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如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经济效果”：侵华日军细菌战之重要目标
——以常德细菌战为例*

朱清如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破坏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重要目标。常德细菌战是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南方实施的一次非常典型的鼠疫细菌战。鼠疫流行造成常德城乡居民大量死亡，家庭经济、区域经济蒙受重大损失，各级政府及卫生防疫组织被迫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对于战时经济落后、卫生防疫能力低下、缺乏鼠疫防治经验的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侵华日军细菌战；经济危害；常德细菌战

侵华日军细菌战是在日本国家意志支配下，违反国际公法、违背国际人道，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行为。日军细菌战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至1945年战败时终止。日军731部队通过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研制成细菌武器,于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南方浙、湘、赣、粤等省先后多次将鼠疫跳蚤等细菌武器用于实战。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危害包括对无辜居民个体生命的戕害；对社会结构(底层家庭、自然村落)、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环境的危害；对受害幸存者、受害者遗属的心理伤害、鼠疫的贻害等。目前现有研究成果中，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史的研究，多侧重于基本史实的挖掘与整理，对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危害也多聚焦于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实战过程中致死城乡居民人数的调查与研究，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其它各类危害研究则甚少涉及。本文仅以1941年常德细菌战为例，利用档案文献资料、地方文史资料、口述史料等，探析侵华日军细菌战对城乡家庭经济、区域经济、国民经济造成的种种危害和反细菌战的重大投入，以冀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和认识侵华日军细菌战危害问题。

一、抗战时期常德的经济地位及经济概况

(一)经济地位

抗战时期，常德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粮仓”、“东方的乌克兰”。常德鼠疫爆发后投入防疫工作的第一位外籍医生肯特(奥地利人，又译为“肯德”)在1950年写给《人民日报》的信中仍称常德为“华中的米市”。[1]战略相持阶段，常德不仅在军事地理位置上属于重庆军事委员会决意死守的“陪都屏障”，而且在经济上的地位也举足轻重。常德及附近地区是有名的“鱼米之乡”，粮、棉、油等物资非常丰富。1940年6月，日军占领溯江而上之要津宜昌，封锁通往重庆的长江水道，常德成为陪都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大后方物资运输的主要集散地和中转口岸。[2]85常德还是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后援地。日本视常德为“湖南省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与东部的长沙相对，为重庆军补给命脉所在”。[3]119731部队奉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大陆指”命令，将常德作为细菌武器攻击的重点目标之一，从1941年春就开始准备对常德等地散播鼠疫流行病。[4]258

(二)经济概况

1.农业 抗战前夕，湖南平均每年输出稻谷约800-1000万石。其中，常德地区输出就达300万石，占全省的30%以上。抗战爆发后，常德地区的水稻生产开始衰落，[5]61，64但国民政府每年在常德采购军粮仍达250万石以上。常德地区农田害鼠种类较多，如果鼠族发生鼠疫，势必冲击农业生产。[5]317湖南有14个植棉县，其中常德、华容、澧县是三个主要种植县，占全省植棉面积的57.4%、产量的55.7%。常德地区皮棉年产量约20万石，多被征用为军棉。抗战全面爆发后，湖南成为西南大后方棉花及棉制品的主要供给地之一，滨湖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湖南省的98%以上，常德县居首位。[5]144

2.渔业 常德地处洞庭湖滨，江河湖汊交织，湖港星罗棋布，滨湖区内有不少家庭以打渔为生，故渔业较为发达。常德地区产鱼量占湖南全省三分之一，常德县居首。

3.工商业 抗战全面爆发后，逃至常德的难民陡增，加之洋纱洋布等物品来源受阻，刺激本地所产纺织品价格陡涨，过去弃机停歇的机户纷纷重操旧业，纺织生产出现繁荣局面。常德乡村操手工纺纱副业者接踵而起，几乎家家都有纺纱车。仅常德、桃源两县年产土纱线就达167万斤。常德县年产土布增加至30万匹，常德城内土布的月销量达6000匹。[6]3，17，41因此，国民党军政部被服厂在常德、桃源采购土布，产销量俱增。桃源县商业市场曾一度繁荣，1941年仅绸布、百货、南货、粮油、花纱、医药等几大行业店铺就有119家，从业人员772人。[7]51，117县城以外，交通便利的农村集镇经济也比较活跃。镇德桥是常德城区与石公桥(镇)之间的交通中心，该处有轧棉线铺22家，布匹棉线店20家，全乡人口14000余人，靠棉产品谋生者达10%。[8]

