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春，张新洲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毛泽东论长征和长征精神*

李永春，张新洲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作为红军长征的参与者和长征中的灵魂人物，对长征和长征精神有过多次论述，并重点分析了长征的原因和意义，揭示了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重温毛泽东关于长征和长征精神的论述，既可以缅怀长征壮举，又可以弘扬长征精神。

毛泽东；长征；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惊天壮举，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长征精神。毛泽东是长征的参与者和长征中的灵魂人物，多次总结分析红军长征的原因和意义，揭示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重温毛泽东关于长征和长征精神的论述，既可以缅怀红军长征的艰辛奋斗历程，又可以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毛泽东论红军长征的原因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长征岁月是毛泽东始终难以抹去的记忆，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论述了红军长征的原因。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长征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1]357从军事的角度来说，红军“大搬家”就是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主席艾地时也说：“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是因为犯了错误，不得不跑，跑的结果是，三十万人只剩二万五千人。”[2]3221965年3月24日，毛泽东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说到：“我们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打了一些没有胜利把握的仗。犯了错误的结果是，蒋介石把南方的根据地都占去了，三十万军队只剩下了二万五千人。”[2]301可见，毛泽东认定当时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导致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一些论著或中共中央会议上也具体分析了当时“左”倾错误与红军长征的关系。

一是临时中央在思想路线上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3]989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本质上讲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一致的，但相比之下，前者的许多看法比后者更“左”。“整体来说，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左’倾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3]963在毛泽东看来，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红军之所以长征，就是因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所致。

二是临时中央在政治路线上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时，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组建福建人民政府，举起“抗日反蒋”大旗。毛泽东认为这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他及时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临时中央负责人害怕红军丢失根据地，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良机。毛泽东后来遗憾地说：“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4]236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及时与福建人民政府结成统一战线，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重要原因。

三是临时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受“左”倾教条主义支配的临时中央，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说：“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党在名义上是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而实际上是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这次会议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1933年党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5]548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军事路线上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第三阶段最后变成了逃跑主义。[4]205其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如下：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临时中央否定了毛泽东等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军事原则，并斥之为“游击主义”。临时中央还成立了一整套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诸如在战争中红军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这种战略方针占据了统治地位。毛泽东认为，在“正规原则”或“正规战争”的指导思想下，“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长征。”[4]229因此，这种军事冒险主义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临时中央还犯了军事保守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不仅是丧失了整个根据地，还使红军被迫进行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4]198可见，军事保守主义错误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临时中央在红军突围转移时又仓卒行事，犯了逃跑主义错误。毛泽东认为，“红军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4]235-236

总而言之，毛泽东认为，长征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而‘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3]968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红军被迫突围，离开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二、毛泽东论长征的意义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转战十余省，行程二万五千余里，最后胜利会师陕北，并在陕北站稳了脚跟。长征纠正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新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长征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毛泽东所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4]150

1.长征保存了革命力量，扩大了革命影响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妄图全歼红军。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欲“御敌于国门之外”，指挥红军全线出击，与国民党军队展开血战。结果，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近90%，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来保存剩余的革命力量。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于1935年10月胜利达到陕北。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红军数量锐减，在毛泽东看来，“长征走了一年，剩下的人不多了，但这些人是很宝贵的。”[2]322长征保留存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毛泽东要求“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6]484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工作报告，再次论述了长征对于保存革命力量的意义，他说：“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长征胜利了，它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7]139总之，通过艰苦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反“围剿”失败的阴影，保存和锻炼了革命骨干力量。

不仅如此，长征广泛播撒了革命火种，扩大了革命影响。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全面回顾了红军长征历程及其历史意义。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总结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首先，长征是宣言书。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其次，长征是宣传队。长征向中国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再次，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散布了许多种子在这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4]150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进行革命宣传，播撒下了无数革命的种子，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

2.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着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转危为安。由于临时中央在军事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受重创，而且在长征初期实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红军在撤离过程中继续遭受损失。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向运动战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这就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毛泽东总结说：“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4]205正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7]424

遵义会议也确立了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和组织原则。长征是“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路线上犯错误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5]611-612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确立，也为随后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总结说：“土地革命战争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5]531党的组织工作是党的军事建设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保证，遵义会议也纠正了此前过“左”的组织工作路线。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逐句逐段对决议内容进行修改。《决议》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3]969-970所以毛泽东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8]373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确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长征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首先，长征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经指出：“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8]256他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进一步指出：“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8]251，253

