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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并置·讽喻: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的空间叙事

2016-02-15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尤恩史蒂芬麦克

陈 丽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重复·并置·讽喻: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的空间叙事

陈 丽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时间与儿童是麦克尤恩小说《时间中的孩子》的两大主题。时间的弯曲变形和儿童的形象意蕴成为麦克尤恩表达政治讽喻和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主要方式,然而作品中的空间运用不可忽视。文章运用佐伦空间叙事学理论,从地形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三方面入手,考察空间结构在《时间中的孩子》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驱动力。文本空间结构不仅推动了叙事进程,还促进了主题意义生成和表达,并实现了麦克尤恩讽喻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新英国”改革的终极书写动机。

《时间中的孩子》;空间叙事学;叙事线条;空间意蕴

一、引言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的小说《时间中的孩子》(TheChildinTime,1987)一直被视为其冲破个人内心小世界的转型力作,被誉为一部走向“真正的成熟”的作品[1]59,标志着麦克尤恩“小说创作主题和技巧的成熟与转型”[2]88。麦克尤恩本人也认为《时间中的孩子》容纳了“政治、道德、社会、喜剧等可能性”[3],突破了前期两部短篇小说淡化时空的现代主义叙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转型之作”[3]。不同于麦克尤恩初登文坛时小说阴郁逼仄的叙事情节,《时间中的孩子》的叙事进程以儿童作家史蒂芬因3岁女儿丢失导致的家庭剧变为框架,叙述了主人公史蒂芬经历了一系列奇幻的时间体验,引发了其对时间变形和儿童形象意蕴的思考,最终重获生活希望和家庭温情。时间与儿童也成为多数评论家们青睐的主题,他们肯定了这部作品中有建设性的论述,尤其是其中融入的集权政治和人性道德等多元因素思考,认为麦克尤恩寄希望于儿童似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拯救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危机[4]iv,小说中的儿童主题表现出“当代纷乱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因素”[5]481。然而,他们在论及这部作品的主题表达时都宕开笔墨,未进一步从叙事空间角度讨论文本内部表达作品主题的形式化叙事驱动力量。

叙事学中的空间研究受到当代西方文论空间转向潮流的影响。巴赫金提出的“时空体”(chronotope)概念和约瑟夫·弗兰克创造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概念,将空间提升为与时间同等重要的叙事存在维度。在此基础上,加布里埃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建构了空间理论模式(spatial pattern),分别从纵向和横向区分了空间构成层次和空间度量幅度,以整个文本共时性感知连接文本的多重边界。在纵向维度上,佐伦将叙事文本空间结构分为地形(topographical)、时空体(chronotopic)和文本(textual)三个不同的空间建构层次;在横向维度上,他区分出了空间单位(units of space)、空间复合体(the complex of space)与总体空间(total space)三种空间领域。在时空纵横矩阵中,叙事文本获得了内在的文本空间,推动了故事空间的线性延伸。

本文以佐伦的空间叙事学理论分析为基础,从地形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三方面入手,考察空间结构在《时间中的孩子》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驱动力,关注空间因素在撒切尔政府“新英国”社会历史语境中具有何等复杂的政治寓意。

