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平，张晶宇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论1895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王继平，张晶宇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唤醒了中国人的“千年大梦”，开启了中华民族民族觉醒的历程。长期沉溺于湘军收拾东南半壁河山事功的骄虚的湘人“转侧豁悟”；醉心于八股辞章的举子们幡然醒悟，发起公车上书；孙中山揭起了“恢复中华”的民族大义，开启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历程。自周秦以来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并由此而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意识。

1895年；转折；民族觉醒

在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上，关于1895年的年代意义，表达的乃是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之年，是“蕞尔小国”日本打败“泱泱大国”中华的一年，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步形成的标志之年。然而，1895年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更为深刻。其实，当甲午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维新志士谭嗣同和梁启超就指出了这一年代的深刻意义。*近人最早注意到1895年的近代思想文化意义的是龚书铎先生。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即认识到1895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关键年份。因此，他以1895年为界，将近代中国文化史区分为两个时期，此前是传统文化转换及资产阶级新文化萌生的时期，此后是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时期。此外，葛兆光先生和张灏先生也注意到了1895年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葛先生认为，1895年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无论是激进者还是保守者，“自强”成为了朝野普遍的观念，“彻底改革”也突然变成了上下共识，同时，在追随世界主义大势背后还隐藏着民族主义取向与反应。张灏先生认为，1895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与里程碑。宽松地来说，大约1895年以后这三十年可以说是中国由传统过渡到现代一个关键性的时代。换个角度严格地来说，它是近现代史上文明转型真正展开的时代，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一是思想内容的变化，出现了对传统核心价值的全面批判，二是文化传播的媒体制度的出现，把思想的发展大规模地散布出去，从而形成一个空前突破。参见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张灏《1895：近代思想文化的转折点》(《文汇报·学林》，2002年6月1日，第12版)。谭嗣同说：“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1]174梁启超更直接表述为：“唤醒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2]38从湖南人的“骄虚不可向弥之气”的“豁悟”，到中华帝国“千年之大梦”的“唤醒”，实际上表达的就是：中华民族之觉醒。因此，说1895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觉醒之年，是毫不夸张的。本文试图从民族觉醒的视野，探究1895年的年代意义。

一

对于湖南人来说，1895年是一个充满迷惘、痛苦的年份。就在前一年，淮军在海战与陆战中大败于日军，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巡抚吴大徵乃忽发奇想，向清廷请缨，想借湘军素望，以湘军余威，挫败“倭寇”。他在长沙设“求贤馆”，招募湘勇。一时间，湖南士人也慷慨激昂，以为打败“倭寇”非“湘军”莫属，于是湘军宿将后裔子弟莫不跃跃欲试，或投笔从戎，或复出山野，投身于吴大帅麾下，开赴辽东作战。然而，时过境迁，“湘军”已不再是咸同年间的劲师悍旅了，敌人也不再是大刀长矛的农民。于是一战牛庄，二战营口，三战田台庄，均以败绩告终。吴大徵的辽东之败，彻底打破了湘军的神话，也打碎了湖南士人近半个世纪的“虚骄不可向弥之气”，盲目自大心理“亦顿馁矣。”

甲午战前的湖南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缩影，也是最具典型的缩影。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把清政府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八旗绿营望风溃退，太平军势如破竹，横扫东南，一度打到北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湘军崛起，最终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立下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事功。不仅如此，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还通过兴办实业、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在政治上，湘军出身的封疆大吏几乎遍及各行省：

“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军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3]377

据林增平先生统计，以《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的鸦片战争以前的全国历代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人仅占23人，为0.77%；而到了近代，在750位名人之中，湘籍有85人，占到了11.3%。[4]正如谭其骧先生所云：“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5]可见，湘军确实成为了近代湖南人文荟萃的转折点。就如清末湘籍志士杨笃生所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知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6]618与此同时，湘军势力则达到全盛，遍及天下：

“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渡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7]1

正是湘军的辉煌，造就了湖南人特别是湖南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的自豪感，在同治、光绪年间，湖南人的慷慨之气达到极点：

“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8]178

“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1]490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9]95

“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10]66

湖南人的这种豪迈之气是建立在湘军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事功的基础上的，然而，这种自豪感也演变成了“骄虚不可向弥之气”：保守闭拒、不思进取。时人的评价与近人之描述：