二、鼠疫流行对常德城乡经济的沉重打击

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对常德实施鼠疫细菌战，引发常德城乡有史以来从不曾有过的鼠疫大流行。由于常德城乡居民对日军细菌武器攻击几乎是“毫无防备”，所以造成的经济危害极其严重。

(一)家庭经济受害面广

早在1950年，常德民众就已在报刊上对日军细菌战造成的财产损失提出过控诉：“鼠疫在常德城乡蔓延起来，整个常德笼罩在恐怖之中，政府破例地办理注射、隔离、封锁、消毒等项工作，市区设了火化场。前后经过三个月的时间，人民的生命财产，直接、间接所受的损失，真是无法估计。”[9]根据档案文献及近年来走访调查，常德鼠疫波及周边10个县、56个乡、486个自然村。[10]141常德细菌战受害原告控诉材料证明，凡属感染鼠疫的家庭，都有家庭成员死亡，家庭主要劳动者——父母染疫死亡占有较高比例。尤其是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父亲染疫死亡，对于单个家庭而言，就意味着“经济支柱”坍塌，严重者家庭经济将会解体。

根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卷宗抽样统计分析，受害者中，青壮年(16-50岁)比例达60%左右，且男性明显多于女性。[10]156-159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仍以农耕经济为主，成年男性是主要劳动力，大量成年男性染疫死亡，势必会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形成冲击。常德受害原告代表柯高茂回忆：“养父(柯先福)是我全家上下老人、小孩的支柱，是我们全家人生活的希望。养父(染鼠疫)死了，全家人无依无靠，(只好)各奔东西，真是苦不堪言。”[10]14-15丁德望回忆：“父亲染疫死后，我们孤儿寡母，受尽饥寒，历尽艰辛，母亲含辛茹苦，方得我们兄妹成年。”[10]31

(二)区域经济遭到破坏

历史档案纪录：1941年11月12日至1942年7月9日，常德共计42名鼠疫患者。按职业划分，家庭主妇12人，工匠4人，仆人3人，商贩9人，农民1人，记者2人，学生4人，公职人员2人，护士1人，职业未详4人。42名鼠疫患者分布于城区中心、城东、城北、郊外等25个区域。[11]由此可见，鼠疫患者职业面广、受害区域遍及城区大街小巷，主要社会经济领域如家庭生活、手工业、商业等均受其害。

城区第二次疫情发生后，防疫部门为控制鼠疫蔓延，对全城公共场所实行停业、学校停课措施，从而对整个城区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造成了更广泛的不利影响。1942年4月11日，常德防疫处设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伯力士专员提出的学校停课及旅馆、剧院、浴堂、饮食店、妓院及各公共场所停业一星期的决定，以防传染(先作停业准备，如再发现肺鼠疫时即行命令实施)。4月18日，常德防疫处设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鉴于肺鼠疫复发，决议疫区学校迁移，戏院、电影院、浴堂暂行停业，候命复业。[12]150，156为防止疫情经由水陆两路向外扩散，对出入疫区的旅客、商贩一律进行预防注射，否则禁止通行。疫区粮食、棉织品禁止外运，载运五谷、棉织品的过路船只不准停靠。[8]为防止有人不听不从，防疫部门还调派军警协助，强性阻隔商人自由经商活动及货物自由运输流动。在常德及桃源城郊间的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次要水、陆路设检疫哨，不重要的小路在距城数里地带予以破坏。就当时鼠疫流行严峻形势而言，以上管制措施是必需的，对防治鼠疫向外扩散是有效的，但对城区社会经济尤其是商贸经济造成的危害也显而易见。

常德周边广大乡村遭受的经济危害也很严重。以石公桥镇为例，石公桥本是远近闻名的商贸古镇，有300多家商户，常住居民约1500余人。水路四通八达，可北通武汉，南通三湘；物产丰富，盛产粮棉油及鱼类、禽类；商业发达，市场繁荣，商贾云集，充满生机。但自1942年鼠疫流行后，大量居民染疫死亡。本地商户关门歇业，外地客商闻讯生畏不敢往，昔日繁华商贸集镇，短时间内商贸业衰落，农业生产被迫停顿。据受害原告贺凤鸣回忆：“挨近镇上的田都荒了，农民怕传染鼠疫，不敢下田种植和培管秋冬作物。”[12]101据受害原告丁年清回忆：后来虽然恢复了生意，但进镇的顾客仍然很少，买东西的还没有卖东西的人多。[12]101此次鼠疫导致该镇77个家庭111人死亡，约占家庭总数的20%。[13]37

