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权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3)



欧洲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危机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社会根源
——从瓦伊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谈起

温权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3)

[摘要]瓦伊达立足于马克思的经典文献，通过挖掘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一战后小资产阶级尴尬的经济处境和暧昧的政治态度是导致群众性法西斯运动的直接原因，其中包含三方面相互指涉的佐证：区别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内核高度吻合；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对态度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实践彼此重叠；游离于市民社会之外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成为法西斯权力机制的实际操作者。将小资产阶级视为法西斯运动肇始者，这一大胆设想堪称瓦伊达对马克思政治哲学范式的创造性运用，这种创造性运用又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小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波拿巴主义；资本主义；群众运动

作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哈伊·瓦伊达在政治哲学领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曾经肆虐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暴行。他依据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但找到波拿巴主义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隐性关联，更从社会-经济维度确证了群众性法西斯运动的政治实质，即因遭受经济重创而濒临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趋于反动的大规模造反行为。

对此，瓦伊达从小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的内在特征出发，总结出三方面关键的理论依据：首先，在表观层面，法西斯主义赖以维系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小资产阶级自身盲目的政治情绪。这突出地表现为“该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功能……是法西斯主义操纵小资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意识，进而介入权力的产物”[1]165。其次，就立场来说，法西斯主义一以贯之的政治诉求可视为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敌视的直接表达。因此，“法西斯主义者认为……真正的斗争存在于‘所有阶层的工人’、‘生产阶级’与‘非生产性的’敌人之间”[2]7。最后，从权力运行的机制看，由于“法西斯主义的独创性是在于它为一个”被现代生产体系驱逐而出的小资产“阶级找到了合适的组织形式”，[3]故而该运动的主体就是游离出市民社会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

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从侧面反映出一战之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鉴于此，瓦伊达指出：问题的症结一方面在于战后经济大萧条对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则在于小资产阶级固有的保守主义与权威主义倾向在其应对以上困境时所引发的消极作用。推而广之，可以认为，现当代的“法西斯主义是深刻的社会与经济危机的产物，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危机”[4]260。

一、非理性、总体性与国家主义：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幻想

法西斯主义运动摧毁了西方社会长期奉行的民主精神，不仅表明以理性为基础的政治传统面临空前的危机，更意味着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岔路口的欧洲群众在对自由与集权进行抉择时无法回避的两难。

事实上，一战之后，促使大部分民众集体右倾的原因绝非单纯的经济危机所能涵盖。就问题的另一个关节点来说，“那种指望能导致群众在意识形态上向左发展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已使整个人口中无产者阶层在意识形态上走向右的极端。结果是，向左发展的经济基础同向右发展的社会广大阶层的意识形态之间出现了断裂。”[5]5在群众中盛行且与当时经济环境脱节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构成法西斯运动精神内核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思潮。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成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原先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经济关系就必然转变为政治关系，进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就下降为次要的附属物，并且它还要凭借政治的扩张与主导以获得所谓的超量积累”[6]74。这样，法西斯主义通过对经济走向的干预，就把后者彻底纳入国家主义的政治轨道，使之蜕变为进行武力扩张的跳板。

造成该恶果的诱因就潜藏在作为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理念中。对此，瓦伊达明确界定了前者的实质，并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对特殊性彻底的否定，意味着每一种特殊性都要从属于‘总体的’、‘天然有机的’整体——国家。”[7]8显而易见，既然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国家运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当然要服从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宏观层面实施的强制性调控。至于国家主义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在“确保‘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为‘宏伟的’国家服务，并使之最终步入法西斯的帝国主义阶段”[8]281。其逻辑终局，是经济-社会层面的独立个体被庞大的国家机器逐渐吞噬，即由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介入，国家主义及其变种国家社会主义“破坏了人们在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在废除个人闲暇时间私有性的同时……连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分也一并抹杀了”[6]82。

