诸公其致力于此。”⑥此文献策劝说，诉诸公以工代赈，求赈灾之长远。《大公报》以诸多评论见诸报端，用评论捋清当时混乱的灾害局面，引导人民为受灾群众贡献力量。

建国以来，从唐山地震时期《人民日报》的两篇新闻报道到1998年洪水时期《人民日报》8月9日到19日每天一篇的新闻评论，再到汶川地震时期《人民日报》55篇新闻评论，越来越多的新闻评论见诸报端，以其严肃厚重的形式，对灾区党员干部群众的赈灾济灾起到指引工作、澄清事实、引导舆论的作用。

从《大公报》到2008汶川地震时期的《人民日报》对自然灾害的报道，均采用评论这一报道方式，有效引导舆论，指导灾区赈灾工作。可见《大公报》在1917年对自然灾害的新闻评论又一次为现代媒体树立了典范。

四、版面设计之“典范”

直观、美化的报纸版面对于吸引读者的视线、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可起到传达信息、引导舆论、宣传教育等效果。对自然灾害报道时，图片报道是报纸最直观的报道方式。《大公报》在1917年水灾时期，技术条件限制的情况下，采取随报附送《天津水灾难民图》，并刊登启事，特别提醒“阅读诸君幸注意焉”。⑦《大公报》以这种直观的方式帮助大多数特别是其他地区不能身临其境的社会慈善机构和各阶层人士感受灾民的生活惨状。汶川地震时，从5月16日起，《人民日报》在其历史上首次为突发公共事件创办特刊，在5～8版增设《抗震救灾特刊》全面报道汶川地震的救灾情况，并从5月15日起，设立抗争救灾科普知识栏，全方位报道灾害信息，让受众清晰地了解到灾区的真实情况。

《大公报》的附报赠图与《人民日报》特刊及其版面的安排，两者皆从版面安排入手，让受众了解直观、全方位的灾区情况。《大公报》在近代技术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用其先进的报纸编辑理念，力争从版面上给受众一场视觉盛宴。

面对自然灾害，《大公报》谨遵新闻规律，勇担社会责任，善用新闻评论，创新编排理念，以最大的努力为赈灾、济灾奔走呼号，堪称我国现代媒体自然灾害报道的楷模。

注释：①《大公报》，1917年8月7日。

②《大公报》，1917年9月23日。

③《大公报》1917年10月15日。

④《大公报》1917年10月14日。

⑤《大公报》，1917年8月13日。

⑥《大公报》，1917年11月16日。

⑦《大公报》1917年8月22日。

［1］ 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257.

［2］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213.

［3］ 王珂.近代《大公报》对自然灾害之报道与现代报道之比较研究［J］.知识经济，2009（14）：147.

［4］ 王爱敏，李丹丹，赵元.论传统媒体对重大灾害报道的突破性发展——以《人民日报》对唐山和汶川地震报道为例［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9（4）：89.

［5］ 呼东燕，侯荣英. 5.12震灾中《人民日报》抗震救灾报道实证分析［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8（3）：102.

［6］ 孙发东.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J］.新文学与传播学，200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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