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灿 任建兰

摘  要：价值链能够解释全球化中出现的新的经济规律，这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所未涉及的。而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各经济体之间形成了高度依存的区域分工网络，加强亚太价值链合作将成为提升区域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同时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重大调整，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着产业的变革，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任务艰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扩展和亚投行的建立为我国建设制造业强国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对价值链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对近些年来中国和亚太地区制造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归纳整理，最后提出了宏观层次上的价值链治理与亚太制造业价值链解构等新的研究突破点。

关键词：价值链;中国制造业;亚太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已成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大量的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外包等形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我国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的第一个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也被认为是“中国版工业4.0”。该规划针对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与国际知名品牌、能源资源的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出了“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的指导方针，确立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具体的战略任务与重点[1]。它的实施将有助于实现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然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的分工与合作，尤其是与作为世界经济新增长极的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联系，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的主题便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近期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备受关注，两者相互补充能够为我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亚投行将会重点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较落后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建立沿线涵盖铁路、公路、航空等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和电信、互联网等组成的信息网络。在投资建设的过程中将有大量的合作项目开展，而制造业与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相关，这将为提升中国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及参与分工合作提供机遇。认清中国制造业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对于明确其定位与努力方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关于价值链分工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指某种产品的生产在不同国家分工进行，并涉及进口中间产品和出口最终产品的的国际分工形式。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概念，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价值链分解”[2]、“产品内分工”[3]、“垂直专业化分工”[4]、“垂直专业化”[5]、“要素分工”[6]等等。虽然这些说法不同，但表达的实质几乎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既涉及产业间分工，也涉及产业内分工，以及产品内分工。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国家或企业在不同环节的利益分配、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价值链的治理等方面，包括对宏观层面的研究，也有微观层面上对企业的案例分析。

最早注意到产业内部企业间价值链分工现象的是美国学者Michael E. Porter，他在1985年《竞争优势》中提出了价值链理论，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微观层面上企业的竞争优势[7]。同年Kogut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提出了价值增值链，他与Porter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将价值链的分析层面提升到了国家和区域层面[8]。在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Gereffi将企业间联系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全球范围，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9]。后来又建立了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并将全球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类型。他认为全球价值链领导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追求推动了价值链各环节在空间上的分离。

1.1 价值链分工的特征

 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可总结为以下三点：①全球价值链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组成了一条完整且连续的跨国生产链，这些环节在地理空间上是可分离的;②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跨国公司居于主体地位;③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各个参与主体能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Hummels提出全球价值链需具有三个条件：第一，某种商品能够在多个阶段连续生产;第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了该种商品的生产;第三，至少一个国家使用进口的中间品，出口生产的产品[10]。刘春航认为跨国公司总部能够根据自身的全球化战略调动全球范围内可以利用的资源，将价值链中部分环节划分给具有优势的企业[11]。施振荣等人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各构成环节的附加值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企业或国家在价值链分工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从而获得不同的分工利益[12]。曹明福等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每个国家都能获得“分工利益”，但并不是全部国家都能获得“贸易利益”[13]。

1.2 价值链分工的动力机制

 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因和条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研究。在传统贸易理论基础上，卢锋认为应首先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国家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角色[14]。曹明福、李树民提出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导致了分工利益的产生，而价格优势则是获取贸易利益的原因。从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选择的角度看，Gereffi认为企业是创造价值和获取价值的主体，提出了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的二元驱动模式。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是通过生产者的投资来创造市场需求，主导企业一般为跨国公司，其核心环节的控制作用主要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的;而购买者驱动型是大型零售商和品牌商通过全球采购和代工生产构成跨国流通网络增强市场需求。张辉认为驱动模式不应该根据部门来划分，应按照价值链的价值增值序列，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介于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之间的中间型驱动模式[15]。Grossman等认为产业均衡下企业是选择外包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契约合同的完备程度、产业规模和国家间工资比较的影响[16]。