“自咸丰以来，削平冠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11]249

“湘人尚气，勇于有为，而气太盛，则不能虚衷受益。”[12]

“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13]131

历史事实也是如此。例如，在对待基督教入湘的问题上，湖南人的排斥是十分顽强的。1887年，一位名叫马歇尔·布朗荷的英国传教士说：“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之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容情”。[14]39“就人的力量来说，至少就取得一个居留地而言，湖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保守固拒了。”[14]40截至80年代末，还没有任何一个传教士进入过长沙。在基督教进入的湖南边缘地区，教案和反洋教事件层出不尽，著名的周汉反洋教事件，长达20年，其传单、揭帖遍及南方地区。甚至到了20世纪初年，还有“不打洋伞、不用洋火、不穿洋布”的贺金声。洋务运动实乃曾国藩、左宗棠等湘人倡导，但在19世纪湖南没有一家近代企业，即使安装电线，也遭到抵御：“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之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15]至于开放通商口岸，也遭到湖南士绅们的反对，经过反复的争论，最后以岳阳代替长沙告终。

湖南士绅的这种盲目虚骄的心理，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缩影。鸦片战争后，面对古今之大变局，先进的人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人士也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实际运动。然而，这只是少数有识之士的行为，主流士大夫群体仍然处于“端风俗、正人心”老套，顽强地固守封建的纲常伦理，拒绝外来的新生事物，对洋务情事多所掣肘，继续沉溺于天朝大国的梦幻之中。一般官场也是文恬武嬉，不思变革。因此，当甲午战争爆发时，朝廷上下，举止失措，主战主和，举棋不定。先希冀一战而胜，荡涤夷氛，一败则惊慌失措，丧失信心。诚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竭力地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6]719因此，甲午战争打碎了中国人的千年大梦，使中国人再次醒来。

首先觉醒的是在19世纪下半叶“甲于天下”的湖南士大夫。《湘学报》撰文指出：“自甲午一役，城下行成，割地偿金，数万万人已如酣睡至四鼓以后，蜀鸡一鸣，沉睡方觉。”[17]甲午战争战败、割让台湾、辽东半岛、赔款等消息传来，正在其父任所汉口的谭嗣同，极为悲痛，“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室彷徨，未知所出”，他与正在两湖学堂读书的好友唐才常“两人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籍手，泣泪数行”，并写下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表达了强烈的忧国之情。从此，谭嗣同开始了他的觉醒之旅。他自己曾经总结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1]259“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1]168“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1]168由此形成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变法维新思想和激进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初步的民主思想，并为变法献出了生命。

与谭嗣同为莫逆之交的唐才常，甲午战前也是“低首垂眉、钻研故纸、冥思苦索、自矜为孤诣秘理，粘粘自足，绝不知人间复有天雨，复有诟耻之事”。[8]160-161《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他与好友谭嗣同“两人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籍手，泣泪数行”，从此开始了拯救民族危机的艰难探索。他与谭嗣同一起，在浏阳兴算学、办企业、开民智，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双杰”，最终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发动自立军起义，最后洒血紫阳湖畔。

邵阳人樊锥，亦是在甲午战后觉醒的封建士人。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受业于王先谦。 他立志“烂经煮史，抑尝为之，秦、汉众子，唐、宋盛集，七代鬼艳，灭不旅宜，考同异，闯条之，通巨谊，透微窥，耻研一字，恒发圣私。目穷黄河，弹指泰山，下及沟渎，旁收嵚山献，窅窅恍恍，漫漫沵沵，行如梗，坐如尸，生死不能夺其志，贵贱不足换其帜”。[18]58颇有穷究学问的宏愿。但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学问为之一变，并实际参加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报》的工作，在实践中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他在《湘报》发表文章，倡导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提倡资产阶级民权立宪思想。他指出，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环伺，瓜分之说甚嚣尘上，千年古国面临“殄灭澌尽”、“蹈波兰、印度、阿非之覆辙”的危险，[18]1保种、保教、保国的任务已迫在眉睫：“中国一日存，吾一日必图以济之；黄种一日存，吾一日必图以济之；孔教一日存，吾一日必图以济之。”[18]2欲图保种保教保国，舍变法维新无他途。必须应时势，“不穷则不变，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久，不久则中国几乎绝矣，则黄种几乎斩也，而孔教几乎灭也”，只有“新其所新”、“学其所学”、“政其所政”，“蹙然以振，翻然而悔，皇然以惧，奋然而起”，坚决地实行变法，则可以保国保种保教。[18]2显然樊锥的思想，已然接近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了。正因为樊锥激进的思想，他受到当地保守势力的迫害，他们纠集起来，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的罪名，宣布将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18]70-71他们还刊刻《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对樊锥制定的“章程”和论著进行攻击，指责其“背叛圣教，败灭伦常”。[18]70