(三)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著名细菌学专家陈文贵曾称：“鼠疫的蔓延往往是沿粮食运输线的。常德正是产粮区，日寇企图经此使鼠疫在中国广泛蔓延，其残忍毒辣，令人发指，”[14]常德城区第一次爆发鼠疫流行消息传出后，湖南省政府鉴于“此役较任何传染病为迅速猛烈，形势严重”，除派邓一韪率防疫人员前往常德外，还“分电长、沅、邵、益、芷、郴、永各县，立即举办水陆交通检疫，并扩大杀鼠灭菌运动”。[15]数日后，主持湖南军政的薛岳“为弭患无形计，特饬(省)卫生处，制定本省防御鼠疫实施办法10项”。[15]

常德疫情上报重庆，牵动了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紧张神经。鉴于疫情形势异常严峻，又有此前(1940年)浙江鼠疫细菌战之教训，重庆方面就如何应对常德鼠疫流行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11月21日，蒋介石签署手令：“应特别注意研究常德等地鼠疫，从速防治，鼠疫现已在湘省流行，目前川湘交通频繁，陪都方面亟应预为准备，以防万一。”[16]

常德城区第二次爆发鼠疫流行后，“卫生署曾分电第六、第九两战区司令长官及湘、川两省府，并代电川、黔、桂省卫生处、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部，及黔江、安顺、马场坪、桐梓、毕节，各公路卫生站注意检疫”。[17]防疫无小事，尤其是对烈性传染病鼠疫而言。当时，不仅湖南全境受到扰动，就是与湖南毗邻的川、黔、桂等省也受到扰动，制定对策，在通往西南大后方的多处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

常德主要商贸活动因防疫被制约，几乎全都处于停滞状态。最为严重的是，常德鼠疫流行导致常德这一重要的粮棉供应基地的供应机制遭到重大破坏。由于劳动者大量死亡以及比死亡者人数更多的亲属、乡邻远逃他乡，成千上万亩田畴荒芜，无人耕作，疫区粮棉征集数量减少，对战时重庆国民政府的粮棉等军备物资需求直接造成不利影响。

据《桃源县志》记载：1940、1941年植棉面积均为9万多亩，年总产量分别为23283担和27279担。1942年，植棉面积扩至11.46万亩，全县仅产棉14700担，比上年减少46.1%。[18]主要原因是鼠疫传至桃源县境内，直接导致疫区棉花产销量锐减。有研究者认为：重庆国民政府从湖南得到的田赋征实、征购规模在1941年为263万石，1942年增至1067万石，但1943年减至767万石。同一时期，湖南棉花产量在1941年为424000担，但1942年减至312000担。[19]湖南粮、棉产量在1942年均有大幅度下降，与常德这个重要粮棉生产基地鼠疫流行、社会生产力严重下降有着直接关系。

三、防疫工作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巨大

常德防疫工作的巨大投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证。

(一)防疫组织机构 1941年11月4日凌晨，日机在常德上空投下大量“鼠疫跳蚤”。次日，常德地方各部门紧急召开临时防疫会议，组织“常德县防疫委员会”。20日，在常德行署召开会议，成立“常德防疫处”。随着中央及地方各防疫单位的先后到达，为便于分工合作，各方派技术人员共同组织了“联合办事处”。后来，卫生署担心中央、省及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人多事乱”，又建议组织成立“防疫联合办事处”以加强彼此联系。1942年5月，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赶赴常德，获悉鼠疫传至桃源莫林乡李家湾后，提议将常德防疫处改为“湘西防疫处”，并附设8个工作单位。成立防疫组织机构、开展防疫工作以及各路防疫队伍从四面八方奔赴常德，当然需要大量经费。

(二)防疫经费开支 有效防治鼠疫流行，需有充足经费作支撑，但战时中国经济落后，各级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1941年，湖南省核定预算原有防御鼠疫临时费70135元，常德鼠疫发生时，该款业已支付将磬。因事势紧急，经湖南省政府第259次常会决议，饬令湖南省库先行拨款2万元应急，杯水车薪。卫生署又给湖南省拨发1万元以资补助。常德地方政府经费预算中本无这笔开支，常德防疫处成立后也无固定预算，所需经费只能通过捐募、征收捕鼠捐筹集，故鼠疫防治业务推进“殊多窒碍”。[11]1943年，常德卫生事业费猛增到75.5万元，1944年更增至134.8万元。[20]123湖南省政府“努力”增加常德防疫经费，从1941年11月2万元，增至1942年度70万元，再到1943年春季预拨30万元。[8]湖南省政府需要陆续支出这几笔防疫经费，必会加重民众税收负担。

