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
2016-02-22◎鸿琳
◎鸿 琳
告密者
◎鸿琳
一
1943年夏，在我家乡梨城西北一个小山村发生一起告密事件，导致藏身于此的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被日军逮捕。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梨城党史》对此曾作如是记载：“1943年8月22日，日军包围距梨城一百多里地的猪笼寨，将全村村民驱赶到乡场上。日军采取枪击、刀劈、刺刀刺等残忍手段，一共杀害六名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以此逼迫村民供出藏身于此的地下党员，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被告密被捕。”对于这起告密事件，如今的大多数梨城人并不清楚，如果我不是被借调到市党史委负责编写《梨城抗日斗争史》，说实话，我对此事件也是一无所知。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市委决定由党史委组织编写《梨城抗日斗争史》。在党史委主任张大强的一直建议下，市委将我从文学院抽调到党史委，担任《梨城抗日斗争史》的主编。经过我半年多的紧张编写，《梨城抗日斗争史》形成终审稿送交省党史委审查验收。两个月后，省党史委向我们提交了终审意见，在肯定《梨城抗日斗争史》编纂质量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和补充意见，其中特别提到当年发生在猪笼寨那起告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不清，资料缺失，就连谁是告密者都未作具体说明，要求市党史委进一步补充说明。
平心而论，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在编写《梨城抗日斗争史》过程中，除根据之前张大强组织了十几个人收集整理来的资料外，许多地方还引用了《梨城党史》里的相关内容。我始终认为《梨城党史》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不容置疑，就比如当年发生在猪笼寨的那起告密事件，如果不是省党史委提出修改补充意见，我从来都没觉得《梨城党史》中的记载有何不妥。现在对照起来看，我才发现《梨城党史》对那起告密事件的记载存在很大漏洞，表述也模糊不清。比如章文为什么会出现在猪笼寨？他藏身在哪里？怎么被出卖？被谁出卖？这么关键的内容《梨城党史》里没做任何说明，作为一部地方党史，这样记载的确不够严谨，经不起推敲。
会不会时间长了，资料不全的缘故？张大强“哗哗”地翻着桌上的《梨城党史》说。
张大强是我大学同学，原是档案局的副局长，一年前才调到党史委任主任。别看他长得文文弱弱，个子还不到一米六，可非常喜欢看侦探推理小说，最佩服的人就是福尔摩斯，经常都说自己没去干刑侦是司法界的一大损失。人的性格和形象往往成反比，这点在张大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段历史过去的时间并不长，当年的见证者也还大有人在，何况章文后来被地下党成功营救，解放后还长期担任梨城市委领导，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应该十分清晰才对。我不同意张大强的看法。
张大强歪着脑袋看着我说，其实你提的几个问题并不难解释，第一，章文为什么会出现在猪笼寨？我查阅过《梨城党史》，1943年夏天，梨城城工部为配合清源山抗日部队粉碎日军的“扫荡”，不断派人进山给部队送情报，我想章文那天应该是送情报途经猪笼寨。张大强拍了拍手中的《梨城党史》接着说，第二，章文当时藏在哪里？按我推测他应该是藏在村里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小鬼子一时难以找到，所以才会以杀人的方式来逼迫村民交出章文。第三，章文怎么被出卖？因为小鬼子连续杀害了六个身无寸铁的村民，这时就有人怕死，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出来向小鬼子告密，从而导致章文随后被日军逮捕。
怎么样，我这个解释应该合理吧？张大强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睛很惬意地吸了一口。虽然市政府早就明令禁止在办公室吸烟，但对张大强这杆烟枪来说根本不管用。不过为避免影响，他吸烟时都关上门。
我不能否认张大强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他并没有完全解答我的疑问。比如，告密的是一个人还是
一些人，小鬼子又是怎么知道章文藏身在猪笼寨的？
小鬼子怎么知道章文在猪笼寨，用你们梨城人的一句俗话说叫做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张大强虽然是省城人，但大学毕业就分配到梨城，十五六年过去了，还处处将自己和梨城人划出一条界线，好像不这样就体现不了他作为省城人的优越感。当年驻梨城日军特务机关长是犬养一郎，他可是日军有名的情报专家，他从哪得到消息我们暂且不论。但我认为向小鬼子告密的应该是一个人，很有可能章文当时就藏在这人家中，比如地窖、阁楼什么地方，反正是让小鬼子一时难以发觉的地方。为什么我会说告密的是一个人呢？你想啊，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村里人怎么可能都知道章文藏在哪里，说不定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章文也不一定。再说了，猪笼寨当年可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堡垒村，设有地下党的交通站，群众觉悟很高，不可能大家都会出卖共产党吧？
你的意思是章文被一个村民出卖，而且这个出卖章文的村民就是章文藏身在他家的那个人？我问。
对啊，这样是不是更经得起推敲?张大强把烟蒂丢进一个空茶叶罐里，盖上盖子，得意地“嘿嘿”笑了起来。
好，就算你的推理正确，那这个告密者肯定就是猪笼寨的村民，他叫什么名字？后来的结局又如何？
这个正是你我要弄清楚的问题嘛。张大强习惯性地搓了搓额头。在大学时，这家伙一遇到麻烦就搓额头，这习惯延续到现在都没改变。
我问张大强提供给我的那些编纂资料都是从哪弄来的？张大强说一是向社会征集，二是组织了一帮退休老人把档案室里当年编修党史时和抗战有关的内容全部整理了出来。
怎么就没有看到有关猪笼寨事件更为详细的资料呢？
你问我我问谁去。张大强把保管员顾大姐叫进来，让她把资料库的钥匙给我。你尽管去找，或许那些老头子落下也不一定。
我在隔壁资料室的一层书架上看到码放得整整齐齐当年编纂《梨城党史》的资料卷宗，很奇怪的是我将五十多个卷宗里的铅字打印稿从头到尾翻了个遍，所看到关于猪笼寨事件的记载和《梨城党史》中的记载基本一样。根据我当编辑多年的经验，《梨城党史》在形成最后定稿前，肯定是几易其稿，应该还有最原始的初稿，或许在初稿里才会有比较详细的内容。因为最后定稿基本都是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的，肯定经过甄选取舍。可是我把资料室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我想要的初稿。按理说，这些都是永久性的资料，不可能不被保存。
看我空着手出来，正在往一个纸箱里收拾东西的顾大姐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手中的活对我说，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初稿会不会还落在原先小礼堂的档案室里？顾大姐在抽屉里扒拉了半天，找出一串长满铜锈的钥匙，领着我和张大强来到市政府家属楼后一幢爬满墨绿色藤蔓的破旧二层砖瓦楼前，告诉我们说，这里原先是市政府的小礼堂，市政府的大会都在这里开，原来党史委和好几个单位都在楼上办公，新办公楼盖好后，大家都陆陆续续搬走了，这楼就废弃了。
我们沿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上了楼，顾大姐说，我那年刚参加工作，正好赶上换办公室，领导让我把原来这里档案室的图书资料搬到新资料室里去。我一个姑娘家，一看到那堆得像小山似的图书资料就吓坏了，这要搬到什么时候啊。我就捡些装订好或干净的搬，搬了半把个月，正好遇到涨大水，把新资料室淹了，后来也没人再过问老档案室的事，我也落个清闲，反正那些资料就是一堆废纸，送给人擦屁股都嫌脏，谁要。因为马上要退休了，顾大姐当着张大强面说话也有些放肆。
过道上满是蜘蛛网，灰尘足有寸把厚，一脚踩上去，腾起一股尘雾。顾大姐捂着鼻子指着右边最里边的一间房说，就在那，你们自己去找吧。说完把那串钥匙塞给我，下楼去了。
我和张大强灰头土脸在档案室里找了半下午，终于在一堆满是老鼠屎的资料中翻出一捆《梨城党
史》初稿。这是一摞泛黄的手写稿，我粗粗翻了一下，有好几千页，内容从1929年梨城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开始一直写到1949年11月梨城解放，总共分为十八章。第十二章是有关梨城抗战时期的内容，或许是时间久了，许多章页都黏在一起，一不小心就会撕破。在第2249页，我看到猪笼寨事件的记录：“1943 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五，当地俗称鬼节，驻梨城日军特务机关长犬养一郎带领一百多名日伪军包围了距梨城一百多里的卧牛乡猪笼寨。日军将全村百姓近两百人驱赶到村西头的乡场上，采取枪击、刀劈、刺刀刺等残忍手段，先后杀害六名村民。其中一位妇女身怀六甲，被日军剖腹而死，婴儿也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以此逼迫村民供出藏身于此的共产党。该村村民朱满仓为保全自己性命，向日军指认了藏身在村民中的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章文随即被日军逮捕。”
这个记录让我和张大强都大吃一惊。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张大强先前的推理就不准确，当年的章文并不是因隐藏在村民家中被告密被捕，而是在现场被朱满仓指认而被捕！朱满仓就是当年的告密者，有名有姓，可为什么《梨城党史》对这个出卖共产党罪大恶极的告密分子只字不提，这是让人非常匪夷所思的事。
