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如春，张 倩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王跃文研究选辑

现实的困窘与道德的幻象
——评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

罗如春，张 倩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王跃文最新长篇小说《爱历元年》主要描写了知识分子夫妻孙离与喜子从恋爱到结婚后十数年的情感历程，二人从乡村进入城市后相继出轨，背叛了“爱历元年”的誓言，最后在伦理亲情的感召下双双回归。孙离与喜子的遭遇折射出的是一代中年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所面临的精神危机，而以他们为中心串起的众生百相也映照了当代社会多方面的现实困窘。小说让孙离与喜子的家庭在传统伦理的感召与规训下回归正轨，但对乱象丛生的严峻社会现实却显得无能为力。

王跃文；《爱历元年》；严峻现实；道德幻象

2014年，著名作家王跃文发表新作《爱历元年》[1]，一反其擅长的官场题材，将笔触深入普通人的生活。小说以孙离、喜子二人的爱情、婚姻关系为切入点，折射了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代中年人在物质条件优厚的新时期陷入情感危机的精神状态。小说还围绕二人对上至官员、画家，下至贫民、孤儿的社会各阶层展开了世相描写，勾勒出一幅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小说的主人公孙离和喜子在贫穷困厄的时候相识相爱、结婚生子，在事业成功的时候双双出轨，背叛了他们最初的誓言。然而，在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的磨难之后，两人重新懂得了爱、责任与宽容，选择重归于好，从而迎来了全家大团圆的美好结局。在这次具有救赎意义的真情回归中，重视亲情、尚德崇和、律己恕人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似乎是王跃文为陷入重重精神困境的中年婚姻寻找到的一条可能的出路。但值得深思的是，在欲望滋生、疮痍满目的日益浮躁的现代社会，传统伦理在规训行为、修复人性、弥合感情上既有着深远的内在力量，也显示出软弱与无奈。

一、中年知识分子情感危机的真实呈现

从古至今，性与爱一直是小说家热衷表现的永恒主题。既然“爱”字当头，《爱历元年》自然也绕不开爱情。但王跃文所描写的性与爱，在小说中所承载的意义远不是简单的“性爱”二字所能囊括。性与爱是现代人(尤其是夫妻)情爱关系、灵魂秘语的隐秘折射，也是窥探整个社会精神风貌的入口。在《爱历元年》中，王跃文试图通过拷问普通夫妇(尤其是知识分子)在由清贫相守的简单生活状态进入充满诱惑的社会转型期时遭遇的情感惶惑与沉沦，来反映近几十年间社会人心的变迁。小说主要描写了孙离与喜子的感情经历，并涉及孙却与小君、马波和叶子等，这几对夫妻的婚姻、感情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困境。出轨、婚外情似乎成为这一代中年夫妻难以回避的普遍性的生存境遇。

小说以传统写实笔法淋漓尽致地呈现了以主人公孙离和喜子为代表的中年知识分子夫妻情感危机的发展嬗变历程。小说的孙离和喜子起初同是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两人在精神气质上原本是相近的，都是富有浪漫情怀的年轻人。在坠入爱河的时候，孙离想出了“爱历元年”的纪年法，他要用这部以爱情来制定的、专属于两个人的纪年法来对他们的爱情致敬。然而，这也似乎在向读者暗示，这段开启新篇章、具有纪年意义的爱情不会如此一帆风顺。作家也善于运用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横云断岭”的“草蛇灰线”法来叙述这个爱情故事。果然，当生活中鸡毛蒜皮的琐事渐渐磨去恋爱初期的激情和甜蜜后，孙离与喜子在精神追求上的差异也慢慢显露出来，并最终导致了二人同床异梦，双双出轨。

事实上，当孙离突发奇想去河滩上找石头做花盆招来喜子的嘲讽时，我们就能发现他们之间缺乏夫妻应有的趣味相投和心意共通。孙离时常沉迷于自己的所思所想至于失眠的境地，但却对自己的妻子绝口不提，即使他在被追问的情况下对喜子说出内心的想法，往往也遭到喜子的挖苦、怀疑和纠缠不休，颇有些同床异梦的味道。孙离的那些浪漫而古典的幻想，在喜子的眼里是无法理解的“疯子”的举动。渐渐地，两人的对话内容除却家庭生活的现实之事便很少涉及其他，更不用说超越生活层面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沟通了。