(三)防疫宣传培训 常德疫情发生后，卫生署、红十字会总会、省卫生处先后派出20余支防疫队共计200多名医务人员，赶至常德。防治鼠疫，宣传报道不可缺少。当时地方各报纸随时发表当地疫情，刊登如何防疫文章；各防治单位均制作标语及举行集会演讲。省卫生处印发防鼠疫小册子1万份、标语1万份，常德防疫处在沅江码头竖立木板、绘制疫区图，书写预防标语。1942年春，征集各种卫生标本及有关防治材料，举行春季防疫展览。同年秋，举行扩大防疫宣传周，厉行清洁大扫除。由于鼠疫是中国“向非常见”之传染病，不少医务卫生人员对鼠疫多不认识，具有鼠疫防治经验的技术人员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有必要对医务卫生人员进行培训。这方面既耗费人力，也耗费物力。历史档案纪录，外籍鼠疫专家伯力士在常德防疫工作期间，开办了两期“防治鼠疫人员学习班”。[8]

(四)防疫器材药品 防疫器材可分为预防、治疗、消毒、灭鼠、灭蚤器材等项。鼠疫发生后，经防疫各部门倾力采购，疫苗供给“尚称充裕”。1942年，卫生署核准鼠疫疫苗费达150万元，由中央防疫处和西北防疫处各制造5万瓶，共200万人用量，分发各疫区应用。另由军医署及红十字会准备大量疫苗备用。省卫生处也购买疫苗，分发各县做防疫用。同年6月，常德、桃源尚存足供17万人用量的疫苗。至于新特效药“磺苯胺噻唑”(又名“雪芳色麝”)，因国内存量不多，遂由卫生署商请美国红十字会捐赠。鼠疫血清，国内尚能制造供应。至于消毒、灭鼠、灭蚤的化学药品，国内存量不足。如最有效的“氰酸气”，需从美国运来。另外，煤油、酒精等灭蚤制剂必用购备亦不容易。[11]购置防疫器材及药品，无疑也是一笔巨额费用。

(五)防疫工程建设 防疫工程包括加强既有医院设施，设立隔离医院、留验所、隔离带、检疫站，建造火葬场、公墓等。例如，在徐家大屋设隔离医院，就要迁走10余户居民，周围还须挖壕沟灌水。[21]为防止石公桥镇鼠疫扩散，开挖三条大隔离沟，均有一丈多宽、一丈多深，后又填上，这些都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12]1011942年4月11日，常德防疫处设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在东门外隔离医院附近，备价征用民地，设立鼠疫公墓。[12]151这些防疫工程建设也需要数额巨大的经费投入。

(六)灭鼠灭蚤行动 防治鼠疫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开展捉鼠灭鼠行动。1941年12月，鼠疫专家伯力士到常德后，开始对老鼠进行检验。为多检验一些老鼠，他还雇佣一些人，每周必须捕捉3只，1美元1只。从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6月30日，伯力士一共检查了1879只老鼠。[22]卫生署防疫处长容启荣亲临常德督查防疫工作期间，强调杀鼠灭蚤工作，所用材料、药物包括：捕鼠笼、杀鼠器、碳酸钡(制成毒饵)、氰酸气(熏蒸)，[11]这些杀鼠灭蚤器材和药物采购以及雇佣劳动力同样需要大量经费。

(七)交通检疫管制 战时常德是湖南通往川、黔、鄂等省份的“战略大通道”，[22]鼠疫一旦扩大流行，势必危及西南大后方。因此，防疫部门十分重视交通检疫。历史档案纪录: “常德毂绾湘西，物产丰富，桃源距常德陆路四十五里、水路九十里，交通均极便利，今既成为鼠疫疫区，染疫鼠族及其蚤类易随商旅而传播，疫区鼠疫病人如任其潜离，尤有引起鼠疫流行之可能，故严切实施交通检疫，以免蔓延。”[8]当时还专门制定了《湖南省鼠疫检疫暂行办法》：凡出入疫区的旅客商贩，一律接受预防注射，无注射证，禁止通行；凡经过疫区上、下行船只，日落以后、日出以前一律禁止通行；载运五谷、棉花、被服经过疫区开往他地的船只，禁止停靠江岸，向检疫站领取通行证后方可放行；疫区的五谷、棉花、被服禁止外运，但原系堆集禁止停船地段以外而其仓库先有防疫设备、并得检疫站之证明书者可以向外埠起运及卸货；经过疫区的船只，除装载五谷、棉花、被服外的其他各种货物者，白天可在江岸停靠，晚间九时起至翌晨天明止，须移向江心；凡由疫区出境的病人，应向防疫机关请领出境许可证始可放行，但发现鼠疫症状者应速送隔离病院隔离或留验所留验，其行李应予消毒灭蚤之处置；凡由疫区运出的尸体，须领有防疫机关发给的安葬证，始可放行；凡发现疫鼠及鼠疫病症的船只，强制施行杀鼠灭蚤的消毒处置，其无预防注射证之水手旅客应留验七日始可放行。[8]很显然，这八条暂行办法有利于防疫工作，不利于经济正常运行。

