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摘要】顺应论的产生给语用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也给翻译研究带了新的视野。本文尝试分析杨宪益的《边城》英译本中的语境顺应，发现杨宪益的《边城》英译本是语境顺应的产物，实现了原文与译文的对等。鉴此，笔者更进一步探索语境顺应在翻译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语境顺应 《边城》 语用翻译

【Abstract】The advent of Adaptability brings new developing orientation and vis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and translation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YangXianyis translation of Bian Ch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 adaptability which found out that YangXianyis translation complies with the context and delivers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Thus， the writer furtherly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ext adapt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Context Adaptability； Bian Cheng； Pragmatic Translation

一、引言

顺应性（adaptability）使人们得以从一系列范围的不定的可能性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以便逼近交际需要达到的满意位点。顺应论的四个研究视角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顺应的意识程度。翻译作为一种语言选择，顺应论为其提供了指导方法。如何保持译文对原作的顺应，顺应论的四个视角为译者提供了方法。本文通过分析《边城》杨宪益译本的语境顺应性，探讨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语境的重要性。

二、语用顺应论

1985年，比利时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 在国际语用学研讨会上，大胆提出了语用学是关于语言的一种综观的观点，1999年又在其专著《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系统呈现了语用顺应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和诠释语用学。维索尔伦提出，语言的使用就是一个不断的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三个特性，分别从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客体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意识凸显性四个角度完成。Verschueren的“语用学综观”下的顺应性理论为语用学提供了一个全面而科学的研究视角，全面阐释了人类语言运用的动态过程，尤其是对顺应性理论的阐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语用顺应论的提出，不仅是语用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它更带给了语言研究者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

三、翻译中的语境顺应

“脱离语境的语言使用是不存在的。”翻译， 作为一种跨语言、 跨文化的特殊的语言交际行为亦必受到种种语境因素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也曾提出，没有语境的语言，话语就没有意义。因此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不断选择语言去顺应不同的语境就显得尤其重要。李运兴先生在2007年第2期的 《中国翻译》 上发表的 《论翻译语境》 一文就借鉴了 Verschueren 的语境顺应模式， 在翻译语境的总题目下建构出 “译者的语境视野”和“翻译研究者的语境视野”两个理论框架。“语境视野”的提法脱胎于 Verschueren 的“视野线”（lions of vision），而又清晰地凸显出翻译语境的认知属性， 即“翻译语境不是一个固定存在的实体，不是译者/读者可以拿来使用的，而是交际事件发生时译者的认知状态”。因此，译者语境视野是译者在跨语言/文化交际事件中，以自己的语境视角对另两个交际参与者—原作者和译语读者语境视野进行认同或推知的过程， 这一过程充满着探察和选择。这就将翻译与语境起来，要求我们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遵循语境的顺应。

1.译语交际语境的顺应。交际语境包括以下要素：语言使用者，心智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第一，语言使用者，指发话人和释话人。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身负双重角色，对于原作而言，是第一释话人，必须始终忠于原作，理解并完整地表达原作的意义和原作者的意愿，传达原作的精神；而相对于读者而言，译者是信息源提供者，即发话人，读者作为释话人所有的信息都来自译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将读者纳入考虑面，正如维索尔伦所说的任何一种类型的释话人都有可能从根本上影响发话人所做的选择，因此发话人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读者类型（如读者的年龄群，社会阶层，国别，民族等）并适时调整译文，从而达到动态顺应。第二，心智世界。语言的互动是心智与心智的交流，这里的心智主要强调社会心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就是与原语作者以及读者的心智交流。首先我们必须和原作者的心智状态一致，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精神内容，译者必须完整的译出；其次，在面对不同类型的读者时，要考虑读者的心智状态。第三，社交世界。社交世界的大多数的因素和社会场景或公共制度上存在着性质上的联系。文化及其生发出来的规范和价值观，是最能反映社交世界和语言选择的关系的成分。文化的维度，包括了社会阶级、种族性、亲属关系、民族、性别和性别优先等。译者在翻译时，尤其要将文化维度纳入翻译考虑中，让原文的精神核心能展现在读者眼前。第四，物理世界。物理世界涉及到时间指称和空间指称。时间指称指事发时间，发话时间和参照时间。时间指称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考虑原作产生时间，考虑原作中某些词所涉及的参照时间（时间指称存在着不确定性，如，就等一秒钟，一秒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秒钟），还要考虑原作的时间顺序，做到使译文清晰明了的表达原文的核心思想。

2.译语语言语境的顺应。语言语境指语言的选择通过回指前述语篇，自指或向后续语言性语境投射等方式，瞄定于某一作为语境的维度中。首先，译者需要注意的是语境的衔接，语篇语言形式上的衔接手段所表达的语篇上下文的逻辑语义关系是呈线性序列，即在语言选择时，按次序进行先后排列从而实现语义的整体连贯。然而，语言形式的衔接并不能保证语篇的交际意图总是连贯的，有时，衔接不太明显的语篇，在内容上却是连贯的，语篇衔接体现的是一种语义关系，翻译时可多从语义上找线索，译出句子含义。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保持上下文结构上的和意义上的衔接，才能保证译文的忠实性。其次，译者要注意原文话语的序列，即注意语言的线性排列。译者在翻译中做出的语言选择必须完全顺应于不同层面上的结构和内容。总之，语境是在语言的使用中产生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顺从协商、领会语境，要对前指、互指、自指、省略等连接手段动态掌握，在必要的情况下增添情景意义，从而使译文结构清晰、内容连贯，更具有条理性、逻辑性和可读性。