伴随着对其复杂纠结的情感历程的准确展示，小说同时成功地塑造了孙离与喜子两个主人公形象，他们的个性实际上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向度和价值追求。孙离更为注重内在精神追求，他淡泊名利耽于幻想，颇有几分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率性与隐逸情怀。作为老师，孙离不愿循规蹈矩待在办公室，而是早早回家写小说，读书时喜欢随手在纸上描几笔画，不惜骑自行车绕大半个县城去西街小巷看一盆兰花。他脑中常想象养花的人，“必是一位优雅的妇人，那妇人必是衣衫闲适，白白的手腕，松松的发髻。”小说中多次写到孙离对兰花的喜爱，画兰、寻花盆种兰、默念古人咏兰的诗句，“兰花”以及那兰花背后的养花妇人，实际上是孙离意念中美的理想和化身，也是他排解生活烦忧、宁神静息的良药。后来，孙离在与李樵初次见面时，李樵留给他的印象“是安静的，就像她身后的兰花”，这恰好契合了孙离对“安静的女人”的内心深蕴的情结。

相较而言，喜子更为较真务实，想要通过考研进修摆脱没有升职希望的中学和落后的小县城。她怀着迫切的改变生活状态的愿望选择了离乡读研，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与孙离不同，喜子对小县城所代表的“传统”事物几无眷恋，甚至十分反感，一旦离开乡镇便很快地融入到现代都市文明中去，这从她在丈夫和儿子面前提起“上海”买来的衣服、鞋子时自豪的语气中即可看出。在决定考研时，她甚至不无抱怨地“要孙离别写小说了，好好儿进修文凭”，这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宝钗欲让宝玉走考取功名之路，宝玉感叹世间仅林妹妹不曾说过这种“混帐话”，更视林妹妹为知己。孙离与喜子也是如此，孙离并不认同喜子的道路抉择，而是继续留在县城的学校里教书写作、抚养儿子亦赤。当喜子选择独自赴上海读研时，二人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分道扬镳”。之后，喜子和孙离由于夫妻异地而日益疏远、渐生隔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可以说，两地分居和庸常现实对爱情的消解只是二人出轨的外在原因，而“道不同”才是其中无法回避的内在根据。

孙离与美丽能干的报社记者李樵相识后，很快陷入了对李樵痴狂的迷恋中，由爱而性，两人在身体欲望的释放中更加强了精神上的密切关联，在彼此的身上重新找到了使自我生命超越俗常生活的能量。孙离频繁地与李樵相约外出吃饭，谈天说地，所选择的地点通常是环境僻静、乡味浓郁的乡村饭馆，聊天内容无所不包，既有对环境污染、新闻行规、官场权力等社会阴暗面的愤懑谴责，也有对家乡菜肴、童年旧事等人生温暖面的深情回忆。李樵取代了恋爱初期的喜子的位置，成为孙离的倾听者和对话者。当孙离与李樵情深意浓之际，喜子与谢湘安也在处于激情热恋中难以自拔。一向好强的喜子在温柔体贴的谢湘安身上找到了被保护的安全感，她作为女人的柔弱一面得以安抚。如她对谢湘安反复说到的那句“你把我照亮了”，与谢湘安的相恋为她负重攀登、独当一面的暗色人生投注了一抹光亮，给了她一处可供栖身可避风雨的情感港湾。如此，孙离和喜子分别在李樵、谢湘安身上找到了生活的激情和被遮蔽的自我重新显现的可能。反观孙离与喜子，两人之间除了夫妻间嘘寒问暖式的关心，精神上的交流已经几近断绝了。其他几对夫妻也不例外。孙离的弟弟孙却在做官发达后开始拈花惹草，冷落结发妻子小君。而孙离的朋友——宗教局副局长马波则因为妻子的猜忌被陷害，陷入与尼姑的桃色新闻中，不仅婚姻破裂，而且丢了官位。

孙离与喜子、孙却与小君、马波与叶子都是在物质条件落后的年代由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却都在摆脱贫困、事业发达后变了初心，中年夫妻的婚姻危机如小说中所说，“已经成为社会流行病了”。诚然，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加快了浪漫爱情消解殆尽的进程，但这远不是人们婚变的唯一原因。1990年代初，“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如刘震云、池莉等)就已经用不作价值判断亦不寄托希望的零度写作的态度对现代人庸常琐碎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原生态的揭露，可以说没有一个时代的夫妻不是生存在一张巨大的生活之网下，但人们依然在这张狠狠逼近他们的生活之网下苦撑生活危局，维持家庭生活的完整。《爱历元年》中的孙离和喜子在中年时期均事业成功，一人成为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一人成了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唯一的一个儿子也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可以说，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远比《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们、《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们要充实、丰厚。然而，他们的婚姻却依然滑向了崩溃的边缘。可见，精神上的分歧和隔膜才是爱情和婚姻的真正杀手。过去的几十年间，社会生活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人们所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多，名声、权力、欲望等使得浮躁社会中的人们意乱情迷，道德沦落，主体精神纷纷委地。人们摆脱了物质牢笼，又陷入感情的陷阱，小说广泛而深刻地道出了当下时代欲望与爱恋、出走与回归的复杂纠结，这既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显示出人类生活的某种难以无法逃脱的普遍性生存困境。

