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负面报道中的舆情研究与伦理分析<br/>——以“南都记者高考替考案”为例

公共负面报道中的舆情研究与伦理分析
——以“南都记者高考替考案”为例

2016-03-01豆媛

新闻研究导刊 2016年12期

关键词：卧底负面舆情

豆媛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公共负面报道中的舆情研究与伦理分析
——以“南都记者高考替考案”为例

豆媛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2015年6月7日，南都记者卧底高考事件一报道就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本文对“记者替考”事件发生后，由于受众关注焦点的转变而引起的舆情发展变化的过程做了基于报道内容的分析，并结合伦理推理模式——波特图式，分析了事件中隐形采访的伦理道德，总结出今后对此类公共负面议题报道和处理过程的启示。

记者高考替考；舆情；内容分析；波特图示；媒介伦理

一、“记者卧底替考”焦点转变和舆情发展

（一）替考事件发酵并扩散为舆论热点

该文章发布后，舆情在微信迅速发酵。随后，南都官方微博也正式发布了该事件，网友和意见领袖转评量巨大，人民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官方微博也相继关注和转发，舆情场从微信转移到微博。同时，腾讯等新闻客户端和新闻网站进行了传播报道，移动端与PC端交替，加快了事件向舆论热点的演变。

据人民网监测显示，截至6月8日下午15时，事件相关网页新闻7900余篇，报刊文章616篇，论坛博客帖文1000多篇。［1］舆情态势仍处在高位。

（二）关注替考事件，质疑替考屡禁不止

从事件确认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初期公众关注的舆论点仍然是“高考替考”事件本事。舆论的关注点在于，高考替考为什么频发及如何处置相关涉案人员。大多数的媒体都在反思屡禁不止的原因和填补法律空白的必要性。

（三）舆论焦点转移，记者卧底是否违法成焦点

随后，事件舆论焦点出现了失焦：从替考转移到记者。人们对记者卧底替考的报道方法的合法性及采访中的职业伦理道德有了争议和担忧。

支持方：记者深入虎穴，以实质正义压倒了程序正义。他们从维护公平、社会公义的角度，认为记者深入虎穴、揭露真相是侠之大者。南都记者虽然确实有了替考的行为，但他在替考之前已经向公安机关报备，有良性的参与动机，且报道后有助于促进高考的公平性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质疑方：记者干了警察的活，本质就是以身试法。他们认为记者的调查权不能建立在以身试法和亲身犯法的基础上，记者也不能为了追求新闻的新奇性而不顾职业伦理道德和法律界限。

中立方：记者替考形式不可取，但结果有益于社会。记者卧底行为确实扰乱了高考秩序，但影响范围有限，并且因为及时曝光，维护了正义，保障了公众知情权。相信记者和南方都市报在之前已经有了良性违法和新闻价值的衡量。

（四）媒体重新引导舆论，促进舆论的平息

当整个舆论焦点都指向“记者替考是否违法”时，也就为理性处理替考事件营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此次涉事单位、相关部门针对陷入的舆情危机，迅速介入，积极回应，遏制了舆情的走势，引导了事件的良性发展。江西省教育厅迅速回应并成立了调查组，不失语，不妄语；教育部及时设置议程，扩大官方的影响力。舆论在媒体的话题舆论带领下，重新回到探讨如何防范替考等与高考替考直接相关的话题，舆论的高峰也慢慢回落了。

二、事件的舆情特点分析

（一）手机阅读颠覆新闻传播，传统媒体仍是主力

2015年，中国境内活跃的手机网民数量达7.8亿，占全国人口数量的56.9%。［2］网络的普及使得老百姓对新闻资讯的获取正由传统报纸、电视乃至电脑网络迅速转型到便利快捷的移动互联网。这次高考替考事件，从最初的事件爆发到舆情的高涨，都是通过微信和微博、手机新闻客户端等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手机阅读成为信息传播交流的新形式。虽然网络等新型媒介的传播在时效性上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但是网络媒介的把关不足、媒介素养不够等造成的谣言也会影响舆情的发展。传统媒介在内容上的优质性和权威性，使其在这次“记者卧底替考”事件中仍是主力。

（二）公众舆论出现失焦，意见领袖作用突出

我国从恢复高考以来，也有过替考组织被曝光的先例，但记者充当“枪手”卧底揭发属于首次。在这次舆情风暴中，“记者卧底替考是否合法”的热度高于替考本身，舆论发展开始失焦。出现这种现象，与有些媒体以博眼球为首任，导致公信力下降有关。此外，各种网络话语场和意见领袖的出现，造就了多样化的舆论讨论，使舆论环境逐渐专业化、多样化，这也是此次舆论失焦的影响因素之一。

（三）政府积极响应事件，舆论观点趋于理性

“南都记者卧底替考”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却能在短时间遏制了舆情走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快速积极地介入和回应。近几年，我国也颁布了一系列清网措施。公众媒介素养有所提高，官方舆论主导能力有所增强，政府快速回应等都为舆论场注入了更多的理性因素，网民情绪化和网络暴力有所遏制。在此次事件中，有29%的质疑声音，71%的理性声音。［3］

三、公共负面报道中的启示

（一）慎用隐形采访，应把握好“度”

隐性采访是提高新闻真实性的一种方式，是记者无限接近新闻真实性和深入性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并非唯一和常用的方式。就个案来说，南都记者卧底替考组织进行采访，虽有悖于诚实原则，但从目的和效果上看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更好地保证了教育公正，对社会的危害度几乎为零。采访产生的维护公共利益的正面效果大于冲击道德原则带来的负面效果，而且只有非正常手段才能挖出这样的新闻。

我国目前没有隐性采访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处理中也是遵循利益权衡原则。对于记者来说，罪与非罪的界限，就是要把握好度。即慎重采用此方式，把握好使用频率和内容限度，坚守记者的职业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豆媛，女，西北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

（二）增强记者道德，防止伦理失范

在事件调查报道中，卧底只是辅助的手段，记者要把握好法律底线和职业伦理，平衡好新闻价值和道德法律的关系。

我们媒体从业者还应该熟知伦理分析模式——波特图式。面对某个问题时，从它所处的环境出发，再确认价值，再到该遵循的伦理准则，最后选择忠诚归属，从而作出合理的决策来应对冲突和争议。

法律是媒体的外在的底线，而内在的底线就是我们的职业伦理道德。媒体在参与新闻事件、收集重要新闻素材时，要把握法律的底线和伦理道德的度，目的的合理性不能替代行为及结果的合法性，目的不正当，方法再精致，也是一种罪恶。［4］随后，南都微信公众号推送了《江西替考案大学生枪手：希望得到社会原谅》一文，表现出新时期媒体的责任和媒介价值。

（三）加快信息发布，增强舆论引导

大众媒体在报道过程中除了起到基本的信息传递作用外，还起到了“舆情导控”功能。“舆情导控”作为一种可以影响大众思考、牵动大众社会满意度的巨大社会力量，将会越来越受重视，对提升媒介和政府公信力以及化解舆情危机有重要作用。

在公共负面事件的报道中，相关政府机构应该加快信息的公开发布，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更好地进行议程设置，加强对舆论的引导。在此次事件中，有关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会等发声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追踪报道都是为减少事件的负面影响，传达准确信息，引导舆论的理性发展和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