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丛皞(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12)



重返历史现场: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
——以1945—1949年东北文学再研究为例

张丛皞
(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12)

摘要:经过长期积累与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接近饱和，在现有状况下，以“重返历史现场”的方式聚焦一些非经典研究区域是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要选择。“1945—1949年东北文学”研究既要正视这一时期曾经共存的多种文艺景观和东北解放区形成过程中独特的文化文学反应，又要关注解放区文艺获得正统地位过程中对东北原有文艺的冲击和在新的地域文化语境中实践文艺大众化的挑战与得失。此外，东北解放区的文艺批判与文学生产在中国左翼文艺发展史上同样具有相当的话题性。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5—1949东北文学;解放区文学;文化变革;文学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基本上是借助文化观念由“封闭一体”向“开放多元”转化的历史契机实现的，其路径主要有两种:第一，新的文学史观和方法立场带来的颠覆与发现。将现代文学研究时间边界前移，对被历史遮蔽的文学史图景重新发掘、展示，以新的文学价值重释文学经典，以新的理论方法重构文学阐释维度，海外研究视域的引入和融入，皆属此种。第二，对文学史微观个案的发掘和研究。文学期刊、文艺副刊、文艺小报、文学广告等的分类研究皆属此类。时至今日，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这片并不广阔土地的每一寸都被开垦过也不为过。无论是新观念的引入、新方法的调用，还是新史料的发掘，空间都相当有限。近年来，缺少热点和集中论题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开始从纪念性事件中寻求话题，像重要作家诞辰逝世的周年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叙述、重要文艺期刊创刊百年，往往都会成为当年学术研究的中心议题。这种不以学术问题为中心寻求学术话题的方式，本身就是学科研究能力弱化的标志。三十年的文学被研究了六十多年，在很多人看来，现代文学被研究得已经很深很透，走向弱化也在情理之中，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剩空间无几。

多年来，无论是文学史写作还是学术研究，学界基本上是在思想的、历史的、审美的层面展开的。一类文学现象在这三个维度上的价值，也证明了其在学术格局中的重要性与重大性。即一个文学现象越具思想的尖端性、艺术的活跃性、历史的重要性，它受的关注与研究就越多，被几代学人目光聚焦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内容被反复研究和阐释的过程，也是研究领域凝聚和筛选的过程。此后，与之有关的文学现象和研究领域渐渐被经典化，这些被强化和突出而获得醒目位置的学术场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地图上一座座高峰，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当我们无数次试图攀登这座高峰时，山峰之间的草地与河流却被我们忽视和屏蔽了。相对于山峰，它们不仅是次要和次等的，同时也是边缘和隔膜的。一方面，经典化的学术领域有着强大的制导力，犹如吸力巨大的磁石吸附着大量学术资源，新的学科话题的延伸与学术领域的开拓须以之为前提、参照;另一方面，非经典研究领域是大多研究者知识结构中的边缘乃至空白部分。在一个以量取胜的科研体制中，追求多、快、好、省产出的研究者常对他们望而却步，毕竟资料的初级筛选、整理、鉴别要耗费大量精力。在经典领域研究已经饱和的情况下，非经典研究领域正是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它们固然不如经典领域显赫，但也未必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为它们比那些被观念化、知识化、体系化、纳入固定言说体系和研究秩序中的经典研究对象更为日常、淳朴、原生态，不但没有前者的先验之见，也与原生历史有着更多生动的联系。借助它们，我们可以重返历史现场，重现那些被主流思想史与审美意识遮蔽了的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史细节和文学构造，“1945—1949年东北文学”就是这样的领域。

笔者认为，学界多年来对这段文学关注较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这段文学没有思想史上的话题性，其主体是解放区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它显然没有延安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上的开拓意义，以及对社会文化与文学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第二，它没有文学史上的经典性，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是在解放战争的烽烟炮火中进行的，因创作短促而缺乏艺术审美上的较高品质。正因为如此，侧重思想性与文学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会忽略这一存在。目前已产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视域上，且以东北学者的研究为主。其一，东北文学整体研究的结构性部分，像逄增玉的《东北文学论稿》就涉及了东北解放区秧歌戏“诉苦——翻身道情——拥军支前”三模式，以及草明工业题材小说主体诉求面对东北工业化历史现实的选择所产生的暧昧、吊诡;其二，东北解放区文学史著述，这主要以1995年版的《东北解放区文学史》为代表，该著作涉及了有关论争并以题材分类方式对代表性作品做以介绍。而这一时期文学资料的整理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张毓茂主编的《东北新文学大系》之中。总体上讲，“1945—1949年东北文学”还处于资料量的积累与少数个别文学现象散点透视阶段，缺乏整体和系统的研究。