毋庸置疑，将个人、经济等社会诸要素强行纳入自身政治体系的“总体性”国家，必然会呈现出“凡事都要服从速度、精确度及效率和价值的残酷理性”[6]78。它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样态，旋即又呈现为政治上的非理性。对此，瓦伊达特别谈道，“‘总体性’这种非理性一直以来都补充着资产阶级思维单面的、扩张过度的合理性。换句话说，始终或明显或含蓄地将非理性的一面引入资产阶级思维的正是总体性立场。”[7]8这里瓦伊达试图传递两方面互为补充的信息：其一，国家主义所宣扬的总体性立场突显了法西斯意识形态彻底的反理性态度。这集中体现在自认为无足轻重的个体对国家权力带有荣誉感的盲目崇拜。个体在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掌控下“被反复灌输……个人应当接受这种个人的微不足道，把自我融入更强大的权力中，并分享这个权力的力量与荣耀，借此而自豪”[9]165。这种贬低自我的国家荣誉感，是一种游离于理性之外的超验性激情。其二，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又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方面。它是资产阶级应对大规模经济危机并试图摆脱该窘境的政治策略，在总体性的簇拥下，将经济工业的发展(及资本的积累)这一最高利益“从‘道德与物质层面’……转化为爱国情绪，以使军人、生产者、工人连同积极的创业者在创造与重建事业中得以联结”[8]274，从而使陷入停滞的资本运转起来，再度恢复活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欧洲的资产阶级为何会接纳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瓦伊达认为这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状况与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内核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大萧条的背景下，“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以及‘公民’(citizen)的理想主义(idealism)必然互为补充……由此能够确实迫使资产阶级暂时否定自我创造的价值并公然把其自私的物质利益总体当作自己社会的驱动力”[7]50。要言之，对整个资产阶级而言，承认并推行法西斯意识形态，不过是他们满足一己私欲的权宜之计。只有将特殊的阶级诉求伪装成总体性的“国家利益”，才能通过非理性的政治口号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胜利还是西方民主制度自身不完善的结果。一旦民主制度主导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民主政府又束手无策，法西斯主义便会乘虚而入，并通过煽动群众眼前的政治-经济要求，一举取得主导社会舆论的权力。从这点上说，“法西斯主义正是社会危机背景下自由化突然的、不成熟的产物。”[2]355

值得一提的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采纳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其始作俑者却是一度受到冲击的小资产阶级抑或下层中产阶级。这一论断决定于“下层中产阶级……的全部生活以匮乏原则为基础，不但指经济上的而且指心理上的匮乏”[9]150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特有的经济地位与心理状态使它天生与法西斯主义具有亲和性。瓦伊达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处境及在社会生产链条中的位置使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因此它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不可能游离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但问题是，“小资产阶级试图在资产阶级社会格局内解决精神领域中的政治平等与实际的-物质的不平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尝试彻底失败了。”[7]16于是，伴随着矛盾的激化，加之低迷的社会境遇，小资产阶级内部呈现出截然不同但殊途同归的发展路径：“老一代下层中产阶级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愤怒，但他们的方式是消极的。年轻一代则被迫行动起来，他们的经济处境急剧恶化，……不断深化的社会挫折给人们心中蒙上一层阴影。”[9]153这无疑为他们激进的政治情绪提供了重要的土壤。恰好在这时，法西斯主义“在心理上复活了下层中产阶级……它集结了下层中产阶级的情感能量，把他们变成为德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目标卖命的一支重要力量”[9]156。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代表了小资产阶级天真的政治幻想。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不同，小资产阶级在市场经济中安全感的得而复失使他们在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又紧紧地依附于资产阶级。这就导致，小资产阶级得以存续并获得政治认可的基础异常脆弱，他们渴望并幻想具有牢固的政治支撑。因此，瓦伊达认为，“这一阶级实现某种社会作用的唯一方式就是获得行政权力，……它将维持这种权利视为关乎生计的问题、它自身存在的问题；就因为这个原因，它也必须获得保证，以防资产阶级不再需要它。”[7]102显然，只有总体性的国家才能为此提供坚实的保障，并消弭小资产阶级内心的恐惧。于是，“这些人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首当其中。夺取全部权力就是他们的目的。”[4]254如此一来，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作用就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目标高度吻合。更确切地说，为国家主义所代表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就是小资产阶级积极参与行政事务的政治口号。