也许这初稿中的资料记录有误，后来重新进行了更正。张大强猜测。
我对张大强说，既然这初稿里如此点名道姓指出了出卖章文的人叫朱满仓，按照基本的常识，应该编写的人不会是凭空想象，肯定会有根据。
在我的坚持下，张大强陪我将整个档案室里的文字资料彻底倒腾了一遍，可是有关朱满仓是告密者的资料证据连一张纸片都没有找到。如果没有证据，朱满仓这个告密者又是根据什么来编写的呢？总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吧。
就在我为此百思不得其解时，几天后的一个周末，张大强火急火燎地找到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路上，张大强告诉我要去见的人叫马怡谦，就是《梨城党史》的主编，我们找到的党史初稿就是他负责撰写的。
老头子命悬一线，再不找他恐怕来不及了。张大强把车停在一条林荫道旁对我说，你有什么尽管问，总不能让他把秘密带进棺材里去。
马宅是座三层楼房，独门独院，阳光明媚。进了门，看见一屋子的人。马怡谦大女儿带我们上楼，边走边说，老爷子看来没多长时间了，我们三兄妹带着孩子赶回来见他一面。
在楼梯口就听到连续不断的咳嗽声。进了门，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蜷缩在床上，他那光秃秃小脑袋皮包骨，就像一只褪了毛的麻雀头。地上垫着一张报纸，上边全是一团团擦过痰迹血渍的纸巾。看见我们，马怡谦的老伴忙用报纸将那堆纸巾裹出去了。
马怡谦的咳嗽声就像一双大掌死命拍着空箩筐发出的“空空”巨响。我很难想象这惊天动地的咳嗽声是从那瘦小的躯体里迸发出来的。
马怡谦咳了一阵，“哇”地吐出一口带有血丝的浓痰来。也奇怪，他看见我们，却一下来了精神，伸出枯枝般的手指点着张大强，又点点我。
他大女儿伏在他耳边说，领导来看看你。
马怡谦摆摆手说，上次看过一回，这次不是，除非我死了，才会再来。说完一口气憋上来，他的脖子像鸭子般伸得老长。我真担心他就此背过气去。
他大女儿对我们无可奈何摇摇头，我爹脾气还是这么犟，到死也改不了。
张大强悄悄捅了捅我，我连忙走上前，把我的来意说了。
不料，马怡谦那黯淡的两眼居然放出光来，一把抓住我的手，好好，我就说了，总有一天有人会替我出气，真相会大白于天下，谁也隐瞒不了。
马怡谦又大咳一阵，朱非白，都是朱非白搞鬼。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那个叫，叫什么的……
朱满仓。我提醒他。
对，就是他，他就是告密者,我有确切的证据，是有组织定论的，不管他们再怎么包庇，历史都不容篡
改！马怡谦很激动，眼一翻，背过气去。他老伴在他胸口上上下下搓了一通，马怡谦喉咙发出哨音般的尖响，可再说不出话。
我和张大强只好告辞出来。张大强说，过两天我还得来一趟。
参加追悼会？
也算例行公事吧。我看了老头子的脚，都肿到脚盘上了，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别看张大强刚过不惑之年，在处理问题这一方面确实比我老道世故得多。
张大强一语成谶，马怡谦当天晚上就去世了，他对我说有朱满仓是告密者的确切证据也就成了一个谜。但不管怎样，马怡谦还是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认为是朱非白在搞鬼。那么这个朱非白究竟是谁，他对马怡谦做了什么，会让马怡谦到死都耿耿于怀？另外马怡谦说的组织定论是什么？是不是有关部门对朱满仓告密者身份早就下过结论？
二
朱非白当时是党史委的副主任，主任是伊水林，马怡谦是主编，还有一个是工勤编老赖，负责保管加出纳，就四个人，朱非白还兼着办公室主任。党史编完第二年，老赖就退休了，我刚好接替他。顾大姐办好了退休手续，叫了她老伴骑了辆三轮车来拉她的东西。我帮她把几个纸箱搬上车，顾大姐这么和我说。
我问朱非白这人怎么样？
顾大姐说，个高，人瘦，像根竹篙，但很随和。倒是马怡谦脾气犟，很奇怪，他和朱非白合不来，究竟怎么回事，我一个小姑娘家，也不好问。记得刚到单位不久，我就看到他们俩大吵了一次。
他们吵什么？我有点好奇。
只记得马怡谦骂朱非白是小人，伪君子。朱非白回敬他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最后还是主任伊水林过来好说歹说才把他们劝开。我曾问过主任他们干吗吵？主任说你一个小孩子，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行，不该问的就别瞎问。后来，再碰到他们闹不愉快，我就关起门来，装着不知道。有些事你还是去问伊水林，他当时是主任，应该会知道。顾大姐爬上三轮车后斗，朝我挥挥手，她老伴就撅着屁股蹬起三轮车出了市政府大门。
几天后，在张大强的联系下，我找到了时任党史委主任的伊水林。伊水林八十多岁了，人长得很瘦小，前些年中过一次风，腿脚不便，以轮椅代步。
有人说有人告密，有人说没人告密，争了好长，我也搞不清。伊水林说。
根据伊水林的回忆，当年为编纂《梨城党史》，市委还成立了编委会，主任是时任市委副书记的章文，他是副主任，成员就是市直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但这些都是挂个虚名的，真正负责编纂党史的是主编马怡谦。当时马怡谦通过收集调查来的资料，得出朱满仓是告密者的结论，但在定稿会上遭到了副主任朱非白的坚决反对，认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同意将朱满仓作为告密者记载下来。两个人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可不料第二天，猪笼寨几百人到市政府上访，矛头直指马怡谦，说马怡谦道听途说，胡编乱造，诬陷好人，坚决反对把朱满仓当作告密者写进党史中去，有几个老人还用拐杖把马怡谦打了，事情闹得很大。最后是市委领导出面调停，这件事才得以平息下来。编委会也在章文的主持下开了协调会，可以说关于猪笼寨事件最后定稿是市委决定那么写的。
这么说，朱满仓是告密者的证据不足？
伊水林沉默了一会，摇了摇头。
那你是否看过有关朱满仓告密的证据？
伊水林又摇了摇头，时间长了，我记不清了。他指指自己的脑袋，中风后脑袋都糊涂了。
过了一会伊水林突然又瓮声瓮气说，当年编党史，花了多少人力物力，收集的资料，小山似的，这关系到大是大非问题，没有证据，敢乱写？伊水林伸手指指自己又指指我，我，没本事；你，弄清楚，别再给后人留个谜团。
我这把老年纪，健忘，朱非白当年是副主任，因为这还和马怡谦闹得不可开交，他其实比我更清楚个中缘由，你可以找他问问。不过要从朱非白那问出什么来比登天还难。最后伊水林这么给我们提了个醒。
我问为什么？
伊水林就勾着脑袋不再说话。从伊水林欲言又止的神态里，我感到伊水林似乎对我们隐瞒了什么，这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在已经不再追责的今天，他究竟还会顾忌什么。
在车上，我说出了我的疑问。张大强也有同感，他告诉我，据他了解，伊水林这人历来都谨小慎微，他水平不高，平时也不大管事，从来不得罪人，见了领导唯唯诺诺，说话都不顺溜。这和他“文革”中被斗怕了有关，胆子小得像老鼠一样。
伊水林挨过批斗？
废话，那时没被批斗的才不正常呢。张大强瞪了我一眼，我听人说伊水林当年说了一句部队“三支两军”只懂抓革命不懂促生产，就因言获罪，被开除公职，当成坏分子批斗，直到1980年才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从那时起就小心翼翼，属于那种一碗水都要吹凉来喝的人。
这么说，伊水林应该知道猪笼寨事件的真相，只是不愿说而已。
作为党史委主任，在他任上编纂的《梨城党史》，说不清楚谁都不会相信，但他既然不愿说，就一定有他的顾忌。他能沉默几十年，那他就有可能再沉默下去，我们要想从他嘴里再探听到更多秘密是不可能的。但不管伊水林的脑子健忘不健忘，我都能看出来，其实伊水林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既想有人站出来替他说出当年不敢说的话又想要明哲保身，他是想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看这出早就该上演的戏。
如果说伊水林的表现让我疑惑，那么让我感到更疑惑的是，猪笼寨的村民为什么也和朱非白一样反对将告密者朱满仓写进《梨城党史》，这个朱满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是否还活着？
我不能不佩服张大强的办事效率，没几天他就告诉我，朱满仓去世十几年了。据说朱满仓在猪笼寨德高望重，全村人都把他当菩萨供。
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德高望重，被当做菩萨供着？你会不会弄错了？我有些怀疑。
是朱非白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说在东北旅游呢。
我让张大强到档案局查查是否有朱满仓的有关资料。毕竟他是从档案局出来的，方便。
你说得轻巧，怎么查，档案局的资料浩如烟海，没具体时间名称从何查起，这无疑大海捞针，绝对行不通。张大强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去年我调出来时，正着手档案信息化建设，因为经费原因，资料录入听说到现在都还没开始，电脑不可能检索查阅。
我让张大强给我提供一份当年《梨城党史》审稿小组成员名单，很快张大强就给我找了来。这是1983年梨城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文件，我看了一下共有十来个人。根据姓名后的职务，有市委办、市政府办、保密、政法、统计、军事及党史委等部门的人，除了组长章文、副组长伊水林和朱非白外，其他人我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张大强告诉我，审稿小组上的人都早已退休，有几个还不在人世了。没死的几个我都打听过，没人能说清楚当年审稿的具体内容。也是，谁会认真帮你看，也就是走过场而已，签字画押走人。真正要对这件事有印象的是还活着的章文、伊水林、朱非白这几个人。伊水林我们找过他了，能说的他都说了。章文退休后回了东北老家，再没有回来过，市退休办没有他去世的登记，要是还活着也是七聋八哑九十多岁的人了。现在能找的，可能只有朱非白了，算起来也有七十多了，听说退休后就回猪笼寨了。
你说朱非白是猪笼寨人？我有点吃惊。
是啊，他老家就是猪笼寨。张大强脑袋转得飞快，问我，你想到什么？
我记得伊水林曾说朱非白极力反对把告密者，也就是那个叫朱满仓的写进党史里，那天马怡谦和他吵了一架后，第二天猪笼寨村民就到市政府来上访，你不觉得这和朱非白有关系吗？
你是说，是朱非白通风报信？
