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荣

阳光、白杨树与蝴蝶
——奥斯维辛纪行

徐光荣

徐光荣

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辽宁文学院原副院长。现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辽宁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辽宁传记文学》主编。辽宁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沈阳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 《徐光荣诗选》，长篇报告文学《九一八事变纪实》《硬汉马俊仁》等46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日文、维吾尔文、盲文出版。2006年荣获中国当代十大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2015年5月末的一个上午，我们辽宁传记文学作家赴东欧采风团一行走进了奥斯维辛。

身材魁梧的军旅作家李占恒举起了他那架安装了长镜头的相机，对准了一步步靠近的集中营外景，咔！——又抢拍了一张照片。

这时节，阳光明媚，白杨树沙沙作响，远处一排排昔日关押犹太人、“政治犯”的红墙二层牢房正静候着人们走近。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纽约时报》主编迈克尔·罗森塔尔那篇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著名报道：《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在采风岀行前，我做采访功课时刚刚读过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布热金卡，最可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温暖，一行行白杨树婆娑起舞，在大门附近的草坪上，还有儿童在追逐游戏。

这真像一场噩梦，一切都可怕地颠倒了。在布热金卡，本来不该有阳光照耀，不该有光亮，不该有碧绿草地，不该有孩子们的嬉笑。布热金卡应当是个永远没有阳光，百花永远凋谢的地方，因为这里曾是人间地狱……

我此刻也似乎重复着迈克尔·罗森塔尔这特异的感受。从我上世纪五十年代熟悉奥斯维辛集中营地名开始，它似乎就与罪恶、屠杀、“死亡工厂”等词紧系在一起。1979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200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又将它正式命名为 “奥斯维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和灭绝营”。

每年都有几十万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最可怕的旅游地。来者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是想目睹一回从纸上与影像传媒中已经初有了解的可怕记忆；有的是想踏着历史的足迹，提醒自己不忘过去；还有的是怀揣一颗沉重的心，凭吊那些被德国纳粹分子迫害致死的无辜者。

奥斯维辛是距波兰首都华沙之南3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原来居民只有4万多人，但自1940年4月，纳粹德国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下令在这里建造集中营，通过灭绝营有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行动，约有400万人在这里被屠杀。直至1945年1月，此地由苏联红军解放。1947年波兰国会立法把集中营改为反映纳粹大屠杀的国家博物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统治波兰期间，犯下恶名昭彰罪行的历史见证。

走进集中营，乍看那些被白杨树簇拥的28栋红色二层小楼，或以为曾是学生宿舍或军营，但讲解员介绍说，这些建筑从一开始就是为关押犯人而建筑的。这些牢房每天要住进13000-15000人，人多时地下室和屋顶里也挤满了人，每天能同时住进近20000人。

踏进一幢幢二层牢房，顿感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每栋楼的牢房格局并不一致，用于惩罚重犯人的小号，面积不足一平米，人在其中只能站着或蹲着，对需要睡眠的人类，这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地下室的一些牢房里摆着一件件蒙尘的刑具，还有数间终年不见阳光、专门执行绞刑的牢房。看见这些，参观者会油然想到当年夜里不断传出的撕心裂肺的惨叫，这对那些无辜被关押者又是何等惨烈的摧残！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一栋二层红楼里，我们看到走廊两侧已被安装玻璃墙的几间牢房里，堆满了如山的鞋子和数以吨计的金发。这些鞋子有绅士的皮鞋、女人的高靴、小巧的童鞋，也有镶嵌着饰品的高跟鞋，这些被残杀的无辜者的遗物，件件都诉说着一段带血的故事，引发无尽的遐思。而那些女人的金发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纳粹分子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女人后，竟从这些人头上取下金发用来制造人发军毯！这真是人类史上闻所未闻的残忍！难怪目睹这一切，同行的散文家康启昌、舞蹈家王曼丽两位大姐步履都更加沉重，目光中也显出更多的黯然。虽然她们都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见多识广，但这样的人间惨剧仍属罕见。

纳粹分子用什么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屠杀了这么多的无辜者？在随后我们参观毒气室与焚尸间时，看到了答案。毒气室内部格局乍看像一个巨大的淋浴室，可同时容纳千余人，犹太人被带到集中营后，经过筛选，被认为没有技能和进行“人体试验”价值的老人、女人和孩子，便迅速被带到这里。告诉他们洗澡、消毒，待他们脱光衣服走进毒气室后，纳粹分子从上面扔下氢氰酸毒晶体，很短时间内便将这些无辜者毒死，就地火化…

在这座“死人工厂”里被屠杀的并非只是犹太人。在每栋牢房的长廊两侧的墙壁上都挂着数以千计的照片，照片下方写着他们的国籍、民族、生卒、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时间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这些被屠杀的人中间，还有波兰人、苏联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吉普赛人、德国人、奥地利人等。其中有波兰的著名律师诺伯特·巴尔利茨基；波兰滑雪健将布罗尼斯瓦夫·捷克；德国著名导演库尔特·盖龙；捷克作曲家帕维尔·哈斯……这位哈斯博学多才，曾为中国唐代诗人崔颢、杜甫的诗谱曲，可惜1944年10月被害于此。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捷克青年，他叫巴维尔·弗里德曼，生于布拉格，21岁被送进集中营，两年后被这里的毒气室夺去了生命。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满怀憧憬地写下了一首新诗：《蝴蝶》——

