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艺凡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7）

“美貌认知”的传播机制
——从东西审美差异浅析符号定型与文化霸权的关系

曹艺凡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7）

本文尝试通过对当下东方以及西方对“东方美”不同认知的分析，以批判性内容研究为范式，对符号定型的传播现象进行阐释，并对定型背后的文化霸权问题进行探讨。

审美；符号；定型；霸权

容貌是非语言符号的一个重要类型，它能在现实的传播中不断被编译出新的意义。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明关系疏离，“美貌”的边界在不同文化场域中非常清晰。随着跨文化传播的兴起，“美貌”作为一种被解读和被构建的符号经历了新的“定型”——近30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是当下主要的文化输出国，他们对“美貌”的定型对中韩等东方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东方的传统美貌没有民族文化的有力支持，它们的符号意义尚未来得及被西方所理解，就在本国审美变革的浪潮中被淘汰了。

“美貌”如何被“定型”，反映出了对文化支配权的拉锯。正如霍尔在《表征》中所提到的，定型的本质是对“差异”加以简化，并使之固定化，其目的在于建立起一条符号的边界，维持文化秩序，将界限之外的人从符号上放逐。显而易见，“定型”是文化霸权的外在表现，它只能在权利明显不平衡处出现，强者/输出者主动定型，弱者/接收者被动定型。这种“定型”不仅会影响人的心理，最终还会影响人的行为，近几年中韩整容之风盛行，就是这种审美革命引发的不良反应。本文将以“东方美”为切入点，分别对东方审美之变和西方审美之不变进行阐释，尝试说明符号定型与文化霸权给当代社会带来的新问题。

一、人人都爱混血儿

2013年第57届韩国小姐大赛举行，由于多位佳丽面容酷似，被网友讥讽为“是同一条生产线上出来的产品”“整容也不要找同一个医生吧”，后来更被开发成“韩国小姐连连看”游戏。确实，来自大邱市的20位佳丽有着相同的面部特征——锥子脸、尖头鼻、双眼皮。这些欧式的面部特征并不符合亚洲人对美貌的传统认知，也不属于黄种人自然基因的呈现范畴。事实上，在40年前的韩国小姐赛场上，线条圆润柔和的鹅蛋脸才是最多见的面庞，参赛选手们往往鼻高适中，鼻翼略宽，眼睛稍小，且单眼皮居多。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韩国人眼中的美貌符号在短短的数十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形，甚至病态地带动了整容业的繁荣？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不可否认的是，欧美文化的强势输出对韩国的审美革命产生了方向性的引导。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大量的欧美面孔涌入了韩国人的视野，人们的脸孔数据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混血逐渐成为一种时尚，韩国整容业也是从此以后才真正开始兴起并一发不可收拾。

这种美貌符号的流变不仅发生在韩国，也发生在中国。回顾全面改革开放之前的演员和名媛，她们的外表颇符合古书中对美女的描绘——螓首蛾眉，方额广颐。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接触到西方影视的亚洲成年人，根本无法准确分辨、记住片中人物的长相，更别提对西方面孔建立美丑观念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好莱坞在20世纪末展开了对全球价值符号的重新洗牌，“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和高科技，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图像。而这种带有强烈文化色彩的图像传播在霸权式的输出中，让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同时也在被这种文化所同化”（毛海江，2006），亚洲人审美观念的改变就是被同化的副产品之一。

最终，中国人不但习得了与西方人同样的对西方脸孔的审美能力，而且改变了自身的审美标准——中国人的脸孔数据库因为加入大量西方数据，参照系被大幅拓宽，西方脸孔也被“平均”了进来，于是，混血成了“美貌”的代名词，而欧式的五官则成了定型的“美貌”符号。这种改变不仅在时尚、影视界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而且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也造成了出乎意料的冲击——由于自身血统和人种特点的限制，整容之风在中国日盛。这些自戕身体、病态求美的做法体现出了社会大众对西方话语毫无抵制的盲从。

审美断层的背后是更加可怕的文化断层：“容貌”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带有一定的伦理道德意义，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轻易不可损伤。西方文化标示出“美貌”的边界，狂热的信徒们就不择手段地想要跨越这种边界，这实在是一件既可怕又可悲的事。

生产审美范本，规定“美貌”边界一向是文化强者的特权，巴黎的时装周、美国的好莱坞、维多利亚的秘密……它们代表的美和价值有着自身的社会意识、文化传统以及民族特征，这些被消费主义、娱乐主义包裹的意识形态内核，成功地借助科技和资金的优势从西方传播到东方。这种跨文化传播的不平衡无声无息地蚕食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它带给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连五官这样稳定的文化符号都能改变，还有什么能阻止普通民众崇洋媚外的冲动呢？早在1998年塞缪尔·亨廷顿就在《文化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和体制。”而所谓“共同的价值、信仰”等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以美国文化为标准的。全球化的视觉文化传播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自由，发展中国家专注于提防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不公正，却疏忽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文化话语权的垄断，最终纵容了本民族审美文化的丢失，以及以西方文化观念为核心的普适价值观的形成。

二、历经百年的东方面孔

与近年来东方审美剧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对东方面孔审美的恒常。自从1919年黄柳霜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好莱坞崭露头角的中国女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话语对东方女性的审美似乎就固定了。不管是动画片中的花木兰，还是当下活跃在美国影视圈的吴珊卓、刘玉玲，甚至那些在时尚圈获得认可的亚洲超模——她们的五官和轮廓都是相似的：细长的眉毛、斜飞的丹凤眼、稍有棱角的宽脸颊以及和白种人相比略显低矮的鼻子。

