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散文对宋赋的影响

2016-03-01李晓红

学术交流 2016年2期

关键词：言辞哲思孟子

李晓红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济南 250100)

论孟子散文对宋赋的影响

李晓红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济南 250100)

[摘要]韩愈及宋代诸儒不遗余力，深入发掘孟子思想的内涵，终使孟子于宋代升格，在儒学传承体系中，摒诸子于道谱之外，使其作为无可撼动的宗法人物传灯天下。《孟子》一书，对宋代文学润泽极大，体现在辞赋领域：宋赋大量征用《孟子》增丽其辞，吸收《孟子》哲思深沉其内涵。孟子散文对宋赋影响深刻，在《孟子》影响下，宋赋风貌也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变：散体化的行文风格、议论性的风气和道德化的倾向。

[关键词]宋赋；《孟子》；言辞；哲思；新变

宋代学术发达、文化昌明，宋人尤重学识才华。诸学之中，辞赋一门倍受青睐，加之辞赋又以科考文体身份自贵其价，当时便有“盛世选才终用赋”[1]、“能赋为大夫”之说。辞赋地位在宋代十分受尊崇，是当朝士子全力研之的一种文体，很能反映宋人的精神风貌。笔者研读宋赋发现，宋代辞赋受《孟子》影响极深。本文拟从宋赋入手，观照所蕴言辞、哲思、心性等多个因素之于孟子的吸收与继承。

一、孟子于宋代升格的学术渊源

宋代学术接续中唐而来[2]。唐代中叶，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乱局，迫使时人纷生板荡之思。诚如韩愈所言，“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唐人已对胡族乱华时局显出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古文运动实由此心理背景触发，通过追溯并强化传统，以达到尊华攘夷、捍卫汉民族文明之目的。[3]宋代情况与中唐类似，但情势更趋恶化——民族危机比唐代严峻得多，“尊华攘夷”的需求也强烈得多。是以宋代为数可观的文人墨客，必然会唯韩愈是瞻，义无反顾地踵武其复兴古法、弘道尊统的先路，站在古文运动的思想阵地和资源阵地上，继韩公所尚，开宋学新局。

韩愈对孟子的推崇及对道统追溯的热情在宋人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宋初人虽认同孟轲为孔子传人这一论断，但他们并不认为孟轲之后，儒道后继无人。他们还提出如下几种道统传续谱系：孟轲、扬雄、韩愈(柳开)[4]367，孟轲、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孙复[4]292)，孟轲、扬雄、王通、韩愈(王禹偁[4]414、石介[4]199)。这几种谱系的人选拟定，显受韩愈影响：韩褒扬的孟、荀、扬等均谱上有名，甚至韩愈本人也被纳入其中。北宋中后期，儒学改弦更张，由传统伦理型经学更新为哲理型经学。相应的，对儒家道统的认定也更为审慎和严苛，对道统传人的学术造诣和人格修养都提出了更高衡量标准。宋初认定的道统传人，或因学术的不够精研(如王通、韩愈)，或因人品的可以指摘(如扬雄)，抑或两者皆有(韩愈[5])而被剔出谱系。至于荀子的除名，是因其与当时新型儒学——理学在持论上的背离。荀子以“性恶”“天行有常”立论，而二程、张载则以孟轲性善为原点，推出“天理”二字。荀子“自然之天”与北宋理学家“义理之天”无法并存，理学日盛，荀子遂泯然。程颐认为，道统传承为孔子传孟轲，轲后无传，直至程颢才再次接过传承[4]739。南宋时期，朱熹袭程颐之见，另将周敦颐、程颐、张载纳入正统传人[6]。朱熹之后，其弟子将朱熹也加入道统谱系，“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朱熹)而始著。”[7]至此，宋儒对道统的传承体系构建完毕(陆九渊虽批判朱熹道统说，但也认同韩愈孟轲之后儒道无传的说法)。随着理学升为官学，这一谱系也被官方确定并广为流传。孟子的“升格”，究其根本，源于其心性义理学说，实为抗击佛道以尊崇经术进而尊华攘夷的利器。韩愈藉以弘道的理论根基“性三品说”以及宋代理学诸种理念，多从孟子“性善”一点生发。

