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王跃文研究选辑

《漫水》与《边城》的对照性结构及其审美视域*

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王跃文的中篇小说《漫水》深得《边城》的精髓，又有作者自己对湘西形象的诗性延伸和拓展，是湘西题材小说的精品佳作。《边城》和《漫水》都是深有寄托的作品，都是作家对理想生命形式的审美观照，蕴含着真切的悲剧意蕴。从《漫水》的深层意蕴来看，《漫水》与《边城》呈现出一种遥相呼应的对照性结构，内在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整体视野之中。

《漫水》；《边城》；湘西；理想生命形式；对照性结构

在以湘西为题材的现代小说中，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被公认为是顶峰之作。时至今日，边城已成为湘西的代名词和文化形象，正是源于这篇小说的诗性建构。可以说，《边城》是现代湘西小说的重要源头，后来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若往深处看，大都灌注着《边城》的诗性精神和浪漫传统。王跃文的中篇小说《漫水》也不例外，可谓深得《边城》的精髓，但又有作者自己对湘西形象的诗性延伸和拓展，是湘西题材小说的精品佳作。《漫水》以湘西村落漫水为背景，讲述在湘西地方上人事与人情的变化与纠结中，余公公和慧娘娘那份在岁月沉淀中的感情变得愈益芳醇和沉实，小说将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灌注在这两个充满诗性美质的人物身上，舒曲幽婉，别具感人的乡土叙事之美。《漫水》既是王跃文自己创作的突破，也是现代湘西题材小说的突破，在历史背景的拓展、情节结构的铺排、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诗意语言的舒展上，都具有显著的特色，和《边城》诗意葱茏的湘西世界有一脉相承之处。尤其从《漫水》的深层意蕴来看，《漫水》与《边城》呈现出一种遥相呼应的对照性结构，内在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整体视野之中。《边城》和《漫水》都是深有寄托的作品，都是作家对理想生命形式的审美观照，蕴含着真切的悲剧意蕴。沈从文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一个小城小市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5对王跃文来说，《漫水》也是在人性美的抒写中抵达内心的柔软之处，为人类的爱之美作一个恰如其当的注释。

在《漫水》和《边城》的对照性结构中，内含着一种超越人性痼疾而富于神性的生命形式和审美理想。不管是边城还是漫水，都具有文化隐喻与象征的意味，带给读者诗意的漫想，它们各自所承载的意义指向也有殊途同归之处。由边城到漫水，湘西的诗性文化形象呈现出更丰富的侧面，但也有一个共通的意义基点，那就是边城和漫水都指向一种理想的或者近乎幻美的生命形式和人性形态。这也是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同时契合于湘西的地方文化精神所建构起来的艺术图式。《边城》和《漫水》都弥漫着一种幻觉性的气氛，尽管两篇小说中的写实性都有坚实的湘西地方性知识作为支撑，但仍然可见那种幻觉性的忧郁和感伤。在两篇小说的基调中都有一种以神性为内核的净化之美，这使小说的境界显得恍惚而又清澈，有一种居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诗性流美，不同的读者会发现其中不同的意蕴。另一方面，《漫水》和《边城》所指向的理想生命形式和人性形态实际上是空中楼阁，在现实中会不可避免地坍塌，《边城》和《漫水》中都有一种近乎宿命性的悲剧意味，正是来源于小说中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及其所产生的桃花源式的幻美。这种审美效果的形成与两篇小说中特别的时空关系密切相关，同时联结着两篇小说深层结构中的隐喻与象征意义。