如果没有人告知，猪笼寨的人怎么会知道马怡谦要把朱满仓写进党史里去？何况还把马怡谦打了一顿。
好像有些道理。张大强搓了搓额头说，不过我就不明白了，朱非白为什么要通风报信，难道这个朱满仓是他什么人？就算是他什么人，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一下子就让全村人到市政府来上访啊。
可猪笼寨就是全村人都来了，连七老八十的都来了，个个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我想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叫朱满仓的人在猪笼寨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一个值得全村人用身家性命去保护的人物。
猪笼寨在抗战时期是有名的抗日堡垒村，当年参加革命就有三十多人，解放后被评为烈士有二十多人。这样一个堡垒村，怎么可能去包庇一个出卖共产党的怕死鬼？
被张大强这么一问，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如果当年真的是朱满仓告密，为什么猪笼寨的村民要隐瞒这个真相？当得知《梨城党史》要将这段历史公示天下时，他们为什么会倾巢出动到市政府上访？这个朱满仓究竟是个什么人？我觉得很有必要去趟猪笼寨做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
可就在这个时候，马怡谦的大女儿给我送来了一个档案袋。她告诉我，她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在一个牛皮箱里发现一个档案袋，打开一看，里面有好几份资料，似乎和我那天问她父亲的事有关，正好今天要到市政府办事，就顺便给我送了过来。
这是两份手写稿的复印件，纸张发黄，字迹也有些模糊，我戴上眼镜，仔细看起来。一份是一个叫朱福财写的，题目叫《反映朱满仓出卖共产党地下干部的揭发材料》，另一份是一个叫马老七写的交代材料。
朱福财的揭发材料写于1952年6月13日。朱福财原是猪笼寨的富户，家有良田两百多亩。1951年秋，市委土改工作队到猪笼寨进行土改试点工作，朱福财被划为地主成分，两百多亩土地全部被没收并分给了村里的贫雇农。朱福财认为自己几代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土地一夜之间被没收，还被划为地主，抵触情绪很严重，说了不少牢骚怪话，于是工作队就把朱福财作为破坏土改运动的反面典型抓起来批斗。控诉大会上，工作队要求村民上台揭批朱福财的反动本质，可大家都乡里乡亲的，平时也没什么新仇旧恨，哪能找出那么多批斗的理由。不罢休的土改工作队就让疯疯癫癫的朱满仓上台做诉苦发言，朱满仓每次上台不是揭发朱福财，而是控诉小鬼子当年屠杀村民的暴行，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捶胸顿足，让台下的村民个个陪着哭。本来这也和朱福财没什么关系，但当时的土改工作队斗争意识很强，联想又十分丰富，竟把章文被捕的原因往朱福财身上扯。朱福财受不了土改工作队拷问，只好以亲历者的身份揭发朱满仓当年出卖共产党的事实。朱福财在揭发材料中提到，当年日本人包围猪笼寨后，要村民交出隐藏的共产党。在日本人接连杀了六个人后，朱满仓向日本人指认了藏在人群中的共产党。随后，日本人从人群里把那个共产党拖出去，五花大绑押走。
第二份马老七写的交代材料很长，有好几十页。马老七原是驻梨城国民党军52师的一个连长，梨城沦陷后，马老七反水当上了伪军中队长。日军投降后，见风使舵的马老七又加入国军，在淮海战役中这家伙随部队起义，摇身一变成了解放军。解放后马老七在梨城供销社当了一名干部，由于善于伪装，多次运动都蒙混过关，直到“文革”开始，马老七的问题由于一次外调偶然暴露出来。罪大恶极的马老七在“文革”第二年就被判处死刑。为了说明问题，我将马老七交代材料中有关猪笼寨事件的记述原封不动摘录如下：
“1943年农历七月十五，犬养一郎通知我带两个排伪军随日军行动。在路上翻译官给我传达了犬
养一郎的命令，要求我们配合日军清洗一个叫猪笼寨的村庄。至于为什么要清洗该村，犬养一郎没有透露原因，我也不敢多问。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急行军我们赶到了猪笼寨。犬养一郎下令部队封锁了进出村的道路，挨家挨户将全村人赶到村西头的乡场上，一时鸡飞狗跳，小人哭大人叫，乱着一团。日军在四周架起机枪，只等犬养一郎下令就向村民开枪扫射。但犬养一郎却迟迟没下命令，我看见他绕着挤成一堆的村民走了两圈后，站在大树底下的磨盘上，呜哩哇啦叫了一通。翻译官就把他的话翻译给村民听，我才知道犬养一郎要抓藏在这里的共产党。犬养一郎说，只要村民把共产党交出来，大家就相安无事，如果不交出来，他就隔五分钟杀一个人，直到有人把共产党交出来为止。当时我问翻译官，犬养一郎的做法怎么和原先的命令不一样？翻译官就骂我说，不该问的你别问。我知道日本人喜怒无常，就不敢再问。
虽然翻译官一再把利害关系告诉那些村民，可是过了好一会也没一个人站出来指认共产党。我曾听说猪笼寨和清源山的抗日部队有瓜葛，还有可能设有共产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可都没抓到把柄。犬养一郎看没人搭理他，就下令杀人。几个日本兵从人群中先是拉出一个后生，那后生破口大骂，还啐了犬养一郎一脸，犬养一郎拔出手枪，一枪就射穿那后生的脑袋。子弹从额头穿过去，从后脑勺飞出来，带着白白的脑浆，好吓人。尽管这样，还是没人站出来。犬养一郎很恼火，呜哩哇啦冲村民大叫。后来日本人用刺刀捅，砍刀劈，又杀了好几个人，有一个大肚子的妇女，被日本人剖开肚子，那个婴儿被一个日本兵血淋淋地挑在刺刀上，真是惨无人道。当日本人还要从人群中拉人时，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向日本人指出了藏在人群中的共产党。几个日本兵把那个共产党从人群中拖出来，随后这个共产党就被五花大绑押回梨城。后来我才听说，这个被捕的共产党是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
虽然在朱福财的揭发材料中没有提到这个因朱满仓告密而被捕的共产党是谁，马老七的交代材料中也没有提到告密者是谁，但只要把这两份材料对照起来看，很明显，告密者是朱满仓，而被日军逮捕的共产党就是章文！
我后来和张大强讨论这个问题，张大强分析说，章文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猪笼寨的村民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他，所以就是解放后朱福财也搞不清这个被日军抓走的共产党究竟是谁，如果不是土改运动触动了他的利益，我想他也不会出来揭发朱满仓。同理，马老七也不知道朱满仓叫什么名字，这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的。
如果这两份材料说的是事实，那么朱满仓就是出卖革命者的罪恶魁首，必会受到党和人民的严惩。但按照朱非白的说法却是朱满仓解放后长期生活在猪笼寨，是一个备受村民尊敬德高望重的人。
几天后张大强告诉我，因为有了具体查找目标，他利用曾在档案局当过副局长的优势，查到了土改时有关朱满仓被检举揭发的有关资料。
张大强说，当年朱福财那封揭发信直接交给了在猪笼寨搞土改试点的工作队长——市委副秘书长叶必旺手里，叶必旺觉得事关重大，迅速向市委汇报。市委书记马力听到汇报后大吃一惊，当年章文被捕，他就一直怀疑有人告密，曾派人到猪笼寨调查，可调查的结果都否定了他的猜测。后来，章文被营救后也说无法肯定是否有人告密，因此这事也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来结案。马力随即派出专门调查组到猪笼寨进行调查，可是除了朱福财一口咬定是朱满仓告密外，所有的人都证明是地主朱福财对土改不满怀恨在心，阴谋陷害朱满仓。朱福财后来被接二连三批斗，一天晚上在自家房梁上自缢身亡。这事后来不了了之。
我后来也在档案馆看到了相关的调查材料。的确，当时调查组在猪笼寨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做的笔录也有厚厚的一大摞，可是除了朱福财，没有一个人证明朱满仓是告密者。虽然在朱福财的揭发材料中，还列出了当时在场很多人的姓名，调查组也逐一进行询问，可得到的结论都是朱福财诬陷好人，朱满
仓绝对不会告密。也是，一个妻儿被小鬼子杀害的人会去助纣为虐的确没人会相信。朱满仓也被调查组严厉审问，但朱满仓除了破口大骂小鬼子外，矢口否认自己是告密者。调查组后来在给市委的报告中称：“地主朱福财对土改不满怀恨在心，阴谋陷害土改积极分子朱满仓。”
直到“文革”开始，马老七在交代材料中再一次提到了猪笼寨事件，朱满仓的问题才又被翻了出来。当时市委书记马力及一大批老干部都被打倒，章文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监视劳动，负责专案调查的是市革委会组织的联合调查组。
马老七的这份交代材料把朱满仓再一次推向风口浪尖，朱满仓随即被关押审讯。虽然朱满仓矢口否认自己是告密者，但仍被作为出卖共产党的嫌疑被批斗，还被打折了一条腿。调查组找到被监视劳动的章文，要他证明当年就是被朱满仓告密而被捕，但章文坚持说当时场面乱得很，他不能肯定是否有人告了密。章文的这一句话救了朱满仓一命，朱满仓随后被猪笼寨村民拉回村里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看管。
其实，猪笼寨村民把朱满仓押回村里批斗是假，保护是真。要不然，朱满仓有十条命也熬不过。张大强这么说。
三
从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马怡谦当年认定章文被捕是朱满仓告密的依据就是朱福财和马老七的揭发和交代材料，以及当年联合调查组作出的结论。虽然联合调查组下的结论有些草率，但我感到朱马二人提供的材料可信度很高，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对于马怡谦这个人，上了年纪的梨城人大多都知道，在梨城史志界名气很大，而且脾气倔强，认死理，是那种标准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人。从马怡谦编写的《梨城党史》初稿看，他确实要把朱满仓作为告密者写进党史的，但最后未能如愿。可他又不甘心，因此在《梨城党史》记录猪笼寨事件中坚持提了一句“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被告密被捕。”值得大家注意的是，马怡谦在这句话突出的重点就是“告密”两字。我猜想就是这句话，大概马怡谦也费了许多周折。
