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建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刘克庄的诗歌价值观与中国文人的文学价值观

王明建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关于功名与诗歌的价值取向构成刘克庄诗论的诗歌价值观：如果对二者作价值认同，认为诗歌的价值高于功名，是刘克庄的价值判断观；如果作“二者必居其一”的取舍，取功名而舍诗歌，是其价值选择观；如果作“二者可以兼得”的先后选择，就先求功名后作诗歌，是其价值先后观。从刘克庄的诗歌价值观可以观照中国文人的文学价值观：其价值判断观是对部分中国文人文学价值虚无观的否定，其价值选择观代表了中国正统文人主流的文学价值观，其价值先后观代表了中国文人理想的文学价值观。刘克庄的价值判断观、价值选择观、价值先后观的内在关联是，三者组合构成完整的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刘克庄诗论；诗歌价值观；中国文人；文学价值观

宋代江湖诗派的作家遍布全国，涉及社会各阶层，风行七十年左右[1]，所以既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又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大的流派之一。该派领袖刘克庄通过诗话、序、跋、短评、论诗诗、书信、送别文、传记、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等形式发表众多诗歌理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用最多的诗歌理论之一就有刘克庄的大量言论(引用100处以上)。在刘克庄众多的诗歌理论中，其诗歌价值观尤其值得关注。

一、刘克庄诗论体现的诗歌价值观

刘克庄诗论所体现的诗歌价值观非常丰富，主要表现为价值判断观、价值选择观、价值先后观。

1.诗歌高于功名的价值判断观

这里的价值判断观指对关联事物作孰高孰低的价值确认。古人常把诗歌与功名作为关联事物来讨论，认为二者的价值孰高孰低，就构成有关诗歌的价值判断观。刘克庄认为诗歌的价值高于功名的价值。

首先是“文字”的价值高于“权势”的价值。《秘书少监李公墓志铭》认为 “权势”因“能驱使愚俗”、“能淆乱是非”而给当权者带来暂时的名誉，“文字”因“能流行今古”给“诗人”带来永久的声望。在暂时的名誉上，权势胜过文字；在永久的声望上，文字胜过权势。权势的名誉会逐渐“消歇”，文字的声望会“流行今古”。[2]卷165*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五(后简称《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后引此书不称名，只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该书卷数。总之，文字的价值高于权势的价值。这里因为是论述“诗人”的“文字”，所以“文字”其实指诗歌。

其次，“文字”的价值高于“功名”的价值。《赠谢子杰》说“功名”如“露电过”一样短暂。相反，“文字”像“星斗垂”一样永存。在官位上有“五福”之尊不如在诗坛上有“万诗”流传。[2]卷40看来，文字与功名的价值隔若天壤！因“文字”与“万诗”关联，所以“文字”同样指诗歌。

其三，“诗”的价值高于功名的价值。《答书生》说“江表英雄传”的价值远低于“孤山一卷诗”的价值。《赠谢子杰》说“潞公”高官的价值远低于“放翁”诗名的价值。[2]卷40

总而言之，在价值判断观上，刘克庄认为诗歌的价值大于功名的价值。

正因为有如上价值判断观，所以刘克庄对世人相反的价值判断观——认为功名的价值大于诗歌的价值——甚为不满。《李炎子诗跋》说因为“有科举之累”的关系，所以世人有 “以程文为本经，以诗古文为外学” 的错误价值判断。这种错误价值判断导致许多反常现象。反常现象之一是有诗名的贾岛因不擅科举而遭人轻视：“贾浪仙有诗名，入试问原夫辈乞一联……同人戏之。”反常现象之二是擅科举的杨补之因向人求教作诗而遭人戏弄：“杨补之妙辞翰，礼围作赋第七，韵思不足，求助于同人，同人戏之。”[2]卷109反常现象之三是有一种人在读书上“书有所未读”，在写作上对“诸文”全为外行，在修身上对所有之“学”都“有所未通”，但这种人因为只会科举考试之“一艺”就“一生富贵”。[2]162( 《林德遇墓志铭》)

世人的价值判断观来源于古人的 “立德”“立功”“立言”观，即立德立功高于立言，其中立言包括文学创作。刘克庄对这一价值判断提出质疑云：“是云有功德者无待于立言与？”难道只需要立德立功而不需要立言吗？《信庵诗序》列举了很多立功者诗歌成就巨大的事实：皋陶创作《赓喜起》之诗，周公创作《鸱鸮》《七月》之诗，尹吉甫创作《江汉》之诗……等等，这些人都是“古大臣”，他们的诗歌成就毫不亚于自己功名成就，甚至还高于功名成就。[2]卷97