1.3 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价值链的治理指的是价值链中权利的拥有者对各个环节价值创造活动的协调和组织。领先的跨国公司通过制定规则和标准来获得权利的掌控，成为控制着价值分配的治理者。Walter 提出了市场、层级制、网络三种价值链治理模式[17]。Humphrey等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型、网络、准等级制、等级制四种治理模式[18]。Gereffi将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为五种，这五种模式根据各行为体的组织协调能力由弱到强依次是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等级制，其中市场模式以价格为运行机制，等级制模式的运行核心是企业的管理控制[19]。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又属于网络模式，模块型模式中厂商在生产设计方面相对关系型和领导型模式有较大弹性，关系型模式中的厂商主要是以家族等形式集聚，而领导型模式中的中小企业则是被大型厂商领导。这五种模式不仅交错存在，而且是可以转换的。

1.4 沿价值链的产业升级

 从价值链的视角来分析产业升级，主要就是产业由创造低附加值的环节向创造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过程。在产业升级的层次方面，Gereffi提出了产业升级的四个层次：第一是产品的升级;第二是经济活动的升级，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水平的提升;第三是部门内的升级，即厂商前后向的转变;第四是部门间的升级。Humphrey等认为企业由低级向高级升级的思路是：一是引进高技术提升产出效率的流程升级，二是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的产品升级，三是价值链上向高端转移的功能升级，四是培育新价值链的部门间升级[18]。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过程一般都遵循着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到产业功能升级再到链条升级，这一规律能够通过东亚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过程来验证。

 在价值链分工下产业升级途径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得的技术进步或技术溢出能够对产业升级起促进作用，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提出异议。Fonseca指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获得新技术，利于技术创新，而且也能进入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20]。王洪庆通过实证检验了我国加工贸易存在技术溢出效应[21]。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加工生产促进了贸易的技术升级，但这种基于进口技术和外资企业的产业会对国内产业的技术扩散造成限制。于明超、周勤等人也认为价值链分工对促进国内本土产业的升级并不是必然的[22-23]。任金玲通过对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投入和技术对制造业的升级没有表现出明显推动作用，而国内资本却明显促进了其价值链的攀升[24]。

 实现从产品升级到过程升级到功能升级再到链的升级这一过程并非一直顺利，发展中国家能较容易地通过技术外溢的影响实现产品升级和过程升级，而在价值链治理者的控制下，较难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即处于“低端锁定”的状态。刘志彪等认为发展中国家想要脱离价值链俘获状态就要培育国内市场空间的价值链[25]。熊宇也认为发达国家领导厂商对终端市场的控制使得我国制造业难以升级，扩大内需并且抢占本土的终端市场则是我国制造业转型的重中之重[26]。

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201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181073.23亿元，占全球的比重的20.8%，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制造业进出口均居世界第一位，从2010年的19.8%的产值比重开始已连续4年保持着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1980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值仅占全球的1.5%，1990年占全球的2.7%，跃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在全球排名第八;2000年紧随美国、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四强，产值占全球的比重达到7%，2006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

  对于我国制造业发展状况的研究主要是从总量（包括增加值、企业数、资产总量等）、增长速度、地区分布、行业结构、全球制造业500强企业的分布、劳动生产率、国际市场占有率等方面进行分析的。林玉伦认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在总量、生产效率、国际占有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较小，劳动生产率仍较低[27]。

2.1 中国制造业的部门结构和贸易结构

 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制造业不同行业的附加值存在差异，技术密集度越高的行业所创造的附加值越高。齐志强等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前后制造业各部门的结构性变化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在进入WTO后制造业的主导向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对制造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明显提高[28]。于明远等认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制造业结构[29]。赵彦云对中国和美国的制造业发展程度进行了对比，发现从技术密集程度看，中国和美国分别处于低端和高端的结构相对平衡稳定状态[30]。从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上来看，加工贸易是主要的形式，虽然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但在亚太制造业价值链中只是扮演的“加工工厂”的角色，是最大的中间品提供国。对于进出口贸易增长及结构变化的原因，大多数学者都考虑了外商直接投资、贸易自由化、加入WTO的影响、政策变动等方面。周达认为中国制造业还是需要大量进口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产品及部分最终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电子信息产品等虽然在制造业中占较高比例，但并没有在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中发挥主导作用[31]。

2.2 中国制造业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制造业的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中起着主导作用。目前中国制造业相对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力不强，主要是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较低，能源消耗量大，对环境的污染较严重。这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张玲认为中国制造业应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消耗，走循环经济道路[32]。李平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应该依靠科技进步，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集约化道路，这样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33]。贺俊等提出中国如何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应从现代产业体系而不是传统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研究，使动态效率逐渐替代配置效率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34]。价值链的架构有助于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制造业产业高级化的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其竞争力却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2.3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状分析