“1945—1949年东北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在于它的标本意义与认识价值。这一阶段的创作有一个由“伪满文学”到“国统区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共存、再到解放区文学的转换脉络。它不像老解放区文学直接过渡到新中国文学，也不像大多数国统区因政权更迭而快速变换文学环境。它具有渐进性、转换性、过渡性，更具动态、更有细节、更为丰富。总体上讲，它是延安解放区的文化价值和文艺经验在因东北解放进程而不断调整的社会文化价值结构中逐渐确立主体地位的，既受东北解放局势与东北根据地政治实践影响，又与东北较为独特的地域文化、思想氛围、文学传统不断对话，而非已有文学经验的简单移植。东北解放区文学发生和确立主体地位的过程中呈现的各种表征及其与异质于自身的思想文化的摩擦和磨合，形象地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前以夺取政权为诉求的“延安文化”大一统地位和合法性实现过程中的处境与选择。这里既包含了现代中国各种思想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分歧，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选择与文学制度做出了提示。

一、延安文学扩张对东北固有文学秩序的消解问题

应该说，剔除殖民文学色彩和相应的价值判断，东北沦陷区文学资源是较丰厚的。不仅有一定规模的作品出版，有蜂拥的文学社团，又有不断接续的、有才华个性的作家群体，还有颇有建树的理论主张。如果较纯粹地为抗战期间中国各地域文学整体素质打分的话，东北沦陷区文学肯定不会排在后面。这相对于之前漫长的历史和包括“五四”之后东北文学的贫弱而言，相当醒目，也十分难得。

东北光复后，除少数政治上附逆的作家面临审判或被剥夺创作权力外，大多仍延续了饱满的创作热情。例如，1945年创刊的《东北文学》就聚集了一批有共同文化背景和文学趣味的伪满作家。他们的创作虽然拘谨而局促，大多流露出艰涩、朦胧、颓废的艺术气质，有别于当时的大众经验和群体意识，也不直接服从于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要求，但从其对沦陷14年的东北文学分体裁的历史总结的意图中，不难看出其再造东北文学的努力。但该刊和作者群很快被视为“日伪文化流毒”而遭贬斥，刊物停办，作家们后来因四处碰壁而淡出文坛，它们秉持的文学风格与价值观也迅速崩溃瓦解。历史固然不容假设，但可推测，如没有老解放区文艺势力依托政治力量的强行楔入，光复后的东北文坛在伪满作家自我重新调整和定位后，仍可保持强大的创作惯性与相应格局。

“东北解放区文艺”是“延安文艺”在延安之外的首次大规模延伸和扩展，它不像西北解放区文艺那样主要借助源源不断汇聚到延安的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热情自发生成，而是依靠政治力量强行打断并改变了东北文化与文学的历史进程，并迅速将原有存在扫除和边缘化。毋庸讳言，光复后伪满作家的创作无法完全褪去东北沦陷区文学的格调色彩，但其创作动机、出发点、思想性质显然已非殖民地文学，而是和东北一样获得了新生和新意。即便如此，以历史结局反观，其在当时依然处于解放区文学规划之外，新的文艺势力并没给他们角色转换的机会。其面临的危机在本质上不是来自于与“殖民地文学”与“民族的文学”的不同形态和不对等身份，而是源于“非工农兵文学”与解放区文化语境的不相容性。东北解放区文学对很多异己的文学文化的敌视和排斥都显示了该症候。例如，在对李克异(袁犀)的《网和地和鱼》以及发表于《东北文学》上的《血族》的批判中，批评者的关注重心虽是伪满文风，但落脚点却是作者创作中流露出的方巾气和书卷气，它们的纯写实性和朦胧性的文学创作与工农兵文学的宏大叙事和党性原则格格不入，这其实是延安文艺在起点上就存在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选择的原型问题。

二、一定时期内多元文艺的并存问题

毫无疑问，“东北解放区文学”并不等同于“1945—1949年东北文学”，因为无论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前者都不能囊括后者全部的文学史实。但多年来，东北解放区文学之外的存在早已被掩入历史叙述和学术研究的盲区。现在看来，重要的不是两者的“空间差”与“时间差”中存在什么，而在于“东北解放区文学”替代“1945—1949年东北文学”成为历史言说主体的过程中，被创造性遗忘压入历史无意识的那部分时代场景、集体经验、个体体验是什么，以及是如何被遮蔽的。