你猜得没错，那年猪笼寨村民到市政府上访，经市领导调解，答应不在党史中提及朱满仓，上访事件才得以平息。后来分管党史工作的市委副书记章文到党史委开协调会，马怡谦坚持要写出章文被朱满仓告密而被捕的内容，但朱非白坚决不同意，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后来还是我当和事佬，拼命做工作，双方才相互妥协。最后协调会经过再三权衡，出版后的《梨城党史》就有了那句话。在我第二次去找伊水林时，他这么告诉我。
我记得在那次协调会上，马怡谦坚持己见，连章文的面子也不给。章文很生气，说他当时被捕是不是有人告密自己都不清楚，怎么能这么草率下结论，有争议的事情最好搁置一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章文严厉批评了马怡谦，要求马怡谦要讲组织原则，干工作不能随着自己性子来，不能因为一本书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给市委市政府添乱。并表示如果马怡谦还是固执己见，可由朱非白接替其主编工作。
我也不知道马怡谦是不是被章文捏到了七寸，后来就妥协了，但他要求对猪笼寨事件要提一句是有人告密的字眼，否则他就带着相关资料向上反映，让省党史委来考证定夺。我记得当时章文脸色很难看，半天才说仅此一句，下不为例。说完就黑着脸走了。伊水林最后这么回忆道。
你说，马怡谦为什么要坚持在《梨城党史》写那样一句话？我后来问张大强。
哪一句？张大强被我问得一头雾水。
就是“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被告密被捕”这句话。
张大强吸着烟沉默了半晌说，我猜想马怡谦虽然性格再犟，但也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但他坚持在
党史里写下了这句话，目的就是想提醒以后的人从这里发现问题，重新考究。果不然，几十年后，这事阴差阳错落到了我们手里。从这点可以看出，马怡谦也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
对张大强这个猜想我表示赞同。有时候，历史的真相只要留下蛛丝马迹，就很有可能被后人沿着这些错综纠缠的脉络寻到源头，就有大白天下的可能。但有一点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作为当事人的章文会搞不清当时有没人告密，这一点于情理之中解释不通。
1952年朱福财揭发朱满仓后，当时的调查组也曾找时任市委组织部长的章文核实情况，章文也有给调查组提供证明。我在档案局看到章文亲笔写的这份证明。章文在证明材料里说有没人告密他不敢肯定，原因是当时的场面乱得很，他本人一开始是躲在一座废弃的老宅里，根本不知道发生在乡场上的情况。至于自己为什么被捕，章文在证明材料上这样写道：“当时我躲在那座老宅里没被日本人发现，但后来我听到乡场上传来的哭喊声，猜想到鬼子在杀害老百姓，我就忍不住了，我不能连累无辜的村民。因此我从藏身的地方出来，朝乡场上跑去。那时天已经暗了，小鬼子点起了篝火，我刚跑到乡场上，就被小鬼子抓住，随后被押回梨城，关在城隍庙日军特高课临时监狱。”
为了证实所写证明的真实性，章文还曾带着调查组到猪笼寨去寻找藏身的老宅。那是一座明清时期遗留下来号称“百间房”的大户人家的故居，占地近二千平方米。当地乡志记载，清嘉庆年间，猪笼寨被土匪洗劫，“百间房”户主被残杀，家眷四散逃亡，留下偌大一座古宅。根据调查组的记录，章文对当时藏身的地点记忆犹新，根本不存在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后来我曾去看过“百间房”，早已是残垣断壁，杂草丛生，匍匐于砖块上的青苔显得无比荒凉。
章文的这个证明材料让我非常吃惊，他和马怡谦保存的两份材料所提到的情形有很大出入。按照朱福财和马老七所说，章文是藏在村民中被朱满仓指认而被捕的，而章文的证明却说自己刚开始是藏身于老宅，后来是主动出来的。难道那天在猪笼寨还有别的人被捕？但是对照《梨城党史》中的记载，那天被捕的只有章文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根据《梨城党史》的记载，章文被日军逮捕后，鉴于章文的身份特殊，清源山军分区司令马力曾派侦查科长李铁潜入梨城组织营救。在城工部内线的配合下，营救队员成功截获了转运章文的囚车，在掩护章文转移的过程中李铁和数名城工部成员壮烈牺牲。章文随后被马力调回清源山军分区工作，一直是马力的得力助手。“文革”期间，马力被迫害致死，章文也被关押在五七干校监视劳动达四年之久。
从组织部门提供的章文个人履历，我了解到章文出生于1922年，东北人，在学校时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南下进入梨城，抗战时期担任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文革”结束后，章文先后担任过梨城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市政协主席的位置上离休。
随着对猪笼寨事件调查的深入，我发现事件的真相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含糊不清。可以肯定，其中一定有人在说谎。我有预感，猪笼寨事件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个晚上，我和张大强坐在他家的阳台上，初秋的月亮，像瓣肥肥的蜜角，流淌着浓汁。那汁液是蜂黄色的，有些浑，有些黏，流到楼下的梧桐树上，流到花园里的塔松和开得碟似的白菊花上，环境有些暗，有些金，看不怎么分明。
你说，是谁在说谎？我向张大强要了一支烟，点燃吸了一口。平时我是不怎么吸烟的。
张大强没看我，斜躺在躺椅上，好一会才说，我反复看了朱福财和马老七的两份材料，它们互相印证了当时的情况，是可信的。
那么，你认为是章文在说谎？
张大强起身把阳台的玻璃门拉起来，他妻子正坐在客厅里看韩剧。你认为呢？
从章文的证明材料看，似乎也找不到什么漏洞。
何况他是一个老革命老党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理由要说谎。再说了，如果真是有人告密导致他被日军逮捕，难道他不想揪出这个告密者，还会去包庇他，脑袋被驴踢了差不多。我叫了起来。
张大强“嘘”了一声，指指客厅。然后飞快地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写完，他把那张纸递给我，来，好好看一遍。
我接过纸条，差点没笑出声来。只见那张纸上写着一首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
看完了吧？现在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是把这首儿歌读完还是唱完的？
被他这一提醒，我刚才还真是在心里唱完的。
张大强狡诈地“嘿嘿”笑起来，这就是惯性思维，所以说，许多问题你是想破脑袋也解不开谜团的。你为什么不可以从另外角度去思考一下？
什么意思？
我们来做个假设，如果朱福财和马老七的材料是真的，那么章文的证明就是假的。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他为什么要作假，只有一种可能，猪笼寨事件对他有着极为严重的影响，他只有作假，才能自圆其说。
张大强的话让我一时转不过弯来。张大强不管我，顾自按他的思路往下说，朱福财和马老七的材料中都提到章文当时是隐藏在村民当中的，在这个前提下，那么章文就有可能看到日本人屠杀村民的整个过程。
等一等。我失声叫了起来，你的意思是章文眼睁睁看着日本鬼子连续杀害了六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但却没有站出来制止？
对，按你我这么多年来所受的教育，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面对敌人的屠刀必然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是必须挺身而出来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的。可是，章文没有，他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杀害了六个村民，他没有站出来，他没有吭声，依旧藏身在村民当中，当了缩头乌龟！张大强在躺椅扶手上重重拍了一掌。
所以就有了后来朱满仓站出来指认章文，章文随即被日军逮捕。我顺着张大强的话接着往下说。
没错，正因为朱满仓将章文指认出来，日军才停止了杀戮，从客观上来说避免了猪笼寨的村民受日军进一步杀害的可能。
按照张大强的这个推理，那么之前的许多困惑我的问题就可以解释得通了。因为朱满仓站出来指认了章文，导致章文被日军逮捕，但也避免了日军对村民的进一步杀戮。虽然朱满仓出卖了章文，但却救了其他村民的命，对猪笼寨村民来说，朱满仓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因此全村人处处在保护他，对当年发生的事守口如瓶。当朱福财揭发朱满仓是告密者时全村人都联合起来做假证，让朱满仓躲过一劫。“文革”时朱满仓被批斗关押，又是被猪笼寨村民接回村中，名为看管实为保护。为维护朱满仓的声誉，全村人倾巢出动到市政府来上访也完全可以解释得通了。
如果我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当年朱满仓为什么要站出来向小鬼子指认章文就有了答案，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章文在当时贪生怕死，不顾百姓死活。张大强压低声音这么说。
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推理胆大妄为，章文解放后在梨城身居要职，是个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的人物，如果我们稍有不慎，很有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
当然，我这只是推理，今天的谈话就限于你我之间，在未得到证实之前，概不外泄。张大强送我出门时，特别叮嘱了我一句。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也有顾忌的时候。