2.取功名舍诗歌的价值选择观

这里的价值选择观指对关联事物作取舍。对诗歌与功名作取舍就构成了有关诗歌的价值选择观。如果二者必居其一的话，刘克庄主张取功名而舍诗歌。这种价值选择观与上述价值判断观完全相反。

作诗阻碍功名，《黄挺之诗卷跋》说姜夔、鲁阉、去辨父子的诗歌成就损害了功名：“抑白石(姜夔)仅至九卿，不登侍从，疑诗为之。”“鲁阉仅至学官掌故，不得一麾，亦诗为之也。”“去辨父子高才，俱未解褐，疑又诗为之也。”[2]卷109诗歌成就越高，功名成就越低；连说三个“诗为之”，可见诗歌成就对功名的巨大阻碍作用。他在《周天益诗跋》中也讲了相同的现象：周天益长期家贫，先是“具家荡尽”，后是“如饥何”，长期被排斥在功名之外，“身世栖栖然浪走于江湖，见遗于场屋”，家贫仕挫的原因都是“诗误之也”。[2]卷108

作诗带来身世的迫害，《与宰执书》说自己因为“少时以章句小技浪窃虚声”，所以导致“言者遽攻击之”，“重劳驱逐”[2]卷130。“攻击”“驱逐”的迫害特指“梅花诗案”。所以劝别人为避害而不作诗，《答陈龙图》云：“学者当穷理，工诗岂美名，不能裨采访，徒自取讥评。”[2]卷8“工诗”会招来“取讥评”的攻击。

既然诗歌阻碍功名且遭致迫害，那么二者之间到底孰取孰舍呢？刘克庄毫不犹豫地认为应该取功名而舍诗歌。

首先，在作决定时，选功名不选诗歌。《又和黄户曹投赠》说“吟得擅场”(取得诗歌成就)“不如黄策挹浮荣”(不如取得功名成就)[2]卷25。《答林祖武》说“被诗赚”不如“取公侯”。[2]卷33《柯岂文诗跋》说有诗坛“高名”但“不沾寸禄”，“诗虽工何为者？”[2]卷108

其次，如已经作诗就赶快改求功名。《题蔡炷主簿诗卷》劝刚“作诗”的蔡炷“因而废不为(诗)”[2]卷16。《跋某人诗卷》云“请君忙改艺”[2]卷9，“改艺”就是弃诗从官。

其三，如果终生只作诗就是人生之不幸。《徐总管雨山堂诗跋》说徐某终生作诗“得心应手”，但不用“此手草军书”(与功名相关)，就简直是诗人般的“冷淡生活”，太可惜了。

3.先功名后诗歌的价值先后观

如上所言，选功名而舍诗歌的前提是“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前提变了呢？即如果前提不是“二者必居其一”而是“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呢？那么刘克庄是主张对功名、诗歌作全部选择的。

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如果功名和诗歌可以全部选择的话，那么孰先孰后呢？刘克庄主张先选功名而后选诗歌。

首先，先功名后诗歌，可以使二者双丰收。《王子文诗序》云：“潜斋年未四十，导密使，班列卿，使□内牧潜藩，言议风旨闻天下，不以诗自名。余得其诗读之……合于诗人所谓六义者。盖江湖草野之士，白首专攻，得数十百篇。潜斋方有权位，窃意丰于彼者，必啬于此，而诗至二十卷，又皆粹美无疵，闲雅有味，讵可以常情测度哉？”[2]卷94王子文首先取得功名，在“年未四十”时就“导密使，班列卿”，所以成为“有权位”之人。在取得功名成就以后再创作诗歌，他的诗歌就“合于诗人所谓六义者”(符合“六义”是刘克庄对诗歌成就的高度评价)。所以不见得功名成就(“丰于彼”)会损害诗歌成就(“啬于此”)。恰恰相反，“诗”“不以自名”，就是诗歌不能单独成名而必须借助功名而成名。所以，如果先功名后诗歌的话，可以使二者双丰收。

