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雅萱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武汉 湖北　430074）

数字鸿沟与社会分层

敖雅萱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武汉 湖北430074）

数字鸿沟理论认为，在数字传播时代，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群体媒介使用的差异，导致不同群体在信息获取与信息使用方面呈现出差异，从而形成数字鸿沟。本文对该理论涉及的重要环节——信息获取环节进行讨论，认为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传播时代，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并非一定拥有信息获取的优势。其主要原因在于网络技术本身的特点、网络技术较之传统媒体普及的迅捷性、新媒体技术发展中的受众导向等。

数字鸿沟；社会分层；新媒介

媒介技术的发展对社会有何影响？这是许多学科，特别是社会学和传播学一直重视的问题。从大众传媒时代开始，这个问题被赋予更多的关注。下列观点被普遍认同：媒介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可作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媒介技术到底如何作用于社会？如何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具体理解媒介技术发生影响的过程？知沟理论和数字鸿沟理论是代表性理论。这两个理论是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媒介技术发展阶段的解答，都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决定了媒介使用的差异，形成了知识鸿沟或数字鸿沟。果真如此吗？在网络传播时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对网民使用媒介、获取资源产生了不同影响吗？本文根据作者的观察和相关文献的分析提出：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传播时代，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并非一定拥有信息获取的优势。其主要原因在于网络技术本身的特点、网民的信息需求与使用特征、网络资源平台设计的网民导向等。

一、数字鸿沟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勾连

20世纪70年代，P·蒂奇诺等根据一系列实证研究提出“知沟假说”，认为假如输入社会体系的大众媒介讯息增加，该社会体系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得到的讯息要比地位低者快。因此，二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不是变小而是在扩大。知沟理论提出的背景为传统大众传播时代。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传播时代，对知沟理论的重新探讨和检验成为热门。众多学者探讨互联网到底是缩小还是扩大了知沟。数字鸿沟理论便是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代表性理论。

数字鸿沟与知沟假说一脉相承，后者区分的是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不同的人在大众传播中形成的知识差距，［1］前者则特指在数字传播时代，不同群体使用媒介的能力不同以及媒介内容获取行为不同而形成的信息获取差异。“信息、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变量，并与社会阶层之间产生着密切的关系，重塑着社会阶层化机制。”［2］对数字鸿沟的讨论多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地区之间，较多地分析了影响数字鸿沟产生的宏观结构性因素，以及从宏观层面分析数字鸿沟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宏观取向的研究缺少对其作用机制的探讨。

显然，数字鸿沟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是有关联的，一些共同的变量指标将二者勾连起来。特别是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传统衡量指标（职业、教育水平等）在数字鸿沟理论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都是重要变量。结构化的分析一般持这样的假设：较高教育水平和较好职业的人们，更容易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并通过它巩固并强化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如关于大学生互联网使用的研究中，对教育水平和职业进行延伸，父辈的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收入、学科类型这些变量也会被纳入假设。［3］这样的分析都认为信息资本通过信息技术工具实现着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认为获取新技术的能力是一项微观的衡量变量，可能受到家庭教育、个人性格、所处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影响。［4］本文也是从这种假设出发，从微观个人行动的角度，探讨获取新技术能力与知沟之间的关系。

二、数字时代信息资本的获取

对数字鸿沟研究的结构化的命题认为，社会阶层较高的群体更容易获得信息资本，并把这种资本转化为对新技术新信息的利用。但是否是社会阶层较高的群体更容易获得信息资本呢？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并与三个特征相关：一是形成了互联网这样一个开放平台，更有利于自身社会阶层较低的个体在平台中获取信息并运用新技术。原先的壁垒被新的联系渠道打通。二是新技术与市场的紧密关系，存在着很大一部分面向庞大中低收入消费群体的便利新技术，在这些技术上阶层次序与接入次序并不一致。三是新技术革新的速度快，利用技术再生产的优势地位很快被追上。这些特征都可能利于社会阶层重新洗牌，新的群体取得优势地位。