《边城》和《漫水》对时空关系的设计都别具匠心，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心理时空的特点，与现实时空并不完全吻合。这种时空关系的设计实质上是隐喻和象征性的，两篇小说深层结构中隐含的命运感正是由此折射出来的。《边城》和《漫水》对故事时间的处理都比较模糊，但故事发生的空间环境却是相当明确的，这种处理不仅是表达主题意义的需要，也有美学效果上的考虑。《边城》和《漫水》的故事时间虽然大体上都可以确定，但具体情节的展开却缺乏清晰的时间线索，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带有比较明显的心理色彩，似乎小说中的故事既发生在过去的时代，又带有某种现实性的烙印，时间的过渡并不清晰，像一团朦胧的光影游移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其中布满回忆与梦幻的色彩，也有“现在时”的某些暗影，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既是永久的又是易逝的情绪，似乎在王跃文与沈从文之间，虽然隔着一定的时空距离，却可以相互穿越。这大概是一种阅读上的“互文性”效果，当把《边城》和《漫水》进行对读时，这种“互文性”效果更为明显。读者在阅读《边城》和《漫水》时，可以感受到沈从文和王跃文对故事时间处理上的犹豫，尽管《边城》和《漫水》的故事时间可以根据小说中的综合信息大致推定，但这种推定的真实性又显得可疑。这恰恰透露出作者的用意不在具体时间的确定性上，而在心理时间的虚拟性上，正是在这里，《边城》和《漫水》的结构形态具有某种对照性的意义。在《边城》中，随着老船夫的去世和白塔的坍塌，沈从文寄予在湘西人物身上的理想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最终归于消解；而在《漫水》中则是龙头杠的被盗和慧娘娘的去世，表明漫水人终究无法挽留淳朴的乡村秩序。

《边城》和《漫水》对时间的模糊化处理固然隐现牧歌性的情调，却又显示出理想人性的脆弱性。不管是沈从文还是王跃文，一旦把他们笔下的人物置于真实的现实欲望下，他们所瞩目的理想生命形式都必然归于破灭，这使两篇小说都有一种弥漫性的苍凉与忧郁。这既表明两位作家在现实面前的清醒与理性，也表明理想与现实的疏离在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边城》的最后，翠翠的等待就是矛盾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翠翠的命运处于难以预料的前景之中。同样，在《漫水》的结尾，象征漫水历史传统的龙头杠最终能否追回，也处于不可预知之中。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两位作家的矛盾，他们对乌托邦性质的边城世界和漫水村落怀着难以言喻的矛盾心理，因此，在两篇小说中，牧歌情调的破灭反过来又加深了小说中的忧郁气氛。至此，《边城》和《漫水》中的故事时间丧失了幻觉性的模糊形态，逐渐恢复了现实时间的严峻和真实。实际上，在两篇小说的结尾，各自包含着另一篇小说的开头。由牧歌转向真实，由心理时间转向现实时间，这使两篇小说的结尾都透露出隐隐的不安，预示着由牧歌到现实的转换将逐步暴露真实生存的严峻性。

回到问题的另一面来看，与故事时间的有意模糊化处理完全不同，《边城》和《漫水》对空间环境的设置都是非常明确的，两篇小说的空间环境都设置在作者的故乡湘西。略有不同的是，《边城》中的空间环境似乎更具牧歌性的氛围，《漫水》中环境的写实性更强一些，这可能与两位作家出生地的不同有关。从地理区域上看，沈从文出生在湘西自治州凤凰县，王跃文出生在怀化市溆浦县，都属于大湘西的范围。王跃文一直以自己为湘西人而自得，被认为是从湘西走出来的作家。溆浦在文化上有相当的特殊性，相传屈原流放当地八年，龙舟竞渡是当地民俗最可观之处。龙舟竞渡在《漫水》中并未出现，但却是《边城》中的关键情节。 在地形地貌和民风习俗上，沈从文的出生地湘西凤凰和王跃文的出生地怀化溆浦多有相契之处，这些在《边城》和《漫水》中也有微妙的折射。