其次，先功名后诗歌，可以使诗歌成就更大。《赵孟侒诗跋》云：“赵君安中未冠中春官，出门行顺境，而卷中佳句，清拔流丽，它人搯擢胸肾抠出心肝形容不得者，君独等闲片语通尽，非非(笔者案：疑衍一“非”字)穷而工，未老而就，不思索而高深，不锻炼而精粹者，天成也。或以人力为之，勉强而不近矣。”[2]卷106赵孟侒先在功名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很年轻时就步入仕途，且官运亨通。取得功名成就后所作诗歌佳句纵横，清新流丽，自然顺畅，与别人的诗歌相比显得更加老到高深，更加精粹天成。别人诗歌以“人力为之”而不能“勉强”取得的成就，他却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因此，如果先功名后诗歌的话，可以使诗歌成就更大。

其三，先诗歌后功名，就不可能有功名，不可能使二者双丰收。《李艮翁礼部墓志铭》云：“天生之才……吾友……发其豪芒兮，皆伏光怪而藏组丽。有骚之洁兮，无骚之怨。有雅之思兮，无雅之刺。温温之和兮，谦谦之志。客谈其短兮，君掩其耳；士有才善兮，叩之不置。使若人兮，早居讨论阔色之地；中朝典册兮，视先汉夫何愧？奈何使之校亥豕之讹兮，饱齑盐之味。或道以终南之径兮，大风之坠。君义不食舒亶之唾兮，耻污刘舆之腻。常拔前而疐后兮，连蹇于外逮。景定之再造兮，览挥而至。犹忽而来兮，倐而逝。”[2]卷164李艮翁首先在诗歌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有《离骚》的优点(“洁”)而无《离骚》的缺点(“怨”)，有《诗经》中“雅”诗的优点(“思”)而无雅诗的缺点(“刺”)。并且，其人品极佳：温和谦逊，扬人之长而掩人之短。以这样的人品和文品，如果使其建功立业(“居讨论阔色之地”)，必然使朝廷“典册”不愧于汉代，即功彪史册！后来李艮翁也多次进入仕途，但每次都官运短暂，不是“拔前而疐后兮，连蹇于外逮”，就是“忽而来兮，倐而逝”。这样一个文品人品和能力俱佳的人，为什么功名成就不佳呢？原来是他把人生历程搞颠倒了：他不是先取得功名成就后再取得诗歌成就，而是先取得诗歌成就再想去取得功名成就。这种先后的颠倒，使他只有诗歌成就而无功名成就。所以，如果先诗歌后功名的话，就不可能有功名，不可能使二者双丰收。

其四，只有诗歌成就而无功名成就，是诗人命运的悲剧。《赵仲白墓志铭》云：“其生平志业，无所洩，一寓之诗，丛稿如山。和平冲澹之语，可咀而味；愤悱悲壮之词，可愕而怒；流离颠沛之作，可怨而泣。……予观昔之文人若相如李白，世称薄命，然所为文亲蒙天子赏识，给札捧砚之事，极一时之荣焉。近世林逋魏野皆以匹夫名字流入禁中，数下诏书征聘。仲白才追昔人，会开禧嘉定间天下多事，三边用武，君相所急多材建功名之士，而山林特起之礼其废已久。由是仲白阨穷终身，其文不达于天子，徒为闲人退士衲僧羽客诵咏叹息之具而已。”[2]卷148赵仲白诗丰富多产，风格多样，深情感人，但生不逢时，无入仕机会，命运悲苦，“薄命”至极。所以，如果只有诗歌成就而无功名成就的话，是诗人命运的悲剧。

最后，只有功名成就而无诗歌成就，其功名成就的影响会大打折扣。诗歌成就虽应居后但不可无，无诗歌成就会使功名成就的影响大大减弱。《与郑丞相论史》云：“二老为天下后世所重者，以人不以诗。然……其言议风旨仅概见者，以其诗存尔。仆每诵其诗，则怀其人之不可复见。”[2]卷131功名成就大而“为天下后世所重”，诗歌成就大却不“为天下后世所重”。虽然诗歌成就不被人重视，但功名成就的“言议风旨”是“以其诗存尔”。也就是说，功名成就再大，如果不借诗歌成就加以传播，其功名成就也不为人所知。所以，如果只有功名成就而无诗歌成就的话，其功名成就的影响会大打折扣。

二、从刘克庄看中国文人的文学价值观

以刘克庄诗论的诗歌价值观为参照，可以观照中国文人的文学价值观。

1.刘克庄的价值判断观是对部分中国文人文学价值虚无观的否定

中国文人的文学价值判断观分为肯定判断观和否定判断观。肯定判断观肯定文学的价值，否定判断观否定文学的价值。否定判断观是文学价值虚无观。刘克庄站在文学价值肯定派一边，对否定派的虚无观进行否定。