二、地形空间下的“反乌托邦”政治图景

根据佐伦的叙事空间模型,地形空间是一种静态的实体空间,通常以对立的空间概念呈现,如里和外、村庄和城市;也可以是人或物存在的形式空间,如神界和人界、现实和梦境。这种地形空间的理解“注重诗学想象的空间形貌和象征意义”[6]83。地形空间的建构可以通过直接描写达成,如巴尔扎克对环境和背景的直接描述;也可以通过叙述、对话或散文式的文本得以重现[7]315-317。《时间中的孩子》作为“一部英格兰状况小说”,“故事背景不同于《水泥花园》中不知地名的乡村荒地,也不同于《陌生人的慰藉》中隐晦所指的威尼斯,而是写出了明确的地理空间——伦敦城及周围各郡”[2]89-90。小说中,麦克尤恩将反乌托邦描写和叙述与伦敦及周围各郡的地形空间联系在一起。这两者貌似不相干,然而,放到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来考察,两者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面临经济滑坡、世界大国地位不保的困境。撒切尔夫人上台后,针对英国福利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即“新英国”改革,积极推行非国有化政策和压缩国家的福利财政支出:英国大部分公用事业部门,如英国电信公司、煤气公司、航空公司等多个国营企业都实行私有化;在医疗保健等方面停止无偿服务,主张购买服务;部分群体获取补贴的资格被取消,如18岁以下的青年人、全日制学生、已婚的劳动妇女和有私人退休金的提前退休者;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逐年减少,将在校大学生的补贴改为教育贷款。这些措施虽然让英国社会政治、经济面貌大有改观,但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滋生出种种社会危机[8]132。这种社会矛盾在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中反映得尤为明显。实际上,麦克尤恩曾在1983年公开表示:“撒切尔夫人统治下的英格兰令我厌恶。”[9]187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农人的午餐》(ThePloughman’sLunch,1984)也发出了反对撒切尔政府的声音。

正如麦克尤恩犀利简练的叙述,作为英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伦敦,在小说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瘫软衰败的反乌托邦政治图景。在史蒂芬的视角下,伦敦的早晨从公共交通的完全瘫痪开始。通往沃克斯霍大桥的汽车长龙大面积堵塞,这种拥堵与政府提倡的私有化进程不无关联:一方面,象征着“自由”行动的私家车数量急剧上升;另一方面,“自由”的空间不断压缩,主体行动空间不断丧失。在“新英国”改革政策下,政府对公共交通补贴大幅削减,代表着交通私有化形象的小汽车大量涌上街头,人们并没有享受到真正自由的行驶空间,更多的是现代文明下物质主义的空间挤压、人的物化和主体性的丧失。史蒂芬每天去往政府白厅开会途中见证的这一幕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被困得死死的车辆,车身颤动不已,每辆车上都孤独地坐着一名司机。寻求自由的口气便不免显得更为妥协,没那么激进了。套着戒指的手指耐心地敲打在发烫的锡铁车顶的边框上;……报纸摊开在方向盘上……不看报的司机便呆头呆脑地听着广播。人行道上不断前行的人流一定让司机们感到了某种相对的移动,仿佛在缓慢地向后漂流。[10]1-2

正是这种荒谬的二律背反关系使麦克尤恩将地形空间与反乌托邦联系了起来,作家以冷静的洞察力看出乌托邦危险的一面。这里,他关注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的潜在影响”[11]49。在麦克尤恩看来,政府的私有化改革根本不合时宜,它带来的注定是人的精神异化和社会生活的凋敝。也正因为此,麦克尤恩在小说的第四章就对伦敦西郊居民区的空间描述着墨不少。“限制用水将伦敦西郊的房前花园变成了尘土地。无穷无尽的水蜡树,棕色的树皮干裂易碎……一路上看到的惟一的花朵是偷偷开在窗台上的天竺葵。”[10]89这些荒凉的地形空间描绘,令人自然地联想到艾略特的著名诗作《荒原》。这幅伦敦西郊的荒原图,在小说中看似是史蒂芬去父母住处途中的掠影,实则是作家通过其视角来透视乌托邦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危险根源所在。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撒切尔政府的“新英国”政治经济改革虽然以拯救英国经济滑坡、重振大英帝国的大国形象为名,但其牺牲的正是普通大众的自由生存空间。可以说,英国政府(“国家父母”)丢失了人性化关怀(“孩子”),这也体现出麦克尤恩对政府与公众关系的诠释,对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失落。这种失落感恰如史蒂芬丢失女儿后的心理空间的写照。

