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2）



浅析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舆论引导的对策与建议
——以“诺贝尔哥”事件为例

刘 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610072）

摘 要：科技传播是以科技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传播活动，在推动科技创新、提升国家实力等方面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然而，我国的科技传播还存在一些显性矛盾以及潜在隐患，在新媒体环境下，这些问题在舆论上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本文以“诺贝尔哥”事件为例，分析在这个热门话题中舆论不理性的成分，并从政府、媒体、公众、科学界提出对策建议，让舆论重回理性轨道。

关键词：科技传播；舆论；舆论引导

2016年2月11日，美国科研人员宣布于去年9月首次探测到引力波。2月19日，郭英森在5年前参加天津卫视《非你莫属》时提到“引力波”遭到讥讽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并引发热议。“诺贝尔哥”郭英森意外走红。社交网络上“营销号”和微博大V的“力挺”，众多网友无理性的转发，再加上正规媒体的推波助澜，很快让事件走向极端——郭英森被“神化”，民间科学爱好者被认为是国家科研希望所在。但实际上，郭英森的研究只是各种术语的堆砌，是伪科学。

陈力丹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社会现实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但舆论并不总是正确的，它往往混合着理性与不理性的成分。美国学者格拉瑟和萨蒙曾经说：“也许听起来有点刺耳，像舆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舆论不可能是可靠的判断和推理。”这个结论或许言过其实，但是至少用这种极端的表述告诉了我们公众舆论中有公正、合理的判断，也有荒谬的断言。在“诺贝尔哥”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舆论不理性的一面，这种不理性在思想意识上表现为反理性主义倾向，在符号上表现为煽情化表达。

大英百科全书解释：“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是指一种态度，它敌视或不信任知识分子及其对知识的追求。”圣玛丽大学丹尼尔教授归纳出反智主义的三种形态，即“反理性主义”、“反精英主义”和“草率的工具主义”。在“诺贝尔哥”事件中，公众的反智主义倾向表现为“反理性主义”与“反精英主义”并存，形成一种“潜舆论”。对于这起事件，广大网民并不关注究竟什么是“物质波”、“引力波”，你跟他谈科学，他就跟你说要尊重梦想，你跟他强调理性，他就质问你感情，这就是反理性的逻辑。不论有警觉的知识分子如何提醒大家注意，提防“群体的狂欢”和“个体的迷失”，也不能阻止网民在“病态反智”中将所有教授都变成了“叫兽”、专家变成了“砖家”，还自鸣得意地为自己编造的网络新词而欢呼，［1］这恐怕就是对反精英主义的最好诠释。

非理性的舆论往往通过煽情化的语言符号表达出来。“大家记住这个名字：郭英森！他可能是未来的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顶上去！”“如今大家都欠他一个道歉！”“不被嘲笑的梦想就不是梦想！”微博女王姚晨称之为“一个了不起的工人”……在这一系列颇具感染力和煽动力的话语中，郭英森被塑造成了一个生活在底层，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奔走呼吁，却被一群高高在上的学者嘲笑的“科技英雄”；而转发微博的大V和网民则扮演了为“英雄”鸣冤不平、为梦想保驾护航的正义使者。在这里，梦想和情感绑架了科学与理性，煽情的语言取得了胜利。

出现这样的舆论景观，与我国当前的科技传播生态有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媒体在科技传播中缺乏自律，科技传播政策与法规的不完善，科学界在面向公众的科技传播中的长期“缺席”与“隐身”，大众媒介素养与科学素养与西方国家存在差距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努力。

一、加强科技传播的媒介自律

媒体在科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把获得的科学信息加工成一般民众可以看得懂的报道，帮助公众了解科学知识，对科技传播中舆论的走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自律。

（一）尊重科学事实

科学报道首先要保证发布内容的科学性，但是记者不是全才，其科学知识是有限的，所以在科技传播中要尽量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而不是妄加评论。英美等国的科技传播普遍遵循着“no paper，no news”（无论文，不报道）的原则，也就是除了明确的事件新闻和观点新闻外，引起公众关注的科学信息，必须是已经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过的论文。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民间科学家”郭英森的理论根本不值得进行宣传和报道。