孟子的独特价值最先由韩愈发见，并经由了宋儒的共同发掘。至此，孟子的声名可谓素王之下，亚圣而已。当时虽也存在个别批孟、诋孟现象，但总体上“宗孟”还是主流。《孟子》在思想领域的风行，势必折射到宋代文学中去，本文仅以宋赋为例而论。

二、宋赋对《孟子》言辞的征引

先秦诸子最富藻丽文才的，莫过于庄子，其次孟子。《孟子》的佳言妙喻，常出现在宋代辞赋中，其中既有对孟子的褒扬，也有大量《孟子》文辞的征引化用，更有甚者，可就《孟子》中的只言片语敷演成篇。

褒扬孟轲的，如种放《端居赋》云“故孟轲有言，虽有镃基，不如逢乎有年”*本文所引赋作，均引自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宋代辞赋全编》并参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为了行文方便，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单列出处。，字里行间均是对孟子的信服。范仲淹《蒙以养正赋》云“至贤者孟子，在素养而莫违”[8]，楼钥《孟荀以道鸣赋》盛赞孟、荀“亚圣之才，宗王之学”，先王之道“由孟荀之不坠”，二者区别仅在于“大醇小疵也虽或不同”。杨杰《荀扬大醇而小疵赋》也持相类看法，对孟子评价甚高：“醇乎其醇，可拟孟轲之道”。

对《孟子》辞章征引化用也极为多见。范仲淹《临川羡鱼赋》有“修天爵而人爵从之，何烦健羡”句，“天爵”“人爵”概念，同样源于孟子。再观王安石《李通叔哀辞并序》，“其(李通叔)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则予放心不求而归，邪气不伐而自遁去”——“放心不求而归”显然是对孟“求其放心”的复现。朱熹《四斋铭》“居仁”“由义”二斋的命名同是来自《孟子》，曹彦约《尽心堂赋》称“尽心堂”得名于“惟职思之尽心兮，率前圣之哲言”，前圣哲言即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本文所引孟子言语均出自万丽华、蓝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孟子》，为行文方便只于文中引用之处标注篇名，除需特别标注的不再单列出处。。甚至僧侣赋中，都有孟子出没的痕迹，释文珦《为清渭滨作雪深室歌》赋前小序明言：“孟轲氏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得非取于梅欤？”

楼钥《箪食壶浆迎王师赋》，因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语生发全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孟子一厢情愿的美饰和恭维之上的。实际上，齐宣王师队并非所谓正义之师，如果燕国最初“士卒不战，城门不闭”[9]，或许勉强能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攀上星点关系，那么齐军在燕境大肆抢掠、被燕民驱赶出境，则更像是对“王师”一词的讽刺。从赋文来看，楼的箪食壶浆之思，较孟子更为理想和不切实际。他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在道德层面再次拔高，认定“王师”深得民心、给饷不绝，根本无需百姓给粮，箪食壶浆只是百姓对“王师”的一番情意。楼赋终篇明旨：“方今中原之民，皆开门而迎王师，岂止于箪食壶浆？”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又有跟随叔父出使金国的经历，楼钥对北定中原有着强烈的执著和坚持。楼又有《受降如受敌赋》《天下可传檄而定赋》《济河焚舟赋》等，均意在抗金北定。无一例外，赋中都透着一股孟子式的理想主义的乐观和不通世情的迂阔。

司马光《送伊阙王大夫歌》赞王大夫高风令德、造福百姓，对王的追慕溢于全篇：“予愿解冠弃佩兮，受一廛于伊之野。”“受一廛”，亦典出《孟子》。其实，司马光对孟子及其学说是持怀疑态度的，是宋代为数不多的反孟阵营的重要一员。他尊崇扬雄，对孟子及其所代表的侈谈仁义说诘问重重。其《疑孟》篇列出了对孟子性善、视大人而藐之等观点的非议共计11处。《稷下赋》也借对稷下学宫“美食华衣，高堂闲室，凤藻鸱义，豹文麋质，诵无用之言，费难得之日，民不治而不与其忧，国将危不知其失”学者的讽刺，鲜明地表达了对服膺孟子、大谈心性、不务事功的一大批宋人的不满。司马光反对孟子的态度十分明确，但他对《孟子》的征引恰恰更能印证当时孟子的风行。