实际上，这种定型是早期欧洲“东方主义”的一种延伸，它并不以反映真实的东方为目标，相反，民族中心主义的想象和自以为是的刻板印象是它构筑东方形象的基石。爱德华·赛义德认为这种“东方主义”是一种权威话语，“凭借它，欧洲文化才能在后启蒙时期从政治上、社会学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科学上和想象力上处置——并甚至生产——东方”。因此，主流西方社会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东方文化所构建的真正“东方美”，更不在意作为个体的东方女性，只是粗暴地“把一个人自己的文化标准应用于他人”（布朗，1965），选择满足他们集体意淫的代表面容。实际上他们现在对黄种人的符号定型，正和数十年以前他们对黑人的符号定型如出一辙。

黑人的生物学特征就是他们的命运……他们还被归结为他们的本质，懒惰、愚忠、顺手牵羊的“偷窃”、欺骗、孩子气等，属于作为一个种族、作为一种样品的黑人，跪着的奴隶就只有奴性，汤姆叔叔就只有他的基督徒的忍耐，黑人保姆就只有对白人家庭愚忠。（霍尔，1997）

同理，“东方美”也不过是他们多元文化博物馆中的样品，这些人身上有许多预置的标签：扁平清淡的五官、柔弱坚韧的性格、人情重于原则的处世方法以及飞檐走壁的功夫神话。纵观西方影视中的中国元素，看似重点突出，实则片面单薄。可笑的是，西方以一种骄傲的姿态，不断地用这些过时的成见向东方示好，而东方大众竟也喜闻乐见地全盘接收，毫不在意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的巨大鸿沟，反而对东方元素在西方文化中的点缀感恩戴德。

虽然上述文化观念中的不对等不易察觉，但“美貌”作为一种“能指”与“所指”相对统一的意义符号，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定型差异较为直观。很多跟西方人打过交道的中国人会诧异于中西方对女性审美的差异，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混血儿式面容是当下东方对美貌符号的定型，而具有东方古典气质与异域风情的脸孔才符合西方对“东方美”的预设。他们的根本矛盾在于，东方渴望突破符号定型所产生的边界，以提升自己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的地位，而西方拒绝承认东方的努力，更拒绝接纳他们作为平等的一份子。

另一个事实是很多西方人根本没有建立起东方面孔的数据库——面对亚洲人的时候，很多西方人其实都是“脸盲”——范冰冰作为当下中国娱乐圈公认的美女，经常出席国外的时装周，然而外媒还是将杨幂和张馨予错认成她。这个现象，既说明了欧式审美在中国泛滥成灾造成的同质化趋势，也说明亚洲审美的输出对西方文化来讲是多么的脆弱无力。

三、符号定型与文化霸权

对传播符号的定型其实是每一种文化都与生俱来的属性，除了“美貌”，道德、法律、民俗、语言、文字等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也都通过不同的编码和译码过程被定型为不同的符号形式。然而同西方世界交锋的失败，却使其他文化对自己的符号体系萌生出“次等意识”，霍拉尼描述在西方压力下的现代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时说道：“它不再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不会创造却只是模仿；而且甚至不能准确地模仿，因为那同样需要一定的独创性。”可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并没有带给人们期待已久的平等交流和相互繁荣，反而促成了霸权的真正实现——“在任何非集权主义社会中，某些文化形式预先支配了其他文化形式；这一文化的领导权的形式就是葛兰西认为是霸权的东西”（爱德华·赛义德，1978）。

这种霸权的实现，不是暴力和压迫的结果，反而来自于弱者对强者自发的艳羡和配合，弱者渴望与强者处于同样的文化群体中，渴望与强者拥有同样的文化身份，来实现一种虚假的文化平等和文化认同。因此，当强者规定了符号定型的规则和编码、译码的程序，弱者就积极接受它们。“混血儿”之所以在东方和西方受到不同的解读和对待，是因为它本身是一种过渡性的杂糅符号，在东方的表征系统中，它兼具了传统与现代的美感，是高人一等又可触及的美貌；在西方的表征系统中，它却没有受到偏爱，因为在东方看来高贵的成分，在西方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平常，而西方所向往的东方特有的神秘和猎奇反而在混血儿的面孔中被削弱了。

当下，被摧毁并重建的东方审美符号系统竭尽全力地向西方看齐，而西方却仍然固守从前对“东方美”的认知，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臣服与谄媚。同时，这种臣服与谄媚又是隐性且不自知的——由于历史的创痛，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霸权非常敏感，但是对包裹着娱乐外衣的文化霸权却非常迟钝。可见，亚洲国家作为西方文化符号倾销的洼地，正行走在同化和异化的不归路上。

符号定型与文化霸权互为表里，文化霸权对人类历史真正的伤害，来自它越发明显的不可控性。我们不能把欧式审美在东方肆虐的责任全都推给西方，用媒介帝国主义的观念去过度阐释一种占据着优势地位的发达文化是不公平的，因为在中国文化全盛的唐代，中国也曾这样辐射了世界。东方“美貌”符号定型的变迁也并不是单方灌输的结果，它源自双方自愿的合作。然而在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当下，“美貌”的符号成了一种可以自由购买的商品，所以这种“合作”的消极影响被放大了，它将带来空前严重甚至畸形的“同质化”问题。这是文化霸权自身也始料不及的新现象，如果不加提防，人类文明极可能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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