在甲午战后湖南出现的“觉醒潮”中，与谭嗣同、唐才常均有交集的毕永年，可以说是具有过渡时期的特征并完成了转变的士人。谭嗣同虽然具有激进的反清思想，但其思想主流仍然是变法维新，属于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传统士大夫；唐才常游离在两者之间，他从变法的流血结局中有所感悟，因而发动自立军起义，但始终不能摆脱与康有为改良人士的深层联系，而毕永年则始则投身湖南维新运动，倡言“保国、保种、保教”；维新运动失败后则毅然参加兴中会，投入革命阵营，并参加了惠州起义。此后，诸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湘籍革命志士，则基本上是以接受新学教育并出国留学形成民族意识并进而希望以革命的方式获取民族独立的，他们已经属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了。

谭嗣同、唐才常、樊锥乃至毕永年这一批过渡时期的湘籍士大夫，首先是通过对传统典籍的学习特别是对船山学说的学习而获得所谓民族大义进而形成其民族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狭隘的“夷夏之辩”的汉民族主义者。列强的侵略造成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使得他们能够捐弃满汉的歧见，在“保国、保种、保教”的旗帜下，承担起救亡的责任，而这正是现代民族觉醒的表现之一。

二

1895年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传来，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十八行省一千二百多举人上书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标志着正在转型的晚清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地处内地的谭嗣同、唐才常等湘籍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是从王船山的民族思想中得到启发，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从湘军的迷梦中惊醒，开始了探索拯救民族危亡的觉醒之路。发起公车上书的康有为、梁启超则是正在转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具旧学基础，又因出生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很早就接触了西方的学术，也看到了西方治理香港的实例，基本上构建了西学的知识系统和价值观念。因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维新变法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直接诉诸于“保国、保种、保教”，以及建构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因此，维新派民族意识觉醒的最大贡献在于论证了“中华民族”的这一概念及其内涵。

在胶州湾事件之后，瓜分狂潮起，康有为发起保国会，揭橥“保国、保种、保教”的旗帜。《保国会章程》30条，开宗明义地阐明其宗旨：

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 会。

二、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895年 6月 18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

三、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

四、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

五、为保圣教之不失。

六、为讲内治变法之宜。

保国会的建立首先是对胶州湾事件开始的西方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所引发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反应，其深层是以“保国、保种、保教”为符号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并且这种认同和意识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夷夏之辩”。在晚清，国家和民族认同，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国内民族的认同，即是坚持传统的“夷夏之辩”，排斥汉族以外特别是满族的民族认同，还是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二是对外来民族主要是欧美民族文化的看法，也可以称之为新“夷夏之辩”，对于传统士大夫来说，第一个问题更为重要。

千百年来，中国是一个以汉族和众多周边部族或民族逐步融合而成的国家，又因为从文化上来看中国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构成的文化共同体。因此，夷夏之辩一直是士大夫国家认同的关键。清朝以满族入主中原而建立，加之明清鼎革之际满人的残酷屠杀，满汉矛盾尖锐。然而，清朝经过二百余年的统治，通过高压与怀柔政策，确立了它的合法性。汉族士大夫也已经不将满族视为“夷狄”了，“夷”更多地被指中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薛福成关于“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的“古今大变局”的表述，都是这个意义。[19]371就清朝满族而言，也早已接受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事实上已与汉族一样，融入了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在康有为看来，夷夏之辩，并非是否中原族群，而在于是否遵守“礼”、“信”、“德”等儒家之道，他在《春秋董氏学》中指出：