三、宋赋对《孟子》哲思的继承

仅从言辞引用并不能证明宋赋对孟子的汲取与效法。据徐复观先生定义，引用存在“便宜性引论”和“原则性引论”的区别[10]。若为前者，则不能证实宋赋深受孟子影响，况且宋赋引用《孟子》之外，也多引他家。孟子之于宋人，区别于其他诸家的地方在于，宋赋除了征引孟子语词外，更多的是对其理念哲思的接受。

孟子的“道尊于势”，正与宋代文人借文化自重以限制君权膨胀的心态暗合，为宋代文人追求道术、抗击君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撑。这一理念自然渗透到了宋赋。真理和皇权的较量习惯上称为道、势之争，自先秦“官师治教分”，士人从政治权力系统中解放，拥有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地位，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思想和知识的力量(即“道”)逐步演进为制衡以君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的一种“软实力”。孔子仅提出士子应以道为己任，对道、势关系语焉不详，孟子正式提出道、势关系问题。孟子认为“道”至高无上，卫道不惜“杀身舍生”；士人是“道”的持有者和诠释者，堪为帝王师，所谓“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滕文公上》)。帝王违道背义，则失位不远：“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表现唯道至上、杀身成仁的，如王禹偁《三黜赋》。该赋作于三贬黄州之际，虽述“八年三黜”之悲，实抒屡黜不悔之心，篇末“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玉骨泠然。其《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亦与上赋同心，虽“八年三黜”，王却建起竹楼、怡然乐适，穷毕生之力捍卫的“道心”，是王安守困境、诗意栖居的支撑，也是他屡次对抗强权威势的倚仗。李纲《三黜赋》亦申明“直道事人，宜乎三黜”之道。范仲淹《灵乌赋》同样表现出对“道”的笃定坚守，“范文正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相，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公以作赋报之”[11]，梅赋诫范明哲保身，“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范反借乌言，一吐“虽死而告，为凶之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情怀。赋外范又作诗：“放意云山道岂孤”“吉凶何恤赋灵乌”[12]。诗赋言志，其置生死于度外、唯道是守的精神，尽得孟子之风。表现尊道进而尊师重贤的，如文彦博《能自得师者王赋》。文赋强调对“师”礼戴尊重，阐述王者“师臣之道”，“尊道贵德”“在上而不骄”“师事之礼无忒”，明显承袭孟子“王者师”理念，“帝与师而王与友，至教方行”句更是对《孟子》的直接化用。另外，范仲淹《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贤赋》、楼钥《尊贤则士愿立于朝赋》均旨在重尚贤能，楼赋“王者以是改容就不召之臣”，同样师法孟子，是对孟子“将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下》)的承袭。表现国君背道则可不被以君相视的，有范浚《姑苏台赋》：“吴王知西施之姝，而不知宰豁之谀……知勾践之为奴，而不知身之为独夫”。“独夫”一语，杜牧《阿房宫赋》虽有此说，但源头显然是孟子所谈“一夫”。

孟子太平世界的理念在宋赋中也常有呈现。孟子绘制的太平世界——“五十者可以衣帛”“数口之家，可以无饥”“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种理想世界大抵如下：颁行井田人有土地，王不独乐与民同乐，华尊夷卑四海来朝。宋人对孟子的构想十分推崇，如张舜民《长城赋》“方今四夷面内，百蛮冠带，指乾坤之阖闢，以为门户；尽日月之照临，以为经界。戴白之老，不识兵革；垂髫之子，尽知礼节。庶矣富矣，震盈丰大”，与孟子之太平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太平世界”基于孟所热衷的井田制，宋人对“井田”褒贬不一，一些注重事功的士人认为不合时宜，一些理学家如二程、朱熹等人则倾向鼓吹井田。表现在赋中：王安石《历山赋》借一桩土地诉讼表达因土地不均引发诸多事端的强烈不满，对舜时“此匪予私云然兮谁汝使”的井田制深切追慕；吕大钧《天下为一家赋》“昔既有离，则今必有合。彼既可废，我亦可举”，深切渴望恢复井田。虽然井田制呼声很高，但已不适应宋代政治经济状况，即使如王安石、朱熹等，实质也并不希望真正恢复该制度，“井田”只是宋人构筑的一个理想意义上的梦境，并未在宋代施行。

