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传代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北十堰 442002)

生态伦理语境下《复仇女神》的悲剧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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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北十堰 442002)

菲利普·罗斯在其封笔之作《复仇女神》中，描述了一位道德感沉重的受难式英雄巴基。在错置的责任感和偏执的良知下，主人公不断地进行自我惩罚。他过度的道德感压抑了人的本能和感官，禁锢了个体的自然属性，造成了文明的非人道，从而陷入悲观主义的牢笼。罗斯借助“脊髓灰质炎”这个瘟疫载体，给了正处于现代生态灾难的大语境的人类一个很好的警戒式的生态预言。

措置的责任感；《复仇女神》；“缺陷式英雄”

文坛享有3L称号”(Living Literary Legend——文坛活神话)的美籍犹太裔传奇作家菲利普·罗斯，在近80岁高龄时推出了第三十一部作品《复仇女神》(Nemessi)。这是其封笔之作，也是其晚期作品的顶峰之作。英国《卫报》评论，《复仇女神》是罗斯继《凡人》之后又一部能够引发读者长久兴趣的杰作。[1]30罗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复仇女神》和他早先的3部小说，即《凡人》(EveryMan，2007)、《愤怒》(Indignation, 2008)、《羞辱》( The Humbling，2009)一起，构成了其晚期作品的命运四部曲。这4部中篇小说集中探讨了人一生中所面临的沉重主题：生与死、爱与欲、疾病与衰老、婚姻与背叛、艺术与孤独、傲慢和愧疚，等等。[2]26继“美国三部曲”之后，罗斯开始经常将作品的创作背景植根于当代美国庞杂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洪流中，通过综合地分析和解读美国的复杂社会和历史风云，引领读者将关注的焦点从美国犹太人的精神困惑、生存困境转移到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反思。基于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文明的理论，马尔库塞提出了非压抑性条件下人类的生存状态，即人类的非压抑性生存。它倡导人类从压抑性生存状态解放出来，确立了新的人类自由形象。[3]120这种生存理论使受压抑的人和自然摆脱异化，发挥了生命本能的机能，实现了人的本质总体性，即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这种理论有助于帮助人类本体摆脱压抑，实现自由，畅想幸福，达到主体和客体即人类和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复仇女神》就是一部融合美国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新现实主义作品，[2]31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本主义关怀。

一、沉重道德枷锁下英雄的悲剧之路

《复仇女神》的背景设置在1944年犹太社区纽瓦克。主人公巴基·坎特尔23岁，精力充沛，心地善良，是社区中学的一位体育老师兼运动指导员。他热爱本职工作，对孩子们极有责任心。1944年夏天，可怕的小儿麻痹症(即脊髓灰质炎)开始在这个城市滋生并蔓延，威胁着无数孩子的健康和生命。巴基从小就接受了祖父对他的关于爱和正直的熏陶，认为作为男子汉就应该扛起责任，努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应该帮助孩子们勇敢地去面对瘟疫，战胜困难。在瘟疫肆虐的日子里，他坚守自己的岗位，毅然带领孩子们锻炼身体，强健体魄。但他的努力似乎并未产生什么效果，感染的孩子越来越多，瘟疫就像可怕的海啸，肆意冲击着孩子们的健康且愈演愈烈。巴基的女朋友玛西亚担心他的健康，请求他离开纽瓦克到她所在的印第安山的夏令营工作。巴基开始很犹豫，可是每天看着新闻报道里瘟疫感染人数的剧增，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健康快乐的学生因为疾病而丧生，也感到了恐惧。短暂地思考后，他很快答应了玛西亚的邀请。然而，当心灵得到休憩、放松之后，夏令营的孩子很快让巴基时时刻刻想起自己那些感染了瘟疫而死去的学生，责任感和良知让他陷入深深地自责中。更糟糕的是，复仇女神似乎追随他而来。没过多久，夏令营中也出现了感染脊髓灰质炎的孩子。巴基开始怀疑是否由自己带来了病毒，于是他决定去医院检查。未料他的担心成为事实：检查结果表明巴基是病毒携带者。随后，感染病毒的巴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自此，病魔不仅侵蚀着他的身体，也在吞噬着他的心：自己将病毒带给了心爱的孩子们，还在危难时刻抛弃了处于困境中的他们，还在原本无恙的地方传播着瘟疫，扼杀更多无辜的生命。生活在内疚、自责中的巴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病愈之后，留下了后遗症的巴基只能依靠双拐行走。最终，承载着道德叩问和心灵自我谴责的他无法面对自己，于是离开了心爱的女朋友，离开了从小生长的故乡，独自一人在异地孤独终老。