我沿着江岸往回走，两岸高楼上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倒映在江面上，流光溢彩。有风从江面上徐徐吹来，带来丝丝凉意。对岸高大的文化宫里有人在排练合唱《保卫黄河》，那激越的旋律让我觉得热血澎湃。我在脑海里默默地梳理着张大强的话，尽管我的心里一直在排斥他的推理，但我没有办法推翻它，而且还一直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走。我想只要张大强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章文对当年发生的猪笼寨事件的
证明就必然是假证明。面对小鬼子连续杀害六名村民不敢走出来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这本身就不是一名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
但也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章文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假证明，当年猪笼寨的村民应该十分清楚，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一直相安无事，没有人揭穿他的谎言？我开始怀疑我和张大强的推理根本站不住脚。
就在我准备找朱非白了解一些情况时，没想到他却先来找到我。
年过古稀的朱非白依旧瘦，但精神矍铄，面容白净，戴着一副金丝镜，穿着乳白色的唐装。坐下后他不知从哪拿出一包茶叶，喧宾夺主泡起茶来。朱非白的手指细长，泡茶手法娴熟，一看就是一个深谙茶道的人。很快，氤氲的茶香就从茶壶里弥漫出来。
朱非白边给我斟茶边说，没错，我当时是党史委副主任，我也没想到会和马怡谦结怨，让他到死都不能原谅我。他啜了口茶，复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事，我又没做错什么，他马怡谦到死都耿耿于怀那也是他性格使然。
朱非白告诉我马怡谦病重期间他曾去探望过他，不曾想马怡谦依旧对他结怨很深，没给他好脸色看，所以马怡谦死时他也就没再去送了。
我问他为什么会和马怡谦有这么大的过节？其实我是明知故问。
你我就不要遮遮掩掩的了，其实这事过去这么多年，现在看来根本也没什么值得深究的事。朱非白一眼就洞察了我的内心，这一段你不是一直在调查这件事吗？
既然如此，那我就直问，当年猪笼寨村民到市政府上访是不是你通风报信？
你认为呢？朱非白笑了笑，马怡谦到死都认为是我，无非就认为我是猪笼寨人嘛，无非就认为我反对他把猪笼寨事件写成是因为谁告密导致章文被捕的嘛。我承认他马怡谦是有才，但也不能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怎么能把个人的意愿凌驾于组织的决定之上呢？我们写的是党史，不是小说，不能听风就是雨嘛。朱非白有些激动起来。
但我觉得马怡谦也是有证据才会那么写。我提醒他。
那证据确凿吗？除了地主朱福财和反革命分子马老七的揭发交代，就是“文革”时期市革委会调查组的结论，难道这就一定可信吗？当事人章文的证明材料为什么又和他们不一样？这应该是很明白的事，他马怡谦为什么还要纠缠不清？当然，猪笼寨的人打人这一点不对。朱非白换了一泡茶。
按你的意思，当年猪笼寨事件章文被捕是偶然事件，不是因为有人告密？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是章文的证明也对这个问题有怀疑。所以在最后定稿时我们也同意马怡谦写上了那句告密的话。其实当时就是为了平衡几方面的关系，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给马怡谦一个台阶下而已。
你是猪笼寨人，有关猪笼寨事件，除了你在党史委知道的那些，难道你从小到大都没有听村民提起吗？
有是有，但很少，反正都是小鬼子杀人、抓人，老人都那么说，后来，说的人越来越少，许多人都过世啦。
我看了他一眼，问，猪笼寨事件发生那年，你几岁了？
朱非白愣了一下，说，我第二年才出生。
你娘当时也应该看到小鬼子杀人的经过吧？
我娘当场就吓疯了，我十岁时她病死了。朱非白白净的脸有了些黯淡颜色。
可以说这次谈话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朱非白手上，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后来我和张大强谈起，张大强说，朱非白肯定在说谎，我敢断定当年上访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他，其目的就是要阻止马怡谦把朱满仓告密的事写入党史。这是关系到一个人一辈子的名声问题，一旦写进去，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朱非白是在维护朱满仓的
声誉。
我越来越感到这么多年来，对于猪笼寨事件一定有人一直在隐瞒事情的真相，这个问题错综复杂，要揭开这个谜可能真不是我和张大强的能力所及，弄不好我们俩都会身败名裂。我有点没信心了，对张大强说，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悬案，置之不理，为什么我们要穷追不舍呢？说不定哪天你我未打到狐狸又惹来一身骚。
想打退堂鼓了？这就是你们这些臭文人的通病，别让我瞧不起你！你不觉得对历史的探究和考证是非常极有挑战和有意义的事吗？你干不干我不管，反正我是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张大强的牛劲上来了，用一句老掉牙的话来说，叫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果朱满仓真的是告密者，我不管有多少人要保守这个秘密，我也不管他们有何目的，我一定要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把真相昭告天下！
四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看到张大强的影子，打他电话也不接，我想这家伙可能还在生我的气。其实我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猪笼寨事件按常理讲并不复杂，但几十年来一直扑朔迷离，不少人对它讳莫如深，似乎总有人在操纵它的走向。要是真有人在暗中干预，那这幕后人一定会有很大的能量，非朱非白、朱满仓这些人的能力所为。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张大强神秘兮兮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这些天他一直泡在档案局，由于自己是从档案局出来的，所以档案局对他查阅资料也网开一面，让他在一份日伪时期留下的档案发现了一个让他很想不通的重大秘密，因此叫我来探讨一下。
1945年8月，国民党军52师反攻梨城，日军在投降之前为了掩盖犯下的罪行曾销毁档案，幸好一个负责档案的国民党军官及时抢救，才得以保存下一些。解放战争国共两党相争，马力领导的清源山军分区于1949年11月解放梨城，接管了国民党撤退时遗留下来的部分档案。当时百废待兴，这些档案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重视，丢失不少。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些档案才得到整理，但基本是被尘封了好几十年，没有人去查阅过。张大强之所以会发现这样一份档案，是他刻意在民国时期的档案中查找了三天的结果。为此，张大强将这份档案复印了一份带了出来。
这是一份当时驻梨城日军特高课留下的绝密档案，在这份档案里收集了清源山军分区主要领导和梨城城工部一些负责人的详细资料。其中清源山军分区司令马力、政委刘云飞，梨城城工部部长李明骥、组织部长章文都在其中，我不能不佩服日军特高课的侦缉能力。在这份人头档案中，有些还贴有相片，章文的相片赫然贴在他的档案右上角，虽然那张黑白照片已经发黄，但年轻时的章文显得眉清目秀，是个名副其实的美男子。
虽然这些原始档案用的是日语记录，但连蒙带猜我基本可以看明白。我看着章文的相片，突然脑海里“刷”的一下划过一道闪电。我再一次查看档案上的时间是昭和18年7月，也就是1943年7月，我翻开《梨城党史》对照，章文的被捕时间是1943年8月22日，这就是说，早在章文被捕的前一个多月，日军特高课就掌握了章文的详细资料。我感到一阵惊雷“轰隆隆”地从我头上滚过，看着张大强一时说不出话来。
既然日军特高课当时已对章文了如指掌，在猪笼寨犬养一郎完全可以直接逮捕章文，可是为什么又要采取杀人方式逼迫猪笼寨的村民站出来指认章文，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半天，我说出了心中疑惑。
没错，这就是我叫你来的目的。张大强狠狠地吸着烟，何况章文不是本地人，他是东北人，就是没有这份档案，日军要从人群中把他找出来也很容易，说几句话对个口音不就成了？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精明过人的犬养一郎却会没想到，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
难道犬养一郎是故意这么做？可犬养一郎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和张大强想了半天，都无法想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找来马老七那份交代材料，重新仔细研究起来，我发现了一个之前被我忽视了的问题。马老七曾提到犬养一郎那天是想清洗猪笼寨的，因为猪笼寨当时是进入清源山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犬养一郎怀疑猪笼寨有共产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从《梨城党史》记载的内容来看，这一点马老七说得并没错。当时日军对清源山抗日部队进行数次“扫荡”，但抗日部队几次都在日军合围之际跳出了包围圈。为此驻梨城日军司令官龟田责怪犬养一郎的特务机关防范不力，限期犬养一郎破获活跃在梨城的共产党地下组织。
我查了一下，如果要从梨城至当年清源山军分区司令部驻地黑风口，最快捷的通道是出桃花渡，过蕉坑，经竹篙岭、茶垣，行十里横排五里岭，到达猪笼寨，再翻过站岭隘入山，这是最短的路程，但也要一天半的时间。的确，猪笼寨是进入清源山的最后一个村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军几次对抗日部队的“扫荡”都功亏一篑，不能不引起犬养一郎的怀疑。