在《边城》和《漫水》的情节展开中，人物活动的空间环境都呈现出浓郁的湘西地域特色。这种空间环境的设置都与两篇小说的主题表达密切相关，传达出沈从文和王跃文共通的生命理想，他们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挖掘出一种充溢着美与爱的永久人生价值，用诗性的笔触讴歌边城和漫水人物身上的人格美、德性美与灵魂美。边城茶峒和漫水都实有其地，都负载着沈从文和王跃文对故乡的情感皈依。因为《边城》的缘故，茶峒现在已开发成湘西的著名旅游景点。《漫水》中的漫水村和溆水河都是王跃文故乡怀化溆浦的真实地名，漫水村还是王跃文的出生之地。在作家的创作中，常会出现故乡真实的地名，这并不奇怪，但在《边城》和《漫水》中却具有特殊的意义。边城之“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寄予着沈从文对理想生命形式和人生形态的渴望，可以理解为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之“边”。从《边城》的深层意蕴来看，实际上包含着两种生命形式和人生形态的对照与比较，按照沈从文的说法，一种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5，代表沈从文对于“生命神性”[2]34的发现、认识与倡导，其中包含着沈从文独特的“生命神性观”，这在小说中是直接表现出来的；一种是“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2]23，是生命与人生的异化形式，是沈从文所鞭挞的无意义、无价值的生命形式和人生形态，这表现为小说中的隐在内涵，是间接表达出来的。同样地，在王跃文的笔下，漫水之“漫”也有某种特别的寓意。漫水这一地名的由来与当地的地形和气候有关，小说对此有所交代：“雨水漫过田坎，满眼尽是小瀑布。千功坝的水也漫出来了，流成几个更大的瀑布。山上必定也有水流下来，只是叫枞树挡住了，又罩着很浓的雾，看不见。”不过，漫水之“漫”并非只是自然形态的，而是联结着漫水当地的风俗民情和历史文化形态，代表一种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和具有理想色彩的人性形态，寄托着作家守护乡村社会的美好传统与伦理信仰的热情。

不管是边城之“边”，还是漫水之“漫”，既带有湘西地方色彩的写实性，又具有象征隐喻和作家情感寄托的意味，在虚实结合中体现出沈从文和王跃文共通的人生价值诉求。在《边城》和《漫水》的开头部分，两位作家都集中笔墨描绘当地的自然山水与民俗风情，铺垫出一个“人与自然契合”的诗性境界，凸显出乡村文明在现代文明的进逼下所抱有的自在从容，小说中都浸染着牧歌风味，即使是叙述乡村社会的人事纠葛，作家主要还是倾心于乡村人物山水般纯净美好的心灵。从《边城》和《漫水》两篇小说的对照来看，人类童年时期的淳朴与天真气息在边城和漫水都有不同程度的遗存。边城人虽然也有实利观念，对碾坊和渡船之争也津津乐道，但当地民风朴实，人们普遍无机巧之心，“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便是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边城在沈从文的笔下具有造梦的性质，尽管也有写实的一面，他所赋予边城的主要还是一种人类童年时期的生命形式，诚与义是边城人普遍遵守的人生准则。在王跃文的笔下，漫水人尽管面临更复杂的社会变化情境，但也像边城人一样淳朴厚道，“漫水没有坏人”，“过去祠堂有个木笼子，男人若不孝不义，会被族人绑在里面，屁股露在外面，任人用竹条子抽打。”尽管《漫水》中也有一些不谐和的杂音，比如在政治上跟风的绿干部和喜欢搬弄是非的秋玉婆，但漫水人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来的朴实自然的人生信念和做人处事准则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美质。

显然，《边城》和《漫水》中浓墨重彩地对空间环境进行富有诗意的描写，着意突出边城和漫水环境上的牧歌性，是与张扬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和人性形态联系在一起的。漫水和边城在环境的牧歌性上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边城环境的牧歌性显得更醇郁一些，几乎看不到来自时代政治的阴影，而漫水人则无法摆脱时代政治阴影的投射，但仍然保持着传统乡村社会朴实的人伦形态和几近透明的自然人性气质。《边城》和《漫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一种纯净清澈的气质，表现出一种与环境的牧歌性相一致的诗性人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翠翠并不是一个以性格的复杂性著称的文学形象，其成功之处恰恰是性格上的清澈与单纯。在这个自然女性的身上，可以发现沈从文内心最深沉的寄托所在。翠翠是《边城》的灵魂，她的身上有一种融汇自然山水的灵气和近乎灵异的朴实，她终日与爷爷以摆渡为生，对边城外面的世界几乎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她的成长是一种生命顺乎自然的成长，她不读书、不识字，似乎生活在历史、政治、经济、知识之外的化外之境，生命对她是一个自然人性的展开过程。她情窦初开的爱情也是隐约的，既混沌又清澈，她的爱情意识、爱情感觉还没有被现代文明遮蔽和改写，而是保持在自然本真的状态。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说：“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文化，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3]8翠翠的生活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调教和驯化，她只能依靠自己近乎本能的感觉去触摸爱情，她知道爱但羞于表达，把一个人的隐秘念头压抑在心里，这使爷爷老船夫始终揣摩不透她的心思，导致傩送离家出走掉进险滩淹死，由此带来一系列悲剧性的后果。翠翠的痴情是天真而纯粹的，小说中的悲剧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痴情后面的悲伤。