二、社会弊病的深刻批判

尽管《爱历元年》的聚焦点主要在于中年人的情感危机，但王跃文在以往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关注现实、针砭时弊的冷峻的现实主义态度，在这部小说中依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与其既往的官场小说不同，王跃文在《爱历元年》中对社会丑相的暴露被不动声色地融入到爱情故事叙述中，闪烁着见缝插针的机敏和睿智，颇似于鲁迅“夹枪缠棒”式的杂文手法。小说在对孙离、喜子等人的情感故事的讲述中，顺带勾连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笔墨涉及交易式婚姻、工厂改革、强制拆迁、官场腐败、医疗失误、学校教育等各个领域，将中国大地上一桩桩血泪惨案、肮脏交易挑出来给人看。

喜子去上海读研后，孙离带着儿子住在教师宿舍里，渐谙人事的小英对孙离萌生了朦胧的情愫。后来小英懵懵懂懂地怀了孕，她的哥哥宋小兵为讹钱财陷害于孙离，随后又将她卖给一个男人做老婆。自始至终，作者并未点破小英为何不站出来替孙离辩白，也未揭开小英怀孕的谜底，只是借孙离的口表达了惋惜与愤懑，小英小小年纪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还被亲生哥哥宋小兵作为换取钱财的筹码。然而这不过是贫困乡村千万桩交易婚姻之一而已！此处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作者对地痞宋小兵丑恶嘴脸的描绘中暗含批判，而对受难者小英深抱同情。事实上，小英何尝不是此次陷害事件的帮凶？她明知事情的真相，却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对人谎称孙离是致使她怀孕的人，模糊了起码的是非判断。无论是施害者宋小兵还是受害者小英，都是被物质、金钱所捆绑的人，一方是出卖良心主动向之靠拢，另一方是由于物质上的贫困造成精神上的贫瘠无知，对自我的悲剧命运浑然不觉和逆来顺受，更无从反抗。金钱对人的物化、对健全人性的损伤达到了可怖的程度。然而，最可怖的是此类悲剧还在下一代身上延续。小英的儿子江陀子经孙离、马波介绍在拆迁公司开挖机以谋生存，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挖倒了小英居住的房子，成了杀害自己母亲的“杀人凶手”。此事一出，拆迁公司为推卸责任选择和江陀子“私了”，打算出一大笔钱让江陀子主动承担全部罪名。处于丧母悲痛中的江陀子来不及给母亲送葬，果断选择了坐牢，因为拿了这笔钱出狱后就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小小年纪的江陀子，已经在卑微低贱的生存中丧失了起码的价值判断。然而，我们却不忍对他加以指责，江陀子所做的选择是挣扎在最底层的穷苦人对金钱的本能性屈从和自我牺牲。王跃文借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现实生存的步步紧逼之下，穷人的良知与尊严能有多少抵抗力？

当弱势人群还在为温饱衣食忧心时，有权有势者却大行不义、为所欲为以致几乎无所不能的地步，小说触目惊心地揭示了这一巨大的分裂现实。为当上人大代表，草根企业家孙却四处“活动”，疏通关系，权钱交易。喜子与谢湘安在欧洲遇到的陈院长用一笔钱、几句话就摆平了儿子醉驾撞死人的事情，而与马波竞争宗教局局长的对手通过发布造谣网帖、虚假新闻的不正当手段成功上位。即使在校园里也不乏老师收受贿礼的现象。这些在权力和金钱上占据优势的人的欲望的满足以另一群人的正当利益的牺牲为代价，也以社会公平正义的沦落和丧失为代价。生活在这个钱权当道的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已然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随波沉浮。在溃败腐化的大环境下，隐匿在社会的庞大躯体之中的蛀虫不断滋生壮大，侵蚀着维系社会运转的良善价值的精髓。

《爱历元年》广涉深入揭示社会各界的纷繁错综的种种丑相，它是基于王跃文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深刻体验，小说的批判锋芒多引而不发、含而不露，于故事情节的自然铺展中巧妙地示人以真相，给人以警醒，将现实主义的精神表达上升到了更高妙圆融的境地。或许是已逾“知天命”之年，王跃文对笔下人物的软弱与退让更多了些同情与宽容，而少了几分激越与苛严，对于现实的批判也愈加沉着与内敛。如小说中还多次提到孙离爸爸为几十年前从508工厂下放农村支持生产而上访的事，虽然笔未涉深，但读者稍有留心，便可体会到他对相关部门的推卸责任、回避百姓求助的现象的暗寓微讽。