四、《边城》及其英译的顺应性分析

1.《边城》。《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本文笔者选取了《边城》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为研究对象，翻译巨匠杨宪益、戴乃迭曾译过众多文学代表作，选取该译本更具代表性和研究性。本文笔者将结合其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对其译文尝试分析，并探索语境在汉英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2.实例分析。汪曽祺先生曾如是评价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苏雪林先生也曾这样评价《边城》：“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边城》的语言是原始的，是原滋原味的，来自最朴实大众的表达，却也最为动听。因此，《边城》也给译者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如何原汁原味的重现大自然的美，重现原始民族的自由生活，给译者带来了难题。而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意义通常是根据语境来确定的，同一个语言单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因此，要再现《边城》中的美，译者必须动态的顺应原文的语境。

例1：

原文：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

译文：By the wharves outside the front section of the wall a host of small craft lies at anchor.

此处描述的是茶峒的美景，茶峒依山筑城，临水的一面便筑设了码头，提供小篷船停泊之用。此处“临水一面”指的是靠近水的一侧，根据原文的上下语境可知，茶峒的一侧为城墙，而另一侧则就是水了，可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将“临水”一词恰当的译出，也必须将其背景——城墙译出，如此方能让读者准确的得知茶峒的美景。此处，根据源语的语言语境，沈从文的选词多以均衡匀称为美，结构工整，音韵和谐，例如“临水一面”“小小篷船”等，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不仅要还原原文的用词美，也要考虑到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西方人多逻辑思维，讲求严谨，才能达到源语语境与译语语境的动态顺应。此处译者恰当的用一个倒装句，符合西方人结构严谨的思维习惯，又引入了“the front section of the wall”让原文语境重现，并且将“小小篷船”译为“a host of small craft”更显源语用词的精致，再现了源作品的美与精致。

例2：

原文：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

译文：With their brown mud walls， black tiles and perfect setting， they harmonize so completely with the surroundings that your heart leaps up in delight.

此处描述的是茶峒人家的住宅，黄墙黑瓦，颜色的搭配让人心里一阵温暖，不禁让人心生愉悦。这样和谐的美，只有茶峒这个安静的地方才能满足人们心中的平静感。“妥帖”一词在汉语表达中颇为常见，表示事情办好了等意义。然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可知此处的“妥帖”一词指的是恰当之意义，黄墙黑瓦位置的妥帖指的是黄墙黑瓦所搭配起来的和谐感，这是一种完美的搭配。对于这种完美的搭配，译者恰当的用“with”伴随状语来翻译，使得句型更加严谨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此外译者将“位置永远那么妥帖”译为“perfect setting”，恰当的还原了源语中的妥帖一词，让读者更加理解妥帖的意义，也使得句型之间衔接的更为紧密。在对于“迎面”一词的翻译中，译者更是采用了“leaps up” ——“跳起”，将房间的和谐感生动化，使得人的内心都跳跃着喜悦感，更显语言的生动性。

例3：

原文：大人呢，孵一窝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付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

译文：as for the older folk， they raise a brood of chicks or a couple of pigs for the boatman in exchange for gold ear-rings， a few yards of strong blue material， a vat of good soya beam sauce or handsome paraffin lamp-these are the chief concern of housewives.

此处描述的是茶峒人民的日常生活，简单却充实，不争名夺利也不烦忧过多。一窝小鸡，两只猪，一付金耳环，两丈布，一坛酱油便是茶峒人民心中的憧憬了。此处原文出现了稍多的几个量词，例如“一窝”“两只”“付”“两丈”“一坛”“一个”，汉语的量词表达与英语的表达并不相同，但也异曲同工。要将原文中的量词的表达巧妙的译出，同时也考虑到原文中本土风味，兼顾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这给译者带来了挑战。通过结合原文的上下文语境，我们可以很好的看出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所以正确的选择译词将数量表达出来即可。此处译者将“一窝”“两只”“一坛”翻译为“a brood of”“ a couple of” “a vat of”， 恰当的尊重了源语的表达习惯，符合源语的语言语境。而译者将“两丈”译为“ a few yards”，采取了补译的方法，通过源语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我们可以得知，茶峒人民的目标肯定不是两丈布，因此此处译者的增译更加符合源语的语境。在对于“付”和“一个”的翻译上，译者都采取了省译的方法，主要是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阅读语境，使得读者更易读懂。

例4：

原文：真真成为他们生意经的，有两件事：买卖船只，买卖媳妇。

译文：But the two main items of business are deals in boats and in wives.

此处描述的是茶峒人们的生活方式，通过做生意来维持生活，而生意的主要方式是买卖船只和买卖媳妇。其中原文中的“真真”一词在汉语结构中为AA式，表示的确，确实的意义。那么还原原文的语境，此处的“真真…”指的是“真正成为…”，带有转折的意思，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恰当的还原源语中的转折之义。第二，根据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更加偏向于阅读言简意赅而又严谨的表达。此处译者的译文中首先采用了but一词，将转折之义译出，又采取了增译的方法，增加了“the two main”表示“主要的”，突出了原文中这两种买卖的主要性，还原了原文的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在交际过程中，人们为了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常常要顺应不同的语境。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的说话人和释话人，更需要顺应源语的语境和目的语的语境，才能实现源作与译作的动态对等。只有译文顺应了译语语境的各种需要， 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才有保证。由于翻译担负起沟通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作用，译者必须使自己的思维运作及翻译过程顺应于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双方的认知环境，本文笔者只是从语境顺应的角度对沈从文的《边城》及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的一个初步分析，对于翻译中的语境顺应今后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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