三、时空体空间下人物心理的厚描

“时空体”这一概念源自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相对论的时空观是四维的,即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巴赫金将“时空体”引入文学空间的研究中。在《小说中的时间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中巴赫金通过对时空体的阐述,侧重时间的空间化形式,“时空体是时间在空间中物质化的首要方式,它是表征小说各种主题要素和情节意义的手段”[12]118。在此基础上,佐伦提出,时空体是一种由事件和运动构成的空间结构,包括共时和历时两种。在共时性空间结构中,物体分为静止和运动两类,共时性时空体就是运动或静止的客体在某一叙事时间点上,在文本中相互联系构成的空间关系[7]318。

《时间中的孩子》将叙事焦点聚焦在儿童作家史蒂芬身上,讲述了他因丢失女儿,从逃离时间到遁入时间再到面对时间,最终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白厅”“洪钟酒吧”和“树屋”等空间意蕴凸显出异质时空体之间的并置与对立,并共同指向童年的象征意义和现代人类境遇的困境。在时间的厚描(thickening of time)下,叙事进程不断推进。

“白厅”代表英国政府的办公地点,在小说中被再现为一个否定性的静止空间,一个融合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政治空间,对主人公史蒂芬的叙事心理发生作用。作为儿童畅销书作家,史蒂芬入选政府育儿委员会,参与制定官方《育儿手册》。然而,白厅中的大小会议,对制定保护儿童成长的政策,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意义。白厅中的会议冗长拖沓,每周一次的议题似乎永远未能达成一致,只有线性时间向前无限延伸。这种否定性的静止空间往往透出一种被动的、凋落的、陈腐的气氛。白厅的周会虽然代表着国家最高育儿政策的发布来源,但对于史蒂芬而言,只能算是“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参加会议”[10]5。在这种重复的静止空间中,史蒂芬常常“带着尊敬而专注的神情,一言不发”,“满满一屋子的人……加剧了他的沉思默想”[10]5。他的思绪总是逃离到另一时空体中,“他想的最多的是妻子和女儿”[10]5。在麦克尤恩的笔下,白厅里的时间仿佛凝滞,空间指涉也不断异化,时空不断跳跃,从白厅到史蒂芬童年的学校,从凯特最后一次离家到史蒂芬童年时独自离开父母、乘坐飞机,叙事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白厅成为史蒂芬逃离悲伤、回避家庭分裂的空间。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平静地、反复地回想最抗拒的那一部分记忆。丧失女儿之后的史蒂芬,利用各种方式逃离时间,拒绝接受女儿凯特失踪的事实。比如在她生日前去玩具店买礼物,执拗地指认小女孩露丝是女儿凯特等。在某种意义上说,史蒂芬对女儿的疯狂寻找是对抗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在此过程中,史蒂芬也遁入自己的童年,走入内心封闭的空间。

“洪钟酒吧”这一段的描写颇有几分时空体下时空弯曲的魔幻色彩。在小说第三章中,史蒂芬穿越时间,在洪钟酒吧窗外看到自己年轻时的父母,并神奇地劝说母亲保住尚为胎儿的自己。接着时空突然转移到小木屋,史蒂芬和妻子冰释前嫌,孕育了新生命。更神奇的是在第五章,史蒂芬奇迹般地躲避了一场车祸,之后解救了车祸中的卡车司机。通过这些异质时空体的交错,时间的维度似乎对史蒂芬敞开,使得他能够自由穿行在不同时空体中,重新体验与世界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出史蒂芬逐渐走出内心的封闭空间,摆脱之前的天真状态,开始面对时间进而走向成熟。这正如他在写作《柠檬汽水》时给孩子的忠告:“做儿童的时间是有限的……童年不会延续,不可能延续,迟早都会结束,完蛋……”[10]30查尔斯·达克的死亡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投射出麦克尤恩对集权政治的警告。小说中,政府保守主义政策造成社会瘫软,大众媒体各种形式的宣传不断在伦敦街头出现。如果说这仅仅是麦克尤恩式的讽刺,那么政府官员查尔斯·达克的悲剧就反映出政治对人性的扭曲与压抑。达克对自由和安全的向往加深了他对丧失了的童年的向往,最终他选择逃离到乡下,选择居住在“树屋”。这种强行逆转的时空体,并没有消除达克心中对重回童年自我的渴望,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内心成人自我与童年自我的矛盾,最终达克选择孩子气地在树林中受寒而死。