读完小说，读者深深的痛惜之情难免油然而生。而主人公巴基，与罗斯“命运四部曲”中的另一部即《愤怒》中的主人公马科斯遭遇也有些许相似，他们都具有很多人性中的正能量：正直、热情、富有同情心，等等。不同的是，巴基和马科斯的生长背景不同：他没有一个极度并长久关注自己的父亲，也没有挣扎于传统和反叛之间的经历，反而受困于自己所设置的道德枷锁之中。在罗斯的笔下，巴基是一个极具责任心且近乎偏执的人物形象，很多评论家认为他是罗斯塑造的所有人物中的“高尚”代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有爱心、充满正能量的阳光男孩却遭受如此厄运，借用小说中一位父亲对上帝的质问：正义何在，为什么悲剧总是发生在最无辜的人身上？

二、错置的责任感和偏执的良知造就的“悲剧式”英雄

小说名字Nemesis(《复仇女神》)来自于古希腊神话故事。Nemesis是一位专司报复的女神，专对那些过分狂妄自大、对上帝不敬的人实施惩罚。那么惩罚巴基的复仇女神是谁呢？细读文本，在小说尾声，“我”(阿尼)告诉读者，真正的悲剧根源不是战争，不是瘟疫，而是巴基自身错置的责任感和偏执的良知。自从“那年夏天第一例小儿麻痹症发生在六月初”，病魔便夺走了无数孩子的生命，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身心痛苦。对于孩子们无私的大爱、错置的责任感和偏执的良知使巴基迷失了自己的判断，他将一切归咎于上帝的残酷。正是由于他对上帝的怨恨和极度的狂妄招致了愤怒女神的降临，对他实施天罚，给他戴上了沉重的道德桎梏。整部小说也体现了希腊雅典悲剧(Attic tragedy)的核心主题：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具有一定的宿命论色彩。但同时，也体现出将主人公对现实生活的热爱转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即使无法逃离命运的安排和神的惩罚，也要有大无畏的为人类和文明而献身的精神。在巴基的内心剖析中，我们感受到了邪恶对于个人身心的摧残以及个人的不懈抗争。小说探索的是责任与欲望、义务与向往之间的较量，是另一种对深邃人性的探索。

巴基的人生悲剧，源于外部生活环境和自身的内在缺陷即个人英雄主义，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后者。小说全书开篇就弥漫了了一种“希腊戏剧式的不可避免的悲剧性”，似乎巴基一出生就注定会被笼罩在悲剧氛围和复仇女神的阴影之中。他呱呱坠地时母亲就因难产过世，很小的时候，父亲因偷窃服刑，将抚养他的责任丢给了祖父母。不幸的童年形成了他略显偏执的人格。由于父母关爱和责任的缺失，巴基从小就具备了坚强和责任感。再加上恪守犹太传统的祖父言传身教，对他不断进行着爱、正直和顽强等品质的熏陶，使他逐渐形成了坚定的“责任即宗教”的信念，“要像男人一样坚强，像犹太人一样有毅力”，并时刻 “为一切正义而战”。[4]坎特尔10岁那年，祖父曾鼓励他独自一人打死一只大老鼠，并特意将他的名字由Ace 改为Burky(巴基)这个蕴含了顽强、勇敢、生机与坚韧意志的名字，以此来纪念他的勇敢行为。祖父的谆谆教诲和身体力行，使得巴基逐渐树立了坚强、果敢、诚实、正直、有责任感的人生信条。这些在他内心深处固化了的价值观支配着他的言行，促使他树立起高尚的情操和道德观。但是，这也成为了日后他生命中无法承载的重负。[5]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巴基正在大学专修体育。怀揣着正义和爱国之心的他积极响应征兵以捍卫正义，保卫祖国。然而，因遗传了父亲的高度近视，体格强健的他未能如愿，故无法担负起这样的神圣使命。在他极为敬重的祖父眼中，巴基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随时可以为正义而献身的英勇战士。然而现实却是，在这场全世界范围内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巴基只能置身事外，无法成为真正的英雄。因此潜意识里，巴基感到自己辜负了祖父的期望。看着同窗顺利入伍并奔赴战区，他陷入了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中，“不愿被人看见穿着便装走在大街上”。