只有陈述部分中国文人中否定判断观的代表，才可看出刘克庄对否定判断虚无观的再否定作用。

否定判断观对文学价值的否定又分为两派：一派是从本派哲学思想出发否定文学，另一派是从思维方式即哲学般的抽象思维方式去否定或贬低文学的形象思维方式。

从本派哲学思想否定文学的有先秦的墨家、道家和法家。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墨子不是单独否定文学，而是广义地否定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艺。墨子的哲学思想中有“尚简”的成分，因此也主张把文艺“简”掉。《墨子·非乐上》云：“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3]尽管认为乐及文章很美，但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角度还是主张抛弃之。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道家的哲学思想有尚“朴”的因素，因而认为文艺伤朴。老子《道德经》上篇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4]他这一观点，被庄子发挥到极至，《庄子·胠箧》云：“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擢乱六律，塞鼓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5]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商鞅的重要思想是尚耕战，把文艺归入有害耕战的“六虱”之中。《靳令》云：“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耕，必贫至削。”[6]卷一《诗》《书》为虱，其害有二，一曰伤农战，二曰国削贫。为何伤农战，其理由是：“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6]卷一为何使国削贫，其理由是：“《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6]卷一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他尚法，把学术文化视为害法的“五蠹”之一。《五蠹》云：“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7]卷十九《问辩》云：“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而民以利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之所以多文学也。”[7]卷十七因而主张废弃“文学”(含文学和学术)。

先秦以后的哲学家往往不是像先秦一样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而是从思维方式即哲学般的抽象思维方式去否定或贬低文学。汉代王充的《论衡·佚文篇》中论述“五文”时将“造论著说之文”推为至上：“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8]卷二十《超奇篇》对比诸多文体的作者：“儒生说名于儒门，过俗人远也。或不能说一经，教诲后生；或带徒聚众，说论洞溢，称为经明；或不能成牍治一说；或能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其高弟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于牍奏之上，不能连接篇章；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之才者也。”[8]卷十三他认为各种文体从高到低的价值顺序是：哲学文章——政治论文——历史著作——儒生说经之文——文学之文(甚至可以废弃)。这完全是思想家评文，而不是文学家评文。刘知几是唐代否定文学特性的代表，他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的史学观念之中，而轻视文学的观念也在其中。他在《史通》卷十八《杂说下》中说：“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哉？”[9]卷十九在总体否定文学特性的前提下，重点贬损擅长“诗赋”是“小技”。他并不是不要文学，只是认为文学应像历史著作有鲜明的是非观，文学不应有审美特性，卷五《载文》篇说：“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法一也，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9]卷五原来刘知几“(文学)不作无益害有益”是宋理学“作诗无益甚有害”的源头。

最后有必要从以上文学价值虚无观的作者地位看刘克庄文学价值肯定判断观的意义。墨子在墨家学派中居顶尖地位，老子、庄子在道家学派中居顶尖地位，商鞅在法家政治领域居顶尖地位，韩非在法家学术领域居顶尖地位，刘知几在史学理论(非创作)领域居顶尖地位，王充在“诸子”杂家中居很高地位。这些超级文化巨人对文学价值持否定判断观，不利于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刘克庄和一些中国文人的肯定判断观对否定判断观进行再否定，有利于文学的繁荣。限于篇幅，中国文人中文学价值肯定判断观的历史暂不陈述，有待专文。

2.刘克庄的价值选择观代表了中国正统文人主流的文学价值观

按理说，在价值判断观上取诗歌而舍功名，那么在价值选择观上也应该是取诗歌而舍功名，但刘克庄却相反，在价值选择观上是取功名而舍诗歌。刘克庄的这种价值选择观代表了中国文人主流的文学价值观。

在对功名与文名作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时，中国文人是取功名而舍文名。

首先从中国主流文化创造看。佛教不是中国创造的文化，中国主流文化创造以儒、道、法最著名。儒家文化泰斗孔子、孟子为了功名不惜颠沛流离，游说各国，功名失败后才退而求取文名。道家好像置身于功名之外，其实首先也是置身于功名之内的，如道家文化泰斗老子、庄子是先做柱下史、漆园吏的功名失意后才求取文名的。法家人物更是热衷功名，终身进取仕途，如法家文化中政治领域泰斗商鞅功名显赫，思想领域泰斗韩非作封建始皇帝师而成就封建帝国的创始之功。