在王跃文的笔下，慧娘娘是翠翠的延伸，或者说，在慧娘娘的身上，有来自翠翠性格和命运中的某种回响。慧娘娘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人，漫水人都不知道她出身何地、来自何方，她年轻时沦落风尘，在走投无路时被余有慧收留为妻。慧娘娘的这一身世在小说中至关重要，她的身心遭逢过乱世的严重戕害，她的心灵却并没有因此扭曲变形，她的悲剧身世所映照的恰恰是心灵上的清空与纯净，苦难并没有摧折她内心深处向善向美的痴情与慈悲。慧娘娘不是湘西本地人，但湘西地方上的女人品性在她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她贤慧、宽厚、慈爱、能干，她替村民看病、接生，替过世的老人妆尸，有一颗滚烫爱人的心，是漫水村离不开的一个人物，因此受到特别的尊重。她又是一个知恩图报、随遇而安的女人，遇救后死心塌地跟着余有慧，不嫌弃余有慧的粗头顸脑，满足于过平常的生活。慧娘娘与余公公在各自晚年丧偶之后，相互之间有一种莫名的惺惺相惜的感情，这里面包含着原始爱欲的成分，但又克制在乡村伦理秩序的限度之内，显得纯净、美好。有研究者认为，“余公公和慧娘娘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所具有的三层审美功效，即转化情欲，升华灵魂，净化人伦，最终使读者领悟到伦理、节制、富于生命的弹性和艺术世界的张力。”[4]这不失为精当之论。

与翠翠一样，慧娘娘的身上也表现出自然女性的气质，皈依于湘西山水的自在与神奇。如果说，翠翠身上的自然女性气质完全是出自初心的质朴，慧娘娘身上的自然女性气质更多地表现为对命运近乎自在无为的顺应。翠翠的单纯几乎完全是透明的，而在慧娘娘性格的纯净里却有晦暗的一面，那是和她曲折的身世联系在一起的。慧娘娘的内心世界有一种强韧的定力，即使在屈辱中也不忘记做人的善念，她身上的苦难印记也如漫水的自在风物绽放出瑰丽的情采，显得温馨暖人。可以说，慧娘娘和翠翠都代表一种美的极致，却归顺于不同的命运选择，都带有某种虚无的底色。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文学形象，翠翠和慧娘娘并不是扁平化的，而是具有复杂的审美内涵，都表现出含蕴在感性形式里的某种抽象性质。不管是在翠翠还是在慧娘娘身上，都传达出某种隐喻和象征性的内涵，她们都抱有一颗童稚之心，信守做人的本分与自在，执着于内心纯净之美的守护，她们实际上都代表着作家对自然、童心和人类情爱之美的眷顾，寄托着作家爱与美的生命理想和诗性想象。

在《漫水》和《边城》的对照性结构中，余公公这一形象也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身上沉淀着湘西地方民性的质朴与浑厚。在王跃文的笔下，余公公与慧娘娘互生互补，是一个代表漫水地方文化的诗性形象。余公公也是老船夫和船总顺顺的综合，因此又是湘西地方文化的一个诗性注脚。王跃文在谈及《漫水》的创作时说：“《漫水》叫我懂得乡村的美好传统坚韧无比，外部世界自命的庄严或崇高在它的反衬之下变得荒诞和虚无。”[5]这在余公公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余公公是漫水地方上的乡贤表率，他虽然不是那种具有书香气味的乡绅，却是漫水少见的能人，会木匠，也会瓦匠，还是画儿匠，样样在行，人又通情达理，乐善好施，因此，在地方上有极高的威望。在《边城》中的老船夫身上洋溢着淳朴厚道的性情之美，他是一个契合于湘西山水自然之道的传统美德人物，虽然被拨弄于命运的不公，却有硬气做人的智慧和自尊。船总顺顺是地方上有头脸的“首事人”，他的身上有一种侠客义士的气质，正直和平，扶危济困，对待钱财潇洒大方，教育子弟却极其严格。在余公公的身上兼有老船夫的朴实厚道和船总顺顺的豪放仗义，也有从生活中磨练出来的精明，折射出湘西山水熏养出来的柔韧刚健而又自在无为的纯朴民性。在这些人物身上具有一种共通性的道德美质和民间智慧，显示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形态。