大学毕业后，巴基在纽瓦克犹太社区的一所学校做了体育老师。无法跨入历史洪流的他决定将满腔热血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教导孩子们如何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他成为了孩子们心中的完美英雄。当“小儿麻痹症”在纽瓦克爆发并不断蔓延时，巴基的责任感膨胀了：他责无旁贷地带领孩子们对抗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他认为自己这次再也不能退缩了，他有责任帮助孩子们克服对瘟疫的恐惧，他应该带领孩子们加强锻炼，对抗瘟疫。在此期间，他曾经果断并成功地赶走了企图传播疾病的一群意大利男孩，成为犹太社区公认的英雄。然而复仇女神并未心慈手软，感染瘟疫的病例在不断增加，一时间人心惶惶，很多家长纷纷将孩子送往外地避难，或是禁止孩子在公共场合活动。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喜爱，同时也是身体状况最好的学生艾伦·迈克尔斯因瘟疫而倒下，紧接着其他的孩子也一个个地遭受病魔的折磨，巴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恐惧也变得无所适从。彷徨之时，巴基接受了女友玛西亚的召唤，逃亡印第安山夏令营避难。然而，正如俄狄浦斯无法逃遁自己杀父娶母的悲剧命运，印第安山清新的空气和甜美的爱情只能让巴基获得短暂的休憩和安宁。不久，他便开始思念纽瓦克的学生，牵挂着他们的安危，同时开始内省和自责，认为自己抛弃了崇拜自己的学生，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并陷入深深的愧疚中。然而，不幸仍然接踵而至：巴基被检查出是病毒携带者，之后罹患小儿麻痹症，最终落下了腿部残疾。至此，复仇女神似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报复的结果是巴基身心均被摧毁，终日生活在自责和悔恨之中。身心遭受重创的巴基觉得“唯一挽救一丝尊严的方式就是拒绝一切他曾经渴望的东西”，于是他决断地“抛弃”了自己深爱着的女友玛西亚，远离了关爱他的家人和朋友，带着无尽的悔恨与自责直到生命终结。

巴基因患小儿麻痹症使得身体留下残疾，然而真正打垮他的却是其精神世界的坍塌。纵观其一生的脉络，支撑他精神世界的脊柱是自小便开始构建的受难式英雄主义，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剧式的个人主宰中心论。[6]当然，也与其祖父的教导和影响分不开。虽然巴基从小对英雄有着无限的崇敬和向往，但他所膜拜的英雄主义是一种耶稣受难式的英雄主义，这又与犹太文化自身宣扬的人类原罪和受难精神有关。犹太宗教认为，人类自诞生就要开始受难，并且主动地去承担责任，以此获得救赎。[7]在这样的精神教化下，受难式英雄主义者们苛刻地内省与自责，主动惩罚自己，甚至自我虐待。可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生态伦理所宣扬的人本关怀尤其是对自身的人本关怀相悖，超越了人的发展阶段，忽视了人自身的需要。人本主义认为，人类世界由自然、人、社会3个部分构成，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和谐发展。

尽管，巴基的自我惩罚只是针对自己，但是在自我折磨的同时，其在客观上也伤害了那些真正关心爱护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破坏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他过度的道德感压抑了人的本能和感官，禁锢了个体的自然属性，造成了文明的非人道，从而陷入悲观主义的牢笼。巴基因童年缺失亲人的关爱而一味固执地将偏执的责任感追加在自己身上，给自己戴上了道德的枷锁；上大学时因为视力差不能奔赴欧洲战场，他又极端地指责自己；瘟疫爆发时，他因爱情的召唤而逃离纽瓦克来到爱人玛西亚所在的印第安山时，又被自己良心指责，给自己定了“背叛”的罪行；当得知自己是脊髓灰质炎携带者时，他彻底崩溃，觉得自己就是这场可怕的瘟疫的罪魁祸首。在双重道德的拷问下，巴基被牢牢地钉在自设的良心耻辱柱上无法解脱，更无法释怀。他憎恨自己，以为唯有最大极限地惩罚自己，才能消解无限的愧疚感。这正如斯坦伯格医生所言：错置的责任感会消减人的意志，最终走向毁灭之途。

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伦理

生态学的两大原则，即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和实现人的自我需要。人的存在是基于自在与自为双重维度的展现。自在性即人的感性自然的规定性；自为性即人对自然性的内在超越性。人的自在性与自为性的辩证统一就体现在，人既要回归自然，回归人本身，也要超越自然规定性，实现自我创造。《复仇女神》文本中，亲眼目睹心爱学生的离世，悲痛之心可以理解，但主人公巴基过分强调了自己的责任与负罪。深层次地分析，他因过度强调自身的自为性而忽略了自在性，忽视了人的自我需要。于是，这导致了主人翁单向度的发展，造成了他的悲剧收场。

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位可与巴基比较的角色，即巴基的女友玛西亚。与罗斯以往作品中的女性不同，玛西亚是一位坚强、执着、却处处体现着人文关怀的女性形象。两人之间原本有着美好纯洁的爱情，当巴基因心爱的孩子们感染瘟疫而恐惧迷茫时，她请求他离开危险的疫区，和自己在一起，让时间和空间释放他沉重的负罪感。然而巴基却固执地要做一个受难式英雄，无情地将她抛开。然而，她依然希望巴基能从这场灾难中走出来，重拾两人昔日的美好。文本中玛西亚在1944年7月给巴基留言：“My man, my man,…(我的男人，我的男人，……)”。“My man”重复的20次是她发自肺腑爱的呼唤。有学者认为，这里“My man”也可以理解为“我的人类啊！”在这里，罗斯塑造了一个极其完美的女性形象，在她的身上体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