其次从中国正统文学创作看。诗文辞赋是中国正统文学的代表(词、曲、小说是通俗文学的代表)。诗歌中的现实主义泰斗杜甫首先为求功名在首都长安过着长达十年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流落川蜀避乱十一年不能在天朝求功名就在严武处做幕僚，首先是功名的失败造就了后来的文学成就。诗歌中的浪漫主义泰斗李白虽然没有政治天赋(从错投永王李璘可知)，但一生事功无成后前还死在从戎途中，虽诗歌成就大，但首选功名。诗歌中隐逸诗人泰斗陶渊明早期也是有功名理想的，史称他“少有大志”，是在不适应官场龌龊后才搞隐士诗的创作而成为“隐逸诗人之宗”的。诗歌中创新泰斗苏轼(如元好问说“肯放坡诗百态新”是“百态新”而不止“一态新”)一生因“满肚皮不合时宜”而仕途坎坷，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里，年逾花甲时最后还死在从琼州被天朝诏回起用的急切归途中。韩愈被视为古文泰斗，和唐宋八大家一样，要么是先有功名地位才抬高了后来的古文地位如欧阳修；要么先功名挫折才造就了后来古文成就，如韩愈送别文的“不平则鸣”和柳宗元山水文不展现自然美景而宣泄功名忧愤。辞家泰斗屈原始终把个人功名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看到国运无望功名无路的情况下才写下了千古绝唱《离骚》。被看作赋家泰斗的司马相如(如中国赋史各阶段都有模拟相如赋的现象)不惜忍受狗监荐举的耻辱也要求取功名。

泰斗们“导夫先路”，他人云集响应和风偃影从，构成中国文人价值选择观的壮观图景。

3.刘克庄的价值先后观代表了中国文人理想的文学价值观

在对功名与文名作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时，只好选功名。但这种选择是有缺憾的选择，有缺憾的选择不是完整的选择。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是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二者可以兼得的话，当然功名和文名全部选择——这是没有缺憾的完整的选择。如果对二者兼得作一个先后选择的话，刘克庄和其他中国文人一样，都是先功名而后文名，这是中国文人理想的价值先后观。缺憾价值观不如完整价值观，完整价值观不如理想价值观。刘克庄先功名后诗歌的价值先后观代表了中国文人的理想价值观。下面选择几个理想价值观的代表，用以显示刘克庄与其他中国文人在价值先后观上的趋同。

“直接”说先功名后文名的最早言论可以追溯到《左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0]“立功”指功名，“立言”指文名，包括文学。在立功与立言的先后选择上，是先选择立功而后选择立言。《左传》的立功与立言的价值先后观极大地影响了后代中国文人的价值先后观。

中国文人往往不“直接”说先功名后文学，而是“间接”地表现为：虽然言论表述文名价值高于功名，但在行为选择上还是功名在先文名在后。

李白的言论显示文名价值高于功名，《将进酒》云：“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11]89被称为“圣贤”，当然功名成就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其功名的价值早已消失了，即“寂寞”了；“饮者”是文人(从“李白斗酒诗百篇”可知)，以文学成就“留名”后世。通过这一对比，说明文名价值高于功名。即使文名价值这样高，但《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对王某作行为指导时却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方射马耳。”[11]442-443世人一见吟诗作赋掉头就跑，主要是因为文学创作没有适用价值，即不能解决生计生存问题。正因为如此，李白终生求仕，至死不休。虽然他的文名高于功名，但那不是“求”来的，是他的天纵之才所致，他多次同情杜甫作诗苦思就是明证。

承认文名高于功名但把主要精力致力于功名的最突出代表要算曹丕。曹丕把文名的价值抬到最高，但致力于功名所费精力最多。关于文名的价值高于功名的价值，其《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12]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像曹丕一样把文名的价值和地位定得如此之高。文学(“文章”)既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业，又能使身后名声永垂不朽。而功名之荣很短暂，没有文名的影响长久。所以，不管是功名顺还是不顺，都要重视文学事业[13]。至于迫于饥寒之苦和耽于富贵之乐而损害了文学事业，那都是有志之士最痛心的事。从言论上，仅能看出曹丕的价值判断观，即文名的价值高于功名的价值。但从行为上，就可看出曹丕的价值先后观，即先重功名的选择而轻文名的选择。在功名上，他终生花大力气压抑胞弟曹植的政治前途，扫除自己政治前途的绊脚石，成就了自己的帝王事业；在文名上，由于政治事业耗费了过多精力，在文学事业上不如曹植专心致志，所以在文学史上没有曹植的地位高，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也没有曹植大。以压抑曹植的政治事业来成就自己的政治事业，以牺牲自己的文学事业来成就曹植的文学事业，说明曹丕是先选择功名而放弃文名，这就是曹丕的价值先后观。