孟子“与民同乐”的论断深得宋人之心。华镇《感春赋》集中言“乐”，其中一乐便是“与民同乐”，文中丈人的答复明确释放出这一信号：“天子弛园囿之禁，如周文之治岐。虽刍荛雉兔，亦往焉而如归，况游览之佳士，复何虞于禁司？”另有张咏《声赋》，紧扣“声音之道，与政相通”，赞太祖、太宗朝德胜浩荡：“信千载之一时，与有生而同乐”。范仲淹《明堂赋》“以至圣子神孙，亿千万期，登于斯，念于斯，受天之禧，与天下宜而已乎”，也流露出这一思想。宋代展示盛世图景的赋，也表现出与民同乐的旨趣，所绘安乐场面多脱胎于《孟子》，如杨大雅《皇畿赋》：“自皇宋之受命也……小者十郡之众，大者百洲之人，莫不去其乡党，率彼宗亲，尽徙家于上国，何怀土之不闻。”这是对孟子“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理想的再现，文中“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公退则侍讲在前，出入则四宾是翼，尚老尊学，与民为则”，则是对孟子“五亩之宅，数之以桑”的踵武增华。再如刘筠《大酺赋》力陈大酺日乐景：“老吾老，以幼吾之幼，不独子其子，而亲其亲。鳏寡孤独兮，各有所养；蛮夷戎狄兮，孰非我臣？……皤发者驾肩而洩洩，支离者攘臂而欢欣”。亦与孟子太平世界同旨。

相应的，困耗生民遭到宋人严厉批判。宋代出现许多怀古赋，对历代穷奢极欲、酷虐百姓的帝王加以鞭笞，寄托以史为鉴、与民同乐之意。以赵湘《姑苏台赋》为例，“使一人两人笑而千人万人悲，一人两人饫而千人万人饥。悲者之声百倍于歌之声，饥者之情百倍于酒之酲”、“夫差之心也，西施乐则知，天下人不乐则不知”。君“独乐”而不与民乐，结果“一朝乐极，越兵东来。歌变舞罢，榱崩桷摧，以金以玉，为尘为灰。麋兮鹿兮，悠哉游哉”。此赋取材立意、布局谋篇，显受杜牧《阿房宫赋》影响，但从对人的关注来看，两赋大有不同：杜仅“天下敢言而不敢怒”一语，赵则将天下人饥寒哀乐尽入赋中，在对百姓的关注层面，赵深入许多。崔鶠、范浚有同题《姑苏台赋》，与赵一样关切生民疾苦，言及姑苏台，“千夫山吟，万人道泣”“虐用吾民，骸颅莽暴”，这无疑是孟子“贵民”“与民同乐”理念在宋人心中的反射。批判帝王“独乐”的赋，最令人感佩的，或属梁周翰《五凤楼赋》，《玉海》言五凤楼建于乾德年间，直史馆梁周翰上文以进，梁本传有“会修大内，上五凤楼赋”[13]。五凤楼篇实为言今刺今之作，除颂美楼台规制外，笔墨多在敦勉宋主长保国祚，勿淫土木、耽于“独乐”，梁敢于为文讽上、宋主不予介怀、该赋当时广传，都映射出困耗民生为世所弃、“与民同乐”深得人心。

孟子的太平世界包括四夷臣服，宋人同作此念，却属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如杨亿《天禧观礼赋》描述四夷为宋室助祭：“观夫四夷八蛮之述职，四海九州之献。荆楚谨包茅之贡，鲜虞给守燎之役。走计车而相望，旅庭实而惟百。列三恪而有容，包十伦而为式：其助祭之尤盛也。”宋祁《王畿千里赋》亦言：“且其蛮夷面内，玉帛骏奔。内则百官承式，外则四国于藩。”然而宋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却非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宋室都是以输纳岁币、城下签盟来维持表面和平，赋中所谈四夷来贡、朝觐会同，一受孟子华夷观念影响，二为北宋官方妆饰太平舆论。宋代有两篇赋专述四夷朝华，为黄公度《和戎国之福赋》和孔武仲《四海以职来祭赋》。两赋都着力表现中央王朝富庶文明，申明夷狄政权对中央的绝对膜拜，制造与少数民族政权和谐并处的假象。黄赋更将宋室“屈膝纳贡”美化为“厚赐之子女玉帛，裨修其朝觐会同”，粉饰之心虽苦，但也正反映了孟子太平世界的理念。

四、《孟子》影响下的宋赋新变

宋代文坛，为别立门户，各文学体裁大抵都表现出破体为文的倾向，赋体也不例外。承接中唐余风，在孟子升格运动及孟子散文的深刻影响下，赋体固有的逞辞炫才的功能已被进一步弱化甚至扬弃，取而代之的，是散体化的文风杂以议论化风气的渗透。