小说中另一个体现人本关怀的典型形象是阿尼·梅斯尼科夫，巴基的学生，也是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在瘟疫猖獗的时候，阿尼也未幸免于难，身心遭受侵害，但他却没有被病魔击垮。他没有过多地抱怨上帝，也没有一味地自卑逃避，没有脱离生活的正常轨迹，他积极地协调与自然(病魔)的关系，所以他生活得很精彩。

通过玛西亚和阿尼，罗斯告诉我们：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遭遇不可避免的磨难，但是如果能正确、积极地应对，生活依然是美好的。灾难对人类本身就是磨难了，我们绝不能延续并人为地加重其负面影响。 因此，人类应该在尊重自然、维持自身生存的基础上，合理地促进自然生命的再生，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持续再生的空间。尤其在面临人类与自然伦理关系遭到破坏，产生危机的状况下，应该摒弃对抗和征服，做到理性面对，尊重自然，设法调整到与之和谐、协调的伦理关系；以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为终极追求，坦然地面对自然，凸显人类主体的人道性、尊严性、伦理性、道德性和文明性。这，才是人类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4]119

结语

罗斯借“复仇女神”(瘟疫)警告人类，在无比强大的生态灾难语境中，人类个体要以宽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去协调，而不是一味地去仇视甚至对抗。《复仇女神》中的巴基妄图以个人的一己之力去对抗自然，并以过度的自责感和负罪感铺就了自己的悲剧之路。对此，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在弗洛依德文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种理性的文明和非理性的爱与协调一致的新的乌托邦，以实现“非压抑升华”。这种理论提倡人类道德视域应该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的视域，放眼整个生态系统，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的种间伦理，以维护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8]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存在着巨大生态问题的社会中，如何协调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合理利用自然服务于人类，便显得格外紧迫。

美国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森曾在其一本专著中指出：我们总是狂妄的谈论征服自然，那是我们自身不够成熟的表现。人类只是巨大宇宙中的微粒，自身能力的急剧膨胀，从某种意义上说或是自身的不幸，甚至会是悲剧，因为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9]有着新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复仇女神》通过缅怀历史，展现了主人公巴基的责任意识与个人欲望之间的冲突和对抗，犀利地探讨了人类在面对重大不利的自然境况下其实是怎样的无力；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应该如何去应对，以此表现了罗斯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与深切关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复仇女神》是一部在一定历史境遇下探析人类深度灵魂和深邃命运的道德寓言。[2]26借助《复仇女神》中的瘟疫，罗斯给了正处于现代生态灾难大语境中的人类一个警戒式的生态预言。

[1] 唐敬伟. 命运所不能承受责任之重[J]. 作家杂志，2013(9)：31.

[2] 陈红梅. 《复仇女神》: 菲利普·罗斯又出新作[J]. 外国文学动态，2011(4):26.

[3] 步蓬勃. 走向幸福：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马尔库塞生态伦理思想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119，120.

[4] Roth, Philip. Nemesis [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2010:173.

[5] 金万锋，邹云敏. 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耻”——论菲利普·罗斯新作《复仇女神》 [M].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11(2)： 123.

[6] 李俊宇. 后大屠杀语境下的沉思: “复仇女神”中的受难式英雄主义[J]. 常州理工学院学报，2013(1)：41.

[7] 金万锋，邹云敏. 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耻”——论菲利普·罗斯新作《复仇女神》 [M].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11(2)： 123.

[8] 聂珍钊，黄开红.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游戏理论关系问题初探——聂珍钊教授访谈录[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55.

[9] Linder Lear. Rachel Carson：Witness for Nature[M].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97:407.

Reflection on the Tragic Journey of the “Defect Heroin” in Philip Ruth’sNemesisunder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Disaster

QIAO Chuan-da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Hubei University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Shiyan 442002, Hubei, China)

InNemesis, with a simple plot, Philip Roth describes the tragic journey of a “defect hero” who has a strong sense of moral. The hero condemned and punished himself continuously due to his misplac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bigoted conscience. His excessive sense of moral stifled the human’s instinct and imprisoned the individual’s natural attribut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inhuman and made himself fall into the trap of pessimism. With the aid of polio, Ruth warns human being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ecological catastrophe with an alert ecological prophecy.

Misplac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Nemesis; “Defect hero”

2016-01-05

乔传代(1980- )，男，陕西西安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伦理拷问与道德冲突—菲利普·罗斯《美国三部曲》的文学伦理学解读”(15Q126)研究成果。

I106.2

A

1672-4860(2016)03-003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