为此，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犬养一郎受到龟田的责怪后恼羞成怒，准备对猪笼寨进行清理。当日军赶到猪笼寨，按照犬养一郎命令将全村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乡场上时，途径猪笼寨的章文躲避不及也被当作村民押到乡场上。虽然章文藏身在村民当中，但犬养一郎依旧一眼就认出了他。阴险毒辣的犬养一郎并没有马上下令逮捕章文，而是心生一计和章文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用每隔五分钟杀一个人的办法来逼迫章文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如果犬养一郎在杀到一定的人数章文还不会站出来，那么他就可以知道章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逮捕后会根据章文的表现采取相应的措施逼迫章文就范，以达到彻底破获梨城城工部地下组织，进而消灭清源山抗日部队的目的。同时犬养一郎也以此来试探猪笼寨究竟有多少人向着共产党，如果面对屠刀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认章文，那么可以肯定这个村被共产党彻底洗脑了，那他的怀疑就得到证实，他就会按原计划下令将全村人赶尽杀绝，以儆效尤。可就是朱满仓站出来指认了藏身在村民中的章文，改变了犬养一郎的想法，无意中救了全村人的性命。
按你这个假设，章文就是一个怕死鬼，那么他被捕后是不是有问题就值得怀疑了。张大强吸了口烟，笑道，都说我胆子大，你小子比我胆子更大。不过你这假设很有道理，如果章文真的在被捕后有不清不楚的历史，他妈的，就是躺在棺材里我也要把他挖出来。
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对猪笼寨告密事件的调查偏离了初衷，我为自己决定要调查章文的历史感到有点忐忑不安。章文在梨城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为革命出生入死，解放后还长期担任市领导，在梨城是一个声名显赫深受尊敬的公众人物，就是现任的市委书记当年还曾给他当过通讯员。如果这事处理不好，真会让我们身败名裂。
张大强虽然豪气冲天，但听了我的分析也认为有道理，因此我们决定在调查章文这件事情上还是暗中进行，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绝对不公开。
根据《梨城党史》记载，章文是在被捕十天后被营救出来的。我在档案馆还看到一份章文在被营救后给组织的说明材料，其中提到他被捕后，犬养一郎一直对他劝降，没有对他用刑，因此在营救小组劫车时他可以用手铐砸昏一个小鬼子。
但张大强却认为章文在说谎，被日军特高课逮捕后竟能不被用刑，毫发无损地被救出来，你不觉得这值得怀疑吗？犬养一郎是土肥原贤二的得意门生，阴险狡诈凶残，他有个爱好就是活体解剖人体。如果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会对章文那么客气吗？
你的意思是章文当时已经和犬养一郎达成了某种交易？
从我们之前了解的情况看，章文绝对是个怕死鬼，我真有点怀疑被小鬼子逮捕后他能视死如归。很
有可能章文被捕后，在犬养一郎的威逼利诱下背叛了革命。可就在这个时候，地下党把他救了出来，为此还牺牲了好几个人，章文随后被马力调回军分区，他的这段秘密一直被隐藏了下来。
如果章文背叛了革命，那么最容易受损失的就是梨城城工部，只要他告密，梨城城工部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可事实是直到抗战胜利，梨城城工部的运转都十分正常，人员也没有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那年秋末，梨城城工部的情报依旧源源不断送到清源山军分区，使马力领导抗日部队彻底粉碎了日军的铁壁合围，打乱了日军打通通往省城交通线的作战计划。从这些事实看，章文不可能背叛革命。
我的这个反驳让张大强哑口无言。
五
十天后，张大强安排了一次外调，我们直飞哈尔滨，几经辗转，终于在乌苏里江畔的一个叫虎头的小镇找到章文的家。
虎头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地。1945年8 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盘踞在虎头要塞的日军依旧凭借坚固的地下工事负隅顽抗，直到8月26日，前苏联红军才以牺牲一千多人的代价攻克要塞。此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战，被载入史册。
接待我们的是章文年过花甲的儿子，他告诉说我们来晚了，他父亲上个月去世了。看我们很惊讶，他说，是我父亲让我们不要告诉市里的。我知道他所说的“市里”指的是梨城市委市政府，像章文这种级别的离休干部去世是会通知生前工作单位的。
我父亲临死时再三交代，不要再给组织上添麻烦。老人的家在一面向阳的坡上，我们坐在门口，不远处就是缓缓流淌的乌苏里江。
我父亲是1987年离休的，退休后他就回来了。这些年来一直深居简出，唯一的爱好就是到江边钓鱼，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他从来不和我们这些子女谈过去的事，好像要努力忘记什么似的。秋风凉了，吹动花甲老人额前花白的头发，院子里的树叶哗啦啦往下掉，如蝶飞舞。
老人告诉我们，他大学学的是农艺，毕业后按照父亲的吩咐回到家乡，在850农场担任技术员。父亲离休后，拒绝大哥二姐要他去北京安度晚年的请求，执意回到老家和他这个小儿子一起生活。
你父亲这几十年从来没有提过要回梨城去看看吗？我问。
没有，至少我没有听他说过。有时我也会觉得奇怪，梨城是他呆了半辈子的地方，按道理应该是很有感情的，可我父亲却从来不提起。
是不是梨城有让他不能释怀的地方？不然他怎么会对梨城这么绝情呢？张大强有目的地问。
你说他绝情就冤枉他了，其实他对梨城还是很有感情的。就拿上个月来说吧，他那时已经重病在床都起不来了，但一听说梨城来人了，马上就来了精神。
你说你父亲去世前，梨城有人来看过他？我很好奇。
是啊，说是他的一个老部下，也有七十来岁的人了。那人陪我父亲在床前整整坐了一天，到了半夜，我父亲就走了。送我父亲出丧后，那人也走了。
这人叫什么名字？张大强急急地问。
叫朱非白，这名字特别，好记。喔，对了，我儿子还有他的照片。老人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不一会，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骑着摩托车就回来了，车把上还挂着一串滴着水的大马哈鱼。
我父亲可能那天是回光返照，突然拉着我和朱非白要照一张相，顺他的意，就照了。老人叫他儿子把相片找出来给我们看。
那儿子在手机里划拉一阵，咯，就是这张。相片上老人和朱非白左右拥着瘦骨嶙峋的章文坐在床沿，表情复杂。
我紧紧地盯着照片，心里“咯噔”一下，我抬头，发现张大强也在意味深长看着我。我找了个借口，让
老人的儿子把这张照片发到我的手机里。
后来，我和张大强沿着乌苏里江岸由东向西走，宽阔的江面水流缓慢，水天交际处乌云翻滚，透过暮色，一排灯火蜿蜒直到天际。岸边几个打鱼的汉子告诉我们，对岸是俄罗斯的伊曼市，那些灯光就是老毛子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我怀疑朱非白和章文有血缘关系。走了好长一段，张大强突然冒出一句。
当我今天一眼看到章文的儿子时，我总觉得似曾相识，但我想不起来在哪见过。在看到那张他们的合影后，我才明白，老人和朱非白的面相的确有好些相似的地方。
我们在岸边一条石凳上坐下，江面有风刮来，顿增几分凉意。
他们两个很有可能是父子关系。张大强点燃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说，如果是之前的一般工作关系，朱非白不可能千里迢迢来给章文送终。正因为朱非白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章文，才会在父亲临死时赶来见上一面，也正如此，他才会坚决反对马怡谦把朱满仓当作告密者写进党史。
就算你的猜测是对的，那么朱非白怎么可能会为出卖自己亲生父亲的人打掩护？这按常理说不通啊。
你为什么不会反过来想一想呢？章文被捕的时候朱非白还没出生，而朱满仓因为向日本人指认了章文，阴差阳错避免了日军血洗猪笼寨，客观上说救了全村人的命。我们暂时撇开朱满仓告密的动机不说，朱满仓在村民眼里就是救命菩萨，因此他深受全村百姓的爱戴，所以就有猪笼寨村民数十年来保护朱满仓生命与声誉的举动。朱非白从小就生活在猪笼寨，他和许多村民一样，对朱满仓充满感激和崇敬之情。当朱非白得知章文就是他的生身父亲时，章文已经是梨城举足轻重的人物。朱非白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如果一旦朱满仓告密的事得到证实，那么章文当年在乡场上的表现必然就会受到质疑，会令人不齿。我不想在这里作冠冕堂皇的说教，但你我都明白，我们党在成立之时就有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词。可章文却在危急关头，面对鬼子屠杀村民无动于衷，贪生怕死，这就不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所为。正因为这样，朱非白明白只要朱满仓告密得不到证实，章文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就会一直被隐瞒下去，成为一个没有真相的悬案，这就等于保护了章文。另外章文对猪笼寨事件的证明材料虽然有假，但却为猪笼寨村民保护的朱满仓提供了有利的证据，所以这么多年来，章文和猪笼寨村民各取所需，达成了默契，构成了一个互利双赢的弥天大谎。
如果张大强的推理成立，那么声名显赫德高望重的章文就有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而朱满仓不管他的所作所为对猪笼寨有多大的贡献，他都是一个曾经出卖过共产党的罪人。
那个夜晚，我躺在乌苏里江畔的旅馆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北方的秋来得早，天气肃杀，旅馆外的树如雾如烟，有一层紫气浮上来，树叶一片一片“吧嗒吧嗒”在紫红暮气里掉下。我想，要最终揭开猪笼寨的谜底，那只有找朱非白了。
六