与骚体赋哀婉如歌、汉大赋铺张宏肆、抒情小赋骈俪清婉、唐赋轻灵类诗不同，宋赋明显呈现出近似古文的质实晓畅。宋初辞赋已趋沉潜内转之势，赋作家有意识地内敛汉晋赋艺，相当克制地运用夸张、铺排等修辞手法，即便是典礼、都邑题材的赋，也摒弃了以往述都邑之制、宫殿之丽的铺陈场面，革去虚夸妄说之弊，而以实有之事入赋，范镇《大报天赋》、王禹偁《大阅赋》、丁谓《大蒐赋》、杨大雅《皇畿赋》等，皆为此类。此时出现了一些议论说理为主、铺排为次的说理赋，逞辞退居其次而论理升为主体，如张咏《声赋》、王禹偁《吊税人场文》等。递至政治革新、诗文革新运动，赋体更为接近散体论说，将说理论证的匕首作用发挥到极致，治乱之际，孟子“不得已而好辩”的锋芒在宋赋中体露无疑。李覯的《长江赋》、崔易伯的《感山赋》，皆傥论天下、直议时政，颇有孟子风神。北宋中期之后出现的文赋，则完全摒弃了夸张、铺排、雕饰的传统赋篇写作手法，以平易流畅著称，直追《孟子》佳篇。靖康以来国运转关，描写世俗生活场景和情调成为宋赋新倾向，说理成分有所收敛，但缘于儒学和赋体的亲缘关系，儒学中的理学内容在南宋赋作中表现得更为深入，尤其在塑造个人人格方面，多有孟子心性说的烙印。南宋早期朱熹、张栻、杨万里等人的赋作尚能将理学精神不着痕迹地嵌入辞赋中，为赋作平添理趣韵致，而南宋后期理学家赋作几乎成为道学的枯燥宣讲，丧失了赋的美学特质，张侃《石首鱼赋》、傅自得《秋华草虫赋》、胡次焱《山园赋》等篇章皆不乏生硬的道德说教，据此看来，南宋辞赋受孟子影响似乎更为突出。

在孟子及其散文影响之下，宋赋呈现出以下几点不同于前代赋体的特质：

第一，散体化的行文风格。前代赋篇不论楚辞、汉赋抑或唐赋，都有着明显近于诗而远于文的特征。刘熙载言，赋与诗的区别仅在“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辞情”即“铺彩摛文、体物写志”，宋前的赋，不论风格存在多大差异，对声韵、辞采方面都是十分看重的，正合刘勰赋之大体——“丽词雅义，符采相胜”。然而，这种情况在宋代发生了明显变化，相较于以往赋篇“文质兼备”或偏重于“文”，宋赋更倾向于“质”，看重实用效果，强化说理达意的功能，语言上也以条达辞畅为尚。以内容观照，宋代的许多赋篇与“文”之间是很难区分的，宋人以文论、书序、传录等各类古文体例撰写赋篇，宋赋中多有以记、序、文等名篇的赋作，如《游大字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祭战马文》以及各种祭文、祝文、祷文等，即使以赋名篇的作品，亦多贯以散文笔法、句式。宋代的“赋”只保留了赋的“体物写志”之用，摒弃了“铺彩摛文”的华饰，击碎了声律、章句等形式桎梏，所作之赋大类古文。这种切近古文的赋风，实则缘于中唐古文运动及本朝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两次运动都以韩愈为宗，宋人承愈道统、师法孟子，宋赋散体化特征突出的源头显在孟子。

第二，基于用世情怀的深切议论。宋代赋篇区别于前代的另一显著特色，是议论成分的明显增多。前代赋篇的曲终奏雅部分在宋代明显放大，有些甚至通篇全作议论，而宋赋的议论焦点又集中在国家政治，却是受《孟子》关心政治、积极用世的影响。《孟子》的核心内容，大抵在劝导诸侯行“王道”、摒“霸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上》)。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在于是否施行仁政，鉴于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的名实不符情况：“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显然失德有罪，所以应摒弃霸道，施行王道，即以“仁政”莅行天下。孟子之前，孔子亦倡“仁”，但二者差异鲜明。后者专注个人修养，前者则面向国家政治，其“仁”专为君王设言。孟子向诸国君陈述政治理念时一再述仁，孟子所谓“仁”，称“仁政”或“德政”似乎更合适，他不断向诸侯阐述的“仁”，都是具体而微的。正由于与君王、政治的纠缠，孟子较孔子增添了些许功利色彩，如“仁者无敌”、“(行仁)天下可运于掌”等观点，均为孟子首创。