二、双面性、模糊性与集权主义：法西斯的政治实践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以国家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投射于现实层面，必然引发集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它将群众激进的社会-经济诉求转化为盲目的夺权运动，并通过总体性国家的设想，使民主制度最终为暴力机构所取代。因此，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彻底否定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和自由。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运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粗暴地废除了议会制民主，使法西斯主义成为独裁的官方训诫。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法西斯主义试图通过意志、力量及任何没有妥协与顾忌的强制手段野蛮地压倒所有异议”[2]6，原先分散的行政权力和行之有效的弹劾制度被法西斯主义侵蚀殆尽。进而，凭借相关的暴力机制，它还“监管了对青年的教育和训练，垄断了人们私密与公开的政治权利，乃至凭借对司法程序的篡改而造成官方意识形态永恒化的既成事实”[6]75。第二，凭借大范围的舆论造势，公然树立起偶像式权威，以此令社会各阶层沦为丧失判断力的工具。在国家-政党-领袖与人民意志之间，隐含着被扭曲的政治关系：对大众的即时诉求而言，政治权威往往以许诺的方式将其与国家的利益合而为一，并变相地通过政治手段把它纳入政党的所谓纲领中逐步予以曲解，借此来麻痹和鼓动群众，使他们与法西斯政权融为一体。于是，法西斯主义“把个体等同于单一政党国家，再把单一政党国家等同于领袖时，统治者的意志自然就成为人民的意志”[8]Ⅱ。第三，依托庞大的官僚系统，刻意营造出人为的界限，借机把原本平等的普罗大众区分成不同属性的两个群体。借助人为划定的种族、阶级标准，它将原有的社会群体蓄意区分为合法公民与非法公民，并试图在团结前者的同时对后者进行肉体消灭。为此，法西斯政权动用了集中营等非法制化的暴力机关，这类机关只有在强调等级的官僚制系统中[6]77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一般来说，以暴力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法西斯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实践。无论是粗暴的行政命令还是露骨的偶像崇拜，乃至野蛮的肉体消灭，其动因都不外乎对行政权力的贪恋与滥用。对此，瓦伊达明确指出，“法西斯主义唯一真正的目的就是夺取政权，而它唯一能为这种权力做的就是不断保卫它……但是所有这些相互关联的方面的根源都在于法西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本质”[7]44。因此，对法西斯政治实践的分析，必须纳入小资产阶级自身的阶级立场当中进行考察：把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允诺变为现实的政治实践，不仅满足了小资产阶级“从部分人的性格结构中生发的欲望，也给那些……已退缩，放弃了对生活、对自己的决定甚至对一切的信念的人们，指明了方向”[9]169。换言之，法西斯政权是小资产阶级在特殊环境下所能作的唯一选择。

问题就出在小资产阶级双面的政治态度和模糊的阶级定位上。瓦伊达从阶级学说的观点出发指出，“法西斯主义必须……表现为决然对立于所有那些对某一个或另一个阶级有特殊诉求的社会政党运动，也就是说，既对立于‘资本主义’，也对立于‘马克思主义’。”[7]11这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不谋而合。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因不占有独立的生产资料和充足的金钱储备而无法参与整个资本的周转并从中获取相应的剩余价值。同坐拥庞大资本的工业、金融资本家相比，小资产阶级是出离于前者的独立群体。加之大萧条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动荡，更激化了他们对资本集中与扩张的敌视。另一方面，虽然“小资产阶级反对‘大笔资金’和‘庞大的资本’，但对维持现状的热衷又使这一群体依附于它的财产并极度害怕无产阶级化。这就导致他们希望在不改变现有机制的情况下，进行体制内的变革”[1]241。要言之，对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执着与留恋构成小资产阶级远离共产主义的直接原因。正是这一群体的政治短视，导致他们在应对社会危机时腹背受敌。小资产阶级与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资本主义的压榨，但“正是这个阶级，保存了几千年的父权制，保持着它的生命，连同它的一切矛盾”[5]39，因此它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反而会在私有制的影响下成为保守主义的拥护者。