一方面，光复后的东北文化一度混乱而自由;另一方面，东北全境解放也有客观进程，由开始的苏占区，到后来国共两党军事势力反复拉锯，再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由“北满”渐至“南满”。由于始终处于战争状态，这一阶段东北文学大多不是在闲暇从容状态下创作完成的，发表阵地也主要是综合性报纸的文艺副刊。不同文化政治背景文艺的并存对峙成为这一时期东北多元复杂文化构成的一个侧面。当时日本侨民与苏联侨民办的可发表文艺作品的刊物有《俄语报》《苏联青年》《民会报》《青年战旗》;国统区仅长春就有《湘潮日报》文艺副刊、《前进报》文艺副刊以及《国民文学》《关外诗歌》等文学杂志;东北解放区有影响的文艺阵地有《东北日报》文艺副刊、《合江日报》文艺副刊、《辽北新报》文艺副刊以及《草原》《东北文化》等文学杂志。在两年多的时间中，不同政治背景的文艺都处于活跃状态并表现出各色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趣味。

当时东北“解放区”与“国统区”关涉鲁迅的文艺话语就很不同。延安文艺工作者到东北后不久就筹办了鲁迅逝世9周年纪念大会，随后几年的诞辰日也均有纪念，萧军、金人、草明等人都有撰文。东北解放区的鲁迅话语有两个特点:第一，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被镶嵌在社会学知识和政治宣传中;第二，随着东北解放进程的推进，对鲁迅的纪念，无论是活动的次数，还是关注度和组织化程度上，均呈弱化和淡化趋势。东北“国统区”文艺对鲁迅的讨论则多集中在文学研究与个人趣味上，关注的问题有“鲁迅小说与外国文学”“鲁迅笔下的社会问题”“鲁迅的家庭与文化选择”等等。

1946—1948年，东北“解放区”和“国统区”也拥有较为相似和固定的话语场，这个话语场在光复后民族文化的反省与改造、民族历史的总结与重构的潮流中形成，并围绕着“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东北地域与东北文化”“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等展开讨论。总体上讲，东北“解放区”与“国统区”在重塑民族自我和改造区域文化主张上高度一致，但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性质与道路的总结判断，以及知识分子与文艺创作的功能作用的认识上却有重大不同。这一时期东北文化的异质同构与动荡分化成为即将转型的中国社会的缩影。

三、解放区文学的东北地域化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解放区文艺的经典是由民族化和民间化风格铸就的，延安文艺的文学史地位也以此为标准和参照。延安文艺经验在向东北横向移植后，必然要面临借助新的地域文化内容和地方艺术形式实现大众化文艺诉求的问题。这个诉求的实现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东北地方文化对解放区文艺生产的适应、参与、配合;另一方面是西北解放区文艺创作主体对东北地域文化的了解、调用、改造，两者的依存和磨合在当时东北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又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陕北的政治乡土文化遭遇东北较发达的城市文化的处境问题。东北当时是中国城市较为密集的区域，作为伪满洲国首都的长春就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诸多亚洲城市现代化指标中居于首位。直白朴素的民间艺术要适应东北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平与欣赏习惯需要过程和时间。虽然“东北沦陷区”曾有强大的“乡土文艺”传统和实绩，并由此培育出较庞大的拥有乡土意识和审美趣味的读者群体，但强调民族根性与生命韧性的沦陷区“乡土文学”仍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想象方式和体验方式，不像“工农兵”文学那样有推翻阶级压迫和解放劳苦大众的明确政治目标，更没能在文艺通俗化层面上与民间市井形成同构。“解放区文化”在东北的形成建构过程必然涉及“工农兵文化”对东北已有的“城市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的铭写改造问题。