 凭借优越的区位、国家政策优惠等条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通过外包等形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得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但由于缺少关键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因此处于加工组装的价值链下游环节，创造的附加值较低，竞争力较弱。目前测算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法主要是对进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技术含量以及附加值等方面进行考察。Hummels提出了垂直专业化指标，该指标利用投入产出表和进出口数据来计算出口产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价值。这个指标可以衡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但是其不足之处是忽略了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出口中包含的中间品投入是有区别的。Chen等通过计算中国出口产品中含有的国内附加值将加工贸易考虑进去[35]。Ricardo Hausmann等使用出口复杂度将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出口相联系，得出了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出口的产品越高端的结论[36]。Koopman等学者提出了使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国家间的价值链构成，他测算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率，即中国单位出口商品中由国内中间品构成的价值比重，发现中国出口的附加值率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及西欧等国家[37]。OECD和WTO共建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涵盖了全球40个国家18大产业1995年～2011年间的投入产出数据，这为研究各国间的产业联系提供了大量数据。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的贸易结构，认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大量的代工生产表明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在价值链中均处于低端位置[38]。杨书群等通过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来反映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分别对飞机、汽车、计算机、集成电器、耐用家电、建筑陶瓷、纺织服装七类制造企业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国家价值链还没有形成，缺少领先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被支配地位[39]。孔林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集中于价值链加工组装环节的原因在于技术水平低、缺少自主品牌、制度制约等[40]。

3  亚太地区制造业的竞争与合作

 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APEC成员间关系日益密切，东盟一体化、“东盟+日本”、“东盟+中日韩”（10+3）、“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推进，存在着多重合作机制，亚太各国之间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合作，同时又相互竞争。在这种区域性生产和服务网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各国均做出各种改革试图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来融入产业价值链中，建立以价值链贸易为特征的新型国际与区域生产体系。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再工业化”政策以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回流，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凭借劳动力等优势吸引外商投资，亚太地区制造业的竞争合作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制造业处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夹击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3.1亚太地区生产网络研究

目前对于亚太地区合作的研究多为政治经济格局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研究角度为相对宏观的军事政治经济，但也有一些学者从亚太产业内贸易类型、FDI、服务贸易等多个方面研究了亚太区域生产网络的存在，而生产网络则是通过价值链将不同国家吸引到同一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形成和发展的。在亚太地区的生产网络中各经济体的合作分工体现在：发达国家集中于产品研发、设计、营销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中发达国家提供制造技术和重要零部件，而欠发达国家居于再加工和产品装配低端制造环节。发达国家能够实现对市场、技术创新、行业标准等方面的控制，使得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低端环节。张蕴岭认为产业链和生产消费链是构建亚太地区经济区域空间的内在支撑要素，这个经济链条依靠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依次从北美至东亚发达国家再到后发国家形成链接[41]。王金强认为亚太供应链建设存在着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合作机制的多元性、大国博弈的复杂性以及资金的困乏等制约因素，中国的应对之策在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调整由供应链低端向高端的转移[42]。张晓静发现亚太生产网络促进了区域间的经贸往来，而亚太区域合作深度一体化又推动了亚太生产网络的发展[43]。全毅认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高，分别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战略性产业在亚太生产体系中的未来升级路径[44]。宋玉华等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亚太地区主要的九个国家的价值链模型，比较认为韩国创造附加值的能力最强，而中国是亚太价值链中最大的中间品出口国，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中间品有较强的依赖性[45]。雷达等对东亚生产网络的调整进行研究后认为，东亚生产网络中缺少如欧美国家的最终消费市场，在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东亚内部消费市场正在形成[46]。

3.2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发展现状

3.2.1 美日韩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政策以振兴制造业，保证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巩固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作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美国扶持制造业的具体的措施涉及增加研发投入、加强立法如《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的确立、强化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出口等，其中强化制造业的研发与创新是美国复兴制造业的核心原则[47]。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美国始终牢牢控制着附加值最高的研发与售后环节。美国对制造业的重视将对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造成极大阻力。李佐军等认为在美国再工业化前，中美两国的出口品分别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两国间的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两国间的竞争领域在逐渐扩大[48]。唐志良等也认为中国与美国制造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在节能环保、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上是重叠的，同时美国也将会通过制造贸易摩擦、增加中国海外并购难度、外资控制等手段抑制中国制造业的自主与可持续发展[49]。