《春秋》无通辞之义，《公》《穀》二传未有明文，惟董子发明之。后儒孙明复、胡安国之流不知此义，以为《春秋》之旨最严华夷之限，于是尊己则曰“神明之俗”，薄人则曰“禽兽之类”。苗、瑶、侗、僮之民，则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弃之。呜呼！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生民之涂炭，岂非诸儒之罪耶！若无董子，则华夏之限终莫能破，大同之治终末由至也。[20]414

泥后儒尊攘之说，则当亲者晋，不当亲者楚也，何德之足云？不知《春秋》之义，唯德是亲。中国而不德也，则夷狄之。夷狄而有德也，则中国之。无疆界之分、人我之相。[20]415-416

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故晋伐鲜虞，恶其伐同姓则夷晋矣，国朝入关二百余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其教化文义，皆从周公、孔子；其礼乐典章，皆用汉、唐、宋、明，与元时不用中国之教化文字迥异。盖化为一国，无复有几微之别久矣。[21]327

所谓“德”、“礼”等“教化文义”，即所谓文化。在明清鼎革之际，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就从亡国与亡天下的角度予以阐明：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其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22]471

在这里，顾炎武是借史迹表达自己对满族入主中原而忧中华文化的灾难，然而他指出的国与天下的区别，是朝代更替与文化传承的根本区别：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康有为的观点可以说是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的共识，谭嗣同也认为：

《春秋》之所谓夷狄中国，实非以地言，故进中国则中国之，流于夷狄则夷狄之。惟视教化文明之进退如何耳。若以地言，则我湘、楚固春秋之夷狄，而今何如也？[1]401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游历海外，以文化来识别民族的观点更进一步了：孔子之所谓中国、夷狄之别，犹今所谓文明、野蛮耳。故中国、夷狄无常辞，从变而移。当其有德，则夷狄谓之中国；当其无道，则中国亦谓之夷狄。将为进化计，非为人种计也。[21]327

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满之与汉，虽非谓同母之兄弟，当亦比于同父异母之兄弟，犹为一家也，夫今日中国积弱，众强环视，苟汉之于满，割而为台湾，亡而为印度、波兰，则必不得政权平等自由之利，是则可忧也。[21]329

如果说康有为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来论证包括满族在内的同为一民族以表达民族意识的话，那么梁启超则直接接受了西方学者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的国家学说 ，提出了他的民族主义的概念：“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类、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0]19他还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10]75-76在这里，梁启超实际上表达了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两种主要理论的意见，即单一民族国家论还多民族国家论？显然，梁启超是赞同多民族国家论的，也就是他所说的“大民族主义者”。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改良派论证满汉同为一统一民族的出发点有保皇的一面，但它确实是符合中华民族自周秦以来逐步融合为统一民族的历史事实的。尤其是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以描述在中国土地上居住、生活的四万万人民。他认为，就人种而言，包含苗、汉、图伯特、蒙古、通古斯(“自朝鲜之北部,经满洲而蔓延于黑龙江附近之地者,此种族也。秦汉时代之东胡、汉以后之鲜卑、隋及初唐之靺鞨、晚唐五代之契丹、宋之女真、皆属此族。今清朝亦自此兴者也。”[23]梁启超关于人种的划分或者并不正确，但他将生活在中国版图内的各民族统一称为“中国民族”，是非常正确的。他认为，“中国自古称诸夏，称华夏，夏者以夏禹之朝代而得名者也。中国民族之整然成一社会、成一国家，实自大禹以后。”[23]他把中国民族发展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复次第兼并。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23]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他首先对“中华”进行了界说：

立于五洲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纪前传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于戏！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24]1-2

在叙述“全盛时代”学术时，梁启超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表述：齐，海国也。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24]23

这就是最早对于居住于中国土地上由众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人民的称谓：中华民族。

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使用中华民族，且明确说明，“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并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10]

从此以后，“中华民族”一词作为表述中国民族的专门名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使用，并逐步成为社会的共识。可以说，甲午战争开启的民族觉醒的进程，是以资产阶级维新派唤醒千年大梦，并凝练出“中华民族”这一表达中国民族意识的词汇开始的。虽然自周秦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夷夏之辩”话语体系表达的汉族正统的民族思想始终是汉族士大夫一以贯之的民族意识。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统一民族市场、统一民族经济联系，使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强化，“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观念逐步被取代，作为具有现代民族主义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获得认同，的确是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觉醒的必然结果。