第二，来自陕北的作家群体储备的大众化经验能否在短时期内适应东北文化土壤的问题。老解放区来到东北的文艺骨干除萧军、罗烽、端木蕻良等东北流亡作家外，很多人并非东北籍贯，甚至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相对于出生地和较为熟悉的老解放区，他们对东北地域文化与地方艺术是陌生和疏隔的。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民族化艺术要像血肉一样深植在作家生活经验与艺术气质中，赵树理、阮章竞、李季等人借鉴民间文艺形式取得的成功正仰仗深厚的民间艺术经验孕育的个性与吸引力。而来自西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到东北后虽大多被派往基层工作一线体验生活，但在短时间内完成高度组织化精神生产所需要的大众化写作绝非易事。湖南籍作家周立波为了彰显大众化意蕴在《暴风骤雨》中长篇累牍使用自己并不能深刻领悟的东北方言而使语言陷入不合时宜的艰涩，是当时大众化文艺实践走样的显著例证。邵华和草明等的创作都有同样问题。这不仅是反思东北解放区文学的缺陷与不足的问题，也涉及文艺大众化自“五四”被提倡以来，由有体验实感和内在性的艺术观变为政治意图支配下的可模仿的套路和可操作的公式而失去活力的问题。这影响了日后大众化文艺的再生产，也限制了东北产生解放区文学经典的几率和可能性。

四、东北解放区政治运动的特殊文化反应问题

自古以来，东北就是由有别于其他地域的文化构成的。东北成为解放区的过程也是原有文化解构和重构的过程。“1945—1949东北文学”是这段转型期历史文化的记录。当然，作为其主要构成的东北解放区文学是为中国共产党解放东北和建设东北的政治任务服务的文学，其主要功能和目的是紧密贴近、配合解放区主流政治运动的。被政治逻辑与既定意识精准校正后的文本叙事与历史现场之间必然存在巨大鸿沟。可任何被刻意营造和悉心建构的文学都同样会在不经意间和边缘处留下有别于正统大历史的弦外之音。

首先，是东北殖民文化的清理和改造问题。东北是当时除中国台湾外受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时间最久的区域，日伪殖民文化影响较大。“1945—1949东北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伪满脑瓜”就是这类观念的贴切命名。因此，民族意识的重塑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东北解放区“灵魂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当时的文化批判不仅针对殖民地意识，而且也批判以“协和语”为代表的殖民色彩的文学语言。民族意识的重塑与阶级意识养成自有相得益彰之处，但他们毕竟属于文化改造的不同层面，客观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对于东北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而言，阶级意识启蒙的紧迫性远大于民族意识的重塑。因此，东北解放区文学场建构初期，出现了迫切把民族意识重塑的主题拉向阶级意识启蒙主题的迹象，《夏红秋》的创作与争鸣就较具代表性。该作不仅在叙事层面通过一个女孩思想的扬弃与成长的双主题容纳、调和了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两个主题，而且在之后的争鸣中，伪满女孩脱胎换骨过程也多被理解和阐释为小资产阶级女性的自我更新过程。殖民意识被民族意识重新校正，并被自觉纳入阶级甄别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序列中，显示出光复之后东北思想渗透与改造的层次和逻辑。

其次，是政治价值观的宣传与政治认同问题。东北在沦陷前长期处于军阀势力统治之下，虽然社会主义观念和文艺思想因毗邻苏联而较早传入东北，但这一区域始终是中共政党活动的薄弱区。东北抗联难以为继自然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绝恶劣和日伪势力的强大残酷，同时也与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有关。与其他区域相比，东北没有经历关内北伐战争与国共合作等政治大事件的洗礼，民众传统意识重，正统观念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贡献知之不多。陈学昭的《邻居》就写了东北原住民与光复后的移民对八路军认识的天壤之别。曾在延安引起巨大情感共鸣的《白毛女》在东北上演初期反应平平，受欢迎程度明显不如洋剧，甚至台下时有哄笑发生。这些都透露出当时政治启蒙与土地改革面临的阻力与挑战。因此，东北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必然涉及1945—1949年间东北革命的动员、号召、酝酿及东北民众对解放区政治文化由隔膜不解变为自然普遍的生活观过程中的诸多历史细节。

最后，对工业文化的理解与整合问题。东北工业在日俄战争后依托资源开发与现代交通网络开始崛起。据统计，1943年东北钢材产量占全国的93%，发电能力占全国的78%，水泥产量占全国的66%。这种得益于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高速运转与殖民掠夺取得的经济数据并非是值得骄傲之处，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东北光复后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东北的工业生产除在经济上为解放战争提供持续援助外，也关涉为长期践行“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艺术实践提供新颖内容和崭新经验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已注意到东北解放区文学中的工业景观，以及只有农村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管理工业过程中出现的能力不足与思维转换现象。但其中还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工农兵”文学写作中较具规模的涉“工”文学主题的开发与实验，以及革命实践由传统农业领域向现代工业领域转变和过渡的问题。其中也混含着对革命政权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组成，特别是对农民和工人历史先锋作用合法性与主次关系的辨析定位以及“社会主义工业现代性”叙事的发生和起源问题。