总之，如果是二者必居其一，就选功名而舍文名；如果二者可以兼得，就先选功名而后选文名。前者是价值选择观，后者是价值先后观。后者才是理想的价值观，中国文人理想的价值观与刘克庄相同。

三、结语

最后应该讨论一下刘克庄价值判断观、价值选择观、价值先后观的内在关联。

刘克庄的价值判断观认为，诗歌(或文学)价值高于功名价值；价值选择观认为，如果二者必居其一的话，就取功名而舍诗歌(或文学)；价值先后观认为，如果二者可以兼得的话，就先功名而后诗歌(或文学)。这种价值观组合好像是有矛盾的：既然文学价值高于功名价值，那为什么在选择上却重视价值低的功名而轻视价值高的文学呢？为什么又先功名后文学呢？如果单从文学价值观上考察，好像是存在矛盾；如果从人生价值观和文学价值观上综合考察，这种综合价值观的出现又有其必然性。

人生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人生价值观比文学价值观所涵盖的范围要宽，文学价值观比人生价值观所涵盖的范围要窄。在中国文人看来，实现文学事业的价值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部分，要想实现完整(最好是全部)的人生价值，除了实现文学事业的价值外，还要实现其他事业的价值。在文学事业以外的其他众多事业里，中国文人最重视政治事业即功名的价值。这样一来，在中国文人的人生价值里，最重要的就是功名的价值与文学的价值，如果单从文学价值观上看，既然价值判断重视文学的价值，当然在价值选择上也要重视文学的价值；但如果从整个人生价值观上看，就有可能在价值判断上重视文学的价值而在价值选择上重视功名的价值。那么，使我们始终费解的是，中国文人既然在价值判断上重视文学价值，但为什么又在价值选择上重视功名价值呢？即使从完整的人生价值观(二者可以兼得)上考察，为什么在人生价值的两个部分即功名价值和文学价值里是先选择前者而后选择后者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古人呈现了这种人生价值观，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是这种人生价值观。

关于古人先功名后文学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原因，从当今马斯洛的理论中或许可以得到解释。马斯洛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需要层次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把人生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低层次的需求与生存需求相关，高层次的需求与精神需求相关。马斯洛认为，人生首先要解决的是低层次的生存需求，然后才考虑解决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原理，中国文人的综合价值观(功名价值与文学价值)是合理的。功名能解决生存需求，是低层次的需求；文学能解决精神需求，是高层次的需求。人们首先要解决的是低层次的生存需求，所以中国文人首先选择功名；在先解决了生存需求后，再考虑解决精神需求，所以中国文人后考虑高层次需求即精神需求的文学。因此，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原理，刘克庄和多数中国文人在“二者必居其一”时取功名舍文名、在“二者可居其二”时先功名后文名的人生价值观是合理的。

由此可知，刘克庄价值判断观、价值选择观、价值先后观的内在关联是三者组合构成完整的人生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5:296-297.

[2][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O].四部丛刊本.

[3][先秦]墨翟.墨子[O].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本.

[4]朱谦之.老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先秦]庄子.南华真经[O].四部丛刊影明世德堂本.

[6][先秦]商鞅.商君书[O].浙江书局刻严万里校本.

[7][先秦]韩非.韩非子[O].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本.

[8][汉]王充.论衡[O].清刘盼遂论衡集解本.

[9][唐]刘知几.史通[O].明张之象刻本.

[10]左传[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331.

[11][唐]李白.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6:89，442-443.

[12][魏]曹丕.典论·论文[O].四部丛刊影宋版六臣注文选本.

[13]张晓红.宋代帖子词考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4，(4):90.

〔责任编辑：曹金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2-0199-07

[作者简介]王明建(1958-)，男，湖北红安人，教授，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刘克庄与中国诗学的建构”(06BZW036)

[收稿日期]2014-12-30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