异质时空体的交错受作家意图、人物行动和情节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时间中的孩子》一书中,时空体的建构同作家的创作意图密不可分,它们成为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治经济改革背景下时代话语的隐喻。静止的白厅空间暗示了史蒂芬对英国政治繁文缛节的弃绝,异质空间的并置凸显出童年的短暂、时间的不可逆转。时间的治愈性使得成人能够面对现实的残酷,走出内心的空间桎梏。

四、文本空间下的视角与叙事线条

在佐伦的文本空间理论中,所谓文本的空间即符号文本的空间结构或文本所表现的空间,它的构成受三方面的影响:语言选择、文本的线性时序和视角结构[13]551-556。这一论断与之前弗兰克的空间理论一脉相承,都强调文本结构生成的意义。空间形式是文本叙事结构打破线性顺序和因果关系等时间性因素,以共时性的空间叙述方式展开,其常见形式有:并置、碎片蒙太奇、多情节、省略时间标志、弱化事件与情节以给人一种共时性的印象、心理描写、百科全书式的摘录等[7]319-322。叙事的多重线条影响文本空间的建构效果,叙事不再强调线性发展的行动,转而关注同一时间里发生的多个事件。叙事线条交织将多重意象并置,使得叙事语言的风格空间化。在《时间中的孩子》中,麦克尤恩在叙事线条的选择上有意强化了空间因素。例如,麦克尤恩在小说开篇描述了史蒂芬在白厅的心理空间——从育儿委员会的场景,闪回到史蒂芬在超市丢失女儿的场景。空间的并置取代了时间维度,故事历时性的顺序被有意破坏,多重的叙事线条颠覆了时间指涉下的逻各斯秩序。麦克尤恩似乎有意表明,孩子并不是文学家们笔下的理想,也不是政治家们愚弄大众的工具,而是人性中最柔软、最真实的一部分。

对于读者来说,过去与当下的时间碎片并置,消除了过去与现在的区别。过去与现在的区别更多地体现为空间上的感知。这在《时间中的孩子》的章节编排中可以体现。全书共九章,每章节以自然章节的顺序编排,虽未冠以章节名称,但小说的叙事进程却“象征孕育孩子9个月”[14]100。这种淡化时序的叙事,凸显了以文本建构空间生成意义的结构处理。麦克尤恩在谈到《时间中的孩子》的结构时说:“《时间中的孩子》的情节完全是由孩子的孕育所控制的,因为小说将以孩子出生结尾。”[3]然而,这种线性时序只存在于宏观叙事中。在微观叙事进程中,时间的空间化主要表现为场景的交替转换,时间的叙事化特征被淡化处理。比如,叙述者史蒂芬首次出现在小说中,正是他经过伦敦早高峰的街头,经过沃克斯霍大桥前的汽车长龙,坐在白厅参加育儿委员会的会议。下一个场景中,他便是学生时代的史蒂芬。叙事时间在文本中被弱化处理,与场景、人物内心的冲突相比,时间和因果关系弱化殆尽。从佐伦的空间理论模型看,这正是叙事文本利用空间模式来表现时间,推动整个叙事进程。“当年代被取消至少被严重淡化时,真正的空间形式终于出现了……在那里,时钟的时间——或任何种类的线性时间——并不成为叙述的一个因素。”[15]149-150叙事线性时间的破坏使得共时性叙事得以空间化和立体化,增强了叙述的镜头感。