三、道德理想主义的幻象

中国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讲究修身束行的国度，传统伦理道德作为世代传承绵延的文化内涵，渗透到社会、人心的方方面面，成为凝聚信念、规约品行的内化性力量。而其中最受中国人看重的即是家庭伦理观念。即使当孙离与李樵、喜子与谢湘安热恋得如胶似漆时，他们的内心也不无纠结。他们一方面沉醉于恋爱的激情中难以自拔，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来自内心深处的道德观念的自我谴责。这一特征在小说中的众多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李樵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而担心“老天在警告我们”，这种担忧基于对她与孙离的恋爱非道德的认定，而喜子从出轨伊始即陷入自我谴责，并多次作出与谢湘安绝断的努力。最后两位女性率先主动结束了不伦恋情，战胜了各自的欲望性本我。谢湘安无奈之下与对其真心相待的熊芸在一起，孙离也被迫与李樵分手，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直至郭家夫妻找上门来，发现当年抱错了儿子，而自己的亲生儿子正身患重病，血缘事件带来的震撼才将孙离从分手的痛苦中拯救出来，使其投入到维护家庭、救治亲儿的行动中，带着几分眷恋不舍将对李樵的爱恋埋葬于心底，回归了家庭。

从孙离与喜子的婚姻关系中可以看出，当爱情磨灭，亲情便成为维系家庭健全的纽带。孙离和喜子的回归家庭，与亲生儿子患病，错抱来的儿子亦赤离家出走有着直接的关系。亲情的力量超越世俗欲望，洗涤灵魂，升华人性，将人性中的美好因素加以重新发掘和显现，拯救他们脱离困境、迷途知返。王跃文为迷失的知识分子中年夫妻指明了一条可能的回归之路、救赎之路，这是一条“传统”的路，也是一条新保守主义的道路。另一条路是回归自然，即远离纸醉金迷的现代社会，从欲望的无穷竞逐回归到纯朴至真的大自然中。因为突如其来的胃癌，孙却放弃了人大代表的竞选，索性与妻子小君驾车游山玩水。投入自然风景的温暖怀抱以后，孙却感受到挣脱名缰利锁的自由和舒心，一番彻悟之下，将生意也转交他人打理，决定和小君一起去当乡村教师。而曾经一心要飞出小县城入驻大城市的喜子也在夫妻和好如初的雪天里怀念起小县城，回忆中的小县城“竟是那么的温暖”。

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沦落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现象一直颇受世人瞩目，人们纷纷提出各种因应之道。越来越多的作家将目光重聚于传统与自然之上，试图从中寻觅到医治现代人精神疾病的良方。王跃文也在《爱历元年》中用亲情来弥合孙离、喜子二人的感情裂缝，用纯朴的大自然来去除利欲对健康人性的遮蔽，体现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立场。且不论现代化的浪潮无从阻挡，曾经独立自足的乡村已被“有钱大字辈，无钱儿字辈”的城市物质利益观所同化，从乡村出走的孙离与喜子进入城市多年，也已经打上了城市文明的烙印，即使在身体上回到老家，“讲地地道道的家乡话”，还能在精神上真正地重返纯朴自在、天人合一的乡村吗？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成为现代人短暂逃避之地，而非灵魂皈依之所；而伦理道德的力量倘若足够强大，孙离和喜子便不至于相继出轨了。这里还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夫妻本应该是自由的灵魂伴侣，而非子女关系的奴隶。当子女因素最终成为岌岌可危的婚姻中的一根救命稻草，这是否已有悖于婚姻的初衷？如果夫妻的关系不能建立在彼此心心相印、精神相依的基础之上，这种回归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又能否在今后的生活中得以稳固？小说中马波与叶子这一对夫妻即是试图以亲情绑架婚姻的反例，利欲熏心的叶子不辨是非与马波离了婚，却又以女儿为筹码来逼迫复婚，这让马波灰心绝望，夫妻间已无情义可言。

传统伦理道德在当今社会遭遇的尴尬和式微有目共睹，它难以还被物欲遮蔽的人性以清明通透，更难以还乱象丛生的现代社会以有序公平。毕竟，避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欺压百姓等社会乱象无法寄希望于当权者的良心发现。《爱历元年》不是王跃文为社会开出的药方，而只是作家自己对健康美好人性的呼唤，对现代人保持精神纯洁的希冀和愿景。