那一只，就是上一次那一只

那么丰富、明亮、耀眼的黄色

或许那是太阳金色的泪水

滴在白色的石头上……

那样，那样的一种金黄

轻盈得翩然直上

他离去了，我相信，这是因为

他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

我在这里住了七个星期

被囚禁在这个集中营

可我已经发现，这里有我喜爱的东西

蒲公英在招呼着我

还有院子里开着白花的栗树枝条

只是，我再也没看见另外一只蝴蝶

那只蝴蝶是最后一只

蝴蝶不住在这里

不在这集中营

在70年前二战进行中的岁月里，世界上充斥着太多的死亡与毁灭，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在巴维尔·弗里德曼的身边是无数双年幼、年轻、年老的写满恐惧的眼睛，但通过这首《蝴蝶》，我阅读到了另一种东西——飞来飞去的蝴蝶，金色太阳的泪水，开着白花的栗树枝条，他们在巴维尔生命最黑暗的时光里，跳出一抹最鲜亮的光！

《蝴蝶》也使我从参观奥斯维辛的压抑中走出而遐思翩翩。我曾读过波兰导演安德兹·瓦达关于奥斯维辛的一段评论，他说：“奥斯维辛，和别的许多事物一样，对德国而言，是无法回避的。也就是说，歌德和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贝多芬和毒气室；康德和铁血统治，所有这些，都无可磨灭地属于德国遗产。”

许多有识的德国知识分子对此表示同意。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丁·梅厄认为，既往就是我们的本质。他写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总是通过自身的眼光去看待他。”

奥斯维辛是一桩不能拒绝的往事，是民族灵魂的一片浓墨的污迹。所以他说:“我们必须自省，必须从骨子里反观的，就是奥斯维辛。”也许正是有良知的德国人的这种认识，他们才从对战争罪恶的反省中获得新生。应该说，这也正呼应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初衷。

这使我想起在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曾看到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现年89岁的伊娃·侯尔女士在法庭上与奥斯维辛最后的受审者、现年94岁的格勒宁握手的镜头。当年，21岁的格勒宁被征兵加入党卫军，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了一名记账员，他虽未直接进行杀戮，但他却常常听到从毒气室与牢房传出的惨叫声，甚至有时夜里从梦中被惊醒。战后他在英国的战俘营中隐瞒了这段历史，躲过惩罚。但70年来却时时受到良知的审判，促使他勇敢面对法庭审判的是一个老纳粹党人写的一本书：《奥斯维辛的谎言》。这本书中，作者睁着眼睛说瞎话，否认奥斯维辛大屠杀，说这一切明明没有发生过。格勒宁的良知促使他站起来，走进了法院自首，以自己的亲历证实了这个老纳粹是在胡说。他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一个受审者，他的受审再次证明了正义的感召力量。正因为此，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伊娃·侯尔女士走上前握住他的手。伊娃·侯尔对奥斯维辛怀有刻骨的深仇，她13岁时随母亲被送进奥斯维辛，母亲一到集中营便被投进毒气室化羽而去，她被当作“活体”才得以幸存。曾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苦难，她在法庭上对格勒宁说：“宽恕是最好的和解方法。”或许这是格勒宁需要的最后的反馈。他激动地拥抱了这位善良的幸存者。显然，不论是格勒宁，还是伊娃·侯尔，永远都不会忘却奥斯维辛的罪恶屠杀，但他们选择将之在记忆中隐去，因为彼此都意识到，人类而今最需要的是和平与安宁。

这也是我将这篇纪行短文命名为 《阳光、白杨树与蝴蝶》的原因，是我参观过这座“死亡工厂”后，对世界的企望与期冀。

但此刻我同时心怀某种忧思。因为当年发动那场法西斯战争的人，并不都如德国人明智，某些被军国主义蒙住双眼的日本人尚在活跃，石原慎太郎就是一个代表。他在《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里，说到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屠杀30万无辜者的惨案时，信口雌黄，他说：“有人说，日本人在那里实施种族灭绝，不对，这是中国人编造的。这是在给日本抹黑，用谎言抹黑。”贼喊捉贼，这与给奥斯维辛翻案的德国老纳粹党人是一丘之貉。难怪，就是这个极右翼的政客，几年前又利用钓鱼岛挑起了中日两国新的争端，不断制造事端的军国主义面目暴露无遗。这又一次提醒人们，当我们善良地期待和平与安宁的同时，千万勿忘还有蠢蠢欲动的战争狂人，还有邪恶与丑陋。

于是，我耳边又响起当年牺牲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中的捷克著名记者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话——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呀！

责任编辑 王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