（二）遵守职业道德，提高公信力

在这样一档真人秀节目中，节目组对上场的嘉宾都是经过事先筛选的，在明知道郭英森的理论会“出洋相”的情况下，为了博得公众的关注，提高收视率，还是让他参加了节目录制。节目组罔顾内容的科学性，片面追求娱乐性与轰动效应，严重违反了传媒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该坚守媒介伦理道德，提高自身公信力，才能在科技传播中让受众信服，才能更好地引导舆论。

（三）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人文素养

在网络上疯狂转发的《非你莫属》节目视频中，郭英森被节目嘉宾方舟子打断：“我看到他的介绍是初中学历，我是觉得他可能连初中都没有学好，只记住了几种术语，就开始乱用。什么引力波、物质波的。”随后，郭英森想用“数学表达式”来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理论”，却被方舟子再次打断，“这是你自己发明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物理学家可以看得懂”，“他的发明发现如果能够成立的话，我们的物理都不用学了”。这档节目把一个科学素养不高的民科推到镜头前，供人嘲笑，这里，节目组可能缺乏的并不是科学素养，而是人文素养。科技传播也是人类传播，也应有对人最基本的关怀与尊重。

二、政府应建立健全科技传播政策与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

发展社会的科技传播事业，政府需要扮演特殊的角色，为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系统的政策支撑和法律保障。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翟杰全指出，那些能够充分意识到科技传播的重要性并建立了完善的科技传播机制的国家，才能更好地发挥科技传播的社会功能，促进企业间的技术合作，推进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转移，密切整个科学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从而在日趋激烈的发展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2］我国的科技传播政策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空白，需

进一步完善。同时，政府等相关部门应制定针对新媒体特性的传播类法律法规，对科技传播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的规定，规范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的秩序和发展方向。

三、科学界要充当科技传播的主体

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促进知识的增长，而这种知识是需要科学共同体承认的，更是要向社会宣布的，因此离不开知识信息的传播与交流。长期以来，中国科学界面向公众的传播活动却少之又少，在这方面应该向西方学习。西方科学界非常注重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科学记者贾鹤鹏在《为什么中国伪科学横行》一文中提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就规定，1%～5%的科研项目经费需要用于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科学宣传活动，从而鼓励科学界走出“象牙塔”和“实验室”，向公众敞开大门。民科成不了科学，但是如果科学界不重视与公众的关系，那么，人们就很容易认为民科就是科学。向公众展示真正的科学，是科学界的责任，科学界是科技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主体。

四、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与媒介素养

未来各级政府的任何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政策都要在公众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公开化。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总体上在不断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我国公民的科学精神还有待提高。在传统文化环境和媒体环境的培养下，中国的受众是很好的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却不是很好的分析者和批判者。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还需要扮演好传播者的角色，这就要求公众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只有公众的科学素养与媒介素养得到了全面提高，才能具备较高的鉴别信息的能力，用科学的态度分辨科技信息的真伪，也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科技信息与利用科技信息，从而收到良好的科技传播效果。

各界名人、网络大V作为公众的一份子，同时还是公众的“意见领袖”，他们的言行会对舆论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微博女王”姚晨拥有7900多万粉丝，她关于“诺贝尔哥”的一条微博被转发16000多次。所以，作为公众人物，更要认识到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与媒介素养。

综上所述，只有媒介、政府、科研机构与公众共同努力，才能让我国科技传播生态健康发展，让公众舆论更贴近科学与理性。

参考文献：

［1］邵培仁，马妍妍.论大众传播中的反智主义［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78-84.

［2］翟杰全.科技传播政策：框架与目标［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10-12.

［3］袁军.媒介素养教育的世界视野与中国模式［J］.国际新闻界，2010（05）：23-29.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5-0084-01

作者简介：刘恋，女，湖北天门人，硕士研究生，就职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方向：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