（一）互联网信息平台的开放性与互动性

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群体与个人三者的关联方式得到重构。传统的单向传播为双向互动取代。因此，甚至有学者提出，互联网时代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的个人主义社会（wellman，2003），个体在这样的社会中能够作为积极的行动者。

这样的过程随着手机的普及以及功能的融合加剧。如今，手机几乎可以提供与电脑一样的功能，而且两大平台的用户数不断上升，微信的月活跃用户超过5亿，每日人均启动次数超过10次。2012年支付宝的用户数已突破8亿。

数字传播平台中，新技术接入的屏障被逐步消减。如许多论坛以及平台追求更多的流量和用户，对于潜在的消费者不遗余力地挖掘，互联网及许多在其之上延伸的应用试图接入更多用户而不是隔离以确保自身的优势地位。一方试图接入，一方试图获得更多的用户，双向努力下，个体能获得更多的讯息。

传统社会讯息是昂贵且闭塞的，社会地位高的人拥有信息获取优势。但在互联网平台上，有共同经验的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联系并分享经验，这些经验信息能畅通无阻地在平台上传播，获取难度大大降低，原有的差距也被缩小。

能够在互联网上搜索有用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技能，但是这一技能的培养和提升并不完全被社会结构因素所限制。互联网经验丰富、乐于探索的人可能会在这一方面有所专长。因此，可能是其他因素（如个体的学习背景、职业特征、兴趣爱好、信息需求等）而非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决定了人们对互联网信息的搜索能力和使用特征，这也正是知沟理论需要面对的来自微观个体层面的质疑。

（二）以受众为导向的技术设计

互联网新技术分很多种，已经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技术通常以便利著称，并不是面向较高阶层群体有使用难度的技术。淘宝以及许多购物娱乐类软件，一开始就是面向中低收入群体，通过便利和实惠打开市场，其尝试者、首先接入者以及主体消费群体不是高收入阶层的群体。

在谈到数字鸿沟的第一道沟壑，即是否能够接入网络时，收入是十分重要的变量。但在能够负担得起这些技术的人群中，对技术及信息的获取就不再完全按照经济地位来排序。况且，较高社会阶层能够负担起使用新技术的花费，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有这个意愿。首先是许多技术的主要受众并不是他们，其次使用技术便利并不是有闲阶级的消费第一取向，并且尝试新技术的冒险精神也不是这样一个群体所共同具备的精神特征。

在这样一个新的信息化时代，实现自身再生产的群体并不按照现有的社会阶层来决定次序。研究者在对日本社会互联网使用的分析中指出，在第一道沟壑之后，对技术的获取在收入方面呈去阶层倾向，［2］而且可能文化教育水平更高的知识阶层更容易从中获利。

（三）新媒介技术普及的迅捷性

新技术的推广变得越来越快。这在我们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新的概念、新的技术被快速推广到全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获取信息并投入再生产的时间。

通过掌握新技术而获得的优势地位很快就被技术的普及追上。如互联网购票很快就被普通人群掌握，原为少数人拥有的网络购票优势被打破。而且通过新技术获取的资源、掌握的利益也并不是接入得越早就越多。以WIFI为例，WIFI尚未在国内起步时购买国际上具有WIFI功能的昂贵的手机，并没有对个人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只有等到WIFI这项技术在国内普及，这项技术的利处才真正被享有。接入时机早并不能保证从中获利，尝鲜的同时也常常要承担试错的风险。

上述分析表明，信息化时代所具有的这三个特性，即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面向受众的技术以及迅捷的普及速度使得信息资本的再生产不再简单地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在数字传播时代，可能会产生新的获利群体，而这有待我们在知识鸿沟社会分层中进一步研究。

［1］ 王晓晴.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理论再谈［J］.新媒体，2006 （6）： 56-57.

［2］ 李升.“数字鸿沟”：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的新视角［J］.社会，2006（6）：81-94.

［3］ 赵联飞.中国大学生中的三道互联网鸿沟——基于全国12所高校调查数据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5（6）：145-168.

［4］ 黄佩，杨伯溆，等.数字鸿沟中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探讨——以学生家庭背景与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关系为例［J］.青年研究，2008（7）：16-23.

G206

A

1674-8883（2016）12-005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