由此，我们进一步想到，湖南文学界在2014年出版了包括《爱历元年》和《活着之上》[2](阎真)在内的两部长篇小说力作，它们都以批判现实主义名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者还获得了首届“路遥文学奖”，并入围茅盾文学奖。揆诸上述作品，尽管它们对于当下社会现实都有着较为广泛深入的揭示，但还存在着一个共有的大缺陷，就是作家对自己还不够狠，或许出于这样那样的创作顾忌与禁忌，现实批判的锋芒还不够凌厉，批判的逻辑也不能一以贯之，显得虎头蛇尾，作品的文气也随之断裂。这在《爱历元年》上体现在小说最后以孙离和喜子夫妻二人重归于好的爱情书写作为故事的收束，而官场腐败、社会堕落等小说揭示的主题却没有着落——作者并未对此提出解决之道，或者作者只是以爱情主题中的背叛与忏悔、爱与宽容精神对其加以想象性的解决？不管怎样，这都显示出作家的避实就虚，怯于将批判的逻辑贯彻到底的写作意志。而《活着之上》对学术界的整体性腐败的揭示广泛而深入，不可谓不触目惊心，但与《爱历元年》相似的是，《活着之上》将结构性、制度性的学术腐败的救赎寄望于一介书生的个体性自我期许上，这同样是将坚硬沉重的社会问题、历史逻辑以道德姿态、伦理主义加以轻松的置换而已，如此叙事的后果，不是让读者直面真实而残酷的现实，而是遁入道德理想主义的幻梦之中自我安慰，致使小说本有的批判逻辑受到极大的钝化弱化，从而根本影响了其批判性写作的深度和小说整体的力度。这或许也是当今中国现实主义写作者的一个普遍困惑吧！要走出这一困境，除了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善，对于创作者来说，尤为重要的是，要澄心明志，磨砺意志，不畏浮云遮望眼，狠心抛下患得患失的小我，竭力摆脱无奈的现实和孱弱的心态，从大历史着眼，以大作品自我期许，少些畏首畏尾，庶几在创作的主体心理上能为有硬度有强度亦有深度的作品的出现提供些许的基础。

总的来说，《爱历元年》在叙事容量上颇有包罗万象的气度与胸襟，在生活细节的真实和情感表现的细腻上做到了纯熟老到，还时常让笔下的人物评议时事、吟诗论典，体现出一个包蕴古今的文人对自我生存其中的现实的关照和对超越现实的精神旨趣的追求。《爱历元年》是“情爱之书”、“命运之书”、“人性之书”，也是“文化之书”，体现出王跃文力图超越自我的可贵的努力。王跃文的小说转型之路走得并不那么顺畅，《爱历元年》还存在着很多缺陷。首先，作者过于渲染二人婚外情的浪漫激情，却对出轨期间夫妻的共同生活涉及甚少，有回避矛盾、简化现实生活的嫌疑。毕竟，出轨期间两人的家庭生活必然会受到影响，相互之间也会有所察觉，如果在这方面深入开掘，既更符合生活的真实，也能够深化人物的性格表现。其次，小说中孙离与喜子在两个时期的性格和言语风格似乎有所断裂，而次要人物谢湘安、李樵等的形象过于单薄，流于一般的概括性描述，不够立体真实。最后，在孩子错抱、小英子失踪、江陀子挖死母亲等重大情节的设置上戏剧化色彩过于浓重，稍显雕琢。

[1]王跃文.爱历元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2]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万莲姣

Harsh Realities and Moral Illusion——On Wang Yuewen’s novelAiliyuannian

LUO Ru-chun，ZHANG Qian

(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Hunan411105,China)

Wang Yuewen’s latest novelAiliyuannianmainly describes the emotional journey of an intellectual couple Sunli and Xizi.The emotional journey lasted from their first love to marriage during more than ten years, then they betrayed the "love’ calendar year" oath because of their derailment after dwelling from the countryside into the city ,and finally they both regressed back family due to ethical affection.The experience of Sunli and Xizi reflects the spiritual crisis and embarrassing reality faced by a generation of middle-aged intellectual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y.The novel let Sunli and Xizi go back family in traditional ethical track, but it seems powerless to solve the chaos of the severe social reality.

Wang Yuewen；Ailiyuannian； harsh realities； moral illusion

2016-08-09

罗如春(1972-)，男，四川巴中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湖南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张 倩(1992- )，女，湖南衡阳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4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本文受到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后殖民理论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5A192)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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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981(2016)05-0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