实质上，不管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还是王跃文笔下的漫水，都呈现出某种世外桃源式的生存图景，人物的个性气质和生命形式折射到边城和漫水的人际关系、民间习俗、社会变迁，乃至自然环境上面，就显得特别的和谐与优美。在这些人物的映照下，现代都市文明就显得百孔千疮，文明对人性的重压所产生的异化力量就更加显得触目惊心。在边城和漫水，尽管不能说毫无人性的阴影和滞碍，比如在边城也有棉花坡残忍杀人的事件发生，在漫水则有时代政治风云激荡下人情冷暖的变异，但乡村道德伦理始终维系着古老的民间传统，庇护着这种传统下一些最美好的事物。在边城和漫水的人物身上，那种最本真、最美好的民性是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之上的。那种正直善良的秉赋，折射出一种世外桃源的乐园图式。沈从文和王跃文对这一乐园图式的建构，一方面着意淡化故事发生的具体时代背景，时代背景虽也有迹可循，但虚化在对自然风物的诗性叙述中，不能坐实为历史时间的真实性再现；另一方面着意渲染边城和漫水环境的自然气息与牧歌性质，在充满诗意的铺叙中构筑起一种含有理想色彩的生命形式。人性美是这种生命形式的基本内核，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边城》和《漫水》就是对这种生命形式的诗性展示，是两位作家所抒唱的理想生命之歌。

但是，在《边城》和《漫水》的深层意义结构中，理想生命形式又都被消解在现实的暗影中，这表明理想和现实之间终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实际上也是沈从文和王跃文内心矛盾的反映。边城和漫水的牧歌性到底缺少现实的依据，理想的生命形式和人性形态出自作家善良的愿望和对人类童年的深情眷顾，当作家的笔触一旦转向现实，现实的真实截面就会呈现出其内在的荒凉。《边城》最后的老船夫之死和《漫水》最后的慧娘娘之死值得特别注意，死亡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小说中牧歌性的最终破灭，同时强化的却又是人生偶然性中的悲剧感。现实必然取代牧歌性的幻美形式，裸露出真实的人生情境，这实质上是对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也是小说中感伤情调和忧郁氛围的主要来源。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是彰显边城和漫水所代表的生命形式和人性形态必然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走向衰败，因此，老船夫和慧娘娘之死实质上是现实消解理想的一个隐喻。在这一隐喻中有着沉重的寄托，既表明沈从文和王跃文在现实面前的清醒和难以言说的内心沉痛，也表明小说中环境的牧歌性本身含有悲哀的成分。《边城》和《漫水》中都潜隐着一种弥漫性的人生空幻感和挽歌情调，正是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投射到沈从文和王跃文内心中的困扰及其解脱。

[1]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沈从文.烛虚[M]//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张爱玲.童言无忌[M]//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4]罗先海.“成长”中的乡村叙事与文化坚守——王跃文小说《漫水》学术研讨会综述[J].创作与评论(上半月刊),2013(6).

[5]王跃文.沉醉乡村的理由[N].湖南日报,2012-08-03.

责任编辑：万莲姣

On the Comparative Structure ofManshuiandTheBorderedTownand Its Aesthetic Horizon

WU Tou-wen

(SchoolofHumanities，Hun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Xiangtan，Hunan411201，China)

Wang Yuewen’s noveletteManshuiis a masterpiece about western Hunan, for it absorbs the quintessence ofTheBorderedTownand has abundant poetic extensions toward the image of western Hunan.The two works are both of strong sense of sustenance in which embodies the aesthetic outlook of authors on the ideal form of life, containing vivid tragic connotations.The inner implications ofManshuiform an echoing comparative structure withTheBorderedTown, which internalized into the unitary vis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 lyric novels.

Manshui;TheBorderedTown; western Hunan; ideal form of life; comparative structure

2016-04-20

吴投文(1968-)，男，湖南省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

A

1001-5981(2016)05-00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