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12-2013年世界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中，日本和韩国分别位列第一和第四。虽然受到新兴市场开拓、技术转移等影响，日本制造业仍然具极强的实力。为应对“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可能导致的制造业革命，日本公布了《2015年版制造白皮书》，其中特别强调了IT的作用，这将进一步引导日本制造业的发展方向。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价值链的低端加工组装环节介入，分三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突破“低端锁定”，实现了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产业升级。目前韩国在汽车、钢铁、电子等行业已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蒋翠竹等从产品技术含量的角度对中日韩三国间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与日韩相比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中日和中韩间的产品主要是互补关系，而日韩间的产品则主要是竞争关系[50]。

3.2.2 东南亚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多的企业开始寻求新的投资区域，印尼、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新的选择，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面临挑战。王晓萍等认为中国加工组装制造业逐渐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主要原因涉及三方面：中国低成本生产优势丧失;东南亚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51]。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制造业间的竞争与合作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国家间的合作大于竞争，原因在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具有产业梯度，一些制造业企业的转移可以迫使中国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也能够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有利于其解决就业带动经济发展。但是东南亚国家存在着交通不便利、制造业基础设施不完善、政局动荡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制造业的发展。

以上对亚太地区生产网络的研究涉及生产网络的收益分配格局及内在机制、与区域合作的关系、价值链合作关系的构建等方面，但研究主体在产业层面上并不仅限于制造业。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均在抢占信息时代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也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亚太地区制造业的竞争与合作格局将会发生变化。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制造将更多地替代劳动力成为趋势，这也可能改变价值链中各环节的利润分配。因此对亚太地区制造业价值链的解构有重要意义。2014年APEC制订了《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这是一个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政策性和纲领性文件，同时还制订了《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它能够为实现上述战略蓝图提供技术支持，为亚太地区贸易的整合提供依据和建议。这意味着APEC各成员国将共同营建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核算体系，也为构建制造业价值链提供了条件。

4  研究展望

  以上价值链理论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在价值链治理模式上关注的是主导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协调与互动，较少有学者将宏观变量包括非政府组织、标准制定组织等引入其中，在宏观层次上价值链的治理来描述价值链的整体运行模式及其导致的后果，能够拓展价值链治理的研究范畴，具有探究的必要性。在产业间及产业内部价值链各环节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方面，缺少如何利用中国已有的制造业优势提升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该问题的深入研究会进一步解决传统产业的优势嫁接到新兴产业等问题。

  在亚太地区中，美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均开始重振制造业以强化其国际地位，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也期望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制造业面临着转型的关键时刻，互联网信息时代为其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转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加工组装环节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将使中国能够集中精力进行自主创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对新兴产业的重点扶持也与发达国家的重点发展方向有所重叠，未来中国能否通过“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在价值链的上游争得一席之地还未知，需要对亚太地区的制造业分工格局进行预测。目前对于亚太地区各国制造业关系的深入研究较少，尤其是对亚太地区制造业价值链的解构甚少。传统的产业和贸易结构的研究往往会掩盖国家间更复杂的产品与技术分工，价值链理论将成为未来国际分工研究的更有力的分析工具，但缺少统计指标使得理论与实证分析具有较大难度。将价值链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亚太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将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在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之间建立价值链伙伴关系，也会进一步推动亚太一体化进程，共同促进各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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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Asia Pacific region

SU Can， REN Jian-lan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APEC have more and more conferences to discuss the value chain as the theme of the study， which can explain the new economic law in globalization. Asia Pacific region's as the network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the economies. To strengthen the Asia Pacific cooperation in the value chain will become the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regional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facing a major adjust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difficult.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and the Asian investment ban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power provid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value chain theor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in recent year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implementing the "re-industrialization" policy to promote the return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and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with labor and other advantages are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is changing. In the double attack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merging economies， Chin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facing an unknown competition.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the value chain governance and the Asia Pacific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breakdown as new breakthrough.

Key words：value cha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ia Pacific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