二

在甲午战争爆发三个月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六个月以前，即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北美檀香山宣布兴中会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阶层——资产阶级革命派民族意识的觉醒。

孙中山是受系统西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对于封建王朝治下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美国以及殖民地香港、澳门都有切身的体验，正是在这种体验中，他萌生了改良中国的思想，“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25]216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曾多次上书，建议改良。甲午战争使孙中山更加急切地希望改变中国政治，他直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然而，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改良主张的压制，使孙中山“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25]218从此，孙中山由改良转向革命。此后，随着清政府对维新运动的镇压使人们对维新日渐失望，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而导致的民族危机的日深，接受革命思想的日多，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了同盟会，并最终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纲领。

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以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与出身于传统科举教育的旧式士大夫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大多是接受新式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亦即近代型知识分子。近代型知识分子主要不是从旧式的土大夫中转化而来，他们更多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的产物，直接地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相联系。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个来源是国内的新式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知识分子数量日益增加，群体不断扩大。据资料统计，在1910年，全国兴办的各级各类学校数目已至42444所，1911年更增至52500所。[26]8634学校的大规模增加，使学生人数也大量地增加。据记载，1903年“全国水陆军、师范、工业、大学、中学、蒙学、女学、公学、私学等，统计之，殆数万人”。[27]到1911年，全国学生总数已达l56万之多。[28]620当然，在这众多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小学生和蒙学生。这些人还不是现实的、对社会构成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根据资料分析，在为数众多的学校中，高等学堂、中学堂以及各种专门学堂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以湖北省1 298所各类学校而言，其中专门学堂、师范学堂、普通中学和实业学堂数目仅占6%，河南占1.2%。以全国而言，总数不会超过10%。[29]374以此而言，在20世纪初受到新式教育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作用的、可以划入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内学生人数大约在15万左右。[30]

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另一来源是国外留学生。中国官派留学始于洋务运动时期，但为数不多。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许多维新士人以留学为逃避国内政治迫害之方式，留学之风渐起。 1901年，作为新政的一部分，清政府谕令各省派学生留洋，于是留学之风大盛。据统计，在1906年，仅留日学生就有8 000余人。[31]到辛亥革命前夕，包括留学欧美的学生在内，中国留学生已达一万余名。*其中留日学生最多时有1万人左右，留学欧美的不到1千人。

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群体不同，这些近代型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接受新式教育，其民族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在清末民族主义张扬的情势下，其民族主义情绪激昂。他们不仅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而且把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概念引入爱国主义，并且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建国的历史找到了民族主义的武器，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理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最宜于吾国人性质之主义”，[32]是“欧洲列强立国之本”，[33]“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之义”。[33]因此，他们认为，要救今日之中国，“民族主义是最紧要的”，若“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33]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所要求的民族国家，一是独立于帝国主义列强奴役之外的，一是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即所谓“以中国人治中国”的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以贯之的国家”。[34]304这一民族国家的内容，既摒弃了以一姓一族之兴亡的封建主义的“忠君爱国”的专制国家的内涵，又区别于历史上汉族士大夫“夷夏之辩”的狭隘的汉族主体的国家观念。

当然，新式知识分子接受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纲领，经历了“排满”到民族平等的过程。就孙中山而言，其最早的民族主义革命纲领是具有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兴中会的誓词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反映了孙中山最早的民族思想。他在1896年的自传中写道：“生于晚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25]213虽然他把驱逐鞑虏与建立民主国家联系起来，不同于传统的“反清复明”，但仍然不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思想纲领。同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其他人物如章太炎、刘师培、邹容、陈天华等人也同样如此，曾经过有激烈的排满主张。

资产阶级革命派初期的排满主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首先，是传统的“夷夏之辫”的思想。特别是深受传统民族观念影响的章太炎，极力宣传汉族与满族的民族差别和优劣：

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弃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35]173-174

总之，满族乃“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决不可混淆。实际上，这种观念还停留在雍正时代湖南乡儒曾静的水平。