其次，长征胜利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红军长征是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带来的恶果，在长征途中批判并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指出，过去“左”倾路线统治时间长久，主观主义盛行，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9]327，351-352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个人野心极度膨胀，反党分裂活动逐渐产生，并公开走上了成立伪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破坏革命的道路。中央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5]530毛泽东指出，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根据地削弱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在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1935年至1936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4]185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纠正了“左”倾错误，又战胜了右倾分裂主义，树立了反“左”反右的典范，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再次，长征胜利促成了红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长征以前的红色根据地大都位于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蒋介石视之为心腹之患，所以接连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军事“围剿”，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受到极大的削弱，南方根据地也全部丧失。红军移师西北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放松了对红军的“围剿”。正如毛泽东所言：“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4]193在这一有利形势下，红军实现了飞速发展。毛泽东总结说：“‘左’倾错误，使我们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党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后来我们的军队得到机会，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已发展到一百万人。”[10]174可以说，长征改变了红军发展的局面。

最后，长征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遵义会议后，红军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阴谋，最后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只有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4]149可以说，红军长征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军事斗争局面。而且，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相继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等一系列重大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如毛泽东所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4]150此外，为扩大红军和巩固陕甘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通过东征和西征开辟了大片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后来在谈到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11]243-244长征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的北移，所以毛泽东说：“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7]265中国革命重心的北移，同时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4.长征胜利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

毛泽东说“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10]275，指的是长征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他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10]263长征中的经验既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军事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言，毛泽东在回顾红军政治工作时指出，“长征中红军的政治工作有疲劳现象”，他认为长征中的政治工作既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6]595军事方面，毛泽东认为长征中的行军经验也是宝贵的。1947年8月，毛泽东就解放军南进给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电报中提出：“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12]297总之，在毛泽东看来，红军长征付去的代价是巨大的，但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总之，长征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锻炼了革命意志，成功地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更为重要的是，长征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三、毛泽东论长征精神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红军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4]150面对如此壮举，毛泽东感慨万千，作《七律·长征》，诗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又作《念奴娇·昆仑》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清平乐·六盘山》说：“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13]55，60，65这些诗词像一部长征史诗呈现在世人面前，讴歌了长征精神。伟大的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综观毛泽东关于长征精神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是红军将士艰苦奋斗精神的胜利，艰苦奋斗是长征精神的核心。毛泽东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起长征历程，他深有感触地说：“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队的堵截，终于胜利到达了陕北。”[14]73这是长征中艰苦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如果没有红军将士的艰苦奋斗，要完成长征如此艰巨的任务是不可想象的。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再次谈到长征艰苦奋斗的历程，他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15]187红军长征途中，经历的困难险阻超乎想象，“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15]460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国民党围追堵截，物质极度匮乏，还有来自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和分裂主义的危害，但广大红军将士不畏艰险、顽强拼搏，最终胜利完成了长征。

因此，毛泽东强调必须继承和弘扬长征中的艰苦奋斗精神。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告诫人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16]1438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要以长征为榜样，不懈怠，保持并发扬长征中的艰苦奋斗精神，夺取更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党内同志革命意志消退、艰苦奋斗作风不够的现象，毛泽东号召大家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5]285毛泽东强调长征的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貌的真正体现。

2.实事求是的精神

长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胜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长征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神，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痛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指出：“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照搬马列“本本”、苏联经验，当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情况的时候，红军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上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共产党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但党内教条主义者恰是忘记了这一点。[4]187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红军很快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颓废局势。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毛泽东指出：“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红军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他要求“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6]477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最后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的历史表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1958年7月，毛泽东接见黑非洲青年代表团时说：“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15]383长征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精神，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正确运用，不仅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思想保证，而且也为之后的中国革命更加坚定地坚持这一思想路线提供了宝贵经验。

3.独立自主的精神

长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遥控指挥、独立自主取得的胜利，坚持独立自主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言听计从，缺少独立自主，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也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危害。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自党成立以来，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召开并且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会议。毛泽东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0]339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所犯的“左”倾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正是因为执行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长征胜利后，“党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5]530总之，长征胜利是独立自主的胜利，长征精神就是独立自主精神。

总之，毛泽东对长征和长征精神的论说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这些论说再现了长征壮举和伟大的长征精神，重温毛泽东关于长征和长征精神的论述，也是对长征的最好纪念和长征精神的弘扬。当前，全面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新长征。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4]150因此，在新的征途中，我们要紧跟党的步伐，吸取长征教训，弘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脚踏实地，发扬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精神，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懈奋斗。

[1]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0]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3]毛泽东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4]吴黎平.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 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熊先兰

On Mao Zedong’s Exposition about Long March and Long March Spirit

LI Yong-chun，ZHANG Xin-zhou

(CenterforStudiesofMaoZedongThought，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Hunan411105)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in the cour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which has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As the participant and the soul of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Mao Zedong has discussed for many times on Long March and the spirit of Long March.In addition,he deeply analyzed the reasons and significances of the Long March and revealed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Long March spirit.Reviewing Mao Zedong’s discourse on the Long March and the Long March spirit,we can not only recall the feat of the Long March,but also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Mao Zedong;Long March;Long March spirit

2016-06-10

李永春(1968-)，男，湖南益阳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湖南地方史研究；

张新洲(1985-)，男，湖南岳阳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编号：13JJD7100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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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981(2016)05-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