当时，鼠疫检疫站遍及常德行署下属各县及临近各县市交通要道。常德在南门、河洑、皇木关、大西门、北门、东江、落路口、小西门等处设鼠疫检疫站；桃源在城区、陬溪、漆家河、麦家河等处设鼠疫检疫站；沅江、安乡、津市、汉寿在轮船码头设鼠疫检疫站；沅陵在汽车站、水码头设鼠疫检疫站；临澧、慈利、石门在通桃源大道路口设鼠疫检疫站；长沙在轮船码头设鼠疫检疫站。[8]

四、结语

历史上，重大瘟疫流行对经济的破坏是人类不可抗拒之因素使然，而常德鼠疫流行则是731部队通过细菌武器实验、实战，人为造成的巨大灾难。常德鼠疫流行不仅造成常德城乡居民大量死亡，区域经济蒙受重大损失，还迫使当时各级政府及卫生防疫机构、防疫组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对战时经济本就落后、卫生防疫能力低下、缺乏鼠疫防治经验的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也从事实上印证了曾担任侵华日军“荣”1644部队第二任部队长的细菌武器专家增田知贞的细菌武器“效果”理论：“在不同的地方突然发生流行性传染病时，将会需要国家加大在人力和资源方面的支出以控制疫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会妨碍国家战争的进行。”[23]日本另一细菌武器专家榊亮平认为，研制细菌武器所需成本低廉而杀伤力巨大，“若有方丈的研究室和一些试验管，能容易制出杀伤数万人马的武器。”[24]223但对受害方而言，尤其是对缺乏防疫经验、防疫器材的中国而言，想要取得反细菌战胜利，殊为不易。

1942年12月15日，增田知贞在东京对一群特殊的“科学家”做了一次题为《细菌战》的演讲。在讲到细菌武器可使用对象时，他很露骨地说：“细菌战不仅可使用于敌方的军人，而且可使用于敌方领土内的一切生命体(即所有生物)，包括居民、牲畜、家禽、谷物、蔬菜。”细菌战“不仅可以影响敌方的士气，还具有潜在的经济效果”。“如果(被攻击方)对细菌武器的攻击毫无防备，那么事后的灾难将是极其惨重的。”[25]173-175增田所言“潜在的经济效果”即指“事后的灾难”，也就是被攻击方遭受的巨大经济危害。增田的细菌战 “经济效果”论，主要是以731部队在中国南方实施三次较大规模细菌战(1940年浙江细菌战、1941年常德细菌战、1942年浙赣细菌战)之“效果”和“经验”的总结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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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吉见义明，伊香俊哉.731部队与天皇·陆军中央[M].东京:岩波书店，1995.

责任编辑：立 早

“Economic Effect”: the Important Goal of the Japanese Germ Warfare——Taking Changde Germ Warfare as An Example

ZHU Qing-ru

(Hun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Changde,Hunan415000,China)

The harms of Japanese germ warfare are manifold.The economic damage is a major attempt to Japanese germ warfare.Unit 731 Changde germ warfare was a very typical plague germ warfare in southern China.Plague epidemic not only caused a large number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died in Changde, the family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ic suffered heavy losses,but also forced th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anti-epidemic organizations put into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For China,because of the wartime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ferior sanitation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bility, lacking of experience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it was indeed a heavy economic burden.

Japanese germ warfare；economic harm；Changde germ warfare

2016-06-27

朱清如(1963-)，男，湖南慈利人，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侵华日军细菌战史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中国南方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编号:14@ZH025)；湖南省社科基金基地项目“常德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编号:13JD41)阶段性成果。

K265.3

A

1001-5981(2016)05-01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