孟子“王霸”“仁政”、积极政事的用世情怀，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宋朝奉行文臣政治，文人兼有文士和政客双重身份，辞赋又兼有文学文体和科考文体的双项职能，宋人的许多辞赋作品，有着大量涉及政治的议论文字，尤以用于科考的律体赋为甚。宋代律赋涌现出许多议论政事、倡导“崇王行仁”的篇章，像《圣大宝曰位赋》《尧舜率天下以仁赋》《王者威眇天下赋》《王道以德义生民赋》等，都站在孟子王道理论的基石上鼓吹仁政功效：“圣人以正兹盛位，御彼兆民，故称之于大宝，宝守之于至仁。”又如范仲淹《王者无外赋》“五霸何知，据山河而一战。三王有道，流声教于四夷”句，明显承自孟子对“三王”“五霸”的评判。再如刘弇《仁人之言其利博赋》，赋中所述之“仁”，功利色彩强烈，与孟子的“仁”无二，赋中“盖世济其美者，由反君于道；民受其弊者，亦逢君之恶”，即源出孟子“逢君之恶罪大”(《告子下》)一语。除用孟子“王道”“仁政”表达政治诉求之外，宋赋表达政治关注的议论尚有很多：有的畅言兴亡治道，如王禹偁《藉田赋》、宋白《三山移文》、张咏《声赋》等；有的则针对具体政治事件发表见解，如李覯《长江赋》、崔伯易《感山赋》、程琳《子奇赋》。尤其在北宋中期政治革新的大背景下，集中出现了许多关乎政治的辞赋，代表性的如范仲淹《明堂赋》、司马光《稷下赋》、陈襄《古琴赋》等。宋人关心政事、投身经国的济世情怀，正与《孟子》如出一辙。

第三，突出的道德化倾向。与前代赋篇或寄讽喻、或寓情感相比，宋代赋作带有突出的道德化倾向，实受孟子心性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理想人格和完美德行的追求。孟子“心性”学说[14]包括“性善论”“养心论”“良知、良能论”“养志论”“养气论”“养勇论”“知言”等，以此培养士人的“浩然之气”，树立“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无畏之勇，建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奉献精神，最终塑造出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宋人耽于性命之说自有多种原因，以宋代浩荡进行的“孟子升格运动”观之，孟子“心性”学说的影响力最甚，《孟子》对修养心性、砥砺德行的看重，导致了宋赋突出的道德化倾向。

宋赋涉及心性的内容十分繁复驳杂，很难篇摘句诠，《宋代辞赋全编》专列性道一类，计收文章48篇，涉及作家24人，目次了然，于此就不再赘述了。此外，从宋代山水花木鸟兽鱼虫赋中普遍存在的借物比德现象中，亦可窥知宋人心性。在数目繁多的体物赋中，仅摘胡次焱《山园后赋》以论，该赋意在表现山园秀丽风光及安适园居生活，着意言明自身求道务学的志向与追求，颇能代表宋人怀抱：“万汇葳蕤，一理攸寓。所贵善学，唯触其类。故观松萝而知夫妇之道，观棣华而知兄弟之谊……观于硕果而知造化之剥复，观于茅茹而知吾道之泰否”。这段话很能见出宋赋体物比德的机枢所在。《山园后赋》篇末“至于乐意关禽，生香交树，是又可以观浩然之气。举凡山园之内，一草一木，一花一卉，皆吾讲学之机括，准修之实地。显而日用常行之道，赜而尽性至命之学”，点明了孟子“浩然之气”的影响，也点出了宋人对性命之学的追求。宋赋数量繁多的关乎心性的探讨及咏物赋普遍借物比德，都代表着对美好德行的崇尚，这与《孟子》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显然是一致的。

要之，孟子对宋赋影响深刻，后者借鉴了《孟子》的行文语言，更继承了《孟子》的潜蕴哲思。在这种影响下，宋赋也体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质，即散体化行文、议论性风气和突出的道德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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