需要注意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极易通过它自身的两面性转化为对无产阶级的仇恨情绪。这是由于工人阶级坚决的阶级斗争“能够为寻求一种可接受的生活标准而奋斗并在现有情况下确实实现了。然而，小资产阶级却逐步走向破产。因此，后者带着怀恨的愤怒转而反对工人阶级”[7]22。这种面向无产阶级的怨恨心理很容易滋生出带有浪漫色彩的极端行为。它崇尚暴力，希望恢复先前传统的状态，并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伺机掌握政权。显然，这正是“处在‘激进主义’与‘机会主义’分裂之下的法西斯运动”[2]15-16最早的雏形。况且，上述集团的激进行为从根本上是要拒绝真正的革命运动。所以，针对其实质，瓦伊达将之界定为“不是醒悟的革命者而只是小资产阶级的造反派”[7]39。

此外，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又从侧面印证了它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模糊性。仍然从它所处的社会位置看，“由于中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引者注)既不掌握主要生产资料，又不靠这些生产资料来工作，所以，它根本不可能是历史的永久动力，因此摇摆在资本和工人之间。”[5]38推而广之，特殊的阶级属性使它既没有无产阶级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纲领，又染上资产阶级相互倾轧的痼疾。正因为如此，小资产阶级群众“不能简单地被所谓的阶级赋予单一的身份”[2]19。而他们的联合，只能被当作一个“准阶级”。况且，小资产阶级内部只有彼此竞争的独立个体，而不存在团结的革命群众。简言之，小资产阶级自身的模糊性反映了其中每个个体暧昧的政治立场，以及无法使他们达成统一的真实现状。

毋庸置疑，法西斯主义对暴力和集权的崇尚暂时遮蔽了小资产阶级的上述特性，并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上“为处在资本与劳动、右倾与左倾之间游移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选择了‘第三条道路’”[2]11，即激进的反自由主义宣泄。它既剥夺了部分资产阶级的财产，又竭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在其内部不断上演争权夺利的闹剧。这就使行政权力从既定的阶级利益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运作的国家职能。小资产阶级作为该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从根本上迎合了法西斯运动中国家主义的政治目标。因此，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实践可看作独立后的行政权力被一个不能代表自己的准阶级掌握且滥用的过程[7]105。

三、保守性、权威性与波拿巴主义：法西斯的权力主体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特性

不可否认，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实践在欧洲的大范围盛行不单是当时社会-经济危机的结果，它还有极为特殊的历史-政治原因。对此，瓦伊达站在马克思的角度谈道，“除非对更深的经济过程和相应的社会体制进行分析，否则无法从作为一种统治形式或政治制度的民主的危机中推演出法西斯主义。”[7]50也就是说，只有从该运动主体的权力构成和该运动主体与广大群众的关系问题入手，才能准确把握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深层根源。这在瓦伊达看来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法西斯主义权力主体的内部结构问题

我们已经得知法西斯运动为小资产阶级所肇始，但其群众来源和历史生长点尚需进一步确定。鉴于此，瓦伊达根据《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揭示了法西斯主义同波拿巴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借此从政治哲学维度归纳出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历史当中扮演的政治角色。他认为，除了经济危机这一外部因素，小资产阶级之所以成为这场暴力运动的当权者，主要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机制密切相关。