在佐伦看来,视角与聚焦对构建文本空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叙事视角会影响空间的重构,不同的聚焦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效果。来自隐含作者与叙述人的讲述使小说在人物与视角的交织中形成了立体空间幻觉。”[6]88《时间中的孩子》中存在双重视角结构:故事层的主人公史蒂芬,以及话语层的叙述者。通过视角的切换,文本中的叙事空间交错出现,在文本内产生了百科全书式的潜文本重叠和多重象征意义,囊括了政治、量子力学、家庭、男性气质等多个话题。隐含作者首先构建的是故事层叙述者史蒂芬视角不断变换下的叙事空间。在小说第一章,史蒂芬在白厅中参加会议的沉默不语,从他童年时期在学校时的风景,“杂乱的、未开垦的土地,紧挨着一片橡树和山毛榉树林,再远处延伸着一大片海滩,还有一条蓝色的潮汐河……”[10]7-8,到自己和女儿凯特最后一次出门时温馨的场景,最后回到白厅那冗长无聊的会议桌前。话语层的叙述者不时跳跃到故事层补述主人公的行动,这种跨层视角的频繁更替在文本空间的建构中重复出现,指向共同的文本主题,形成了一股循环的叙事力量。成人心中的童年,犹如走失的凯特,再也找不回来。记忆永远只能存在于时间维度上,强行退回童年必然出现达克一样的悲剧。官方《育儿手册》表面上是官方育儿委员会专家们讨论的成果,实际上却是首相授意下由部长达克一手完成。其中心思想是成人和社会对孩子的规训,这也从侧面隐喻了集权政治下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文本结构在“时空体”矩阵中不断延展,在使得叙事无限接近历史真实本身的同时,也表述了麦克尤恩对当下历史事件的反思。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空间结构在《时间中的孩子》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驱动作用。对伦敦及周围各郡的地形空间的描写,隐喻了对反乌托邦的政治图景的讽刺与担忧。在麦克尤恩笔下,撒切尔政府的“新英国”改革,牺牲的正是普通大众的自由生存空间,丢失的是西方传统文明中的人性化关怀。小说还通过对“白厅”“洪钟酒吧”和“树屋”等空间意蕴的直接描写,凸显出异质时空体之间的并置与对立。对人物心理的时间厚描,指涉了童年的象征意义和现代人类境遇的困境。在建构文本空间结构中,通过叙事线条的交织、时序的破坏和叙述视角的跨层等手段,小说文本结构呈现情节并置、叙事时间跳跃、叙事进程循环发展等空间形式和结构特征。不难看出,在叙事进程演进的背后,隐藏着作家麦克尤恩的叙事愿景。与前两本小说《水泥花园》和《陌生人的慰藉》相比,《时间中的孩子》展现出麦克尤恩“对家庭、人性与生命的尊重”[2]109,该书将人物内心空间的描写与政治现状和社会矛盾联系起来,秉承了英国小说对人性关注的传统。通过对空间形式的多维建构,麦克尤恩在文本内部注入了对历史事件的反思,试图通过小说隐喻式创作对社会政治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深层寓意不仅构成了《时间中的孩子》意蕴深远的魅力,而且标志着麦克尤恩走出封闭狭隘的情感创作空间,走向更为广阔的多元化创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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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tition,JuxtapositionandSatire:TheSpatialPatterninMcEwan’sTheChildinTime

CHENLi

(SchoolofForeignStudies,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241003,China)

Time and child are two main topics in McEwan’sTheChildinTime. Political irony and moral crisis in modern society are mainly conveyed by means of time distortion and child image. However,spatial pattern is also a major way that cannot be ignored. From a spatial-narrative perspective,this paper studiesTheChildinTimewith its spatial form,which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the choice of the topographical space,the metaphor of chronotopic space and the design of the textual space,and explores the driving force of structure configuration taking place in the implication production. It holds that the spatial pattern plays a role both in plot development and thematic generation. McEwan achieves his ultimate writing motivation by his satire of the Thatcher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New Britain” reform policy.

TheChildinTime;spatial pattern;narrative lines;spatial-narrative

2016-05-26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5A353);安徽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能力发展研究项目(0613500311)

陈丽(1981-),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I561.074

A

2095-2074(2016)05-0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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