如果不是两边的山峰过于陡峭和逼仄，猪笼寨算得上是个山清水秀的村子。一条小溪绕村而过，麻石铺就的小巷幽深狭长，年代久远的封火屋一栋连着一栋。猪笼寨建村已有数百年历史。据说猪笼寨村民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明末受清兵追杀逃荒至此，见峰峦叠嶂、青山绿水间的这块小小山间盆地，锦鸡展翅、玉兔扑朔，认定是块风水宝地，乃架屋而居。当时起名为朱龙寨，但为避嫌对外谎称猪笼寨，几百年延续下来真就被叫成了猪笼寨。
我穿行在弯弯曲曲的小巷里，两边古旧的门楼里，不时会露出顽童灿烂的笑脸；深宅大院内，偶尔也会见一头白雪的老妪坐在门槛上择着青豆，这隔着年代的场景显得突兀又和谐。平心而论，在这横七
竖八的小巷和紧密相连的高大封火屋里，当年的日本人要找出一个藏身的共产党，的确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对我的到来，村里人表现出异样的惊讶，这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十五，鬼节。按村子里老人的说法，鬼节，百鬼夜行，忌出行。
我是在村里那座名为“东山拱秀”的老宅院找到朱非白的。古宅虽然年代久远，但依旧门楼高耸，石柱挺立，飞檐翘角，蔚为壮观。走进去，青砖铺地，天井和廊道均用卵石与条石砌成，嵌出的蝙蝠、花卉等图案极具美感。朱非白坐在二楼楼廊的美人靠上等我，他的面前放着一个竹茶几，茶香萦绕。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日子足矣。朱非白说他和老伴回村里生活十来年了，平时种种茶，侍弄些花草，日子过得平静而安详。
我告诉他我刚从东北外调回来。看朱非白没反应，我又补充了一句，我到过章文的老家了。
朱非白“哦”了一句，端杯的手停在了胸前。
我看着朱非白笑了笑。尽管他表面很平静，但我知道此时他的内心已是波澜起伏。如果说第一次和朱非白见面他占据了谈话的主动权，那么这一次一开始他就被动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了我的手中。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朱非白对掩盖猪笼寨事件的真相起了很大的作用，何况他的出发点并没有那么高尚和纯粹，今天不管他再怎么狡辩我都要揭穿他。
有些历史不管过去了多久，或许还不为人知，但它决不容许篡改和歪曲，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说。
朱非白的脸掩藏在氤氲的茶气里，让我看不分明。阳光从天井上空落下来，直直地照在天井里那个大水缸上，在长满青苔的照壁上漾出几圈亮影。高高的马头墙上有几株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曳，长满青苔的青砖在我眼里似乎都隐藏着故事。
朱非白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好像喝的是一杯白酒，站起身，似乎下了很大决心对我说，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跟着他下楼、出门，默默沿着小巷往西走，从两侧的门朝里望，一些老人开始在折纸钱了，白花花的纸钱堆在簸箕里，小山似的。按当地的习俗，活着的人今天都要给死去的亲人和孤魂野鬼烧纸钱。出了小巷就到了村西头的乡场上，远远地看见一棵硕大的枫树，躯干似铁，树叶通红，像燃烧的火把在天空挥舞。
这棵树的枫叶比别地方的红得早，当年小鬼子就是在这树下杀人的，那血染红了树身。后来，每年枫叶就早早红了，红得跟血一样。朱非白抚摸着树干这么对我说。
当时有一个妇女已有身孕，被小鬼子拖了出去，一个小鬼子从背后反剪女人的双手，另一个小鬼子用东洋刀一刀破开女人的肚皮，那血喷起人样高，小鬼子用刺刀挑出肚里的孩子，血淋淋举过头顶，哈哈大笑，那孩子竟然还会动，当场就有几个女人和小孩吓昏过去。我母亲就是那时吓出了病，后来一受惊吓就发病，全身抽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你知道这个被剖腹的女人是谁吗？
谁？
朱满仓的老婆。
我吓了一跳，在此之前我从没听过这个被小鬼子残忍剖腹的女人会是朱满仓的老婆，这究竟是无意的疏忽还是刻意的隐瞒，我不得而知。
随后由于朱满仓告密，章文被捕，终止了小鬼子对村民的杀戮。猪笼寨的村民将朱满仓视为救命恩人，但他们也知道出卖共产党是绝没有好下场的，为了保护他，全村村民把真相隐藏下来。否则早在事件发生后，马力就派人到猪笼寨调查，那时朱满仓就有可能会被处死。我接过朱非白的话说。
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事情发生后，当时的族长高叔公领着全村村民在朱家祠对着列祖列宗发誓，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否则全村共诛之。后来每年清明在祭奠先人时，全村人都会集聚在朱家祠发誓，年复一年成了惯例。
正好章文为了隐瞒自己的怕死行迹，私下和猪
笼寨达成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协定，使得原本十分清晰的一个告密事件几十年来扑朔迷离，疑雾重重。如果不是阴差阳错落到了我的手里，可能这个真相还一直被你们隐瞒下去。
事实根本不是你所想象得那样，章文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从来就没有怕死过！
如果章文不是怕死，为什么面对小鬼子屠杀村民，他不敢挺身而出，这不是怕死是什么？！
你胡说八道！朱非白的脸一下拉了下来，显然是被我激怒了。
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我说，你无非是想维护章文的名誉，这大概是你和章文有特殊关系的原因吧？
你的想像力很丰富。说实话，我也是在朱家祠发过誓的，但是因为你的主观臆断，将会严重损害一些人的名誉，今天我不得不违背誓言，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你要怎么猜测我和章文的关系是你的事，但我告诉你，章文临死时曾对我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猪笼寨的村民。他说他不怕死，干革命一辈子从来就没想过怕死。他很感谢当年那个指认他的村民，如果没有那个村民的指认，他当时还一直在犹疑要不要站出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可能还会有更多村民惨遭日本人的杀害。当时我很奇怪，问他，你既然不怕死，为什么在那样的关头会犹疑不决？章文告诉我，当时他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至于什么事，章文没说明白就去世了。
我问，在此之前你有和章文联系过吗？
没有，当我看到他的信，感到很惊讶。信是寄到猪笼寨村委会转交给我的，只说是他临死时想见我一面，有些话要说。我在梨城工作了几十年，他当时还是市委分管我们的领导，相处的时间不算短，但除了工作上的联系我和他没有任何的私人交往，时隔多年他会突然找我，真让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他此时那么急着找我，可能和当年猪笼寨事件有关联，因为我是他认识的猪笼寨人，和我说应该会比较方便些，而且我总觉得章文当年在猪笼寨的表现似有隐情。当时我正要去东北旅游，就顺便去看了他，我见到他时，他已到弥留之际了。
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当年小鬼子杀害朱满仓的老婆，一尸两命，这是不共戴天之仇，朱满仓怎么还会向小鬼子指认章文？
我听老人们说，当时的情形是满仓叔见老婆被小鬼子拖出去，就不顾一切冲上去抢人，但被小鬼子一枪托砸昏过去，等他醒过来时老婆已经被小鬼子剖腹身亡。满仓叔嚎叫着冲上去要和小鬼子拼命，但很快就被小鬼子打倒按在地上动弹不得，这时小鬼子又开始从人群中拖了几个人出去。满仓叔见状就嘶哑着嗓子朝小鬼子喊，你们别再杀人了，我把那共产党给你们找出来！小鬼子放开满仓叔，满仓叔就发了疯似的在人群中找，后来他揪住章文往小鬼子那边拖，一边拖一边哭一边骂。小鬼子走后，满仓叔抱着他死去的老婆和孩子在乡场上嚎了一天一夜，两眼都哭出了血，谁也不敢去劝。
不管怎么说，朱满仓就是告密者，这点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事实归事实，但满仓叔的告密原因很特殊，他是为了救全村百姓的命才告的密，这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告密有着本质的区别。朱非白争辩道。也许在你眼里，满仓叔有污点，但在我们猪笼寨村民心中，他是好人，是猪笼寨的救命菩萨，大家都发自内心地爱戴他，尊重他，会不顾一切地去保护他。所以他去世时，虽然无儿无女，但全村男女老少都披麻戴孝给他送终，就连在外打工和工作的人都赶回来，没一个落下。
朱满仓后来就再也没有成家了吗？
没有。听我娘说，满仓叔的妻儿被小鬼子杀害后，满仓叔就变了个人似的，胡子拉碴，头发野人似的，经常自言自语，疯疯癫癫，半夜三更像鬼魂般在村子里转悠，见到人就问看见他老婆没有，样子很凄惨。他有家也不回，常年睡在朱家祠堂里。那几年，满仓叔吃着众家饭，穿着百家衣，全村人都约定俗成，只要他走到谁家，谁家都热菜热饭招呼着，把他当座
上客。孩子们都按大人的吩咐，见了满仓叔都恭恭敬敬叫一声“爷佬”。我们村里人的习惯称长辈为“爷佬”。
那年村里闹土改，分田分地斗地主，这就有了后来朱福财揭发满仓叔那件事。我那时在村里上小学一年级，记得乡场上搭了高台，朱福财被五花大绑押在台上批斗，当时全村人都朝他吐口水，丢石头，高叔公还气呼呼上台挝了朱福财两竹烟管。后来朱福财就寻了短见，用一根绳索吊死在他家的笼谷房里。我曾跟在大人后面跑去看，那脸憋成猪肝色，舌头伸得老长，挺吓人的。朱福财死了，留下那孤儿寡母只知道哭，可大家都说死了活该，省得祸害人。后来还是满仓叔爬上房梁把死人解下来，花了两天时间给朱福财打了口白棺材。当时棺材就架在朱福财家门口，我们放学都要从那路过，那天正好看见蓬头垢面的满仓叔在钉棺材，满仓叔一边钉一边抹眼泪，谁劝都不听。
其实朱福财是被猪笼寨的村民逼死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朱满仓消除隐患，掩盖真相。按理说，朱满仓应该很高兴才对，他干吗要哭？我说。
有些事情都能按常理去解释那就好了。朱非白白了我一眼。
难道朱满仓这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这么疯疯癫癫吗?