五、在左翼文艺运动史链条中的位置与作用问题

中国左翼文艺思潮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不同声音，其思想构成也处于不断分化重组之中。从太阳社与创造社的摩擦到“两个口号”论争，到“延安文艺整风”，再到胡风“主观战斗精神”引发的不满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胡风案”发，其脉络不可谓不清晰。在这个进程中，左翼文艺内部思想分歧的解决方式也由“讨论争鸣”渐变为“批判否定”，解决目标也由“和谐共存”渐变为“统一思想”，这与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政党格局中的影响力和自信心，以及思想清理与文化改造的系统能力互为因果。

时至今日，追溯新中国成立后系列文化批判事件，大多溯源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作为社会思想和历史逻辑的起点来讲，这自然没有问题，但“延安整风”与新中国成立后此起彼伏的文化批判运动有很大不同。“延安整风”主要解决的是“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没有强化到极端的高度，文艺工作者尚有一定的创作自由空间，留存至今的延安时期文艺作品可见一斑。“延安文艺整风”在规模、组织化、严重性上也明显逊色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文学文化批判运动。在“延安文艺批判”到“新中国文艺批判”的演进链条上，东北解放区文艺批判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过程中，将革命纲领直接“移植”“嫁接”到文艺领域的重要节点或一个重要的“实验场”，文艺被纳入了党和解放区政治生活轨道，文艺的重要问题都与党和解放区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往往以党的政治决议形式实施于文艺界，这是“东北解放区”诸多文化文学批判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东北解放区诸多文化文学批判事件，特别是对萧军及《文化报》的批判越来越指向历史的巨大洪流。它的特殊性不是延安文艺的延长线和新中国文艺前兆的问题，而是左翼文艺思潮在高度权威化的政治美学原则与文艺准则由区域到整体、由理论到实践、由部分到全部的过程中新生了什么、舍掉了什么、剩下了什么。萧军及《文化报》与东北解放区文艺主流间的冲突，常被置于“五四传统”与“解放区文化”或解放区“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再或是“鲁迅传统”和“非鲁迅传统”中加以解释。凡此种种自有流脉和合理性，但也模糊了左翼文化和非左翼文化的边界，或者说把本应在左翼文化内部探讨的问题变成了外部探讨，最起码在大的文化传统上是这样的。延安文艺思想或是《讲话》思想体系一诞生就受到了左翼文艺阵营内部一些知识分子的不解，高举“主观战斗精神”大旗的胡风文艺团体就是典型代表。在左翼文化文学演进中，存在着延安文艺观念逐步清除异己、不断简化思想构成而获得历史主体性和政治主导性的显在线索。东北文艺论争与批判是这个线索上的关键一环，缺少了它，对其发展的复杂性和逻辑承接的次序等问题的探讨将无法系统展开。

东北解放区文艺是《讲话》发表后第一次大规模历史文化实践，这不仅体现在对《讲话》的服膺和演绎上，也体现在其强大的排他性、专断性、改造力上。东北区域整体性明显，思想改造目标明确、手段系统，文艺活动组织化程度高、协调性强。就像任何一种适应的作物都能在东北肥沃黑土上茁壮成长一样，1945—1949年的东北也成为延安文艺思想的一块绝佳试验田。东北解放区在40年代并非产生文学经典的区域，也常被延安文艺的光芒所笼罩，或被纳入解放区文艺整体版图中混而析之，但其在左翼文艺演进中却有独特贡献。这种贡献不是经典的扩容，不是素质的增加，也不是新的美学的创生，而是具有样板意义的思想改造程式与文学创作模式的开启。虽然与延安文艺一脉相承，但与西北解放区文艺的喜闻乐见和民间性相比，东北解放区文学更具“党的文学”的正统感与严谨性，并在后来当代文学史中被标准命名的农业题材与工业建设题材上均有不俗表现。可以说，到“文革”结束前，这两种题材的文艺创作基本上没超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草明“工业文学”的创作模式与想象方式。

［责任编辑:修磊］

作者简介:张丛皞( 1983—)，男，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地域文化研究”( 10＆zd071)

收稿日期:2015－11－1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6)02－013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