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完全是资产阶级默许的结果。瓦伊达援引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对于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第一要务的资产阶级而言，“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10]548这表明，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选择中，资产阶级会主动放弃参与直接的行政事务，并将其排除在资本运行之外。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成本性要求，更是资产阶级逃避行政风险的消极态度。否则，他们就“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10]500，而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无力和庸俗的利己主义使其无法有效应对以上挑战。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10]500这就为小资产阶级的掌权和法西斯主义的盛行创造了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特定的政治状况也是小资产阶级全面获取政权的必要条件。在瓦伊达看来，“必须存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分裂……有一个被‘市民社会’驱逐出来的，但是由于其出身或以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能在一个更低的层面被重新整合进来的阶层”[7]101。此间涵盖两个关键要素：一是以政治意向为主导的行政权力独立于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市民社会，二是存在一个无法被社会其他各阶层容纳的特殊群体。鉴于此，瓦伊达借用马克思评论波拿巴的话讲，“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来说，维护波拿巴的政权就成了饭碗问题”[10]571。显然，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属性完全符合以上条件。虽然波拿巴主义代表一种极端的独裁政治，但它毕竟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别安排了合适的社会位置：资产阶级通过让渡行政权力而获得经济利益的保障，小资产阶级在夺权政权的同时恢复了自身原有的社会地位。尽管这是一场激进的造反运动，然而“小资产阶级在提高自身地位的同时并没有通过主导国家机构取代资产阶级”[1]257。因此，波拿巴主义及其变种法西斯主义在现实层面的展开可视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彼此妥协乃至媾和的过程。

法西斯主义权力主体的最终形成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肮脏的利益关系。无耻的资产阶级“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并且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里斯剑一样悬在它自己的头上”[10]516。他们敌视无产者，因为后者会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相反，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本性决定了它获得权力后将继续现状。

(二)法西斯主义权力主体与广大群众的关系问题

显而易见，小资产阶级自身定位的模糊性和它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暧昧关系致使它始终游走在社会各阶层的夹缝中而不被任何群体接纳，这就造成小资产阶级对广大群众天然的拒斥心理和不稳定的两面态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只有形成统一的政党，才能使他们获得集体的身份认同。因此，法西斯体制下，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直接表现为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尖锐对立。小资产阶级害怕丧失政权后再度成为不被市民社会接纳的乌合之众，故其“不仅痛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以及各政党，而且还要消灭它们，而代之以新的独裁主义和总体国家”[4]253，而后者无疑是对现代性精神的彻底否定。

法西斯主义对大众的犹疑和敌视态度深刻地显示了小资产阶级曾经面临的政治危机。瓦伊达认为这是保守主义与权威主义同现代资本主义遭遇时无法规避的恶果，“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行为只有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才是‘正常的’、普通的。他们之所以保守是因为他们不能使用在原则上赋予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行为体现权威主义特征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完全任人摆布”[7]34。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自由只能是资本的自由、价值交换的自由。小资产阶级由于不占有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通常被排除在自由权利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像一般的被剥削阶级一样具有一致的政治诉求和统一的身份认同，因此只能在社会各阶层群众之外徘徊，无法获得稳固的政治归宿。这种纠结的心态逐渐演变成法西斯运动，妄图依赖等级森严的政治权力，进而毁灭自由制度。至于后者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借助群众的力量，使小资产阶级以极端的非理性方式回归一度遗弃他们的市民社会。

瓦伊达对法西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特性的考察堪称灵活运用马克思政治哲学范式的典范。利用后者在社会历史层面的阶级学说，瓦伊达从小资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渊源上找到了法西斯运动一度盛行的深层原因，即进退两难的小资产阶级在应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共产主义革命双重挑战时消极的造反运动。

[参考文献]

[1]Poulantzas Nicos.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the Problems of Fascism[M].London：Verso，1979.

[2]Mann Michael.Fascist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3]葛兰西文选(1916—1935)[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10.

[4][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M].周颖如，周熙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5][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6]Marcuse Herbert.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M].London：Routledge，1998.

[7][匈]米哈伊·瓦伊达.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M].孙建茵，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8]Gregor A James.Marxism, Fascism, and Totalitarianism: Chapter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Radicalism[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9][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余明全〕

[中图分类号]B515；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2-0015-05

[作者简介]温权(1987-)，男，山西太原人，助理研究员、讲师，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布达佩斯学派政治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21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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