满仓叔就是那年突然就不疯了，说起来这好像和章文有关。
此话怎讲？我有点好奇。
这件事倒是我父亲告诉我的。那年秋天章文有来猪笼寨一趟，当时公社通知有市领导来，让村里做好准备。我父亲那时是村支书，等到章文一行人出现在村口时，虽然快十年不见，章文发福了许多，但我父亲还是一眼就认出他就是当年被满仓叔指认让小鬼子抓走的那个共产党。我父亲吓得不轻，又不敢声张，后来听章文说要找满仓叔，脸都青了，悄悄地让人去通知满仓叔躲起来。可满仓叔那天也不知怎么了，不躲，一人傻傻地坐在乡场上那棵枫树下。后来章文就独自一人去找满仓叔，两个人在树下面对面坐了好长时间。他们之间到底说了什么，没人知道，满仓叔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后来，章文临走时在村口突然停下来，转身朝着猪笼寨深深地鞠了一躬。章文走后，满仓叔的疯病就慢慢好了。我那年八岁，章文来时，老师组织我们去村口喊欢迎。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章文，很高大，额头上一绺头发又密又黑，走起路来一甩一甩，很特别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记忆犹新。
一阵风过，枫树上的叶子纷纷扬扬往下落。在缤纷的落叶中，我的眼前出现了两个盘腿而坐的身影，通红的枫叶落在地上，落在他们身上，乡场上一片猩红。
满仓叔从那年起就吃斋了，半点荤腥不沾。原本村里有红白喜事，都是要满仓叔去坐上席，可自从吃斋后满仓叔就再也不去了，谁请也不去。他一直都住在朱家祠的耳房里，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祖先牌位上香点灯，将祖祠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平常极少出门，也不爱串门，没事他就一个人坐在祠堂里，有时一坐就是一天，痴痴呆呆，不知在想什么，他似乎一直在有意让大家忘记他。其实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却老得很快，头发白了，背也驼了。满仓叔原来是木匠，手艺很巧，有时也帮邻里乡亲做些木匠活，但从不收钱，管饭就成。也是自那年后，每年清明满仓叔就会备上香烛出趟远门，第二天才回来，年年如此。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也从不说去了哪里。除了这，满仓叔好像从没有离开过猪笼寨，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因为马老七的交代，满仓叔被造反派抓走批斗。记得造反派到猪笼寨抓人时，全村百姓说什么也不愿意，双方剑拔弩张，最后还是满仓叔自己出来劝说乡亲们，跟造反派走了。满仓叔一开始在公社接受批斗，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满仓叔被批斗时，他从来不声辩，在台上他都低头认罪，那样子看了都让人心酸。我那时已参加工作，在公社任文书，有一天晚上，我到关押他的地方给他送吃的，他突然就抱住我哭
起来，边哭边说我有罪，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害死好多人啊，一百多条人命啊，我就是到了阴间他们也不会放过我啊。那时他一心想死，说死了就一了百了了。我当时也不知道他究竟说的啥，但我看得出他心里很苦，是那种有苦说不出的那种苦。
我问，朱满仓说一百多条人命是什么意思？
朱非白摇了摇头说，我也不明白。满仓叔后来被造反派打折了一条腿，乡亲们用一辆拖拉机把他拉回了猪笼寨，等伤养好后，满仓叔就瘸了一条腿。我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他竟然说当时他都记不清和我说了什么了。
远山如黛，暮色四合，夕阳落，炊烟起。一群宿鸟飞落在枫树上，叽叽呀呀鸣叫着。
朱非白抬头看了一眼，说，这棵枫树曾戴了两次孝。看我不解，朱非白解释说，第一次是在小鬼子杀人那年，第二次是满仓叔去世那年。后面这次我见过，整棵树一片雪白，树叶全让毛虫吃完了，结满白花花的蛛丝，像披了一层白纱。那年春上时满仓叔就病倒了，大伙就商议着要把他送到城里去医治，可是满仓叔不让，说他大限到了，多活了一甲子，早该走了。
几十年来，除了朱福财，我是第一个违背了猪笼寨誓约的人。能说的我都说了，事实就摆在这里，我想问你一句，朱满仓在你眼里是好人还是坏人？当年他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你能给我一个评判的标准吗？最后朱非白这么问我。
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东山拱秀”古宅廊道上默默无语。风从廊道南边吹过来，又从北边吹过去。月亮起来了，从天井上空投下来清冷的光影。?乡场上冒起飘飘忽忽的火苗，我知道那是活人在给逝去的亲人烧纸钱。远山模模糊糊，黑影幢幢，像张牙舞爪的巨兽，猪笼寨上空笼罩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七
猪笼寨事件的真相终于渐渐浮出了水面，但我却越来越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就像驾驶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怎么也把握不住方向。如果我最终找出答案，很有可能会让两个早已盖棺定论备受尊敬的人身败名裂，这对他们是不是公平？我这么做是不是残忍？但如果我也保持沉默，那无异于助纣为虐，违背了我的良知和做人的准则。
回到梨城后，我在档案局查阅早已去世的原梨城城工部长李名骥写的革命斗争回忆资料。李名骥在资料中有提到当年日军对清源山军分区的两次扫荡都未能奏效后，制订了新一轮的铁壁合围战术，力图一举歼灭马力领导的抗日部队。当时城工部得到内线送出来的情报后，派具有丰富地下经验的章文火速将情报送进山，但当天章文就在猪笼寨被日军逮捕。我仔细对照了《梨城党史》，章文在猪笼寨被捕的时间是1943年8月22日，三天后，也就是8月25日，清源山抗日部队在黑风口被日军包围，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才突出日军的包围圈。为掩护部队突围，清源山军分区一连近百名战士壮烈牺牲。这个发现让我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由此我作出了这样的推断，章文临死时对朱非白说的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应该就是指给清源山抗日部队送紧急情报的事。因为章文被捕，情报没有及时送到，导致上百名战士牺牲在了黑风口。后来在乡场上章文也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让朱满仓消除了对章文误会，也让朱满仓深深自责。朱满仓长期以来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但他又无法向人诉说，只能每年清明悄悄去黑风口给那些英灵烧香赎罪。
张大强听完我的话，点了一支烟说，看来之前我对章文的看法错了。
是的，我们都误解了章文。我接着说，章文当时为什么面对小鬼子屠杀村民没有站出来，很有可能就是想到自己肩负着特殊任务，如果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共产党，那么就无法将情报送进山，清源山的抗日部队就有被日军围歼的危险。正因为考虑这些，章文一时犹疑不决，没有及时站出来。可以想象，对一
个坚定的革命者来说，眼睁睁看着百姓一个个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当时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和痛苦的选择。这或许就是章文离休后不愿留在梨城的原因。
后来，朱满仓站出来指认了章文，这对于章文来说确确实实在心理上如释重负。章文被日军逮捕后一定是抱定必死的决心，但他没想到很快就被地下党救了出来。长期以来，章文都感到自己愧对猪笼寨的百姓，他不恨朱满仓，反而在心里感谢朱满仓指认了他，小鬼子才停止了杀戮。为了保护朱满仓，事件的真相就被全体村民隐瞒了下来。章文后来做的假证，也很好地保护了朱满仓。虽然猪笼寨的村民对章文当时的表现肯定不满甚至心怀怨恨，但他们也意识到只有不揭穿章文的谎言，才能保护朱满仓不受伤害。正因为双方都各有所求，几十年来才相安无事。
我向张大强要了根烟，接下去说，至于朱非白的生身父亲是不是章文，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我看过朱非白的档案，他出身于1944年6月，也就是猪笼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
如果朱非白的母亲当年是章文的恋人，那为什么解放后没有和章文结合在一起？
战争年代这样的感情故事很容易发生，但并不一定就有结果。章文后来跟着马力出生入死，南北转战，后来还参加了淮海战役。朱非白的母亲在那场屠杀中被吓成了癫痫，经常发病，不久就嫁给了一个村民，1960年饿死了。其实如果不是朱非白在章文临死时要求见了他一面，可以说在此之前朱非白根本不知道他的生身父亲就是章文。
照你所说，朱非白在之前坚决反对把朱满仓作为告密者写进党史，完全是出于对朱满仓的尊敬，而不是要替章文隐瞒什么。
应该是这样。
接下来有好长一段，我和张大强都没有在说话。
后来，我和张大强走出市政府大门，沿着江滨大道漫无目的地走。大道两旁种满了丹桂。月光下，桂花点点的金黄或缀或镶落在一簇簇紫墨绿的叶子当中，香味馥郁袭人，宛如火焰，煮沸了静谧的夜空，热闹澄亮。
你怎么评判朱满仓这个告密者？张大强停在一棵桂花树下，突然这么问了我一句。
我摇了摇头。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又是明天的历史。其实，历史的真实性取决于写史人的态度，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胜利者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写进历史，对真实的历史事件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这也是胜利者的权利。
我说，我原想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只要抓住什么人，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怎么做的这五个为什么就行，但我现在还认为得加上一个为什么做才能完整。
没错，其实崇高与卑劣，伟大与渺小并不是那么的泾渭分明，历史是一部苍茫大书，丰富复杂杂象丛生。面对过去，人们有无数种解读的可能。张大强停顿了一下说，记得去年我刚上任时，在北京听过一个党史专家讲课，他告诉我们假话不能说，但真话也不能全说，既然有些话无法说，那么我们就不说吧。
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月亮升上中天，在波光粼粼的江面洒下一抹迷蒙的亮色。
责任编辑石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