其次，是满清入关对汉人的残酷屠杀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实的民族歧视的政策的交织。满族入主中原之时，对抵抗或不顺从的地区和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大屠杀，成为汉族人民特别是江南地区人民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而且入主中原以后，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压制汉人，笼络汉人，驱策汉人，抹杀汉人”，“敲吾肤，吸吾髓”，因此必须“驱逐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光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人权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36]58

最后，是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华侵略的代理人。他们认为，清政府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公开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36]52因此，张扬民族主义必须反满。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种排满思想也受到当时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国家认同问题。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血缘、种族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二是以文化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多民族国家。*参见李帆《“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 ——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资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接受了这种观点。如上所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接受了第二种观点。其实，他们都带有现实政治的考量，改良派为保皇而主张合满族一起建立多民族的民族国家，而革命派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而主张排满的一族的民族国家，的确都具有局限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在不断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民主革命的纲领，特别是他游历欧美，并在英国系统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理论和实地观察欧洲社会革命运动之后，其民族主义纲领也得到不断的完善，并最终抛弃了排满的主张。1905年，同盟会成立，其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虽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表达的是民族主义的纲领，但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孙中山说：“满洲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加入同盟会)。”并指出：“革命党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37]195在《民报发刊词》中，他以民族、民主、民生三大主义来概括同盟会的纲领。此后，他反复阐释这一民族主义的纲领：

有最紧要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们民族的政权，惟兄弟曾听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人，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38]324-329

所以，孙中山的“排满”、“驱逐鞑虏”表达的是反对清朝专制的意义，是与建立共和相联系的民族民主革命，正如孙中山所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说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38]325

即使反满激烈如章太炎者，在同盟会成立以后，也界定了“排满”与民族主义的界限：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彝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悠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我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无屠杀人种族之心，又无横分阶级之制 。[39]867

自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完成了“排满”与民族主义的切割，由此确立了与民主革命、民生革命为一体的民族主义纲领。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郑重宣告：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9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

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40]186

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40]187-188这不仅是民族主义纲领的完备表述，更宣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惊醒了中国人千年大梦，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从只有家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有民族而无民族主义”的中国人，逐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识，进而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纲领，并在民族主义纲领的旗帜下，艰苦卓绝，英勇奋斗，推翻了专制政治，迈入了现代民族国家行列。由此，1895年乃中华民族奋起之年。

[1]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J].史学年报，1932(4).

[6]张枬，王忍.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7]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湘军志·湘军志评议·续湘军志[M].长沙：岳麓书社，1983.

[8]唐才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杨度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陈宝箴.戊戌变法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2]皮锡瑞.伏师堂未刊日记[J].湖南历史资料，1958(4).

[13]张朋园.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14]周锡瑞.改良与革命[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万国公报[J].第90卷(光绪廿二年六月)。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与西教无涉[N].湘学报，第28册，光绪廿四年二月初一日.

[18]樊锥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9]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0]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1]康有为全集(第六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2]顾炎武.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2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5]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6]清朝续文献通考(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27]苏报[J].1903-05-30.

[28]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29]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0]姜义华.我国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简论[J].近代史研究，1987(1).

[31]东方杂志[J].第3年第76号.

[32]政体进化论[J].江苏，第3期

[33]民族主义论[J].浙江潮，第1期.

[34]孙中山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5]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6]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37]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8]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9]冯自由回忆录(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40]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责任编辑：立 早

On the Research of 1895——On the National Awarenes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at the End of 20th Centary and the Beginning of 19th Century

WANG Ji-ping，ZHANG Jing-yu

(HistoryDepartment，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Hunan411105，China)

Alarmed by the failure of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Chinese people were awaken from the millennium illusion and started the long journey of national awareness.The Xiang people, who indulged in the pride to the Xiang armies that always guarded and defended the southeast China successfully,which rose from their long-term conceit.The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 who were wrapped up in stereotyped eight-part essays, launched Joint Peti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Candidates to the Emperor.Sun Yat-sen came about the goal “ to revive Zhonghua” and pioneered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reby, the multi-national Chinese, stemming from Chou and Chin Dynasties, developed national awareness in the modern sense.

1895；turning point；national awareness

2016-07-16

王继平(1957-)，男，湖南双峰人，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张晶宇(1993-)，女，山西临汾人，湘潭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K256

A

1001-5981(2016)05-01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